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心事无可奈何

本书包括两个人的日记。蔡文星的日记从1931年7月16日到9月22日。她1924年考上东南大学，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肄业，后来曾于义乌的乡村中学任教一年，写日记的当时似乎住在上海的姐姐姐夫家，在家自修。简文璿的日记从1933年9月18日到10月10日，据说当时为私立广州大学一年级学生。
本书编者在前言中对两位有一番比较，在此略去不谈。只是编者评论蔡文星“对于恋爱、感情的态度却是不可取的”，称简玉璿比她的思想“更为勇敢与进步”，在我看来未免是站在高处妄作评断。蔡文星之愿与所爱之人终身做忠诚的朋友，而自己过独身生活，乃不愿自己病弱之体拖累他人，不愿依赖对方。
蔡文星出生时是第四女，因家中望子心切，不得父母长辈欢喜，差点被送养，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她未尝不因缺少爱而渴望爱，同时又惯于卑微而致不敢坦然接受爱。她一路用功读书，通过自己努力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是以明白女子自立，不依附他人的可贵。这也是为何她以依赖心为耻，不想任由自己因病弱而生依赖心。既身世不幸，社会环境险恶（女性生存空间有限），自立已非简单之事，又不幸体弱，自立更添一层难。这样一位知识女性，既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又不免因身体而心生自卑，内心满是矛盾与挣扎，对爱情难免瞻前顾后。
她爱身边的人们，也因此她对姐姐与姐夫不忍拖累，对爱慕的老宋也不忍拖累，只将苦闷心中藏。她的性格，实则多愁善感，容易悲伤，日记却处处透着理性，记着自己“要怎样”“应该怎样”，我看到她那些勉励自己振作的话，刻着苦闷中奋斗的痕迹，不免心疼。她是如此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以免成为别人的负担，使我看到一颗卑微渴望被爱的灵魂。她在日记中说：“我爱对方面有和我相同的优点，却讨厌和我相同的弱点。我既然这样，别人也大概同此心理，所以我要力去我的弱点。”我揣测，一出生就因为性别被嫌弃的她，幼小的心灵里不曾记忆无条件被爱的体验，只能学会为了被人爱而不断完善自己，但却无法安心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安心享受爱。这样的人常常可以奋斗成才，蔡文星在当时也算是一优秀的女性了，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使她不得不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自己的落差，产生不安。这样的例子，在今天也是不少见的。
而至于本书中另一日记的作者简玉璿，书中并无其个人背景经历的详细介绍。她的日记则没有蔡文星那么多克制，而多情绪的直接抒发，却并无记录情绪的具体来源，只是显现出对人生、对社会的诸多迷茫。从附录中她刊发在《女子月刊》上的文章可知，1933年她写作日记时只有十六岁，比蔡文星年幼许多。这并不代表她比蔡文星更为善感，而是说明刚入大学，没有像蔡文星经历失学、失业的她，还不必为生活忧虑太多，也还没学会刻意克制，可以单纯从一个那个年代大学女生的角度来解读她的日记。简文璿投给《女子月刊》的文章中用了“风雨飘摇的中国”这一表达，这似乎是那一年代一常用的表达。我不知道在近代中国，这一表达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记得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告浙江学生书》的开头就是：亲爱的学生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度里，你们有机会来读书，那是再好没有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背景，正如简文璿的投稿文章中说：“这个时代、社会、环境给我许多不良的印象，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浮动着，社会的改革是我的重大的责任。”在“风雨飘摇”的国度中，自诩精英也确实是精英的大学生，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也可以说是一块沉重的石头始终在他们心头，身为女大学生的简文璿更有为女性奋斗的理想。但同时她也在日记中说：“我现在渐渐学着缄默了，缄默给我解决了不少的事情。我学着缄默，我愿意（？）永久做个革命的旁观者！”她们终究要在理想和现实间徘徊，不知何处安放己身。她在日记中说：“如果你是个叔本华主义者，你就会承认中国教育是亡国教育的，事实放在眼前：愈是受教育的中国人，愈是和现实生活隔离得远。”这是对教育的失望？身为大学生的自嘲？她的日记，也许抽离时代背景来看，也是能得许多共感的，我甚至觉得她之失望自嘲的腔调，与我大一时也有些相像（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
书中还附了两位作者于杂志上刊登过的文章。读之，只觉无论是哪位，毕竟是面向别人写的文章，或发议论，或以文言志，跟与己对话的日记风格明显不同。因此编者前言中引用简文璿于刊登文章中的话与蔡文星的日记作对比，以此来说明简文璿比蔡文星的思想更为勇敢与进步，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明者显示勇敢，暗者记录脆弱，我们谁又不是如此。人生在世，总有一些心事无可奈何，只愿每人各自爱惜自己，珍重心事，只因坚强与脆弱原是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