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爱我的国家和它的文化
语堂先生在自序里说“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读完这书就知他老人家未免太谦逊了。他对中国的爱是真实而深沉的。在中国国运衰落的那个年代，他犹能以理解式的眼光和达观的笔调分析 这个国家的精神和人民的心灵，而不像许多著作家以措辞激烈的檄文一抒义愤。后者看似情感炽烈，其实有很多是出自本能的失望，未必是认真思索了国家和国民的本质。换句话说，那样的作品常常没有看清现实，就开始批评现实。但语堂先生则是看清了这个国家，并在它处于国家命运低潮的时候，依然爱它。这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也是最深挚的爱国主义。
对一国及其文化的评价，常常是和国家当下荣辱成败的境遇紧密相连的。就像评价一个人，总难免要看他现在是否成功，落魄的读书人常遭人白眼，粗鲁的暴发户却慢慢成为人们眼中的上流之辈。
一个国家就算创造了再辉煌璀璨的文明，但如果当下正遭受凌辱，人们对它的文化也难免会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多数人还是会因为这由盛转衰的跌宕对它指指点点、长吁短叹，甚至一棍子打死。
反过来，若一国从并不起眼的普通国家，异军突起为一个成功国家，即使它的文化相对浅薄，人们也会对它高看一眼，甚至为其寻找万千种合理性。这固然是一种承认和面对现实的态度，随世情变迁及时修正我们的认识和评价。但问题在于，当下虽离我们最为切近，极值得参考和正视，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它也同样是短暂一瞬，我们对宏大命题的认知和评断，不能完全脱离历史背景和演变路径。
文化命脉，应当是国家最坚固、最深厚的堡垒阵地。历史积淀构成了它巨大的惯性，时间和广度赋予它不轻易为人所撼动的力量。中华民族在上世纪初存续的历史关头是幸运的，逃脱了亡国亡种的噩运，其中历经种种劫难，但我们能发现中国文化的顽强韧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清朝的国门被坚船利舰撞开，国家陷入半殖民统治，但那种流转千古的文化我们未从根本上被攻克，那种漫长岁月里积攒的韧性和承受力，最终克服了被扼住咽喉的窒息阶段，继续延续它的生命力。
然而，遭受重挫带来的踉跄百年，自然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我们对自我文化优越性的坚信，掺杂了更多的否定和怀疑。这大概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经历开端、发展、繁荣，总有一天要遇到挑战，继而调整改良，如果成功了则可迎来新一段的上升期。但如果改良失败，则有可能走向固步自封黯淡消亡，或者彻底革命推倒重来。这一幕在社会制度领域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的情形其实也大致类似，只不过时间进程被拉得更长，调整速度更为缓慢，变动幅度相对不明显一些罢了。
对一种文化自身的进步来说，如何保持在坚信自我和开放性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没有对自身的坚信力，文化显然难以在各种冲刷中立稳脚跟。但过多的坚信力往往会限制反思性和开放性的空间，从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过来，过度的反思性和开放性对保持自身特色亦是有害的，会让文化本身在纷繁万象中轻易放弃自己的道路、迷失自己原本的样子。唯有持续地实现两者的强大共存，一种文化才可能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窃以为，西方近几百年的运势影响力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化上的进取性，这一点如今许多中国人都看到了，因而近几十年，我们向西方学来了一点进取精神，但似乎学艺不精，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把急功近利。我们时常忘了审视历史给我们的遗产，比如中华文明的悠久风度蕴藏的那种令人惊异的承受力，那种个人化的不紧不慢、知足常乐、化于自然的人生态度，在现代性既造福又侵蚀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当下，中国文化的这一面不失为可贵的心性。古人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当然是学习和吸收的理想状态。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得人糟粕、失己精华呢？又该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窘境呢？
2015.5.31
对一国及其文化的评价，常常是和国家当下荣辱成败的境遇紧密相连的。就像评价一个人，总难免要看他现在是否成功，落魄的读书人常遭人白眼，粗鲁的暴发户却慢慢成为人们眼中的上流之辈。
一个国家就算创造了再辉煌璀璨的文明，但如果当下正遭受凌辱，人们对它的文化也难免会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多数人还是会因为这由盛转衰的跌宕对它指指点点、长吁短叹，甚至一棍子打死。
反过来，若一国从并不起眼的普通国家，异军突起为一个成功国家，即使它的文化相对浅薄，人们也会对它高看一眼，甚至为其寻找万千种合理性。这固然是一种承认和面对现实的态度，随世情变迁及时修正我们的认识和评价。但问题在于，当下虽离我们最为切近，极值得参考和正视，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它也同样是短暂一瞬，我们对宏大命题的认知和评断，不能完全脱离历史背景和演变路径。
文化命脉，应当是国家最坚固、最深厚的堡垒阵地。历史积淀构成了它巨大的惯性，时间和广度赋予它不轻易为人所撼动的力量。中华民族在上世纪初存续的历史关头是幸运的，逃脱了亡国亡种的噩运，其中历经种种劫难，但我们能发现中国文化的顽强韧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清朝的国门被坚船利舰撞开，国家陷入半殖民统治，但那种流转千古的文化我们未从根本上被攻克，那种漫长岁月里积攒的韧性和承受力，最终克服了被扼住咽喉的窒息阶段，继续延续它的生命力。
然而，遭受重挫带来的踉跄百年，自然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我们对自我文化优越性的坚信，掺杂了更多的否定和怀疑。这大概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经历开端、发展、繁荣，总有一天要遇到挑战，继而调整改良，如果成功了则可迎来新一段的上升期。但如果改良失败，则有可能走向固步自封黯淡消亡，或者彻底革命推倒重来。这一幕在社会制度领域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的情形其实也大致类似，只不过时间进程被拉得更长，调整速度更为缓慢，变动幅度相对不明显一些罢了。
对一种文化自身的进步来说，如何保持在坚信自我和开放性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没有对自身的坚信力，文化显然难以在各种冲刷中立稳脚跟。但过多的坚信力往往会限制反思性和开放性的空间，从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过来，过度的反思性和开放性对保持自身特色亦是有害的，会让文化本身在纷繁万象中轻易放弃自己的道路、迷失自己原本的样子。唯有持续地实现两者的强大共存，一种文化才可能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窃以为，西方近几百年的运势影响力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化上的进取性，这一点如今许多中国人都看到了，因而近几十年，我们向西方学来了一点进取精神，但似乎学艺不精，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把急功近利。我们时常忘了审视历史给我们的遗产，比如中华文明的悠久风度蕴藏的那种令人惊异的承受力，那种个人化的不紧不慢、知足常乐、化于自然的人生态度，在现代性既造福又侵蚀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当下，中国文化的这一面不失为可贵的心性。古人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当然是学习和吸收的理想状态。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得人糟粕、失己精华呢？又该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窘境呢？
201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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