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前夜的乐观主义者——读《上帝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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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这本书的核心关怀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与恐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或者说在全球事务中英美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对其的反对。
因此,不论是新近成为关注焦点的伊斯兰国,还是四种中华价值观,作为长久以来反英美、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市场、反个人主义的力量和叙事脉络中的成员,事实上都可以纳入作者米德的分析框架中。几百年来,英美的主要敌人从西班牙人转为法国人、再转为德国人,然后是现在的穆斯林,“人性”与“人权” 的对立主导了两方论战的叙事。那么“毫无人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如何取得对其敌人的一次次胜利的?英美当下又该怎样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米德把盎格鲁撒克逊的成功和强劲实力归结为了这样一些因素:英国首创的中央银行-商业金融体系、竞争性的大众文化、动态宗教、传统理性宗教的三元平衡、辉格史观、全球海事系统下对大陆均衡的维持。除了作者用颇为可爱诙谐的语调重弹了的几大主题,吸引我的创新点主要是对动态宗教和三元平衡的论述,我想这两种分析框架还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的。
与黑格尔以来的历史主义和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不同,米德试图强调亨利.柏格森和哈耶克对动态宗教与静态宗教的划分。在米德笔下,新教对保罗神学的强调附带着对亚伯拉罕的招呼教义的复兴。像亚伯拉罕受神之招呼离开自己的家乡一样,英美的新教徒同样把离开家乡、开始改变作为宗教虔诚的一种表达。另外,苏格兰启蒙学派对上帝通过看似“无序”的变化做工而使世界理性化的强调也加强了英美新教的动态性。与这两种对变化的赞许类似,我们也可以想到韦伯关于选民在改变世界的世俗事功中彰显上帝荣耀的论述。于是至少有这么三条信仰脉络构筑了新教动态性——不仅默认社会的变化而且积极地期许和鼓励变化。通过这一柏格森对黑格尔的替换,米德认为自己解决了《美丽新世界》的问题或者说各种对美式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末人的指责——在一个动态宗教参与形塑的动态社会中,人们依其本能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充分自由和机会。历史之终结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持久的动态改变和繁荣昌盛,每个人都可以是信仰或不信仰上帝的亚伯拉罕,而不会成为尼采的末人。
所谓三元平衡是指宗教、传统、理性三者的动态平衡。米德认为光荣革命后的英国逐渐形成了醉心于圣经文本的虔诚新教徒、坚守普通法为代表的英格兰传统的传统主义者和普世启蒙的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平衡。相似地,美国北部的新教徒、南部的类贵族社会和杰弗逊式的理性主义者同样构成了三元平衡。当然事实上每一元中的行动者并非只有我这里列出的这些。米德认为这一视角解决了历史似乎一直难以终结,柏林墙倒坍后文明的冲突仍在继续的问题——瓦哈比派、五旬节教派构成了当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力量,民族主义构成了传统力量,而资本主义海事系统构成了理性力量。这三者新的、全球的动态平衡即使仍未达成,也至少是可期的。或者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恰恰并非对英美秩序的反动,而可以被吸纳进一个类似启蒙时代的英国的动态系统中,而起到制约法国大革命式的绝对理性主义的作用。考虑到新教也曾残忍偏狭,瓦哈比派为什么不能在适应平衡的过程中变得温和呢?
所以米德对盎格鲁撒克逊秩序的胜利抱有充分的乐观,用动态社会应对末人指责、用动态平衡应对文明冲突、用大陆均势应对陆权兴起,只要福音教派更具反思性,似乎英美的最终胜利仍是上帝之应许的一部分。因而美国继续全球干预的外交政策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必须的和神圣的。但有点儿讽刺的是,此书出版于07年10月,此后不久,08危机、奥巴马的收缩战略接连“打击”了米德的核心论点。但另一方面,在米德笔下,一时一地的得失成败并无损于盎格鲁撒克逊秩序中基础的动态平衡,毕竟英美曾经经受过更严重的打击,但海事系统的全球秩序历经几百年的被唱衰而始终未曾真正破产。另外,米德与福山在《美国利益》杂志已是多年同事,想到去年福山自己的“思想转向”,这本在零八年前夜出版的书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因此,不论是新近成为关注焦点的伊斯兰国,还是四种中华价值观,作为长久以来反英美、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市场、反个人主义的力量和叙事脉络中的成员,事实上都可以纳入作者米德的分析框架中。几百年来,英美的主要敌人从西班牙人转为法国人、再转为德国人,然后是现在的穆斯林,“人性”与“人权” 的对立主导了两方论战的叙事。那么“毫无人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如何取得对其敌人的一次次胜利的?英美当下又该怎样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米德把盎格鲁撒克逊的成功和强劲实力归结为了这样一些因素:英国首创的中央银行-商业金融体系、竞争性的大众文化、动态宗教、传统理性宗教的三元平衡、辉格史观、全球海事系统下对大陆均衡的维持。除了作者用颇为可爱诙谐的语调重弹了的几大主题,吸引我的创新点主要是对动态宗教和三元平衡的论述,我想这两种分析框架还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的。
与黑格尔以来的历史主义和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不同,米德试图强调亨利.柏格森和哈耶克对动态宗教与静态宗教的划分。在米德笔下,新教对保罗神学的强调附带着对亚伯拉罕的招呼教义的复兴。像亚伯拉罕受神之招呼离开自己的家乡一样,英美的新教徒同样把离开家乡、开始改变作为宗教虔诚的一种表达。另外,苏格兰启蒙学派对上帝通过看似“无序”的变化做工而使世界理性化的强调也加强了英美新教的动态性。与这两种对变化的赞许类似,我们也可以想到韦伯关于选民在改变世界的世俗事功中彰显上帝荣耀的论述。于是至少有这么三条信仰脉络构筑了新教动态性——不仅默认社会的变化而且积极地期许和鼓励变化。通过这一柏格森对黑格尔的替换,米德认为自己解决了《美丽新世界》的问题或者说各种对美式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末人的指责——在一个动态宗教参与形塑的动态社会中,人们依其本能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充分自由和机会。历史之终结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持久的动态改变和繁荣昌盛,每个人都可以是信仰或不信仰上帝的亚伯拉罕,而不会成为尼采的末人。
所谓三元平衡是指宗教、传统、理性三者的动态平衡。米德认为光荣革命后的英国逐渐形成了醉心于圣经文本的虔诚新教徒、坚守普通法为代表的英格兰传统的传统主义者和普世启蒙的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平衡。相似地,美国北部的新教徒、南部的类贵族社会和杰弗逊式的理性主义者同样构成了三元平衡。当然事实上每一元中的行动者并非只有我这里列出的这些。米德认为这一视角解决了历史似乎一直难以终结,柏林墙倒坍后文明的冲突仍在继续的问题——瓦哈比派、五旬节教派构成了当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力量,民族主义构成了传统力量,而资本主义海事系统构成了理性力量。这三者新的、全球的动态平衡即使仍未达成,也至少是可期的。或者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恰恰并非对英美秩序的反动,而可以被吸纳进一个类似启蒙时代的英国的动态系统中,而起到制约法国大革命式的绝对理性主义的作用。考虑到新教也曾残忍偏狭,瓦哈比派为什么不能在适应平衡的过程中变得温和呢?
所以米德对盎格鲁撒克逊秩序的胜利抱有充分的乐观,用动态社会应对末人指责、用动态平衡应对文明冲突、用大陆均势应对陆权兴起,只要福音教派更具反思性,似乎英美的最终胜利仍是上帝之应许的一部分。因而美国继续全球干预的外交政策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必须的和神圣的。但有点儿讽刺的是,此书出版于07年10月,此后不久,08危机、奥巴马的收缩战略接连“打击”了米德的核心论点。但另一方面,在米德笔下,一时一地的得失成败并无损于盎格鲁撒克逊秩序中基础的动态平衡,毕竟英美曾经经受过更严重的打击,但海事系统的全球秩序历经几百年的被唱衰而始终未曾真正破产。另外,米德与福山在《美国利益》杂志已是多年同事,想到去年福山自己的“思想转向”,这本在零八年前夜出版的书就更加耐人寻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