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建构的女性身份及其他

从古到今，女性从来就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符号学中有一个概念：“标出项”，即两个看似平等对立的要素中“非正常”或“弱势”的那一个。比如左派和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右派就是标出项；或者白人和黑人中，黑人就是标出项。自古以来，女人就是作为两性中的标出项而存在的。做男人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没有任何怀疑的事情；而女人的存在则是一个偶然，是作为客体的存在。她的价值只能被他确定，她不得不在他的注视中打量自己，从“社会主体”的眼光中建构自我的存在。女性的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从未胜利。哪怕在遥远的母系社会，有话语权的也是舅舅而非母亲。哪怕在古代阿拉伯，当观念与现在不同，人们还觉得没有失贞的女子是缺乏魅力的时候，女性也没有什么自主权——她的母亲会在很小的年龄用工具把她破开，男人会把她丢给陌生人去强奸。男人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候，不是出于尊重，而是出于生产力需求；当一个社会崇拜的最高神灵是女性的时候，也是男性们选出的图腾。女性本身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因此波伏娃说，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不是生而如此，而是被整个文明生产出来的。她的存在就是作为“他者”，作为男人的客体，她不得不修饰自己，把脸画成男人的注视中喜欢的样子。女人的行为如何被评价，尽是男权体系下制定的标准。当男人畏惧她让生命繁衍的神秘力量时，他们就要她“神圣卖淫”，失身于陌生人以获得纯洁；当男人希望完全的占据她时，便要她不可亵渎，维持贞洁，纯洁的定义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性在这一过程中，一面不彻底地看似抗争，一面又不由自主地做着压迫者的同谋。《杀生》中一群妇女惩罚一个不守妇道的寡妇，情状比男人们的惩罚还要残忍刻薄，因为女人首先是属于社会的。

她们并不联合，反而与压迫者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性别问题不是种族问题，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先天地受到自然力量的束缚。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属于人类学，而属于生理。这大概是女性的抗争最显悲哀的原因之一。

一个被生产出来的性别，想要反抗生产它的机器。这在当下已经司空见惯，几乎谁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插一脚。可悲的是，多少女性根本不知女权为何物，只是凭着一点利己主义的私心，把女权拿出来当幌子。一面自愿地将自己类型化，涂抹到符合男性注视的状态；一面又要求独立，殊不知彻底的反抗应当反抗到底，否则必然毫无意义。正如在高考作文里痛骂高考，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并不能摆脱压迫——若真要反抗，那么应该另寻高就，选择留学或者工作的道路。当下女性多数并没有彻底反抗的勇气，更没有取消自身类型性的能力，只不过想借着所谓的女权谋取一点利益罢了。说到底，这还是一个被建构的心态。

钱钟书说，显学易成俗学。女权主义从上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了显学，到如今它被曲解和误用到如此田地，令人哑然。这些信念不彻底又急着要反抗的自诩新女性的雌性生物，令人悲哀地感到正是因为她们的存在，平等才更加的永不可到达。

——当然，平等本来就永不可到达，也毫无到达的必要。类似北欧国家中所实现的女性权利保障，说到底也是去性别化的一种。本质还是以男权的视角去审视女性，试图给她们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并非女性语境的要求。因此总会有人说，女权的事情可以放一放，先实现人权再说。女人不是人，这个说法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人”本来就是男人。但是无论男女，生来便具有性别，如果严肃地追究下去，也不存在单纯的人权。但凡是人权必然已经带有性别的色彩。去性别化实际便是男性化，它所赋予的权力和尊重，依然是强者对弱者的审视。

我们只能期望社会整体评价体系逐渐走向宽容。倘若任何人都有权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会受到任何判断，才是真正的男权和女权的共同实现。倘若女人剃成光头不会令人惊异，男人穿着高跟鞋和裙子上街也不会招来目光，倘若一个成为总统的女人被平静地接受，一个无法自食其力而被人包养的男人也不会被轻视和嘲讽，倘若任何人都不需要在别人的注视下生存，才是自由真正到来之时。

有生之年，是不会看到这样的状态实现了。死后大概也不会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