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压力下的祖宗之法

宋朝的建立是在承继五代的基础上的，五代王朝的短命与混乱，外部契丹的强大压力，使得宋朝在立国之初便处于一种内外交迫的压力之下。尤其是五代的短命更使得宋朝的开创者们担心统治的长久性与稳定性。因此，在承袭和改进五代诸多制度与趋势的基础上，宋朝在立国之初便以“防弊之政”为指导，力图恢复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这一精神贯穿始终，“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观念便深埋于王朝的血脉之中。此即为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本身是家法与国法的混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积淀与传统。
  祖宗之法的确立形成和明确提出伴随着一个过程，并且祖宗之法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被不断加以补充和解释的概念。与此同时是士大夫集团的觉醒与力量的增长。至仁宗朝时，祖宗之法被正式提出，一方面成为君臣共同遵守的规范与信条，但一方面又反过来束缚了士大夫们的思想。
  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等人便以整饬吏治与法度为核心进行变法，无奈触及到部分官僚的利益又因朋党之饥而遭失败。其根源之一便在于祖宗之法要求政治运行处于平稳制衡的状态，而变革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便会遭到强大的阻力，并导致失败。
  至神宗时，王安石、司马光皆有变法之意愿，只是其对祖宗之法的认识和态度不同而导致彼此的对立。王安石以有为、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比之司马光等认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确实高出一筹。在变法开始后，双方却也都以祖宗之法作为盾牌和武器，反映出祖宗之法自身的复杂性，更因其实际上具有很多可以解释的空间。
 神宗之后的哲宗更化和绍述、再到徽宗即位后新政，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甚至架空了本有的祖宗之法，并严重破坏了祖宗之法本身含有的制约关系与持重政风。朋党的议论与党争更使得士大夫群体分裂且彼此平衡被打破，最终毁掉了士大夫政治传统，乃至毁掉了温厚宽仁“召和气”自诩的北宋。
  至南宋时期，其对北宋灭亡的反思以及对祖宗之法的思考，并且出于强调自身的需要。使得其对祖宗之法保持着尊崇。但此祖宗之法重在内政，面对更为强大外部压力南宋又并未对祖宗之法发展出新的内容，指望祖宗之法来解决南宋自身诸多严重问题，明显是不可能的。
  在高宗朝尊崇祖宗之法的调门很高，这既是因为南宋对于靖康亡国教训的总结归咎于北宋后期变更祖宗法度，更是因为南宋立国特殊背景不能不借助祖宗德泽在人的影响。
  在宋代恪守祖宗之法并不只是一种政治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倾注着当时士大夫对于时代责任所特有的认识和追求，也折射出一种整体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的不恰当倚重和提高，也是酿就赵宋因循保守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祖宗之法一方面贯彻着祖辈对后辈的垂范带有子孙承嗣祖业的温情脉脉，另一方面又以祖宗的神圣权威对继承者行为有所约束。祖宗之法渗透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是亲切具体而非高悬的。但防弊的方针针对性非常具体，不幸却缺乏应变机制与远见卓识，在这一政治体制长期运转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熟悉政务、舒卷有致的官僚受到器重，而真正以天下为己任、具有气魄的政治家则往往受到猜忌，被认为触犯了祖宗法度。
  对于当时的士大夫们而言，影响他们的不仅是某一事件、制度，更多的是他们参与塑成政治文化环境，这些无形的空气充盈于世间。他们在此间吐纳，经历无数挫折与离难，无数起伏与悲欢，付出了坚定而执着的努力。这一份政治文化遗产，需要我们所有人认真且温情的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