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需要女权主义者？

在说出我的结论之前，我想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位男性公知抱怨说，女权主义者对他亲戚的女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他的理由是，从前，那位农村女孩毫无怨言地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可是自从接触女权主义者之后，她开始拒绝为所有的家庭成员洗衣、做饭、打扫房屋，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义务如此。于是，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推测出，在这位男性知识分子看来，女性不应该在家庭生活中谈论任何有关权利的话题——哪怕她有权如此，因为这不利于家庭和婚姻和谐。 第二个故事更像是一个玩笑。另一位男性知识分子笑称，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经常在他面前说她的母亲在家庭中是如何地辛劳，而其他的家庭成员又如何对此毫不感激，视作理所当然。她认为，这是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对女性的赤裸裸的压迫。这位男性知识分子反问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帮你的母亲分担一些家务呢？女性朋友惊讶地说：可我是知识分子，不是家庭妇女啊。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无疑在阐述这样一个观点：许多侃侃而谈的女权主义者，其实都有着虚伪的两面性。 这两位男性知识分子，像所有自作聪明的男士一样，将一种显而易见的恶意隐藏在看似无害的调侃中，因而轻而易举地招致女性的厌恶和反感。在他们拙劣的幽默感中，我看见了某种对于秩序改变而产生的不适感——女性拒绝继续免费贡献她们的子宫和劳动的双手，让这帮坐享其成、毫无作为的吸血虫开始感到不安。 然而，事实上，从古希腊阿果拉奠定政治模式的雏形，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已有近千年。但女性从厨房和起居室里走出来，进入公共生活，不过百年时间。它甚至短于黑人拥有人权的历史，短暂得甚至没有一部女性自己的历史。我不知是什么让某一部分男性如此地恐惧和敏感。 在这之后还有两个故事。当然，从时间上来说，这两个故事发生在今天所有关于女性权利的争论之前。 第一个故事。1893年的一个早上，一位叫玛丽的新西兰女性将写有自己名字的选票投进了街对面的投票箱。 第二个故事。1956年，一位叫做马丁的蒙哥马利非裔男子，登上了一辆载有白人的公交车。 你或许觉得这两个故事平淡无奇。然而，在玛丽身后实际上站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伊丽莎白·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而在马丁身后，则站着马丁•路德•金博士、罗莎•帕克斯和、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 其实柏拉图的国度里从未包括一个拥有人权的女性或者黑人。孟德斯鸠的国度里也没有。在玛丽向投票箱里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女性选票，或者马丁能够自由地登上一辆公交车之前，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natural right, our brave pioneers fought f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