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访泰勒·考恩：寻找中国“低垂的果实”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
发自：上海、北京
我来中国，一提到“硬着陆”，很多人的反应都像是面临地球毁灭一样，但我不认为会是那幅场景，更大的可能性是在那之后，属于中国的真正的伟大时代才会到来。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过去“低垂的果实”，未来的果实则是社会制度的提升、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对环境污染的控制等。
在中国，走到哪儿你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股票，看到人们始终盯着屏幕上的K线图，它具有一场泡沫的所有典型标志，美国1920年左右的社会氛围就是这个样子。
2015年5月23日下午一点，离讲座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报告厅里几乎没人，一位美国人坐在第一排的角落噼里啪啦地在他的小电脑上敲字，他就是这次的演讲人泰勒·考恩。
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乔治·梅森大学，2011年被《经济学人》杂志提名为过去十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同年在《外交杂志》的“全球最顶尖的100位思想者”榜单上排名第72。
泰勒今年53岁，不高，偏胖，眼镜，西装，长相远不如他的博客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博客“边际革命”在全美经济类博客点阅率排行榜上高居第二。让人惊奇的是更新频率：每天5篇左右，保持了十二年。他的博客不是长篇大论、晦涩复杂的经济学论文，而是随手记下的思考片段、定期书单和每天更新一组的推荐文章链接。
在北大演讲前，早到会场的他正是在更新博客。这天，他写了四篇文章，分别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分析、意大利的音乐娱乐产业以及例行的文章推荐和网友评论回复。
这趟来中国，泰勒早十天就自己来了，先去了西安、南京，然后坐火车到上海、北京做演讲。
在中国的半个月，他不仅写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对北京美食品头论足，还推荐了中国网络红人凤姐（罗玉凤）在美国从事美甲业的新闻，这篇文章引发了近期最多的讨论，一百多条评论里，美国读者对凤姐言论的争论激烈程度跟国内不相上下。
京沪两地的演讲间歇，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美国停滞在科技的高原上
泰勒拿到《经济学人》和《外交杂志》评奖提名的2011年，他撰写的书《大停滞？》在美出版。在这本不足200页的书中，他抛出了对当前美国社会发展的判断，逆着潮流，也逆着人们的乐观情绪——他认为美国在40年间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互联网短期内也无法刺激经济，实现创收。如今，他依然坚持这一判断。
泰勒对美国经济的反思起于与祖母生活的对比：她出生于20世纪初的农场，没上过高中，没见过汽车飞机，甚至也很少见到电和马桶。但是在她50岁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大多数人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让泰勒质疑的是，在自己的50年中，生活几乎没有发生过太多变化，好像社会的发展停滞了。
从1880年到1940年，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应接不暇地改变着生活：电、灯、汽车、飞机、家电、电话、自来水、药品、打字机、录音机、照相机……随着电视机的出现，这个时期接近尾声。但是1950年代以后，人们的生活除了互联网以外，物质层面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从收入来看也是如此。1973年与1947年相比，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翻了一番，达到4.4万美元。但是31年后的2004年，只有5.4万美元，增长不足22%。这一代美国人跟上代人收入差不多，生活质量也差不多，泰勒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停滞”。
他认为停滞的原因是“低垂的果实”没有了，这是他的比喻：最容易获得的财富，就像挂在低垂的树枝上、一伸手就能够到的果实。
17世纪以来，属于美国的“低垂的果实”是闲置的土地资源，巨大的科技进步，和高速发展的教育体系。但在过去的40年，低垂的果实开始消失，他认为国人普遍没有意识到，美国停滞在了科技的高原上，而树枝几乎已然光秃。
南方周末：你第一次意识到大停滞是什么时候？来源于数据还是生活？
泰勒·考恩：生活中的发现。大概是2009、2010年，有一天我打开电视浏览频道，看到了一个四五十年前的娱乐节目，发现那里面的人们的想法、身边车和房子，看上去跟今天都是一样的。我想那个时代的任何人穿越来现在的世界，可以轻易操作除了电脑以外的所有东西。意识到这点让我很惊奇，就开始考虑怎样用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南方周末：收入和生产力没有提高，能说明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没有提高吗？
泰勒·考恩：人们比从前快乐是肯定的。有了更好的福利，有了互联网带来的免费产品，比如脸书，这都使人愉悦。但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人们的野心不再了，风险承受能力减弱，我们活得很舒服，但并没有给下一代留下更好的东西。
对单独的每一代人而言，也许快乐就够了。但是从更长远看，社会需要进步，如果我们原地不动，那就是巨大的损失。我们应该更努力地拼搏，创作出更多机会，甚至损失一些快乐，但是给下一代人一个更好的世界。
中国人的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努力的，但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努力了。
南方周末：如今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去美国读书，一张最近流行的图片，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系的2015年硕士毕业名单，其中竟有80%是中国人。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泰勒：设想一下，假如你出生在美国一个白人家庭，父母很有钱，你也聪明，你可以通过比学统计学更简单的方法赚到钱，比如做经理、顾问，甚至金融行业，这些已经很难了，但仍旧比学数学、统计、工程学简单。
又假如你来自中国，出生在一个偏远小镇，没钱，没关系，如果来美国学习，就要通过一些完全客观的领域比如数学。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成为顶尖的人才，不需要任何外力帮助。另外，这些学科不会特别多地应用英语，所以你的英语不必是完美的。
所以，美国人做经理、顾问，中国人做统计、数据、工程师，分工就这样产生。
这对于中美双方都好。美国可以吸引中国人才，说实在的，很多美国人是太懒了，他们愿意做更简单的东西。对中国来说也是好事，这些人才通过这个渠道取得进步、获得成功，回国以后也有助于发展。
中国的“果实”在哪里
在博客中，泰勒写道：从同样的不发达水平到如今的社会水平，美国用了35年，而中国只用了7年。
南方周末：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低垂的果实”是什么？
泰勒·考恩：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建楼房、修公路、铺铁路，这些决定都比较容易做，对国家来说也是大工程。去中国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成果。很多中国的基建比美国的还要好，比如机场。这是最简单的低垂的果实。
但是现在你们的基建也基本上都完成了，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比之前要难很多，这也是当下中国要面临的最基本的经济问题。
南方周末：对于未来的中国，尚未被重视的“低垂的果实”，你认为会是什么？
泰勒·考恩：社会制度的提升。比如就医疗而言，还有贪污腐败，有很多经营不善的医院，向患者谋取贿赂的医生，买到合适的药也不容易……很多这样的小问题，它跟科技无关，而是关系到人们如何对待彼此，是否信任和合作。
法律体系也必须要变得更稳定、可靠、可预知，让人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违反了法律，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还需要更多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这些事我觉得都是接下来要去做的，不一定很快，慢一点不要紧。
南方周末：这对中国有什么要求？
泰勒·考恩：最重要是法律体系，法律是政府的立足之本，所以政府要立法、传播法，也要持续地坚持它们。即使是一些人想要特殊待遇，政府也得坚持在法律框架内行事。这正是艰难之处：让法律服从自己，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每个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做，但不得不说大多数国家很难做到。其实除了政府以外，更多的改变是要公民去做的，比如学会尊重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
南方周末：你写书的2011年，中国还在GDP快速增长期，而2013年起，开始增速放缓，这是中国开始走入停滞的预兆吗？你怎么预测中国接下的增长？
泰勒·考恩：不，这不一样。中国西部可能会陷入停滞，我去过那里，有太多的空置建筑、鬼城，而且大量的人才涌向沿海。但作为整体，中国是绝对不会停止经济增长的。
我不认为你们面临停滞，但我想也许短期内中国经济将面临一次“硬着陆”，但你们可以恢复过来，重新提升增速，所以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短期调整的问题。这是每一个经济体都会经历的周期性规律，现在轮到中国了，这将会很痛，但并不是世界末日。
我来中国，一提到“硬着陆”，很多人的反应都像是面临地球毁灭一样，但我不认为会是那幅场景，更大的可能性是在那之后，属于中国的真正的伟大时代才会到来。你们的人才资源会准备好，重新整合，经济会重新增长起来。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发展还是很乐观的？
泰勒·考恩：乐观比悲观要多。关于中国，一个最保险的猜测就是“我们会给世界以惊喜”。
被夸大的互联网力量
当下，互联网是“乐观”的代名词，但是泰勒浇上来一盆冷水：他认为在短期内，互联网并不能对增长缓慢的经济有所帮助。它的“果实”出现在人们的电脑和头脑中，但不是经济的创收部门。
互联网的生产力很难衡量，这是一种免费的愉悦，它使得幸福感与经济增长两条曲线的偏离程度比以往更高了。另一方面互联网崛起与传统产业不同的是对就业的帮助更小。
他在书中列举：20世纪早期，福特和通用汽车崛起时，创造了数百万的工作机会，并把底特律打造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而今天，脸书（FaceBook）创造了许多偷窥的快感，但公司本身并未雇用大量员工，对帕罗奥图市的发展也帮助甚少。鼎鼎有名的推特（Twitter）直到2010年也只有大约300名员工。
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引发许多争议。
比如，泰勒·考恩的对谈嘉宾之一、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沛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互联网对GDP的影响：“成长不仅仅意味着长个子，我们都知道人到三十岁就不长个子，但是我们长智慧。”在他看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很多东西是传统经济学无法衡量的。
南方周末：互联网是这个时代乐观的代名词，但你并不认为它会是救世主？
泰勒·考恩：从未来的角度讲，我对互联网非常乐观，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觉得人们夸大了它的力量。他们只看到了某些产品，比如Uber、阿里巴巴，有很大的科技力量，但是涉及经济体的大部分领域，医疗、教育、政府、零售业……互联网对它们的改变还只是刚刚起步。所以我想关于互联网的非常乐观的图景将出现在15到20年以后，但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远远不是完成的效果。
所以我想目前人们对互联网力量判断有点太过热情和乐观了。我想即便是美国人，也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认为变化都会很快地产生，但这不可能。
南方周末：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央正在进行“互联网+”的转型，你怎么看？
泰勒·考恩：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它的回馈周期会很长。
互联网并没有解决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产能过剩、地方债、资本外逃、市场失序……它没有解决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总之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它无法立刻使中国摆脱短期的问题。
南方周末：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而来，你怎么看待现下非常火热的中国股市？
泰勒：这是泡沫。现在有太多的新股民涌入中国股市了，走到哪儿你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股票，看到人们始终盯着屏幕上的K线图，这看上去就像是一场赌博，每个人都很乐观地认为自己不可能输。
它具有一场泡沫的所有典型标志，历史上发生过的股市泡沫都像极了如今中国的场景。美国1920年代左右的社会氛围就是这个样子。
“互联网是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作者：涂子沛（阿里巴巴副总裁）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有后发展的优势，可以弯道超车。
比如固定电话，美国是哪一年发明的？1880年，固定电话的全面普及，美国差不多用了50到100年的时间，但是今天中国的固定电话普及了吗？没有。还需不需要普及？答案是不需要。因为我们都有了手机。这就好像我们在比赛，原来跟美国跑一千米，你落后别人500米，突然说不跑了，你们换一个轨道重新跑。比赛重新开始，在这个轨道上，你落后可能只有5米，这个就是信息技术的轨道。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我们有新的方法、新的手段解决老的问题。
回头看历史，历史的进步永远是一种替代。机器替代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有没有忧虑？机器增长了，工作机会是不是减少？当时是有很多忧虑。这种忧虑事实上是从来都存在的，每一个科技大进步都存在替代。
回到今天来看，今天的企业是知识密集型的企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的冲击，我们进入一个知识时代，不是一个工业时代，以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天是知识的生产率。
关于互联网对GDP的影响大不大，做一个比喻：成长不仅仅意味着长个子，我们都知道人到二十岁就不长个子了，但是我们长智慧。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们都说数据是资产，但是数据资产怎么定义，到底值多少钱，传统的经济学是没有办法定义的。因为它跟以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跟水泥不一样，水泥用完了就没了，数据不会没，这个数据跟那个数据在一起，会产生一个聚合的效应，这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所以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的时代，GDP有可能衡量不了。经济增长怎么衡量，社会进步怎么衡量，幸福感怎么衡量？我们传统的经济学没有办法，这提出更多的挑战。
原文地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779
发自：上海、北京
我来中国，一提到“硬着陆”，很多人的反应都像是面临地球毁灭一样，但我不认为会是那幅场景，更大的可能性是在那之后，属于中国的真正的伟大时代才会到来。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过去“低垂的果实”，未来的果实则是社会制度的提升、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对环境污染的控制等。
在中国，走到哪儿你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股票，看到人们始终盯着屏幕上的K线图，它具有一场泡沫的所有典型标志，美国1920年左右的社会氛围就是这个样子。
2015年5月23日下午一点，离讲座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报告厅里几乎没人，一位美国人坐在第一排的角落噼里啪啦地在他的小电脑上敲字，他就是这次的演讲人泰勒·考恩。
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乔治·梅森大学，2011年被《经济学人》杂志提名为过去十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同年在《外交杂志》的“全球最顶尖的100位思想者”榜单上排名第72。
泰勒今年53岁，不高，偏胖，眼镜，西装，长相远不如他的博客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博客“边际革命”在全美经济类博客点阅率排行榜上高居第二。让人惊奇的是更新频率：每天5篇左右，保持了十二年。他的博客不是长篇大论、晦涩复杂的经济学论文，而是随手记下的思考片段、定期书单和每天更新一组的推荐文章链接。
在北大演讲前，早到会场的他正是在更新博客。这天，他写了四篇文章，分别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分析、意大利的音乐娱乐产业以及例行的文章推荐和网友评论回复。
这趟来中国，泰勒早十天就自己来了，先去了西安、南京，然后坐火车到上海、北京做演讲。
在中国的半个月，他不仅写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对北京美食品头论足，还推荐了中国网络红人凤姐（罗玉凤）在美国从事美甲业的新闻，这篇文章引发了近期最多的讨论，一百多条评论里，美国读者对凤姐言论的争论激烈程度跟国内不相上下。
京沪两地的演讲间歇，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美国停滞在科技的高原上
泰勒拿到《经济学人》和《外交杂志》评奖提名的2011年，他撰写的书《大停滞？》在美出版。在这本不足200页的书中，他抛出了对当前美国社会发展的判断，逆着潮流，也逆着人们的乐观情绪——他认为美国在40年间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互联网短期内也无法刺激经济，实现创收。如今，他依然坚持这一判断。
泰勒对美国经济的反思起于与祖母生活的对比：她出生于20世纪初的农场，没上过高中，没见过汽车飞机，甚至也很少见到电和马桶。但是在她50岁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大多数人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让泰勒质疑的是，在自己的50年中，生活几乎没有发生过太多变化，好像社会的发展停滞了。
从1880年到1940年，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应接不暇地改变着生活：电、灯、汽车、飞机、家电、电话、自来水、药品、打字机、录音机、照相机……随着电视机的出现，这个时期接近尾声。但是1950年代以后，人们的生活除了互联网以外，物质层面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从收入来看也是如此。1973年与1947年相比，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翻了一番，达到4.4万美元。但是31年后的2004年，只有5.4万美元，增长不足22%。这一代美国人跟上代人收入差不多，生活质量也差不多，泰勒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停滞”。
他认为停滞的原因是“低垂的果实”没有了，这是他的比喻：最容易获得的财富，就像挂在低垂的树枝上、一伸手就能够到的果实。
17世纪以来，属于美国的“低垂的果实”是闲置的土地资源，巨大的科技进步，和高速发展的教育体系。但在过去的40年，低垂的果实开始消失，他认为国人普遍没有意识到，美国停滞在了科技的高原上，而树枝几乎已然光秃。
南方周末：你第一次意识到大停滞是什么时候？来源于数据还是生活？
泰勒·考恩：生活中的发现。大概是2009、2010年，有一天我打开电视浏览频道，看到了一个四五十年前的娱乐节目，发现那里面的人们的想法、身边车和房子，看上去跟今天都是一样的。我想那个时代的任何人穿越来现在的世界，可以轻易操作除了电脑以外的所有东西。意识到这点让我很惊奇，就开始考虑怎样用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南方周末：收入和生产力没有提高，能说明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没有提高吗？
泰勒·考恩：人们比从前快乐是肯定的。有了更好的福利，有了互联网带来的免费产品，比如脸书，这都使人愉悦。但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人们的野心不再了，风险承受能力减弱，我们活得很舒服，但并没有给下一代留下更好的东西。
对单独的每一代人而言，也许快乐就够了。但是从更长远看，社会需要进步，如果我们原地不动，那就是巨大的损失。我们应该更努力地拼搏，创作出更多机会，甚至损失一些快乐，但是给下一代人一个更好的世界。
中国人的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努力的，但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努力了。
南方周末：如今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去美国读书，一张最近流行的图片，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系的2015年硕士毕业名单，其中竟有80%是中国人。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泰勒：设想一下，假如你出生在美国一个白人家庭，父母很有钱，你也聪明，你可以通过比学统计学更简单的方法赚到钱，比如做经理、顾问，甚至金融行业，这些已经很难了，但仍旧比学数学、统计、工程学简单。
又假如你来自中国，出生在一个偏远小镇，没钱，没关系，如果来美国学习，就要通过一些完全客观的领域比如数学。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成为顶尖的人才，不需要任何外力帮助。另外，这些学科不会特别多地应用英语，所以你的英语不必是完美的。
所以，美国人做经理、顾问，中国人做统计、数据、工程师，分工就这样产生。
这对于中美双方都好。美国可以吸引中国人才，说实在的，很多美国人是太懒了，他们愿意做更简单的东西。对中国来说也是好事，这些人才通过这个渠道取得进步、获得成功，回国以后也有助于发展。
中国的“果实”在哪里
在博客中，泰勒写道：从同样的不发达水平到如今的社会水平，美国用了35年，而中国只用了7年。
南方周末：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低垂的果实”是什么？
泰勒·考恩：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建楼房、修公路、铺铁路，这些决定都比较容易做，对国家来说也是大工程。去中国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成果。很多中国的基建比美国的还要好，比如机场。这是最简单的低垂的果实。
但是现在你们的基建也基本上都完成了，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比之前要难很多，这也是当下中国要面临的最基本的经济问题。
南方周末：对于未来的中国，尚未被重视的“低垂的果实”，你认为会是什么？
泰勒·考恩：社会制度的提升。比如就医疗而言，还有贪污腐败，有很多经营不善的医院，向患者谋取贿赂的医生，买到合适的药也不容易……很多这样的小问题，它跟科技无关，而是关系到人们如何对待彼此，是否信任和合作。
法律体系也必须要变得更稳定、可靠、可预知，让人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违反了法律，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还需要更多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这些事我觉得都是接下来要去做的，不一定很快，慢一点不要紧。
南方周末：这对中国有什么要求？
泰勒·考恩：最重要是法律体系，法律是政府的立足之本，所以政府要立法、传播法，也要持续地坚持它们。即使是一些人想要特殊待遇，政府也得坚持在法律框架内行事。这正是艰难之处：让法律服从自己，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每个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做，但不得不说大多数国家很难做到。其实除了政府以外，更多的改变是要公民去做的，比如学会尊重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
南方周末：你写书的2011年，中国还在GDP快速增长期，而2013年起，开始增速放缓，这是中国开始走入停滞的预兆吗？你怎么预测中国接下的增长？
泰勒·考恩：不，这不一样。中国西部可能会陷入停滞，我去过那里，有太多的空置建筑、鬼城，而且大量的人才涌向沿海。但作为整体，中国是绝对不会停止经济增长的。
我不认为你们面临停滞，但我想也许短期内中国经济将面临一次“硬着陆”，但你们可以恢复过来，重新提升增速，所以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短期调整的问题。这是每一个经济体都会经历的周期性规律，现在轮到中国了，这将会很痛，但并不是世界末日。
我来中国，一提到“硬着陆”，很多人的反应都像是面临地球毁灭一样，但我不认为会是那幅场景，更大的可能性是在那之后，属于中国的真正的伟大时代才会到来。你们的人才资源会准备好，重新整合，经济会重新增长起来。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发展还是很乐观的？
泰勒·考恩：乐观比悲观要多。关于中国，一个最保险的猜测就是“我们会给世界以惊喜”。
被夸大的互联网力量
当下，互联网是“乐观”的代名词，但是泰勒浇上来一盆冷水：他认为在短期内，互联网并不能对增长缓慢的经济有所帮助。它的“果实”出现在人们的电脑和头脑中，但不是经济的创收部门。
互联网的生产力很难衡量，这是一种免费的愉悦，它使得幸福感与经济增长两条曲线的偏离程度比以往更高了。另一方面互联网崛起与传统产业不同的是对就业的帮助更小。
他在书中列举：20世纪早期，福特和通用汽车崛起时，创造了数百万的工作机会，并把底特律打造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而今天，脸书（FaceBook）创造了许多偷窥的快感，但公司本身并未雇用大量员工，对帕罗奥图市的发展也帮助甚少。鼎鼎有名的推特（Twitter）直到2010年也只有大约300名员工。
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引发许多争议。
比如，泰勒·考恩的对谈嘉宾之一、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沛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互联网对GDP的影响：“成长不仅仅意味着长个子，我们都知道人到三十岁就不长个子，但是我们长智慧。”在他看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很多东西是传统经济学无法衡量的。
南方周末：互联网是这个时代乐观的代名词，但你并不认为它会是救世主？
泰勒·考恩：从未来的角度讲，我对互联网非常乐观，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觉得人们夸大了它的力量。他们只看到了某些产品，比如Uber、阿里巴巴，有很大的科技力量，但是涉及经济体的大部分领域，医疗、教育、政府、零售业……互联网对它们的改变还只是刚刚起步。所以我想关于互联网的非常乐观的图景将出现在15到20年以后，但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远远不是完成的效果。
所以我想目前人们对互联网力量判断有点太过热情和乐观了。我想即便是美国人，也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认为变化都会很快地产生，但这不可能。
南方周末：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央正在进行“互联网+”的转型，你怎么看？
泰勒·考恩：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它的回馈周期会很长。
互联网并没有解决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产能过剩、地方债、资本外逃、市场失序……它没有解决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总之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它无法立刻使中国摆脱短期的问题。
南方周末：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而来，你怎么看待现下非常火热的中国股市？
泰勒：这是泡沫。现在有太多的新股民涌入中国股市了，走到哪儿你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股票，看到人们始终盯着屏幕上的K线图，这看上去就像是一场赌博，每个人都很乐观地认为自己不可能输。
它具有一场泡沫的所有典型标志，历史上发生过的股市泡沫都像极了如今中国的场景。美国1920年代左右的社会氛围就是这个样子。
“互联网是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作者：涂子沛（阿里巴巴副总裁）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有后发展的优势，可以弯道超车。
比如固定电话，美国是哪一年发明的？1880年，固定电话的全面普及，美国差不多用了50到100年的时间，但是今天中国的固定电话普及了吗？没有。还需不需要普及？答案是不需要。因为我们都有了手机。这就好像我们在比赛，原来跟美国跑一千米，你落后别人500米，突然说不跑了，你们换一个轨道重新跑。比赛重新开始，在这个轨道上，你落后可能只有5米，这个就是信息技术的轨道。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我们有新的方法、新的手段解决老的问题。
回头看历史，历史的进步永远是一种替代。机器替代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有没有忧虑？机器增长了，工作机会是不是减少？当时是有很多忧虑。这种忧虑事实上是从来都存在的，每一个科技大进步都存在替代。
回到今天来看，今天的企业是知识密集型的企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的冲击，我们进入一个知识时代，不是一个工业时代，以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天是知识的生产率。
关于互联网对GDP的影响大不大，做一个比喻：成长不仅仅意味着长个子，我们都知道人到二十岁就不长个子了，但是我们长智慧。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们都说数据是资产，但是数据资产怎么定义，到底值多少钱，传统的经济学是没有办法定义的。因为它跟以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跟水泥不一样，水泥用完了就没了，数据不会没，这个数据跟那个数据在一起，会产生一个聚合的效应，这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所以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的时代，GDP有可能衡量不了。经济增长怎么衡量，社会进步怎么衡量，幸福感怎么衡量？我们传统的经济学没有办法，这提出更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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