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差的校对，出版社看来不好
很差的校对，出版社看来不好。
第一页，三个“吴晗”成了三个“春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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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故人书简》
□雪飞
“大学是一场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大学之最有意义者二事：一为赡养许多教师，二为发出许多文凭。”这么一小段话，如果是出自陈丹青的微博，恐怕您并不觉突兀；如果它出自叶圣陶呢，出于教育家叶圣陶老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私人信札，会不会让您别有心会，怅惘良久？收信者黄裳的反应是“反复感叹”，想起自己跟“老师宿儒们坐在一起……听见许多不着边际的漂亮话，觉得实在是身在骗局之中了。”犀利吧，在叶、黄两位，不过是私下里的实话实说。一册不厚不薄的《故人书简》，说旧书版本，叙文人往事，品笔墨趣味，聊收藏轶事，偶而捡拾旖旎佳话，而吴晗、钱钟书、沈从文、黄永玉、俞平伯、叶圣陶、汪曾祺、卞之琳等人，也渐次从一则则尺牍旧文中走了出来，有情有性，有叹有笑。
汪曾祺的每一封信，都像一则小说；吴晗评蒋介石“一分钱要一分货，叫他作补缸人，决不会错”；朱自清在吴晗起草的“拒领美国‘救济粮’声明”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意犹末尽，还携带着声明四处征求签名，遭遇“四次拒绝”；俞平伯写《红楼梦辨》，“只为经济，与政治无关”，他只是应黄裳约稿写一组副刊文字，未料因此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文化批判风波；沈从文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审读其书稿的某位文化部副部长，曾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激赏眉批，但等此书成了“毒草”，眉批给悄然撤下——这种明哲保身的“聪明”，相当富于时代特色，喜剧中含着创痛；更有一位官员，对沈的书稿心生觊觎：“意以为将我的名字去掉，用彼姓名”，还有聪明人出主意，将一切文字说明删尽，只印书中的图像……最后因种种原因，此书由“日本人给了点钱，便占先付印了。”卞之琳与张充和“关系非比寻常”，黄裳好奇，多事径直求证于卞 ，卞未作直接答复，仅在信中谈到与张充和的少许交往——而写这段佳话时，黄老亦已八十多岁，问完当事人尚不觉清透，又将诗人旧作《雕虫旧历》的自述扒拉出来，对照张充和写来的信，写出一段淡淡而怅怅的故事——这些老老的黄历，使现代文学史上已稍见枯淡的那些名字，泛出光泽与生气，原来，他们也那么口无遮拦地点评过强人，他们亦为和平、为爱国，不安于书房；那么大的文学腕儿，出本书也四处受制；名诗人与名媛的数十年的友情爱慕，隔着纸香墨韵，散发着别样的清芬。
文化记者出身的黄裳，在后来许多人的印象中，“好似一段呆木头”（传记家李辉语）。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显然是报界文坛的一名急先锋：结识吴晗、郑西谛、张元济等学者、作家、出版人，黄裳皆自己上门，无须中间人。1947年前后，黄裳、黄永玉与汪曾祺在上海街道闲逛、扯淡，评说天下，臧否人物，颇有“上海文坛‘三剑客’”风致。黄裳得《拙政园诗余》顺治原刻本，因是善本，居然想到让卜居苏州的俞平伯、叶圣陶各自为此书写跋语——时至今日，名人手稿动辄上百万，比如2010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周作人的创作手稿曾拍出358.4万元的高价——难以推测，黄裳请两位苏州名家为一本苏州古籍亲笔题跋成就的这本珍藏，价值几许。
种种书简中，最好玩的当数钱钟书的吧，亦庄亦谐，涉笔成趣，最耐人寻味处是他对自己“全集”的惕怵，坚拒出版人搜集其早期作品：“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履视之……”并假想如果有好事者坚持收罗，“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衔恨泉下。”钱的淡泊名利亦在信中坦露无遗，他在198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弟七月起忽蒙命承乏敝院副院长，尸位挂名，捉将官里去，不待人笑，弟复自笑。幸……不以公事相嬲……每周避地数日，重订《谈艺录》……”查其年表，黄裳集品一在师友墨迹，二在名家初版，因其记者、作家身份，他与诸作家、学人、出版家的信件往来中，常涉及双方的写作计划及文艺观念，比如钱钟书在《围城》后，曾计划写作小说《百合心》，已完成2万字，但终因手稿丢失而放弃；王统照写过大量旧体诗，可惜大多散佚；师陀晚年曾有意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但却迟迟没有动笔；汪曾祺散文化的小说中，深含“诗”意，晚年创作了大量笔记体小说，自认深受废名、契诃夫、阿左林的影响等，短篇小说意在“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达成新的境界，正如钱钟书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外之间的界限一样。
黄永玉对老友汪曾祺的叹惜是“未尽才”。手头刚好新买了一本汪曾祺的书，因黄裳的叹惜，而打开重读，汪氏的墨迹、文字与创作谈，因黄裳的眷惜，泛出莹莹的珠光。
《故人书简》，黄裳/著，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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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三个“吴晗”成了三个“春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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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故人书简》
□雪飞
“大学是一场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大学之最有意义者二事：一为赡养许多教师，二为发出许多文凭。”这么一小段话，如果是出自陈丹青的微博，恐怕您并不觉突兀；如果它出自叶圣陶呢，出于教育家叶圣陶老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私人信札，会不会让您别有心会，怅惘良久？收信者黄裳的反应是“反复感叹”，想起自己跟“老师宿儒们坐在一起……听见许多不着边际的漂亮话，觉得实在是身在骗局之中了。”犀利吧，在叶、黄两位，不过是私下里的实话实说。一册不厚不薄的《故人书简》，说旧书版本，叙文人往事，品笔墨趣味，聊收藏轶事，偶而捡拾旖旎佳话，而吴晗、钱钟书、沈从文、黄永玉、俞平伯、叶圣陶、汪曾祺、卞之琳等人，也渐次从一则则尺牍旧文中走了出来，有情有性，有叹有笑。
汪曾祺的每一封信，都像一则小说；吴晗评蒋介石“一分钱要一分货，叫他作补缸人，决不会错”；朱自清在吴晗起草的“拒领美国‘救济粮’声明”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意犹末尽，还携带着声明四处征求签名，遭遇“四次拒绝”；俞平伯写《红楼梦辨》，“只为经济，与政治无关”，他只是应黄裳约稿写一组副刊文字，未料因此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文化批判风波；沈从文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审读其书稿的某位文化部副部长，曾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激赏眉批，但等此书成了“毒草”，眉批给悄然撤下——这种明哲保身的“聪明”，相当富于时代特色，喜剧中含着创痛；更有一位官员，对沈的书稿心生觊觎：“意以为将我的名字去掉，用彼姓名”，还有聪明人出主意，将一切文字说明删尽，只印书中的图像……最后因种种原因，此书由“日本人给了点钱，便占先付印了。”卞之琳与张充和“关系非比寻常”，黄裳好奇，多事径直求证于卞 ，卞未作直接答复，仅在信中谈到与张充和的少许交往——而写这段佳话时，黄老亦已八十多岁，问完当事人尚不觉清透，又将诗人旧作《雕虫旧历》的自述扒拉出来，对照张充和写来的信，写出一段淡淡而怅怅的故事——这些老老的黄历，使现代文学史上已稍见枯淡的那些名字，泛出光泽与生气，原来，他们也那么口无遮拦地点评过强人，他们亦为和平、为爱国，不安于书房；那么大的文学腕儿，出本书也四处受制；名诗人与名媛的数十年的友情爱慕，隔着纸香墨韵，散发着别样的清芬。
文化记者出身的黄裳，在后来许多人的印象中，“好似一段呆木头”（传记家李辉语）。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显然是报界文坛的一名急先锋：结识吴晗、郑西谛、张元济等学者、作家、出版人，黄裳皆自己上门，无须中间人。1947年前后，黄裳、黄永玉与汪曾祺在上海街道闲逛、扯淡，评说天下，臧否人物，颇有“上海文坛‘三剑客’”风致。黄裳得《拙政园诗余》顺治原刻本，因是善本，居然想到让卜居苏州的俞平伯、叶圣陶各自为此书写跋语——时至今日，名人手稿动辄上百万，比如2010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周作人的创作手稿曾拍出358.4万元的高价——难以推测，黄裳请两位苏州名家为一本苏州古籍亲笔题跋成就的这本珍藏，价值几许。
种种书简中，最好玩的当数钱钟书的吧，亦庄亦谐，涉笔成趣，最耐人寻味处是他对自己“全集”的惕怵，坚拒出版人搜集其早期作品：“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履视之……”并假想如果有好事者坚持收罗，“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衔恨泉下。”钱的淡泊名利亦在信中坦露无遗，他在198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弟七月起忽蒙命承乏敝院副院长，尸位挂名，捉将官里去，不待人笑，弟复自笑。幸……不以公事相嬲……每周避地数日，重订《谈艺录》……”查其年表，黄裳集品一在师友墨迹，二在名家初版，因其记者、作家身份，他与诸作家、学人、出版家的信件往来中，常涉及双方的写作计划及文艺观念，比如钱钟书在《围城》后，曾计划写作小说《百合心》，已完成2万字，但终因手稿丢失而放弃；王统照写过大量旧体诗，可惜大多散佚；师陀晚年曾有意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但却迟迟没有动笔；汪曾祺散文化的小说中，深含“诗”意，晚年创作了大量笔记体小说，自认深受废名、契诃夫、阿左林的影响等，短篇小说意在“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达成新的境界，正如钱钟书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外之间的界限一样。
黄永玉对老友汪曾祺的叹惜是“未尽才”。手头刚好新买了一本汪曾祺的书，因黄裳的叹惜，而打开重读，汪氏的墨迹、文字与创作谈，因黄裳的眷惜，泛出莹莹的珠光。
《故人书简》，黄裳/著，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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