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耳语者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
——西蒙诺夫在他的临终回忆录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题词中这样写道：“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的一切，没有想到的一切，没有猜到的一切”。我想，某些极端的苦难或许是无法叙述的，声音、图像、文字在这样沉重的苦难面前轻飘得就像羽毛，只有静默的哀悼才能够勉强配得上它，但如果只有沉默，我有一种恐惧，那些没有被表述、没有被记录的人和事，会不会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空白，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会不会仍是个真实的存在？那片段零碎的，切切耳语的，个体片面的叙述哪怕让一个死难者重新的获得了他的名字，这种不完美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甚至鼓励？
研究苏联史的著作汗牛充栋，考察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书也比比皆是，而《耳语者》的特别之处在于主角是如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虽然也有像西蒙诺夫这样比较显赫的苏共贵族，但书的更多篇幅留给了一般甚至底层的民众叙述，在个体的边缘的口述框架下，历史被重新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历重新获得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不是为了猎奇，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更可能是你我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度过的漫漫黑夜更可能有助于你我对于自身困惑的回应。苏联的“耳语者”的卑劣与尊贵，他们的残忍与仁慈，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去找，照照镜子就能看到，那种触手可及的堕落是读这本书最深刻的恐惧。就像书里提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这里我无意对国民性做太多的讨论，在对工厂的批判尚不能进行的时间里，过多的批评产品的瑕疵，让产品承担所有的责任，不但是另种伪饰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人性的缺失，不能无视这种自我调整对德性对思想造成的伤害，不能无视那种因为极权统治被彻底扭曲的人民，不能无视那种对权力机器无比惧怕憎恨又无比渴望成为一部分的心理，这是极权主义最有力量的一部分，这也是极权主义最“人性”也最被讳言的一面。
俄罗斯语中，耳语者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窃窃私语的低语者，在被权力极大压缩公共言论空间的环境里，国家用集体公寓、集体农庄、古拉格的流放、苏维埃教育灌输、秘密警察和鼓励告密者等各种制度，极力消灭个人意义和价值，每一个人都被迫极力压制自己的想法和声音，每个人都只能退缩到内心空间里。人旺盛的表达欲望被只能与自己或至亲的人语焉不详的窃窃私语所代替，被用自己也无从认识的密码或极其细小的字体书写的日记所代替，被用在公共公寓中被挟持的个人生活所代替，被用官方话语国家逻辑涵盖个人全部思想所代替。那种精神生活迫切表达的需求与表达可能的匮乏构成了苏联人民生活中长期又普遍的悲剧。略萨在他的书里这样说“一个独裁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否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一些让步”。权力让道德的败坏披上道德的外衣，让公共政治的败坏披上正常政治生活的外衣，这是极权统治最可憎恶的一面。
耳语者第二层意思是告密者，在一个人人都缺乏安全感的国家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通过告密把可能的威胁除掉，通过揭发“可疑的言谈”“暗藏的敌人”表达对国家机器的衷心。苏联通过把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塑造成完美的少先队员，鼓励乃至威胁人们把对国家的忠诚远远放在亲友之爱之上，亲亲相匿不但不是权利更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罪恶，这种制度的鼓励下，斯大林成功的瓦解了核心家庭的信任，斯大林成功的在每一个家庭中安插了千千万万个可能的耳语者，这种信任的消失和内心的恐惧必然瓦解最基本的家庭公共交谈空间，家庭的主调变成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家属，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所有的谈话都只涉及天气购物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最终这种告密威胁下的生活，鸦雀无声成为了生活本身，一切不被官方承认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谎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整个社会就像躺在坟墓里面一样，斯大林主义成为每个人内心里的那个鬼。
书中有太多的故事让人动容，那些为让女儿顺利入团而自认其罪的父母；那些在古拉格里只能看着自己新生儿默默死去的母亲；那些几十年后从流放地归来，与弟弟不再相认的面目憔悴的兄长；那些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与“阶级敌人”的家属划清界限，揭发父母，相互背叛的子女或者夫妻，；那些走投无路的富农父母投靠共产党员的子女，被子女举报重新被捕的故事，难道仅仅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苏联吗？在这些黯然神伤的故事里看不到自己的过去，你对苏联对自己了解得都有限。
在书的最后，故事主人公之一安东尼娜在苏联解体后重回1930年代的流放地，遇到一位自称是富农女儿的当地妇女，是这样说的：“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查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我总有一种乐观，相信中国也能有自己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个人和国家的历史能被认真检视反省，个人和国家的罪行过失能被严肃的澄清并获得相应的惩罚和谅解，也能让国人实现南非那样的“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前行”正义。把历史理清，让人们实现与历史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图图大主教说得好“只有宽恕才有未来”，如果受害者获得了正义，历史应该不计前嫌，但不计绝不意味着不记，恰恰相反，遗忘绝谈不上宽恕，遗忘最多只能让历史从没发生过，遗忘恰恰是对未来最大的背叛，集体的失语与失忆的背后是对国民精神上的集体暴力，是对宏大叙事下对个体的漠视伤害。正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共同记忆，才有了“我者”与“他者”的分别，只有记得才有资格谈到宽恕，记忆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道义和历史的义务，遗忘是对那些被遗忘者的再次而永远的谋杀。
但那些长期被掩盖和遮蔽的历史如同被暴尸荒野的尸首，没有获得合乎规仪的安葬，它的幽灵就一直游荡在生者周围控诉，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无论是无情驱除、冷漠淡视还是热情拥抱，我们都摆脱不了幽灵般的历史幽灵的纠缠。那些被扭曲的真相、被压制的正义从来没有放弃呼喊，即使我们遮住耳朵不听，那些寻求公义的声音一直在荒野中回荡，可能我们不曾听到，但它们时刻敲击着我们被深深掩盖和包藏起来的良知。“历史从来没有消失，它甚至从来不曾过去”，我们在墓地上建立了一座辉煌城堡，地上的生者在放声歌唱，地下的死者却没有得到合适的安息，关于埋葬的和解意义于生者于死者都没有达成。太多被删改了历史，被篡写了记忆的人们只能在无知的荒野上手足无措，失声痛哭。当伤痛变成了怨毒，当真相变成了毒药，历史成了这样一种记忆形式，堂皇的沙上宫殿终于要盖成了。
伏尔泰曾说“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那么愚蠢和邪恶，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我希望我能努力证明他是错的。
——西蒙诺夫在他的临终回忆录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题词中这样写道：“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的一切，没有想到的一切，没有猜到的一切”。我想，某些极端的苦难或许是无法叙述的，声音、图像、文字在这样沉重的苦难面前轻飘得就像羽毛，只有静默的哀悼才能够勉强配得上它，但如果只有沉默，我有一种恐惧，那些没有被表述、没有被记录的人和事，会不会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空白，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会不会仍是个真实的存在？那片段零碎的，切切耳语的，个体片面的叙述哪怕让一个死难者重新的获得了他的名字，这种不完美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甚至鼓励？
研究苏联史的著作汗牛充栋，考察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书也比比皆是，而《耳语者》的特别之处在于主角是如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虽然也有像西蒙诺夫这样比较显赫的苏共贵族，但书的更多篇幅留给了一般甚至底层的民众叙述，在个体的边缘的口述框架下，历史被重新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历重新获得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不是为了猎奇，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更可能是你我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度过的漫漫黑夜更可能有助于你我对于自身困惑的回应。苏联的“耳语者”的卑劣与尊贵，他们的残忍与仁慈，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去找，照照镜子就能看到，那种触手可及的堕落是读这本书最深刻的恐惧。就像书里提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这里我无意对国民性做太多的讨论，在对工厂的批判尚不能进行的时间里，过多的批评产品的瑕疵，让产品承担所有的责任，不但是另种伪饰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人性的缺失，不能无视这种自我调整对德性对思想造成的伤害，不能无视那种因为极权统治被彻底扭曲的人民，不能无视那种对权力机器无比惧怕憎恨又无比渴望成为一部分的心理，这是极权主义最有力量的一部分，这也是极权主义最“人性”也最被讳言的一面。
俄罗斯语中，耳语者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窃窃私语的低语者，在被权力极大压缩公共言论空间的环境里，国家用集体公寓、集体农庄、古拉格的流放、苏维埃教育灌输、秘密警察和鼓励告密者等各种制度，极力消灭个人意义和价值，每一个人都被迫极力压制自己的想法和声音，每个人都只能退缩到内心空间里。人旺盛的表达欲望被只能与自己或至亲的人语焉不详的窃窃私语所代替，被用自己也无从认识的密码或极其细小的字体书写的日记所代替，被用在公共公寓中被挟持的个人生活所代替，被用官方话语国家逻辑涵盖个人全部思想所代替。那种精神生活迫切表达的需求与表达可能的匮乏构成了苏联人民生活中长期又普遍的悲剧。略萨在他的书里这样说“一个独裁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否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一些让步”。权力让道德的败坏披上道德的外衣，让公共政治的败坏披上正常政治生活的外衣，这是极权统治最可憎恶的一面。
耳语者第二层意思是告密者，在一个人人都缺乏安全感的国家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通过告密把可能的威胁除掉，通过揭发“可疑的言谈”“暗藏的敌人”表达对国家机器的衷心。苏联通过把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塑造成完美的少先队员，鼓励乃至威胁人们把对国家的忠诚远远放在亲友之爱之上，亲亲相匿不但不是权利更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罪恶，这种制度的鼓励下，斯大林成功的瓦解了核心家庭的信任，斯大林成功的在每一个家庭中安插了千千万万个可能的耳语者，这种信任的消失和内心的恐惧必然瓦解最基本的家庭公共交谈空间，家庭的主调变成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家属，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所有的谈话都只涉及天气购物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最终这种告密威胁下的生活，鸦雀无声成为了生活本身，一切不被官方承认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谎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整个社会就像躺在坟墓里面一样，斯大林主义成为每个人内心里的那个鬼。
书中有太多的故事让人动容，那些为让女儿顺利入团而自认其罪的父母；那些在古拉格里只能看着自己新生儿默默死去的母亲；那些几十年后从流放地归来，与弟弟不再相认的面目憔悴的兄长；那些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与“阶级敌人”的家属划清界限，揭发父母，相互背叛的子女或者夫妻，；那些走投无路的富农父母投靠共产党员的子女，被子女举报重新被捕的故事，难道仅仅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苏联吗？在这些黯然神伤的故事里看不到自己的过去，你对苏联对自己了解得都有限。
在书的最后，故事主人公之一安东尼娜在苏联解体后重回1930年代的流放地，遇到一位自称是富农女儿的当地妇女，是这样说的：“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查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我总有一种乐观，相信中国也能有自己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个人和国家的历史能被认真检视反省，个人和国家的罪行过失能被严肃的澄清并获得相应的惩罚和谅解，也能让国人实现南非那样的“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前行”正义。把历史理清，让人们实现与历史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图图大主教说得好“只有宽恕才有未来”，如果受害者获得了正义，历史应该不计前嫌，但不计绝不意味着不记，恰恰相反，遗忘绝谈不上宽恕，遗忘最多只能让历史从没发生过，遗忘恰恰是对未来最大的背叛，集体的失语与失忆的背后是对国民精神上的集体暴力，是对宏大叙事下对个体的漠视伤害。正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共同记忆，才有了“我者”与“他者”的分别，只有记得才有资格谈到宽恕，记忆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道义和历史的义务，遗忘是对那些被遗忘者的再次而永远的谋杀。
但那些长期被掩盖和遮蔽的历史如同被暴尸荒野的尸首，没有获得合乎规仪的安葬，它的幽灵就一直游荡在生者周围控诉，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无论是无情驱除、冷漠淡视还是热情拥抱，我们都摆脱不了幽灵般的历史幽灵的纠缠。那些被扭曲的真相、被压制的正义从来没有放弃呼喊，即使我们遮住耳朵不听，那些寻求公义的声音一直在荒野中回荡，可能我们不曾听到，但它们时刻敲击着我们被深深掩盖和包藏起来的良知。“历史从来没有消失，它甚至从来不曾过去”，我们在墓地上建立了一座辉煌城堡，地上的生者在放声歌唱，地下的死者却没有得到合适的安息，关于埋葬的和解意义于生者于死者都没有达成。太多被删改了历史，被篡写了记忆的人们只能在无知的荒野上手足无措，失声痛哭。当伤痛变成了怨毒，当真相变成了毒药，历史成了这样一种记忆形式，堂皇的沙上宫殿终于要盖成了。
伏尔泰曾说“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那么愚蠢和邪恶，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我希望我能努力证明他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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