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而又失败的尝试

       以一个地区作为研究的对象，进行较长历史时段的历时性研究，《红雨》一书进行了非常努力的尝试，其对中国研究的开拓性意义，值得每个读者的尊重。
       但是尊重不能代替赞赏。作为历史研究的著作，作者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障碍，就是材料的收集工作。本书基本以地方志为主要材料，结合重要人物的传记，构筑出一幅历史长卷。这些材料确实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却缺少对历史迷雾的穿透力。这也导致作者行文叙事的单薄，和理论指向的模糊。同时，本书的翻译勤勉有余，而缺少中文的表达能力，以至于阅读体验非常糟糕。
       尽管罗威廉认为麻城属于特别倾向于诉求暴力的地区之一，但是不难发现，暴力在这个地区并非常态。与明清王朝的稳定时期相对应，麻城也经常处于有序的生产生活状态中。只有在大环境动荡不安的前提下，麻城的暴力行为才会以异乎寻常的激烈方式爆发出来。不否认作者对暴力原因的总结具有泛泛上的正确性，但是地理论或民风论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暴力行动的决定性根源，最多只是对麻城暴力的补充性说明。
       那么以麻城为代表的中国式暴力行为的源泉究竟在哪里？作者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暴力这个社会减压阀，其根源必须回溯到社会性质本身这个大问题里去研究。很遗憾，作者的研究没能在历时性上继续延伸，去考察1949年以后至少直道改革开放中期的麻城社会，因为暴力的疯狂发泄，在这个历史段内非但没有减少，而且曾经异常活跃。而放弃这个历史段，也意味着现代中国的面目依然隐身在迷雾中。
       不过罗威廉的研究至少指出了一点，即儒家的开明政治和乡村自治等模式，不是流于虚伪的说教，就是被地方实力派所利用。李贽的遭遇说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本被权势阶层所抵制，而法律更是由更高级别的官员来解释的——于成龙就是典型的例子。现代中国的转型，恰巧就需要在这里寻找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