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想法
读她的诗,还是一个微信朋友转发时读的。当时被她的语言情绪惊到了,那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力,特别是刚读很容易被击中,就像我第一次读海子一样。但读诗更应该冷静下来读,所以当我冷静下来读,我认为大众对她的作品有些高估了。
事实上她的作品并没有那么天才,如果我们在读一首诗只是被其情绪感染,那是走不进诗歌内部的。从她的诗歌语言来说我认为还有些粗糙,情绪不够节制,太强调痛感而没有进一步对生命对现实的思考。
最重要的是,媒体的过度关注!使之其变成一场诗歌门事件,显然这诗歌本身是没有帮助,诗歌的本质是反大众媒体的。
关注诗歌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演变成一场事件,那就变质了。我在读沈浩波关于对余秀华的评论,其中关于大众,媒体与诗歌的关系我认为讲很好。
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公众对诗歌的关注或不关注,赞赏或抨击,与诗歌本身有什么关系。公众是公众,诗歌是诗歌,井水不犯河水最好,偶然相遇,也绝不是什么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好事。
诗歌是个人心灵的艺术,首先是个人的。它并不刻意拒绝大众,但它又是天然的拒绝者。个人心灵的存在,从来都只可能是对集体无意识的冒犯,偶然重叠,也是作为诗人的个体与作为读者的个体之间的心灵呼应。
让万众欢呼的艺术,只可能是大众艺术,比如畅销小说、流行音乐、商业电影。因商业的内在需求,大众艺术的要点就在于如何满足读者、听众、观众的需要,而并非首先满足作者个人内心的需求。大众艺术作者中也有特立独行的天才,但前提仍然是,其个人趣味、审美层次、情感状态,甚至内在的价值观,必与当时的大众趣味和心理有高度的契合。
诗歌是所有文体和艺术形态中,个人心灵化程度最高的,因此也必定离大众这个集体最遥远。我们评价一个伟大的诗人,要看其是否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属于自己的精神,属于自己的情感。只有属于自己的心灵,才是不一样的,独特的,才能被称之为创造。所以诗人不必关心媒体所谓的:大众对诗歌的冷漠。因为这种冷漠是相互的,诗歌内在的精神属性要求诗人冷漠于大众,而不是迎合。
倘若一个诗人名动天下,成为公众人物,社会名流。那么,不是这个诗人自己有问题,就是时代不正常。前者的例子如徐志摩、席慕蓉,乃至其实很难被称为诗人的汪国真;后者的例子是朦胧诗时期的北岛、顾城。即便在北岛、顾城的时代,真正更大众,更知名的诗人,其实是舒婷——这也正是舒婷文学成就不高的原因,她太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了。
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群。所以当我看到,人们(尤其是媒体)在诗人余秀华前面,非要刻意加上“脑瘫”这个形容词,构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这是一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个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
在为余秀华的诗歌欢呼的人群中,当然一定有发自内心喜欢其诗歌的读者。如果媒体不用“脑瘫诗人余秀华”来招徕眼球,而是回到“诗人余秀华”这个更本质的称呼上来,余秀华的读者可能会大幅减少,赞美声也会大降低,但这剩下来的喜欢和赞美,对于余秀华本人来说,可能更有价值和弥足珍贵。而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余秀华的批评,也是基于对“诗人余秀华”的批评。”
事实上她的作品并没有那么天才,如果我们在读一首诗只是被其情绪感染,那是走不进诗歌内部的。从她的诗歌语言来说我认为还有些粗糙,情绪不够节制,太强调痛感而没有进一步对生命对现实的思考。
最重要的是,媒体的过度关注!使之其变成一场诗歌门事件,显然这诗歌本身是没有帮助,诗歌的本质是反大众媒体的。
关注诗歌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演变成一场事件,那就变质了。我在读沈浩波关于对余秀华的评论,其中关于大众,媒体与诗歌的关系我认为讲很好。
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公众对诗歌的关注或不关注,赞赏或抨击,与诗歌本身有什么关系。公众是公众,诗歌是诗歌,井水不犯河水最好,偶然相遇,也绝不是什么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好事。
诗歌是个人心灵的艺术,首先是个人的。它并不刻意拒绝大众,但它又是天然的拒绝者。个人心灵的存在,从来都只可能是对集体无意识的冒犯,偶然重叠,也是作为诗人的个体与作为读者的个体之间的心灵呼应。
让万众欢呼的艺术,只可能是大众艺术,比如畅销小说、流行音乐、商业电影。因商业的内在需求,大众艺术的要点就在于如何满足读者、听众、观众的需要,而并非首先满足作者个人内心的需求。大众艺术作者中也有特立独行的天才,但前提仍然是,其个人趣味、审美层次、情感状态,甚至内在的价值观,必与当时的大众趣味和心理有高度的契合。
诗歌是所有文体和艺术形态中,个人心灵化程度最高的,因此也必定离大众这个集体最遥远。我们评价一个伟大的诗人,要看其是否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属于自己的精神,属于自己的情感。只有属于自己的心灵,才是不一样的,独特的,才能被称之为创造。所以诗人不必关心媒体所谓的:大众对诗歌的冷漠。因为这种冷漠是相互的,诗歌内在的精神属性要求诗人冷漠于大众,而不是迎合。
倘若一个诗人名动天下,成为公众人物,社会名流。那么,不是这个诗人自己有问题,就是时代不正常。前者的例子如徐志摩、席慕蓉,乃至其实很难被称为诗人的汪国真;后者的例子是朦胧诗时期的北岛、顾城。即便在北岛、顾城的时代,真正更大众,更知名的诗人,其实是舒婷——这也正是舒婷文学成就不高的原因,她太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了。
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群。所以当我看到,人们(尤其是媒体)在诗人余秀华前面,非要刻意加上“脑瘫”这个形容词,构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这是一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个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
在为余秀华的诗歌欢呼的人群中,当然一定有发自内心喜欢其诗歌的读者。如果媒体不用“脑瘫诗人余秀华”来招徕眼球,而是回到“诗人余秀华”这个更本质的称呼上来,余秀华的读者可能会大幅减少,赞美声也会大降低,但这剩下来的喜欢和赞美,对于余秀华本人来说,可能更有价值和弥足珍贵。而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余秀华的批评,也是基于对“诗人余秀华”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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