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
中文版序言
在本书出版四年后的2014年5月，笔者完成了本书的后续作品《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从中日复交到天皇访华》，并与本书一样在新曜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在本书分析了从1945年到1972年的24种日本论坛杂志上刊登的2554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的基础上，继续分析了从1973年到1992年的11种论坛杂志上刊登的1604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日本战后的47年时间里，日本的杂志基本上是毫不间断地刊登了4158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同时有更多的中国相关报道刊登在日本的各类报纸上，每年更有大量涉及中国的书籍在日本出版。日本人对邻国中国，不论是支持还是批判，不管是出自善意还是恶意，可以说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变化，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回顾历史，日本人从遣隋使、遣唐使的时代就汲取了包括汉字、佛教、儒教等在内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后虽然对中国的敬意减弱，甚至曾一度转为蔑视，但对中国的关心可以说没有中断过。
读者从本书的分析中也可以了解到，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存在着许多偏见，而这些偏见主要来源于日本人只能接触到一些不充分且有偏颇的中国信息而导致的误解、过于关心或过高的期待所带来的误解以及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抗拒感等。如果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让中国的读者了解到，日本人是一直如此持续不断地关注着中国的各方各面（虽然可能其中有一些误解，但在战后日本的论坛中一直不断地激烈地讨论着中国问题），笔者即感到欣慰了。日本侵略中国，给众多中国人造成巨大牺牲，对此,日本人在战后初期就开始深刻反省，对中国谢罪的感想都书写在他们的文章中了。日本人在战后一直怀有赎罪感，这也正是战后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论坛和市民运动的基础，笔者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一点。
而从另一方的中国来看，出于对近代以后日本的关心与好奇，1900年以后有众多留学生从大清国赴日留学，一直到日中战争开战之前的1930年代中期，从中华民国来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不仅了解了日本的风俗习惯，同时还对学术、文学、电影、美术等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中迄今为止与日本保持如此紧密关系的，除了中国以外别无他国。即使是对更近的邻国韩国和朝鲜，也没有这么多的文章对其进行分析论述。同样，对于美国也是如此，战后日本人被置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盟军占领之下，深受美国文化影响，战后分析和介绍美国的文章也不少。可是，美国人当中除了一些长期居住在日本，并且熟知日语的一些研究日本的学者以外没有人对日本持续关心，发表相关文章。从日美两国互相理解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日本对美国的单相思，关系并不对称，是一头热的交流。
近年来在日本基于日本政府公开的外交档案进行的日中关系的研究成果,参与外交交涉的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访谈录、回忆录等陆续出版。基于此学术动向，关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期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2年的天皇访华等的谈判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辨明。进入2010年以后，日中关系可以说呈现出战后最差状态，日中关系史上这些谈判的经验，现在应该成为我们恢复良好日中关系的有效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时理所当然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民间交流的主角即两国国民可以说都没有登场的机会。到目前为止的大量研究成果中都有一个倾向，即更多地强调缔结声明或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的成功故事。可是从这些成功故事中，读者无法找到两国关系为何恶化，双方民众的不信任感如何形成，从友好转向对立的原因何在等对具体问题的解释。
当今世界的外交，已经不仅限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等所谓的外交当事人，经济界、NPO、地方城市的公共团体、公司职员、学生等都已成为外交关系的主角。在此时代中，限定日中关系的要素已经不仅限于政府间外交谈判的过程与两国所达成的协定等，还有知识分子的论争、民间舆论等，甚至可以说比起正式的外交谈判，学者、知识分子的论争可能更重要，而比起这些专业人士的论争，可能更需要关注两国国民的民族感情、国民感情。
上文提到的日中关系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从外交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其关心的内容主要是LT贸易、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而正如本书所分析的，在日本的论坛中这些也一直是被热议的问题。同时，日本人不仅对日中关系感兴趣，对中国革命、中苏对立、中国的核试验、“文化大革命”等与日本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十分关心，有时还会引起思想上、言论上或立场上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对立和学者的争论，并形成日本国民性的社会运动。本书正是对迄今为止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以知识分子、市民为主体的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过程进行的分析，同时笔者也希望能辨明当今两国国民感情对立的过程，尝试为解决当今日中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寻找答案。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GDP总量也已经超过日本，日中两国国力从均衡状态开始发生逆转，当今日中关系已经进入新局面。在经济上两国贸易总额迅速扩大，相互依存度加深，但在1980年代以后日中两国从蜜月关系逐渐转为相互背离的关系，并从特殊的邻国关系转变为普通的两国关系。中国加强批判日本过去所犯下的罪责，日本则感到中国的威胁不断增加。同时两国当今都有更加强调国家主义的倾向，两国国民的民族主义也逐步高涨，“嫌中”“排日”等排外性的民族感情，都更加使不和与对立构造固定成型。
在即将迎来战后七十周年的2015年之际，对于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笔者较为担心的是，两国政府都一直在担心两国关系恶化和两国国民的相互不信任度增加，但基本上看不到两国政府希望回到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200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等重要外交协定的原点的行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希望回归到1952年4月的《对日和平条约》，而中国却希望回到决定对日作战胜利的1943年的开罗会议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在诉诸国际舆论方面，日本宣扬其作为冷战胜利者、受益者的国家认同，中国则希望推广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的国家认同。同时在一小部分日本人和日本媒体中间，又再度出现了如在日中战争时期对中国人的自以为是的轻蔑的动向，而一些中国人和中国媒体的回归抗战时期的反日言论也越发明显。无论如何，这些动向在战后修复、恢复日中关系的过程中都被“忽略”了。
为什么日中双方都忽略了战后的一些历史呢？中国人总是认为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得了健忘症，而日本人则把主要责任归于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和爱国主义教育。但笔者却认为，战后长达27年的日中两国的无邦交状态，才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在两国国民间形成巨大认识差距的最大原因。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使用有限的数据和理论，依据某种研究框架可以使客观评价他者成为可能，但是在人文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在日中两国，日本人所描述的现代中国和中国人所描述的现代日本的文艺作品中，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则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在这种不和与相互不信任之中，对于在民间交流等领域应该恢复到哪一个节点，而这个节点又必须成为能让大部分日本国民认可的日中相互理解的经验教训，日本人至今也未能寻找到合适的答案，其结果就是又重新回到了战前的中国观。每当此时，很多人就会想起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期活跃在两国间被称为“挖井人”的日中友好人士，但在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中双方现今的综合国力、担负日中关系重任的新一代领导人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日中友好的基础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当我们再次听到当时常说的“一衣带水”“悠久的友好历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等词语，让人有种恍如隔世之感。但实际上两国关系在恢复邦交以后才仅仅过了四十多个寒暑，我们应该将其看作还处在年轻且不成熟的关系中，如此观点才更合乎两国国民的现实感觉。
近年来在中国，除了日中官方外交关系的研究之外，有关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并引来多方关注。以下就举出一些笔者所观察到的例子。比如诸葛蔚东《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步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其他还有以南开大学为中心开展的大型共同研究项目成果，即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共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012年）等。可以说研究成果比日本还要多。
笔者与这些著作的作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受益匪浅，也加深了友情。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诸葛蔚东教授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刘建平教授为本书和续篇写了书评并在中国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南开大学的杨栋梁教授和刘岳兵教授也曾邀请笔者前往讲学，并给笔者在《南开日本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另外，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的帮助下，笔者又得到了在其主编的杂志《开放时代》上将本书的一部分分为几篇论文发表的机会。还有，三联书店叶彤先生更为笔者在杂志《读书》上刊登了本书的概要。同时为了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杨群总编、责任编辑胡亮都十分尽力。在这里笔者对以上各位的协助，深表谢意。
另外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关于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几乎为零。当然这也不无道理。战后日本对中国的关心可以说是一种单相思，而中国人所写的关于战后日本的文章和书籍等，可以说是在赴日留学生急速增加的19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多起来的。当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写的与日本有关的文章等并不是没有，但从中国的民间舆论角度提出的日本观则少之又少。就连周作人、老舍和巴金等与日本的作家有过深入交流的作家们，在战后发表的日本论和以日本为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在此笔者不得不说，在日中两国无邦交状态的1945年到1972年，还可以说甚至到日中民间交流大规模发展的1980年代末之前，日中两国间相互认识的基础一直是十分脆弱的。
基于此，笔者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能成为中国的读者诸君们开拓本国历史，收集以日本为题材的文艺、艺术作品，回顾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契机。只限于战后的作品也许微乎其微，但如果把视野扩展到清末民初以后的近代史上，则可以发现已经有大量的作品积累。笔者访问东北师范大学之时，通过徐冰教授的作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了解到了许多相关知识。今后此类研究如果能够不断深化，那么笔者基于日中两国民间相互认识来分析日中关系史的夙愿将有可能实现。
马场公彦，2014年秋于东京寓所
在本书出版四年后的2014年5月，笔者完成了本书的后续作品《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从中日复交到天皇访华》，并与本书一样在新曜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在本书分析了从1945年到1972年的24种日本论坛杂志上刊登的2554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的基础上，继续分析了从1973年到1992年的11种论坛杂志上刊登的1604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日本战后的47年时间里，日本的杂志基本上是毫不间断地刊登了4158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同时有更多的中国相关报道刊登在日本的各类报纸上，每年更有大量涉及中国的书籍在日本出版。日本人对邻国中国，不论是支持还是批判，不管是出自善意还是恶意，可以说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变化，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回顾历史，日本人从遣隋使、遣唐使的时代就汲取了包括汉字、佛教、儒教等在内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后虽然对中国的敬意减弱，甚至曾一度转为蔑视，但对中国的关心可以说没有中断过。
读者从本书的分析中也可以了解到，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存在着许多偏见，而这些偏见主要来源于日本人只能接触到一些不充分且有偏颇的中国信息而导致的误解、过于关心或过高的期待所带来的误解以及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抗拒感等。如果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让中国的读者了解到，日本人是一直如此持续不断地关注着中国的各方各面（虽然可能其中有一些误解，但在战后日本的论坛中一直不断地激烈地讨论着中国问题），笔者即感到欣慰了。日本侵略中国，给众多中国人造成巨大牺牲，对此,日本人在战后初期就开始深刻反省，对中国谢罪的感想都书写在他们的文章中了。日本人在战后一直怀有赎罪感，这也正是战后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论坛和市民运动的基础，笔者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一点。
而从另一方的中国来看，出于对近代以后日本的关心与好奇，1900年以后有众多留学生从大清国赴日留学，一直到日中战争开战之前的1930年代中期，从中华民国来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不仅了解了日本的风俗习惯，同时还对学术、文学、电影、美术等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中迄今为止与日本保持如此紧密关系的，除了中国以外别无他国。即使是对更近的邻国韩国和朝鲜，也没有这么多的文章对其进行分析论述。同样，对于美国也是如此，战后日本人被置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盟军占领之下，深受美国文化影响，战后分析和介绍美国的文章也不少。可是，美国人当中除了一些长期居住在日本，并且熟知日语的一些研究日本的学者以外没有人对日本持续关心，发表相关文章。从日美两国互相理解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日本对美国的单相思，关系并不对称，是一头热的交流。
近年来在日本基于日本政府公开的外交档案进行的日中关系的研究成果,参与外交交涉的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访谈录、回忆录等陆续出版。基于此学术动向，关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期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2年的天皇访华等的谈判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辨明。进入2010年以后，日中关系可以说呈现出战后最差状态，日中关系史上这些谈判的经验，现在应该成为我们恢复良好日中关系的有效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时理所当然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民间交流的主角即两国国民可以说都没有登场的机会。到目前为止的大量研究成果中都有一个倾向，即更多地强调缔结声明或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的成功故事。可是从这些成功故事中，读者无法找到两国关系为何恶化，双方民众的不信任感如何形成，从友好转向对立的原因何在等对具体问题的解释。
当今世界的外交，已经不仅限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等所谓的外交当事人，经济界、NPO、地方城市的公共团体、公司职员、学生等都已成为外交关系的主角。在此时代中，限定日中关系的要素已经不仅限于政府间外交谈判的过程与两国所达成的协定等，还有知识分子的论争、民间舆论等，甚至可以说比起正式的外交谈判，学者、知识分子的论争可能更重要，而比起这些专业人士的论争，可能更需要关注两国国民的民族感情、国民感情。
上文提到的日中关系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从外交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其关心的内容主要是LT贸易、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而正如本书所分析的，在日本的论坛中这些也一直是被热议的问题。同时，日本人不仅对日中关系感兴趣，对中国革命、中苏对立、中国的核试验、“文化大革命”等与日本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十分关心，有时还会引起思想上、言论上或立场上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对立和学者的争论，并形成日本国民性的社会运动。本书正是对迄今为止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以知识分子、市民为主体的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过程进行的分析，同时笔者也希望能辨明当今两国国民感情对立的过程，尝试为解决当今日中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寻找答案。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GDP总量也已经超过日本，日中两国国力从均衡状态开始发生逆转，当今日中关系已经进入新局面。在经济上两国贸易总额迅速扩大，相互依存度加深，但在1980年代以后日中两国从蜜月关系逐渐转为相互背离的关系，并从特殊的邻国关系转变为普通的两国关系。中国加强批判日本过去所犯下的罪责，日本则感到中国的威胁不断增加。同时两国当今都有更加强调国家主义的倾向，两国国民的民族主义也逐步高涨，“嫌中”“排日”等排外性的民族感情，都更加使不和与对立构造固定成型。
在即将迎来战后七十周年的2015年之际，对于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笔者较为担心的是，两国政府都一直在担心两国关系恶化和两国国民的相互不信任度增加，但基本上看不到两国政府希望回到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200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等重要外交协定的原点的行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希望回归到1952年4月的《对日和平条约》，而中国却希望回到决定对日作战胜利的1943年的开罗会议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在诉诸国际舆论方面，日本宣扬其作为冷战胜利者、受益者的国家认同，中国则希望推广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的国家认同。同时在一小部分日本人和日本媒体中间，又再度出现了如在日中战争时期对中国人的自以为是的轻蔑的动向，而一些中国人和中国媒体的回归抗战时期的反日言论也越发明显。无论如何，这些动向在战后修复、恢复日中关系的过程中都被“忽略”了。
为什么日中双方都忽略了战后的一些历史呢？中国人总是认为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得了健忘症，而日本人则把主要责任归于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和爱国主义教育。但笔者却认为，战后长达27年的日中两国的无邦交状态，才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在两国国民间形成巨大认识差距的最大原因。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使用有限的数据和理论，依据某种研究框架可以使客观评价他者成为可能，但是在人文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在日中两国，日本人所描述的现代中国和中国人所描述的现代日本的文艺作品中，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则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在这种不和与相互不信任之中，对于在民间交流等领域应该恢复到哪一个节点，而这个节点又必须成为能让大部分日本国民认可的日中相互理解的经验教训，日本人至今也未能寻找到合适的答案，其结果就是又重新回到了战前的中国观。每当此时，很多人就会想起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期活跃在两国间被称为“挖井人”的日中友好人士，但在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中双方现今的综合国力、担负日中关系重任的新一代领导人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日中友好的基础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当我们再次听到当时常说的“一衣带水”“悠久的友好历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等词语，让人有种恍如隔世之感。但实际上两国关系在恢复邦交以后才仅仅过了四十多个寒暑，我们应该将其看作还处在年轻且不成熟的关系中，如此观点才更合乎两国国民的现实感觉。
近年来在中国，除了日中官方外交关系的研究之外，有关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并引来多方关注。以下就举出一些笔者所观察到的例子。比如诸葛蔚东《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步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其他还有以南开大学为中心开展的大型共同研究项目成果，即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共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012年）等。可以说研究成果比日本还要多。
笔者与这些著作的作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受益匪浅，也加深了友情。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诸葛蔚东教授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刘建平教授为本书和续篇写了书评并在中国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南开大学的杨栋梁教授和刘岳兵教授也曾邀请笔者前往讲学，并给笔者在《南开日本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另外，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的帮助下，笔者又得到了在其主编的杂志《开放时代》上将本书的一部分分为几篇论文发表的机会。还有，三联书店叶彤先生更为笔者在杂志《读书》上刊登了本书的概要。同时为了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杨群总编、责任编辑胡亮都十分尽力。在这里笔者对以上各位的协助，深表谢意。
另外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关于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几乎为零。当然这也不无道理。战后日本对中国的关心可以说是一种单相思，而中国人所写的关于战后日本的文章和书籍等，可以说是在赴日留学生急速增加的19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多起来的。当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写的与日本有关的文章等并不是没有，但从中国的民间舆论角度提出的日本观则少之又少。就连周作人、老舍和巴金等与日本的作家有过深入交流的作家们，在战后发表的日本论和以日本为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在此笔者不得不说，在日中两国无邦交状态的1945年到1972年，还可以说甚至到日中民间交流大规模发展的1980年代末之前，日中两国间相互认识的基础一直是十分脆弱的。
基于此，笔者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能成为中国的读者诸君们开拓本国历史，收集以日本为题材的文艺、艺术作品，回顾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契机。只限于战后的作品也许微乎其微，但如果把视野扩展到清末民初以后的近代史上，则可以发现已经有大量的作品积累。笔者访问东北师范大学之时，通过徐冰教授的作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了解到了许多相关知识。今后此类研究如果能够不断深化，那么笔者基于日中两国民间相互认识来分析日中关系史的夙愿将有可能实现。
马场公彦，2014年秋于东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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