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桂系之“三误”
白先勇在追忆其父“国军一级上将”白崇禧的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中，详实而不失客观地追述了国共内战的一个关键转折——四平街之战的重要史实。蒋介石严词拒绝了白崇禧的计划，于1949年6月6日发出了东北停战令，可谓“一招出错，满盘皆输”，令后世史家众说纷纭。或言是源自于国共调停人马歇尔的压力，或言是蒋氏轻敌作出的错误决断，白先勇则颇为婉转地指出，蒋介石不让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继续督战东北，将东北战事全交“天子门生”杜聿明负责，当是国民党东北之争失败的又一原因。作为黄埔嫡系，杜聿明一直对蒋氏忠心耿耿，言听计从。而白崇禧则为新桂系二号人物，与蒋貌合神离，有数度反蒋的前科，而抗日时的昆仑关恶战，更是白氏施计，绕过督军陈诚，智激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攻坚，收到了消耗蒋氏驻桂中央军嫡系、夺取昆仑关大捷、保存桂系实力的三重功效。此役后，蒋氏血本有亏，随即撤销桂林行营，将白崇禧调回重庆控制，削其地方兵权。此系蒋介石分化新桂系三巨头惯常的手段，故白崇禧欲自请留东北指挥全局，实为不可能之事。李宗仁在《回忆录》就表明，蒋介石发出东北停战令，原因在于对桂系一直心存芥蒂，他奚落道：“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此语虽有夸张，却也道出了白崇禧的“憾恨”——未能如愿留在东北指挥，完成其直取整个东北的军事计划，实是蒋、桂派系之争持续二十年恩怨的必然结局。
学界已多有论者指出，“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金以林教授语）。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是国民党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奇生关于“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的命题，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国民党的派系分为两类：地方实力派、没有军队和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各派之间又相互合纵连横，参与派系角逐和国家权力竞争。其中或隐或现的地域观念，也是争夺“党统”地位中重要政治文化线索之一。至于蒋何以能迅速崛起并最终胜出，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汪朝光主编的《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人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等论著，已从不同的侧面给出了综合的分析和回答。而加拿大学者雷黛娜女士在陈志让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地方和国家——中国政坛上桂系》，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以新桂系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为何在民国政治纷争中遭到了失败？
● 蒋桂之争：“三争三败”
从北伐胜利直到败退台湾，新桂系较为长久地保持了国民党内对蒋介石最有实力的威胁者的地位。新桂系崛起初期，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位核心成员，走过了相似的人生轨迹，从青年军官到掌控一省的军阀，继而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的迅速成功，让新桂系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激发了李、白问鼎中原的雄心，正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自豪的记述说，在中国历史上，广西军队“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11]，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过在此后二十年间的蒋桂之争，新桂系却三争三败，其在民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影响力则一次比一次减弱，最终难逃全面覆败的命运。
新桂系对蒋的第一次胜利，起因于1927年6月蒋介石的一道“撤兵令”。当时宁汉分裂，李、白陈兵于徐海一带，蒋忧心汉方借宁沪后方空虚之际东征，故电令李、白收兵。白一贯对撤兵持反对立场，而李宗仁的见识判断则更胜白一筹，他当机立断，借机顺势南撤至南京、芜湖一线布防，实现了对民国政治中心南京地区的控制，此举为日后新桂系坐镇南京、迫蒋下野奠定了基础。而后蒋又于徐州兵败张、孙联军之后，宁汉形势急转真下，桂系与汉方关系暧昧。鉴于各方时势所迫，至8月，蒋不得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离职下野。此时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分据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桂系帝国”占据两湖两广等大省，几至全盛，不过好景不长。1928年初，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孤立桂系，通电复职，时年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政治上取得中央控制权的胜利。随即蒋借提出编遣军队的方案以试图“削藩”，后因湖南控制权之争而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步步为营，在其中纵横捭阖，内外夹攻以分化桂系，湖北李明瑞杨腾辉、广东陈济棠陈铭枢纷纷倒戈，蒋介石兵不血刃拿下武汉，李品仙暗迎唐生智于华北，松散的桂系大厦迅速分崩离析，新桂系反蒋的第一次失败，以李、白、黄（绍竑）三人亡命香港、李济深被诱至南京软禁为结局。
1929年下半年，蒋桂斗争进入第二阶段，李、白、黄三人趁汪精卫策动俞作伯、李明瑞反蒋，伺机相继回桂，并得到了广西旧部拥戴，与冯玉祥、阎锡山遥相呼应，共同反蒋。1931年，蒋介石中原大战战胜，已于形式上统一全国，便欲借“约法”出任民国大总统，在遭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反对后又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汤山事件”导致粤桂通电联合反蒋，并在广州开府，与蒋氏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各界通电宁、粤呼吁息争，蒋被迫二次下野，不过六周后旋即复出。后来蒋忙于围剿红军，无暇南顾，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底红军长征。此时蒋氏的中央军力量，已较新桂系有较大的优势，准备彻底解决桂系。新桂系利用民众抗日情绪，1936年发动“六一运动”，史称“两广事变”，是逼请蒋介石领导抗日的一次积极行动，最终与蒋达成和解，李宗仁、黄旭初留守广西，1937年8月白崇禧到南京任副总参谋长，而黄绍竑此前已和桂系分手，此是新桂系反蒋的第二次失利，虽保全了对广西的控制权，但已再次被分化。
蒋桂之间的最后一次斗争，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败亡台湾的前一年，李宗仁出人意料地战胜孙科成功当选副总统。在美国的施压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第三次下野，在日记中蒋甚至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实际上，李宗仁虽出任“代总统”，却无军政大权，处处被架空，白崇禧欲在华中一搏却也一再失算。随着解放军横渡长江，卷扫全国，新桂系控制了近25年的老巢——广西也最终易手，李宗仁流落美国，白崇禧逃亡台湾，黄旭初奔赴香港，李济深和黄绍竑则留在了大陆，新桂系的几位核心领袖人物自此分道扬镳，彻底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彻底翻过去的一页。
● 新桂系沉浮“三误”
二十世纪前半叶，群雄并起，逐鹿神州，致生灵涂炭，异族入侵，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严酷，非数语所能尽道。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晚年均有回忆录和自传，以《李宗仁回忆录》最为生动，然论者以为略失客观，《白崇禧口述自传》偏重记录军事战役的经过，黄旭初《中国建设与广西建设》主要叙述广西建设经验，而黄绍竑《五十自述》、程思远《政海秘辛》两书则多平铺直叙，似均未能反思新桂系与蒋氏之争落败的深层原因。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桂系的专著，雷黛娜的博士论文《地方与国家：中国政坛上的桂系》，则试图运用一个十分“现代”的学术框架——即“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以此解释新桂系二十年沉浮的历史。她指出，新桂系作为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地方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之后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然而历史洪流滚滚，留给新桂系的时间和空间甚少，也正因如此，其败亡之因或更值得我们深思。
当年太平天国天京陷落之际，忠王李秀成为曾国藩所擒，于狱中写下五万余字的“供状”，即著名的“李秀成自述”，详述太平军兴始末，并于文后总结了“天朝十误”，而我以为又以北伐战略失误、自相残杀内讧之误、“误立国无章”（此为李秀成原稿，据罗尔纲的考证，曾国藩将其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三大误最为重要。李秀成的此等见识与忠勇，让对手敬佩，为后世称誉，民初巨椽梁启超盛赞之为“真豪杰”。反观新桂系领袖成员之回忆录，也许是时代所迫，于失败的原因甚少检讨，且往往局限于谈论一事一时之得失，未能深究其败因。在此，对照蒋桂之争的成败，余欲试拟若干条，论新桂系之“三大误”：
（一）误有“系”无“党”，即组织体系的缺陷。
1931年底，新桂系一生的对手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之后，在日记中总结教训，称“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此后，蒋除依托CC系之外，即着手在黄埔系中创立一个校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以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成为蒋氏政权组织的“支撑机构”和力量基石。而新桂系在组织上，则依然没有脱离旧军阀的弱点。正如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中所指出的，派系以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关系网又以派系领袖为中心，没有了领袖，派系将不复存在；而派系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见解，但总不如交换关系那么重要。新桂系的组织正是如此，在其鼎盛时期控制了四省的大片区域，但为了维持统治局面的平衡，只能试图委任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当地实力人物，然而此类委任由于并非出自于严密政治组织，其关系是十分脆弱的。如1929年蒋桂之争中，蒋介石利用新桂系的内部胡宗铎、陶钧所谓“湖北派”与李明瑞的矛盾，进行收买分化，促李明瑞阵前倒戈，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武汉。
尽管新桂系的核心成员一向视太平天国领袖为广西之革命英雄，处处注意吸取其失败教训，认为“洪扬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因此特为注重“团体”，核心成员始终能够大体维系团结。如1930年底，黄绍竑因主以蒋和而离开桂系，临别时李、白希望黄今后“仍为团体而努力，务使团体的精神，永生而发展”，白崇禧称“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则之下，使得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坚固”，黄则表示，不再破坏国家和团体，是他为人做事的原则和最高准绳。但这种团体的维系完全凭借个人的关系和情感，其纽带是松散的。此后，新桂系也意识到了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缺陷，于1930年9月在柳州成立“革命同志会”，李、白任正副会长，入会人员须经李、白亲自批准，并宣誓绝效忠，试图建立一个加强内部团结的核心组织，但至抗战军兴，李、白以团结抗战为第一，下令撤销“革命同志会”。没有建立严密的政治组织，也为新桂系一再被架空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二）有“军”无“响”，即经济汲取能力的差距。
清史大家孟森论洪杨之败，败在“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世之能者”，“于民事未能有所用心”，新桂系亦吸取此一经验，十分注重广西地方建设，于1934年8月以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的名义颁布修订后的《广西建设纲领》，创设了自卫、自治、自给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自三寓”政策，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进而到《广西建设计划大纲》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主要是以“自给”为原则，尤其重视发展工商业，修筑公路联通省内中心城市和重要市镇，开发矿业，对外贸易实行严格统制政策，禁止私商营运等，重点通过整顿财税，以解决财力不足难以供养大量军队的困难。在新桂系的治下，全省上下雷厉风行，社会风气面貌焕然一新，不数年即成为民国第一“模范省”，此当属新桂系于近代广西的开化之功，亦是新桂系远胜太平天国洪杨之处。
虽然新桂系把广西作为后方基地经营得一度有声有色，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广西欲整治扰民税局，只能节流裁兵，虽此项政策施行后，全省税收不减反增八百多万，但与蒋氏把持的南京中央政府相比，以广西一省之财力，实难以维持庞大军事集团的给养。据统计，1941年，广西地方岁入从1932年的1727.7万元增至8037.4万元，增长了4.65倍，其中，营业税由52万元增长到1502万元，增长近29倍；而1941年地方支出为8423.7万元，比1932年增长了5.38倍。而1930年底，南京政府决定正式实行裁厘，改征统税，试图统一财政以遏制地方军阀，1932年中央政府从江、浙、皖、赣等相对富饶的８个省份所收的统税已达8700万元，是广西同期地方岁入的5倍，而且预计每年以2000万元增幅递增，为蒋介石发动对地方实力派的战争和围剿红军庞大的军费开支，奠定了的坚实的金元后盾。前期，蒋介石多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数次通过金元收买和官位利诱策略，促使地方派系阵前倒戈。而到了后期，则是以经济封锁代替军事竞争，采取停止中央系银行与广西银行的汇兑关系、封锁云贵烟土不准进入广西等措施，使得广西税收最大的来源之一的烟土过境税大幅递减，其中“卷烟督销证费”在1937年达到顶峰153.8万元后，随后两年大幅降低到92.8万元、28.1万元。纵观蒋桂之争，新桂系在经济汲取能力方面，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上风。
（三）有“谋”无“识”，即政治决断之误。
1965年，周恩来在迎接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归国时，曾评价白崇禧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周公一语中的，不愧为中共第一流的政治家。李宗仁亦称：“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李氏此语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然不失为智者之言。新桂系诸公之中，白虽深于兵家战守，却是一个注重军事实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军人，不及李之政治谋略。
新桂系极力把“三自政策”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从中汲取合法性资源，白崇禧提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强调“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在广西的实行，并认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目的没有达到，是没有适当的政策去执行，而“三自政策便是推行三民主义的最好政策，可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迅速成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新桂系更加强调民族主义的主张，由李宗仁提出“焦土抗战论”，认为“今为民族复兴计，非抗战难以实现”。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只要敢对外一战，便可获取人心，因此各派系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的宣传，以获取各阶层各派系的认同，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政治倾向。
但是，地方主义与统一意识的关系是动态曲折的，外患深重时民族主义的统一意识则压倒地方主义，反之亦然。新桂系作为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地方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正如其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那样，他们只有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旧秩序崩溃后所留下的真空的那股力量，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过这一力量在地方军阀身上却有着局限性。而在1935年底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无疑更加深刻。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认为抗日的形势带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但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更反复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要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而反观新桂系，“两广事变”虽然和“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一道，被毛泽东称为“鼎足而三耳”，是国民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但实事上，地方军阀由于其政策的出发点往往也是以派系利益为本位，虽然新桂系较早建立起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民族解放为宣示目标，试图增强其合法性，却由于这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背后，没有能够提出真正对动员广大群众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纲领，即由于其“革命的不彻底性”，缺乏足够的社会动员力量，注定了军阀政治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中成为了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
而李宗仁在抗战后期，虽成为美国人扶持的国民党“开明领袖”，却只是一空头代总统，处处受蒋氏掣肘，但直至从南京逃至桂林后，李仍然没有抓住机会，借代总统之名，行缔造和平之功，一误再误，于政治上似又更逊一畴。自此之后，新桂系巨头中“德公陷于共，健公陷于台”（黄旭初语），惟有这位被视为新桂系的“大管家”、曾出任广西省主席长达十九年之久的黄旭初，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最终选择客居香港终老。若与黄绍竑后来的命运悲剧相比，黄旭初或许堪称新桂系核心人物中最有政治卓识者。此是后话。
参考文献（略）
© by taiyi123
学界已多有论者指出，“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金以林教授语）。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是国民党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奇生关于“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的命题，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国民党的派系分为两类：地方实力派、没有军队和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各派之间又相互合纵连横，参与派系角逐和国家权力竞争。其中或隐或现的地域观念，也是争夺“党统”地位中重要政治文化线索之一。至于蒋何以能迅速崛起并最终胜出，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汪朝光主编的《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人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等论著，已从不同的侧面给出了综合的分析和回答。而加拿大学者雷黛娜女士在陈志让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地方和国家——中国政坛上桂系》，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以新桂系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为何在民国政治纷争中遭到了失败？
● 蒋桂之争：“三争三败”
从北伐胜利直到败退台湾，新桂系较为长久地保持了国民党内对蒋介石最有实力的威胁者的地位。新桂系崛起初期，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位核心成员，走过了相似的人生轨迹，从青年军官到掌控一省的军阀，继而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的迅速成功，让新桂系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激发了李、白问鼎中原的雄心，正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自豪的记述说，在中国历史上，广西军队“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11]，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过在此后二十年间的蒋桂之争，新桂系却三争三败，其在民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影响力则一次比一次减弱，最终难逃全面覆败的命运。
新桂系对蒋的第一次胜利，起因于1927年6月蒋介石的一道“撤兵令”。当时宁汉分裂，李、白陈兵于徐海一带，蒋忧心汉方借宁沪后方空虚之际东征，故电令李、白收兵。白一贯对撤兵持反对立场，而李宗仁的见识判断则更胜白一筹，他当机立断，借机顺势南撤至南京、芜湖一线布防，实现了对民国政治中心南京地区的控制，此举为日后新桂系坐镇南京、迫蒋下野奠定了基础。而后蒋又于徐州兵败张、孙联军之后，宁汉形势急转真下，桂系与汉方关系暧昧。鉴于各方时势所迫，至8月，蒋不得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离职下野。此时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分据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桂系帝国”占据两湖两广等大省，几至全盛，不过好景不长。1928年初，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孤立桂系，通电复职，时年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政治上取得中央控制权的胜利。随即蒋借提出编遣军队的方案以试图“削藩”，后因湖南控制权之争而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步步为营，在其中纵横捭阖，内外夹攻以分化桂系，湖北李明瑞杨腾辉、广东陈济棠陈铭枢纷纷倒戈，蒋介石兵不血刃拿下武汉，李品仙暗迎唐生智于华北，松散的桂系大厦迅速分崩离析，新桂系反蒋的第一次失败，以李、白、黄（绍竑）三人亡命香港、李济深被诱至南京软禁为结局。
1929年下半年，蒋桂斗争进入第二阶段，李、白、黄三人趁汪精卫策动俞作伯、李明瑞反蒋，伺机相继回桂，并得到了广西旧部拥戴，与冯玉祥、阎锡山遥相呼应，共同反蒋。1931年，蒋介石中原大战战胜，已于形式上统一全国，便欲借“约法”出任民国大总统，在遭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反对后又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汤山事件”导致粤桂通电联合反蒋，并在广州开府，与蒋氏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各界通电宁、粤呼吁息争，蒋被迫二次下野，不过六周后旋即复出。后来蒋忙于围剿红军，无暇南顾，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底红军长征。此时蒋氏的中央军力量，已较新桂系有较大的优势，准备彻底解决桂系。新桂系利用民众抗日情绪，1936年发动“六一运动”，史称“两广事变”，是逼请蒋介石领导抗日的一次积极行动，最终与蒋达成和解，李宗仁、黄旭初留守广西，1937年8月白崇禧到南京任副总参谋长，而黄绍竑此前已和桂系分手，此是新桂系反蒋的第二次失利，虽保全了对广西的控制权，但已再次被分化。
蒋桂之间的最后一次斗争，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败亡台湾的前一年，李宗仁出人意料地战胜孙科成功当选副总统。在美国的施压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第三次下野，在日记中蒋甚至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实际上，李宗仁虽出任“代总统”，却无军政大权，处处被架空，白崇禧欲在华中一搏却也一再失算。随着解放军横渡长江，卷扫全国，新桂系控制了近25年的老巢——广西也最终易手，李宗仁流落美国，白崇禧逃亡台湾，黄旭初奔赴香港，李济深和黄绍竑则留在了大陆，新桂系的几位核心领袖人物自此分道扬镳，彻底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彻底翻过去的一页。
● 新桂系沉浮“三误”
二十世纪前半叶，群雄并起，逐鹿神州，致生灵涂炭，异族入侵，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严酷，非数语所能尽道。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晚年均有回忆录和自传，以《李宗仁回忆录》最为生动，然论者以为略失客观，《白崇禧口述自传》偏重记录军事战役的经过，黄旭初《中国建设与广西建设》主要叙述广西建设经验，而黄绍竑《五十自述》、程思远《政海秘辛》两书则多平铺直叙，似均未能反思新桂系与蒋氏之争落败的深层原因。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桂系的专著，雷黛娜的博士论文《地方与国家：中国政坛上的桂系》，则试图运用一个十分“现代”的学术框架——即“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以此解释新桂系二十年沉浮的历史。她指出，新桂系作为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地方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之后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然而历史洪流滚滚，留给新桂系的时间和空间甚少，也正因如此，其败亡之因或更值得我们深思。
当年太平天国天京陷落之际，忠王李秀成为曾国藩所擒，于狱中写下五万余字的“供状”，即著名的“李秀成自述”，详述太平军兴始末，并于文后总结了“天朝十误”，而我以为又以北伐战略失误、自相残杀内讧之误、“误立国无章”（此为李秀成原稿，据罗尔纲的考证，曾国藩将其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三大误最为重要。李秀成的此等见识与忠勇，让对手敬佩，为后世称誉，民初巨椽梁启超盛赞之为“真豪杰”。反观新桂系领袖成员之回忆录，也许是时代所迫，于失败的原因甚少检讨，且往往局限于谈论一事一时之得失，未能深究其败因。在此，对照蒋桂之争的成败，余欲试拟若干条，论新桂系之“三大误”：
（一）误有“系”无“党”，即组织体系的缺陷。
1931年底，新桂系一生的对手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之后，在日记中总结教训，称“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此后，蒋除依托CC系之外，即着手在黄埔系中创立一个校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以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成为蒋氏政权组织的“支撑机构”和力量基石。而新桂系在组织上，则依然没有脱离旧军阀的弱点。正如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中所指出的，派系以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关系网又以派系领袖为中心，没有了领袖，派系将不复存在；而派系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见解，但总不如交换关系那么重要。新桂系的组织正是如此，在其鼎盛时期控制了四省的大片区域，但为了维持统治局面的平衡，只能试图委任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当地实力人物，然而此类委任由于并非出自于严密政治组织，其关系是十分脆弱的。如1929年蒋桂之争中，蒋介石利用新桂系的内部胡宗铎、陶钧所谓“湖北派”与李明瑞的矛盾，进行收买分化，促李明瑞阵前倒戈，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武汉。
尽管新桂系的核心成员一向视太平天国领袖为广西之革命英雄，处处注意吸取其失败教训，认为“洪扬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因此特为注重“团体”，核心成员始终能够大体维系团结。如1930年底，黄绍竑因主以蒋和而离开桂系，临别时李、白希望黄今后“仍为团体而努力，务使团体的精神，永生而发展”，白崇禧称“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则之下，使得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坚固”，黄则表示，不再破坏国家和团体，是他为人做事的原则和最高准绳。但这种团体的维系完全凭借个人的关系和情感，其纽带是松散的。此后，新桂系也意识到了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缺陷，于1930年9月在柳州成立“革命同志会”，李、白任正副会长，入会人员须经李、白亲自批准，并宣誓绝效忠，试图建立一个加强内部团结的核心组织，但至抗战军兴，李、白以团结抗战为第一，下令撤销“革命同志会”。没有建立严密的政治组织，也为新桂系一再被架空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二）有“军”无“响”，即经济汲取能力的差距。
清史大家孟森论洪杨之败，败在“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世之能者”，“于民事未能有所用心”，新桂系亦吸取此一经验，十分注重广西地方建设，于1934年8月以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的名义颁布修订后的《广西建设纲领》，创设了自卫、自治、自给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自三寓”政策，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进而到《广西建设计划大纲》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主要是以“自给”为原则，尤其重视发展工商业，修筑公路联通省内中心城市和重要市镇，开发矿业，对外贸易实行严格统制政策，禁止私商营运等，重点通过整顿财税，以解决财力不足难以供养大量军队的困难。在新桂系的治下，全省上下雷厉风行，社会风气面貌焕然一新，不数年即成为民国第一“模范省”，此当属新桂系于近代广西的开化之功，亦是新桂系远胜太平天国洪杨之处。
虽然新桂系把广西作为后方基地经营得一度有声有色，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广西欲整治扰民税局，只能节流裁兵，虽此项政策施行后，全省税收不减反增八百多万，但与蒋氏把持的南京中央政府相比，以广西一省之财力，实难以维持庞大军事集团的给养。据统计，1941年，广西地方岁入从1932年的1727.7万元增至8037.4万元，增长了4.65倍，其中，营业税由52万元增长到1502万元，增长近29倍；而1941年地方支出为8423.7万元，比1932年增长了5.38倍。而1930年底，南京政府决定正式实行裁厘，改征统税，试图统一财政以遏制地方军阀，1932年中央政府从江、浙、皖、赣等相对富饶的８个省份所收的统税已达8700万元，是广西同期地方岁入的5倍，而且预计每年以2000万元增幅递增，为蒋介石发动对地方实力派的战争和围剿红军庞大的军费开支，奠定了的坚实的金元后盾。前期，蒋介石多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数次通过金元收买和官位利诱策略，促使地方派系阵前倒戈。而到了后期，则是以经济封锁代替军事竞争，采取停止中央系银行与广西银行的汇兑关系、封锁云贵烟土不准进入广西等措施，使得广西税收最大的来源之一的烟土过境税大幅递减，其中“卷烟督销证费”在1937年达到顶峰153.8万元后，随后两年大幅降低到92.8万元、28.1万元。纵观蒋桂之争，新桂系在经济汲取能力方面，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上风。
（三）有“谋”无“识”，即政治决断之误。
1965年，周恩来在迎接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归国时，曾评价白崇禧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周公一语中的，不愧为中共第一流的政治家。李宗仁亦称：“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李氏此语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然不失为智者之言。新桂系诸公之中，白虽深于兵家战守，却是一个注重军事实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军人，不及李之政治谋略。
新桂系极力把“三自政策”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从中汲取合法性资源，白崇禧提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强调“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在广西的实行，并认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目的没有达到，是没有适当的政策去执行，而“三自政策便是推行三民主义的最好政策，可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迅速成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新桂系更加强调民族主义的主张，由李宗仁提出“焦土抗战论”，认为“今为民族复兴计，非抗战难以实现”。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只要敢对外一战，便可获取人心，因此各派系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的宣传，以获取各阶层各派系的认同，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政治倾向。
但是，地方主义与统一意识的关系是动态曲折的，外患深重时民族主义的统一意识则压倒地方主义，反之亦然。新桂系作为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地方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正如其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那样，他们只有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旧秩序崩溃后所留下的真空的那股力量，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过这一力量在地方军阀身上却有着局限性。而在1935年底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无疑更加深刻。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认为抗日的形势带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但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更反复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要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而反观新桂系，“两广事变”虽然和“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一道，被毛泽东称为“鼎足而三耳”，是国民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但实事上，地方军阀由于其政策的出发点往往也是以派系利益为本位，虽然新桂系较早建立起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民族解放为宣示目标，试图增强其合法性，却由于这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背后，没有能够提出真正对动员广大群众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纲领，即由于其“革命的不彻底性”，缺乏足够的社会动员力量，注定了军阀政治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中成为了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
而李宗仁在抗战后期，虽成为美国人扶持的国民党“开明领袖”，却只是一空头代总统，处处受蒋氏掣肘，但直至从南京逃至桂林后，李仍然没有抓住机会，借代总统之名，行缔造和平之功，一误再误，于政治上似又更逊一畴。自此之后，新桂系巨头中“德公陷于共，健公陷于台”（黄旭初语），惟有这位被视为新桂系的“大管家”、曾出任广西省主席长达十九年之久的黄旭初，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最终选择客居香港终老。若与黄绍竑后来的命运悲剧相比，黄旭初或许堪称新桂系核心人物中最有政治卓识者。此是后话。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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