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契贝的现实主义

这本书的腰封上引述了两条对本书的评论。一条来自《时代周刊》，称《人民公仆》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寓言”；另一条来自亚马逊，提到了《动物农场》。这两条评论放在一起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人民公仆》是一本像《动物农场》那样的“政治寓言”。这样的表述会让人想起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或者是英国作家柴纳·米耶维那种披上怪谭外衣的寓言小说，或者干脆就是莫言。
然而，当我读这部小说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本书与其说是“政治寓言”，倒不如说它更贴近现实主义。与我上述提到的那些书相比，它似乎更接近奈保尔的《全民选举》——虽然两本书也都同样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夸张的部分基本未超出现实的范围。而且，即使就只是这两本书相比的话，似乎也是《人民公仆》更“老实”一些，《全民选举》还有一些神秘色彩的东西，至少在小说里的人物看来是神秘的，但《人民公仆》则更为透明，基本都是实打实的，完全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情节发生。所以我说《人民公仆》更加“现实主义”。当然，我说的现实主义完全是从文本的角度说的，而不是说小说中的情节和尼日利亚的现实完全契合。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不太了解尼日利亚的现实政治，我只是觉得《人民公仆》里面的情节在现实中的一些国家发生是完全可能的。
在小说的开头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情节：面对经济危机，“一流的经济学家”财政部长提出要降低咖啡的价格，而总理则不想因此得罪了种咖啡的农民从而失去选票，“他决定让国家银行印一千五百万镑的纸币”。接下来，总理把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内阁成员全部解职，并在当晚向全国广播说“被解职的那些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跟国外敌对分子勾结，企图摧毁新国家。”然后作者写到：“就在这时候，在全国的抗议声中，我第一次注意到一个危险而又不祥的新基调。人民组织党的官方报纸《每日记事》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那群恶棍，即那些被解职的部长，都是大学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像牙医拔蛀牙那样铲除政府中那些沉溺于书本经济学、模仿白人说话和做事的堕落走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主人公——至少是主人公之一、算反一号吧——南迦，当上了文化部长。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叙述主体是南迦曾经教过的学生。他因为和部长的一次邂逅，被邀请去部长家里做客。小说就是以这样的视角描写了部长的生活。作家阿契贝比较擅长冷潮讽，小说中的“我”在部长家没有书看，就翻阅起了报纸，看到一则公告，写的是要求市民们自备便桶，而且便桶的尺寸、材料和数量都要经过市政工程师批准。作者接下来的行文是这样的：“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让人吃惊的事情和鲜明的对比科不胜枚举。我现在在首都，住在皇宫般的豪宅里，读这则有关便桶的通告。而这个豪宅里有七个浴室以及七个闪亮的消音抽水马桶。”或许，我就是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受到了本书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放眼世界，这种强大的贫富反差比比皆是。至于官员制定着普通百姓方方面面的规则，而官员自身却远远凌驾于规则之上，这种现象我们也已司空见惯了。
阿契贝不仅能描写现象，就像前面的引文所显露出的那样，他的文字里有着深层次的思考，他对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彻。比如在小说临近结尾处，阿契贝写到：“有些政治评论员指出，正是这些极具讽刺性的安排激怒了人民，导致了政府的垮台。这纯属胡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民比他们的领导更具讽刺性……他们的观点是：‘让他们吃吧……’……谁知道呢？说不准明天就轮到你吃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家的观察往往是高于所谓社会学家的。在小说的最后，阿契贝更是以一个文学家的手法处理了他对政治的认识：“替麦克斯报仇的不是人民的集体意志，而是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如果你的生命能激发某个人不求回报地冲上前去朝凶手的胸膛开枪，那你的死就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