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人心

秩序与人心 —— 梁漱溟、熊十力之争：建国后大陆新儒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阐释 1961年，历经怀仁堂廷争风波之后的梁漱溟，本已归于沉寂，但在读毕老友熊十力建国后的系列著作后，竟提笔撰写《读熊著各书书后》的万字长文，感叹“当年的熊先生于今已不得而见”，极度表达对熊十力的不满，诘问“一个人何以竟然出现这样大倒退的变化？”他严厉地称熊氏“一度见性，却不自勉于学”，却“误用心思，一往不返，随年力之衰，而习气愈张，德慧不见也”，终至“杂乱无章、败征满纸”。一向谦和儒雅的梁漱溟，为何对有着四十年交谊的老友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两人同被视为新儒家的代表，其建国后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接受、认知和诠释究竟有何异同？ 一、“社会主义民主国”：熊十力对《周官》思想的阐释思路 1951年初，熊十力于受邀由广州北上进京后，曾写给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人的一封长函。这封长函后扩充为《论六经》，洋洋洒洒七万字有余。熊十力在信末称，希望董、林、郭三人“恳代陈毛公赐览”。写此长函因由，实出于毛泽东提出“评判接受”传统文化的思想方针，让心怀“中夏兴复之信念”的熊十力振奋不已。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则，即“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 ［2］。熊十力在这封长信写到，“共和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以余所知，其遥契于周官经者似不少。凡新故替代之际，新者必一面检过去之短而舍弃之，一面又必因过去之长而发挥光大之。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以往……而毛公评判接受之训，无可易矣” 。此一长文尽道熊十力的心迹，需特别留意于他声称毛泽东思想“遥契于周官经者”，由此入手以解读熊氏深意。题为《论六经》，当是受到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感召，用以《周官》为代表的儒家经义诠释社会主义精神。 熊十力作为具有思想原创性的新儒家，在他眼里，二千多年前的《周官》经书，究竟在何处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相契合？熊氏主要是从思想原则、经济制度、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阐释，他认为： 第一，《周官》的主旨不外一“均”字，此与“阶级破除”之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相合。熊十力逐句解读《周官》首篇“天官冢宰”总起一段，释“惟王建国”则称，《周官》犹公羊春秋“三世”中的“升平世”之境，“王”乃虚君共和，旨在“发扬民主之治”。而《周官》之志，在于“平其不平而后怨恶消，而后经济问题解决”，实现“天下大同”。 第二，《周官》的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相符。特别是地官“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即土地归国有。熊十力认为今后的农村建设尤其应当取法《周官》，加强农村社会基层的生产组织。而已亡失的“冬官篇”，在熊氏眼中，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财与生财之道，其所主办之事业类似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生产部门，如工商合作社、国营工厂等，冬官的目的在于“富邦国、养万民、生百物，其生之养之富之，必合天下万国而为通力合作之度制” ［5］。 第三，在社会政策方面，社会主义精神则体现在“地官篇”的“保息六法”，即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前五条必须由“公家负责”，最后一条“安富”则为“保护私营”的原则，对促进社会繁荣大有裨益。 第四，在文教、法治政策等方面，“春官掌邦礼、地官掌邦教、夏官整军、秋官崇法明刑”，学校教育分为“道”（人文）、“艺”（科学）两科，约之以礼，返躬实践，“寓法治于礼治之中”。 第五，在社会组织原则方面，“平等”与“分职”是《周官》契合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思想。平等即破除阶级，分职则是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发达进步。汉儒以《考工记》补入亡失的“冬官篇”，首段阐发了人类社会组织“平等”与“分职”的两大原则，熊十力确认其思想属《周官》系统。 第六，熊十力着力论证民主政治是《周官》之治的核心。虽然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但改革与发展的主动力是民主政治，并认为这是《周官》经义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最关键的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治自下而上”，朝野百官以致地方群吏皆出于民选，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精神要求；二是“秋官”掌邦法，小司寇可召集“全民会议”议大政，由此可见其具有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在政体上，《周官》经义中国家之组织为“联邦制”，至于政权组织形式，细考“地官篇”，大多数农民与各种职工互相联系，且“三年大比”选举代表，及“国有大故，得出席全国会议”，故熊先生论证《周官》之建国的理想实为“以农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国” 。 总之，熊十力以为一部《周官》发明“王道”，其全经宗旨，在于以政权属于人民，“革除旧社会不均之经济制度”，创立“民主政体”之新制度，“经济制度与政策完全化私为公”，使百姓“融己入群，会群为己”，“乃得尽所能，各足所需，以成大均、至均之治” 。这是熊十力的“儒家社会主义理想”，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称，此论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到追求均平理想的“经济革命”，再进行全面的“教化革命”，因为《周官》之社会主义，不唯改善人类之实际生活，而实际归本于提高人类之“灵性生活” 。这种理论阐释方法，让梁漱溟认为是随意比附，有失轻率。但其实梁漱溟并非不懂四十年的老友之意，其实两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汲取资源，以诠释社会主义新中国之理想，其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用力方向不同。 二、从“建国之路”到“理性之国”：梁漱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思考 “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缠绕梁漱溟一生思考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已在青年时“由佛入儒”得到了基本解决，然后他自称于中国问题已“用心数十年”，由思考“救国”而至“建国”问题。1950年1月梁漱溟进京后，毛泽东又让他陆续到山东、河南、东北参观访问，10月返京即写下《中国建国之路》一书，并把副标题拟为“讨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 梁漱溟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共的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就是领导形成了全国大局的统一稳定，这是建国的前提。而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国之所以能成功，更有另外两大贡献： 一是在增进社会关系上的贡献——引进了团体生活，以新的政治习惯代伦理旧组织，通过工会、生产互助社等组织，让工人和农民逐步走进了团体新生活，克服了中国旧社会中缺乏“集团生活”的缺点，这正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因此他对此给予高度赞誉，认为是中共“自身的成功”。而且梁漱溟自己还感受到，团体生活有民主和学习的风气，使得“人的生命将一面有着高度地彼此交融，一面又各自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更称这是“最理想的社会”、“最好的文化”。 另一大贡献则是“透出了人心”，在梁漱溟看来，一切革命党都负着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其中更担负着给人心开新道路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 ，给中国人心开辟了一新道路，共产党具备“伟大忘我的精神，高强向上的意志”。 在梁漱溟看来，革命本来是事关厉害切身的“身”之事，在中国却变成“心”之事，中共有“大心大愿”，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让人心通透开去，都感到“自己的前途与公家的前途一致，自己并能够主宰地用力开拓这一前途，用一分力便得一分效果”。这是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强大和成功、而且不同于其他共产党的关键所在。 在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批判之后，梁漱溟依然“匹夫不可夺志”，于1967到1970年文革期间完成了另外一部未曾发表的著作：《中国——理性之国》。书稿中梁漱溟表示，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这也是中国所要走的道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书再次谈到革命的“身”、“心”关系，并试图回答一个他认为十分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无产阶级根基浅、力量弱的中国，何以今天竟然超越其他有根深力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担负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将有可能成为人类开出共产社会前途的先导？” 他认为，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传统社会固有精神不远，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功，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高度自觉”又“巧妙地根据了以特殊的老中国社会为其背景的客观环境条件创造出来的”，强调重视“人的因素”，抓紧“人的世界观改造”，其力量“发乎心而非本乎身” 。在梁漱溟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心为身用、以心为身的个人本位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将身为心用、以身从心的社会本位社会。 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一是在集体中如何把彼此协作共营的生活做好，二是如何提高人们的品行风格和陶成社会良好风纪，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和崇尚礼乐的精神，正好分别与上述的两个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相吻合。由此梁漱溟更十分坚信，社会主义的新秩序和文化在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融合，必将“大兴于世界”，比其他社会“更容易进入共产主义”，为人类世界做出贡献。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社会主义思考实是一脉相承，与熊十力对《周官》的创造性解经不同，他更注重社会学意义上的儒家礼乐和伦理精神。 三、秩序与人心：熊、梁思想之异同 新中国建立后，以熊十力、梁漱溟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皆从根据自身学养根底，试图从延续儒家“道统”的角度，诠释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彰显了儒者书写时代的强烈意识和理论自觉。但是两人的观点又有分歧，需从他们的人生经历进行回溯。 据熊十力自述，其年十七，即“入武昌兵营当一小卒”，在革命队伍中沉浮十余年，亲历辛亥风云，后又在广州大元帅府任参谋，半年后又顿感“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功夫者”，不愿妄随人转，于是毅然脱离军界，方“始决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有五。后至北京，与梁漱溟相过从谈学，开始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谊。后来，熊十力赴南京内学院拜欧阳竟无为师，学习唯识学三年，精研般若智慧，奠定思辨基础，亦是出于梁漱溟的引荐。而梁漱溟本是京官子弟，早岁闭门苦读而致哲思早慧，年十六七即全身心投入钻研佛教义理，对佛学的热情，直至其父梁济的自杀方才停止。父亲的死对青年梁漱溟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刺激，其心难自安，深怀歉疚，终至思想上的改弦更张，由佛转儒，放弃了出世的选择。熊、梁两人早年的人生轨迹相去甚远，也导致了二人学术思想上的分途。 作为具有十多年革命经历的熊十力，其儒学之用力处，是“推原《大易》，陶甄百氏”，试图对政制社会“秩序”进行再造，注重的是对儒家“外王学”系统的重构。 而梁漱溟早岁由书斋而至学院，虽然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于人生和中国问题，但个体的精神焦灼让其更重“人心”的探寻，一生注重的儒家“内圣”的道德实践，直至91岁高龄仍以《人生与人心》为题作为一生思考总结，认为“讲到人，离不开人心……人生以求人心，若只留意在个体生活上而忽于其社会生活间，则失之矣” 。他晚年甚至不同意将他归为新儒家，一方面声称“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于东方古人之学……然彼此思想实不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另一方面，1953年的面折廷争风波，又被世人目为 “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表现，而这一姿态也则是儒家学说的尾声” （见艾凯《最后的儒家》）。如果只是从考验的意义来说，我们也更由此而可见梁漱溟对于儒者“内圣”的追求。 尽管梁漱溟早年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河南、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事业，也意在力图构建一种新的基层社会秩序。但他所倡导的整个乡村建设，目的是“对乡约的补充改造”，形成以教育为主的乡村组织，教育民众，培养团体精神。其目的就是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形成“新礼俗”，其落脚点还是在以儒家精神涤汰人心。实践证明，乡村建设由于没有能够给农民解决土地分配、减轻租税等“身”的实际问题和要求，换不来农民的“心”，所以最终只能是一种“文化运动”。对此，熊十力似乎早就看到了乡村建设失败的必然性，他认为，“梁漱溟先生等的村治运动，诚是根本至计。然我总以为如果国家的政治整个的没有办法，村治运动也做不开”。 至此我们或可理解，为什么熊十力致力构建整个国家政治秩序的哲学体系，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然后好谈身心性命的切实功夫”。而熊十力对于“内圣”的心性问题，则是通过归宗大《易》，平章空有，融汇宋明诸子，以大易本体之健动流行，斥释教本体之孤明自闭，以儒之“思诚”，代佛之“观空”，改造诸行无常、观空任化的佛家消极出世思想，把顿起顿灭的“诸行”转化为“大用流行、至刚至健”的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故而熊十力专注于儒家“外王学”对社会主义理念之融铸，遂有建国之初《论六经》的长函，推衍融贯儒家精神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无扞格，希冀通过陶冶儒家传统之真精神，以助建立起新的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国。 多年以后的今天，儒家精神命脉在中国道路上再一次散发出历史幽微的光芒。虽然两位先生都已沦为传统文化的象征，但他们的独往大德、孤识宏怀的精神种子，早就深深扎根在中夏的大地上。 参考文献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 梁漱溟.《读熊著各书书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熊十力.《论六经》，《熊十力全集》（第五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熊十力.《与梁漱溟》，《熊十力全集》（第八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二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艾 凯.《最后的儒家》.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刘小枫.《共和与经纶》. 北京三联书店.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