达特评《权威的概念》

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权威的概念》
  
作者：丹尼尔·达特
译者：王立秋
译自：The Notion of Authority: A Brief Presentation,Alexander Kojève, Verso Books, 2014, 224pps, $17/£15, ISBN: 9781781680957
 
 
 
最近出版的这本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权威的概念》（法文原版于1954年出版）的英译本，是对关于权威的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理解科耶夫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文本。尽管科耶夫(1902-1968)富有影响力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在欧陆哲学家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和让-保罗·萨特，以及像利奥·施特劳斯那样的美国哲学家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书却是主要为二战期间的欧洲听众写作的政治读物。这个文本最好与后来关于权威的哲学研究放到一起来读，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论文，《什么是权威？》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权威研究》，这三个文本都力图以不为压迫、父权或传统主义正名的方式，把权威带回政治生活。
 
尽管标题如是，但阿伦特和马尔库塞的书并没有给出权威的哲学定义，科耶夫倒是为理解每一种类型的权威提供了一个定义和图式。科耶夫首先快速地给权威做了一个整体的定义，继而就三个关于权威的分析的独特范畴展开论述，这三个范畴分别是现象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科耶夫最终发展出来的（权威）图式可以说是科学的。他指出，权威的总体组合有六十四种，其中包括四种纯粹的类型，和由这四种纯粹类型组成的十一种复合类型。他进而对权威作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上的演绎。
 
科耶夫关于权威的核心定义是“权威只被用来左右能够‘反动’的人，也就是说，能够依代表（或‘体现’、‘实现’、‘行使’）权威的人来做出改变的人”(p.7)。对科耶夫来说，所有权威从根本上说都起源于他所谓的“神的权威”或“父的权威”，他又把权威定义为“能够在我没有可能对之反动的情况下作用于我的东西”(p.12)。本质上说，权威作用于不反动的他人，尽管他们有能力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权威是不许诺地行动的可能性”，p,9）。这个定义的要点在于，真正权威的行动不会遭到权威加诸于身的人的反对，这样它就不同于对权利的行使，在后者那里反对是存在的。因此，行使权威和使用强力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在一个人使用强力的时候，他们（被强力作用的人）也就有效地消除了他的权威。指出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在阿伦特和马尔库塞支持一种否定的权威定义的同时，科耶夫却力图对权威给出一个肯定的定义——一个他在二战期间，在政治上可以使用的概念。
 
 
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
 
科耶夫辨识出了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父亲的权威、主人的权威、领袖的权威和法官的权威。这四种类型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种独特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以及一个提炼它的哲学思想流派。
 
种源(seminal)的权威是神的权威，这是一个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概念。在西方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来看，权威首先指的是上帝在个体之上，对个体的统治，这种统治的范例，便是父亲对子女的权威。或者换句话说，父亲的权威说到底是一种神学类型的权威，因为在行使他的权威的时候，父亲是站在宇宙的始因的位置上或者说代表宇宙的始因，以上帝的替身的身份来行使权威的。对经院哲学家来说，一切属人的权威都有某种神圣的本质或者说来源。在上帝死后，世俗的父亲（人物）的权威取代了神圣模式的权威，尽管科耶夫并没有对此加以阐发。
 
第二类纯粹类型的权威是主人的权威，就像在G.W.F.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阐发的那样。黑格尔的理论是对权威的最为发达、发展最充分的哲学描述。但它也有弱点，它的弱点就在于这一事实——即，由于黑格尔看到所有形式的权威都来源于主奴之间的那种权威，它（黑格尔的权威理论）就把权威化约为主奴关系，如此也就没有给父亲的、或者说领袖的权威的独特理论留下任何空间。
 
就理解权威而言，黑格尔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让“风险”扮演的角色（分配给风险的作用）。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主人是在为承认而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出现的：奴隶选择服从而不是死亡，而主人则做好了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来获得承认的准备。然而，奴隶不会永远服从。主人的权威预设了战争和流血的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它也就预先设定了它自己的最终的消失(p.82)。因此，带来主人的，是死的风险。
 
在科耶夫的体系中，因为主人的殊死搏斗和它呈现的风险会引发革命或战争，故而，领袖的形象，科耶夫的第三种纯粹类型的权威也就出现了。因此，对科耶夫来说，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主奴关系的阶段。领袖的权威之概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对科耶夫来说，领袖包括诸如“预言者、先知和祭司”和“院长、导师、相对于弟子的大师、先知等等”(pp. 19-23)那样的人物。领袖的权威基于一种领袖提倡的，以未来为导向的计划或观念。尽管领袖的权威可以通过（在选举中）当选而获得，但指出这点是重要的，即选举本身并不能保障权威，（在选举完成之前）在那个作为候选人的人身上，权威就已经存在了；选举只是显明这种权威。不可把权威与承认权威的外部符号混为一谈。
 
第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是法官的权威，科耶夫把这种权威和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放到一起来说。对柏拉图来说，不依赖正义的权力只是一种伪-权威，除“作为正义的权威”外的一切权力都只是野蛮的强力。
 
个别地说，这四种类型的权威都没有对权威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这仅仅是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作为对权威给出一个普遍有效的解释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但黑格尔的否定与总体的本体论只能解释主人的权威，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原动力论也只能解释领袖的权威(p.57)，就像经院学者和柏拉图对其他两种权威的理解那样。然而，一个完整的权威理论，必须对所有者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都加以解释。
 
 
权威与国家
 
在本书评的剩余篇幅中，我将解释科耶夫是怎样尝试理解这点的，即，一个国家怎能在没有神的权威/父的权威的情况下运转的。
 
他从攻击“社会契约论”开始，所谓社会契约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即，一个社会的成员为获得社会的好处而进入一种不成文的，同意服从该社会之法律的协定。特别地，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让-雅克·卢梭通过“公意”的概念给多数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威：这种权威给社会的整体高于其部分的特权。对科耶夫来说，社会契约论取决于这样的社会观，即，认为社会植根于其物质的（经济的）实在，后者反过来又意味着，社会基于形质遗传，并处在父亲的压迫的权威之下。
 
事实上，卢梭公意观念隐含的权威概念是父亲的权威加上了法官的权威。正如科耶夫指出的那样，社会契约论基于“父亲和法官的组合，但它绝不受领袖的权威的特征的影响”(p.41)。科耶夫更喜欢领袖的权威而不是公意，后者对他来说还是太过于与传统和对集体认同/同一性的保存纠缠不清。
 
科耶夫试图推翻社会契约论的三个方面。首先，他想为社会中的主人和领袖的权威引入一个新的角色(作用)。其次，主人的殊死搏斗带来了革命或战争，因此，一个主奴关系的阶段，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卢梭的公意之权威缺乏主人为压倒他的奴隶而作的斗争。第三，社会契约论中有这样一个危险：如果我们解释多数的权威，那么法官的权威就消失了。
 
实际上，法官的权威与其他三种类型的权威是对立的，因为如果它们（后三者）是正义的，那么就不需要法官了(p.51)。在关于权威的形而上学的部分中，科耶夫指出，所有现世的权威模式都是与永恒、神圣模式的权威相对的，因为根据他对权威的定义，所有权威都必然源于这样一种状态，其中，对权威的反动说到底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官的权威的来源，和父亲的权威一样，也是外在于时间的。像斯大林和希特勒那样的极权主义领袖并没有父亲的永恒的权威，而只有领袖的，现世的权威；然而，不幸的是，法官的权威并没有驯服他们。他们不具有永恒模式的权威，但他们有一种通过他们对未来的远见而获得的首要性（在斯大林那里，科耶夫是欣赏这点的(p.49)）。
 
领袖通过革命（尽管是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他的权力。资产阶级想要向平民一样忘记他们的起源，与他们羞耻的过去脱离关系，所以他们通过摆脱君主和教会而切除了父亲的权威(p.64)：“父亲的权威的压制有一种明确‘革命性’的特征：‘宪政’理论出自于反抗和革命的精神，它生成并在同样程度上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p. 64)。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应该被读作科耶夫对黑格尔的历史之终结与末人的观念的阐发。这一切除引出了领袖的权威，而资产阶级主导的时代，也在对当下，只对当下的迷恋中开始（这也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最关注的是食物和性而不是其他）。然而，说到底这个当下还是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在这种切除后遗留下来的权威——也就是说，被剥夺了“父亲”要素的权威——是什么？在思考可能遗留的不同类型的权威的时候，科耶夫指出，“’主人和法官’的变种给了我们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型的权威，而‘领袖/法官’的变种则给了我们希特勒版的权威，同时，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则是’法官和领袖’的变种”(p. 68)。在父亲权威被切除的语境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在消除父亲元素的时候法官与主人对立，那么结果就会导致向“阶级正义”的倒退。一切无稳定领袖、主人和法官的革命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没有平衡。对平衡的需要是明显的——科耶夫写道：“与主人的权威孤立的领袖的权威有‘乌托邦’的特征：与其执行分离的立法建构了一个与当下没有关联的’乌托邦’（也就是说，它未能在当下掌权），它还会拉跨生产它的那种权威——并随之而进一步拉跨’分离形式’的国家本身”(p. 75)。
 
科耶夫为权威的失衡问题——它接近于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权的处境——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他所谓的“国民革命”(révolutionnationale)。领袖指导的革命远见不是乌托邦，因为它反对当下并拒绝拿光荣的过去来炒冷饭。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革命的远见等同于维希政权下马歇尔·贝当的“国家革命”(Révolutionnationale)，后者以“工作、家庭和祖国”为口号。贝当的革命观是科耶夫的远见的反题，因为它显然依然与过去的权威和父亲的范式绑在一起。同时，科耶夫支持奠立在“主人-领袖”权威模型之上的国家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国家必须奠立在出自主奴辩证法的那种风险之上：也就是说，必须基于革命。但这又是一个进步的迹象：他把允许战争的权威放到他所谓的“显会(manifest assembly)”——一个类似于议会的，由人民组成的机构——手中并因此而没有完全遵从手握权力的个体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