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圣经
作为还远远没有走入哲学的layman，我很庆幸这么早读到了这样一本让人豁然开朗的书，其中的思想或能让我少走许多弯路。做一下笔记和总结，李泽厚在这本对话集的独特观点可粗略结为以下：
一、哲学走出语言，走向先验心理学式的两德论（社会道德和宗教道德）——“情本体”的外推
二、在生活中，以美感代替宗教发挥作用——“情本体”的内推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内在哲学的相似与相契合
四、“吃饭”哲学可以解答文化相对主义的争论
五、在当代中国，公共理性的建立比“情本体”的推广更为紧要
一点点展开下，也相当于给自己做个笔记：
1.走出语言这一要求无疑来自于上个世纪语言哲学的兴盛的背景，“二十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卡尔纳普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弄成语言用法的纠误，说‘语言是我们的界限’。”（第一页），这当然和德语的严谨分不开，语言作为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另一个世界而被加以看待，但若把语言作为哲学的答案、人类的终极家园未免过火，外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哲学，是因为“《圣经》、希腊哲学的logos”，是“逻辑—理性—语言—两个世界”，这或许和外国人总是向往另一个世界的宗教传统无不有关。李泽厚的观点是，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如果说人类是语义的载体，那么生存经验更比语言早先一步成为人的根本经验，人类的感知与其说是来自于语言的系统莫不如说是来自于实践经验。无数代的实践经验积淀而成的“心理经验”，即成为我万分认同的根本观点：生存哲学。比起讲究逻辑和语言，更遵循积淀和实践中逐渐在心中形的“度”。
将这一“情本体”外推，放到政治语境中讨论，即两德论，社会道德与宗教道德，社会道德就是社会运行所必需的理性形式、社会成员认识上关于是非的统一认识， 超越个人作用于集体；宗教道德即个人层面上关于善恶的理解，“伊斯兰不吃猪肉，印度教徒不吃牛肉，汉民族什么都吃，这些习俗来源于各自的宗教，却和社会道德并无多大干系。”，值得注意的是宗教道德不应超越社会道德，且两者相辅相成合为一体，普世价值应超出善恶，如书中两次提到的例子：KB分子为了教义牺牲自己，在宗教道德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有道德的，但在社会道德上则不是。
外推的另外一点则是应当在接受现代性社会道德的同时将其中加入中国元素，如契约精神中加入请客送礼、消费社会中的小家庭思想等，这些并不会妨碍社会公德的运行，而且能保证其运行的更顺畅，若是一味地追求理性有时反而会过“度”。四个顺序可以总结书中的政治观点：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MIN主
2.情本体的内推即将“两个世界”化为“一个世界”，在动物性和神性中取一个中间点，我们即非上帝子民需要赎罪，也非蛮荒野兽只知生存，人自己便给予了自己答案，我们通过世世代代的生存，得出了“度”的经验，即怎样生存才最合适，如小孩犯错要打，但打伤打死即为过度、长辈教言要听取，但事事一味听取则过度，与其说是哲学，莫如说是不可言状的美感，一种生活方法，以此美感代替宗教，这种对于“度”的尊崇便化为“礼”，礼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其存在皆为更好的使人生存，“礼”自身也有其厚重的历史与神秘的庄严，可以在社会中扮演宗教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上帝也活得好好的之原因，但礼不同于其他宗教，它的出发与回归都落实在人自身，不需要偶像崇拜也不需要道德统治，更没有严丝合缝的逻辑形式，一切因“度”而变，礼随度变，度随人更，这就形成了人—礼—人的一个世界的回环，人伦取代神纲，没有其他世界的语言，也就没有原罪、没有对现代性道德缺乏善恶的疑问、没有关于存在的质疑和虚空。
“人是被扔入的，不是自己选择被生下来的，而生下来就有一种继续活的欲求，这是动物都有的本能，无法逃免。人活在一个‘与他人共存’的世界里，而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就是‘日常生活’。它是‘非本真’，也即是‘本真’，就看你如何看待。”（112页）
3.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迅速普及且没有演变为苏修，这也和中国自有的生存哲学想和，一是有大同理想的伟大愿景，二是强调实践，中国强调人伦关系，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不谋而合，三是在民族存亡时刻，继续生存的愿望也使本来不容易接受的阶级斗争思想被接受了。
4.文化相对主义倡导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与道德，不能以普世价值（启蒙主义、理智云云）盖之，但如果以“吃饭”哲学的观点来看，则全无问题，旧时宗教道德与社会道德混为一体，缠足等习惯颇被提倡，一旦认清其不适于生存，破除之便没有文化相对主义之忧虑，人类不分种族、宗教总都要生存，使不利于生存的宗教道德被社会道德或新的宗教道德所代替是大势所趋，如女性平等、种族平等，这背后都是社会实践的要求。
5.在当代的现实情况下，普及理性比普及“情本体”更为首要，首先要做到基本的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才可以谈及在现代性之后的人性问题，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像欧美一样来自于过度的理性，而是来自于缺乏理性与形式，“情本体”作为解决过分理性形式的哲学必定会在中国被需要，但或许不是现在。
一个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过度理性化的脚步远比估计的快，现在已经形成了有规模的思潮了，很多人相信理性、启蒙的同时又以不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如最近流行过的鄙视亲戚问候等，这无不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问题，如果以契约精神、理性独立全盘代替我们传统的三纲五常，曾在欧美出现的存在主义、空虚与消极不久也会发生在中国，最好不要矫枉过正，一时看来这可以提高微观的社会机器运作效率，但长远来看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一、哲学走出语言，走向先验心理学式的两德论（社会道德和宗教道德）——“情本体”的外推
二、在生活中，以美感代替宗教发挥作用——“情本体”的内推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内在哲学的相似与相契合
四、“吃饭”哲学可以解答文化相对主义的争论
五、在当代中国，公共理性的建立比“情本体”的推广更为紧要
一点点展开下，也相当于给自己做个笔记：
1.走出语言这一要求无疑来自于上个世纪语言哲学的兴盛的背景，“二十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卡尔纳普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弄成语言用法的纠误，说‘语言是我们的界限’。”（第一页），这当然和德语的严谨分不开，语言作为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另一个世界而被加以看待，但若把语言作为哲学的答案、人类的终极家园未免过火，外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哲学，是因为“《圣经》、希腊哲学的logos”，是“逻辑—理性—语言—两个世界”，这或许和外国人总是向往另一个世界的宗教传统无不有关。李泽厚的观点是，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如果说人类是语义的载体，那么生存经验更比语言早先一步成为人的根本经验，人类的感知与其说是来自于语言的系统莫不如说是来自于实践经验。无数代的实践经验积淀而成的“心理经验”，即成为我万分认同的根本观点：生存哲学。比起讲究逻辑和语言，更遵循积淀和实践中逐渐在心中形的“度”。
将这一“情本体”外推，放到政治语境中讨论，即两德论，社会道德与宗教道德，社会道德就是社会运行所必需的理性形式、社会成员认识上关于是非的统一认识， 超越个人作用于集体；宗教道德即个人层面上关于善恶的理解，“伊斯兰不吃猪肉，印度教徒不吃牛肉，汉民族什么都吃，这些习俗来源于各自的宗教，却和社会道德并无多大干系。”，值得注意的是宗教道德不应超越社会道德，且两者相辅相成合为一体，普世价值应超出善恶，如书中两次提到的例子：KB分子为了教义牺牲自己，在宗教道德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有道德的，但在社会道德上则不是。
外推的另外一点则是应当在接受现代性社会道德的同时将其中加入中国元素，如契约精神中加入请客送礼、消费社会中的小家庭思想等，这些并不会妨碍社会公德的运行，而且能保证其运行的更顺畅，若是一味地追求理性有时反而会过“度”。四个顺序可以总结书中的政治观点：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MIN主
2.情本体的内推即将“两个世界”化为“一个世界”，在动物性和神性中取一个中间点，我们即非上帝子民需要赎罪，也非蛮荒野兽只知生存，人自己便给予了自己答案，我们通过世世代代的生存，得出了“度”的经验，即怎样生存才最合适，如小孩犯错要打，但打伤打死即为过度、长辈教言要听取，但事事一味听取则过度，与其说是哲学，莫如说是不可言状的美感，一种生活方法，以此美感代替宗教，这种对于“度”的尊崇便化为“礼”，礼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其存在皆为更好的使人生存，“礼”自身也有其厚重的历史与神秘的庄严，可以在社会中扮演宗教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上帝也活得好好的之原因，但礼不同于其他宗教，它的出发与回归都落实在人自身，不需要偶像崇拜也不需要道德统治，更没有严丝合缝的逻辑形式，一切因“度”而变，礼随度变，度随人更，这就形成了人—礼—人的一个世界的回环，人伦取代神纲，没有其他世界的语言，也就没有原罪、没有对现代性道德缺乏善恶的疑问、没有关于存在的质疑和虚空。
“人是被扔入的，不是自己选择被生下来的，而生下来就有一种继续活的欲求，这是动物都有的本能，无法逃免。人活在一个‘与他人共存’的世界里，而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就是‘日常生活’。它是‘非本真’，也即是‘本真’，就看你如何看待。”（112页）
3.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迅速普及且没有演变为苏修，这也和中国自有的生存哲学想和，一是有大同理想的伟大愿景，二是强调实践，中国强调人伦关系，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不谋而合，三是在民族存亡时刻，继续生存的愿望也使本来不容易接受的阶级斗争思想被接受了。
4.文化相对主义倡导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与道德，不能以普世价值（启蒙主义、理智云云）盖之，但如果以“吃饭”哲学的观点来看，则全无问题，旧时宗教道德与社会道德混为一体，缠足等习惯颇被提倡，一旦认清其不适于生存，破除之便没有文化相对主义之忧虑，人类不分种族、宗教总都要生存，使不利于生存的宗教道德被社会道德或新的宗教道德所代替是大势所趋，如女性平等、种族平等，这背后都是社会实践的要求。
5.在当代的现实情况下，普及理性比普及“情本体”更为首要，首先要做到基本的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才可以谈及在现代性之后的人性问题，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像欧美一样来自于过度的理性，而是来自于缺乏理性与形式，“情本体”作为解决过分理性形式的哲学必定会在中国被需要，但或许不是现在。
一个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过度理性化的脚步远比估计的快，现在已经形成了有规模的思潮了，很多人相信理性、启蒙的同时又以不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如最近流行过的鄙视亲戚问候等，这无不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问题，如果以契约精神、理性独立全盘代替我们传统的三纲五常，曾在欧美出现的存在主义、空虚与消极不久也会发生在中国，最好不要矫枉过正，一时看来这可以提高微观的社会机器运作效率，但长远来看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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