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自由主义一针见血的揭批

这本书在2012年读过中文版，当时印象颇为深刻，因为它颠覆了脑海中的一些固有观念。后来想想，还是对西方的历史不够熟悉，教科书中抽象的理论和观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否能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却往往缺乏判断力。这次再读了一遍英文版，过去这几年的一些思考也使我更容易对本书做一些自己的判断。颇为意外的是，国内对这本书似乎关注不多，豆瓣上读过这本书的也很少。回想过去二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基本垄断了国内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连总理曾经想提出的改革方案都是由世行参与设计的。这本书的观点，无论其对错，都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有些批评认为这本书的举例不够充分，例如只举了保护主义成功的例子，未举其不成功的例子。但“证真”和“证伪”并不对称，证伪只须一个反例就够，因此只要有一个保护主义成功的例子就可以反驳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有些论断并非没有合理的地方，但成了金科玉律，非此不可，走向原教旨主义，那就祸害大了。作者来自发展中国家，师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专利制度等，又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药方对亚洲国家的祸害，其思考颇具颠覆性，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一针见血，确实很值得一读。

主要观点：

穷国和富国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让穷国和富国在同一竞技场上竞争（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并不公平。穷国有权利在一定时间内采用一些保护主义，保护幼稚工业。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从静态看是对的，但在中长期看，能力是可以变化的，一个国家可以做出一些短期的牺牲来培养中长期的能力。尽管从短期看，或许有损经济效率，但中长期确是一国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实生活中，资源和劳动力并不会象教科书中说得那样可以无摩擦地转移。自由贸易必然带来赢家和输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保护弱者的机制，大规模自由贸易会使部分人的生活急剧恶化。更为严重的是，自由贸易理论关注的是在短期资源恒定的情况下通过分工提高效率增加消费，而不是通过长期经济增长来增加可获得资源，因此未必是长期增长的最好途径。

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是新自由主义用现在反推过去，改良后的历史观。历史上，英国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大量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例如英国的限制羊毛出口，限制殖民地贸易，美国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y）以及北方工业资本家倡导的高进口关税。只是在这两国成为世界绝对工业强国以后，它们才先后开始推行自由贸易的，因为此时自由贸易更符合其利益。亚洲从日本到韩国的历史，都表明了政府通过保护主义扶植民族工业的可行性，都未说明保护主义会损害经济增长。而拉美60-70年代推行出口替代政策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都要远高于80年代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时期。这都说明，尽管贸易对经济增长必不可少，但自由贸易并不是取得经济增长的最优政策。从历史来看，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天然就低效。委托代理问题、免费搭车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对私有企业也存在。历史上，国有企业在很多国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即便在现在，在诸如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仍然有较大比重。如果所有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私有化也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应该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央行的职能本来应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防止通胀。但在新自由主义下，央行的职能被简化为只有防止通胀一项了，并且央行的独立性也被神圣化。实证表明，一定程度的通胀并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过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会遏制经济活动。低通胀或许保护了现在的收入，但可能却会影响未来的增长和收入。央行的技术官僚并非通过民主程序选出，但其政策却可能损害广大民众的利益，过分强调央行的独立性有害民主问责（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同样的，新自由主义所谓的审慎财务（financial prudence）机械地要求各国保持预算平衡,而预算平衡本来可以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取得，而不是每年都平衡。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新自由主义更是顺周期地要求受冲击各国提高利率、实现预算平衡（正如现在欧债危机中德国要求周边各国所做的）。这些都突出显示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荒谬之处。

从专利保护看，历史上，美国、德国、瑞士、荷兰、日本、韩国，都曾大肆盗用他国的专利和技术，很多国家都是在较晚时期才开始接受专利法的。创新的动力有很多，但并不是没有专利保护就没有创新。需要在保护创新和促进技术传播之间做出平衡。现有的国际专利体系安排过于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和其他国际贸易安排一样，属于典型的“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的行为。

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增长（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低于二战到70年代期间，很大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放缓）、稳定（随着80年代放松管制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了，并以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顶峰）、还是平等上（国际间由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加快，起到了减贫的作用，但在各国国内，贫富分化都在加大），都被证明是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万灵药，而很多时候由于其僵化的政策，近乎原教旨主义的固执，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灾难（从亚洲金融危机到08全球金融危机都可以说是拜新自由主义之赐）。作为韩国人，作者对西方媒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韩国的冷嘲热讽表示愤慨，例如当时韩国人民节省开支支助国家还债被FT讥讽为影响内需，却不知当时IMF的政策正是要求韩国在危机期间压缩内需。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将其政策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归因于腐败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关系。有的腐败国家经济增长仍然较好，有的则较慢。美国在历史上也经历过非常腐败的时期。在经济增长早期，腐败较难控制（反腐也需要资源，尤其对于捉襟见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但是不是腐败能随经济增长而自然得到控制，似乎也未必。

作者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之间关系的论述较有见地。我们知道，从实证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至于是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走向民主，也没有确切的结论。作者承认，市场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他提出，事实上，市场经济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民主是一人一票，而市场经济是一美元一票，因此两者之间会有冲突。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民主与自由市场不相容。他们担心在民主制下，由于穷人在数量上占优势，穷人会制定政策来剥夺少数富人，从而破坏创造财富的动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发达国家选举权最初只授予那些拥有一定财富，或缴税额达到一定金额的人。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小政府是要把所有真正重要的决定从政府手中转移到所谓政治中立的技术官僚手中。但如果是这样，民主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民主只有当它不与自由市场冲突时才可以被新自由主义接受（这一段很有见地，正如波兰尼在《巨变》中所说的，要社会为市场经济服务，要社会来适应市场经济）。在部分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支持皮诺切特的独裁和颂扬民主之间不存在矛盾，原因正在于此。说得难听一点，只有在民主基本没有权力的时候他们才喜欢民主。

至于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有很多误解和偏见。文化往往是复杂和多面的，所谓文化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常常过于简单化，很多只是后视镜式的解释。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的变动，社会思想和文化也会发生变动。文化中的有些内容，例如守时、努力工作、节俭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

最后作者对未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可能发生的后果提出了一个假想的未来场景。应该说，这里面并不都是危言耸听，有些可能正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