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与《万历十五年》
本月月初，收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新书《绍兴十二年》的样书，第一时间阅读后，觉得写得着实不错。这本书从南宋由战转和的关键一年切入，通过描写这一年发生在这个国度的大小事宜，剖析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既有宏大叙事，也有细致入微的民俗生活描写，兼及对帝制社会运作奥秘的解读。
由于书名跟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的相似性，很多研究者和评论家自然而然将其跟《万历十五年》联系在一起。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关于该书的研讨会上，两位王姓的评论家和研究者甚至认为：《绍兴十二年》写得比《万历十五年》还要好。这样的论断，引发了我比较这两本书的兴趣。下面，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做一点简单的分享，不正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先说说书名。就我个人人文社科书籍的阅读积累来说，以某一年作为横断面解剖大历史，并且作为书名，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应该是首创，或者至少是中国史写作方面的先驱者之一。在《万历十五年》问世之后，这类的书名和写法便不断被借鉴，层出不穷。比如王树增先生的《1900年》《1901年》，比如高王凌先生的《乾隆十三年》。夏坚勇写《绍兴十二年》，从书名和写法角度来说，或多或少都有借鉴《万历十五年》的意思。从这一点上来说，《万历十五年》是处于创新者的位置，而《绍兴十二年》则身为模仿者。当然，这种位置的不同，并不构成写作水准高下的理由。同样是借鉴雷蒙德•卡佛的书名格式，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价值，就不见得比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一书来得差。
虽然都是写中国历史上的某一年，但在具体写法上，《万历十五年》跟《绍兴十二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万历十五年》是以人物为章节，这些人物上到帝王、首辅，下到猛将、狂生，基本上涵盖了大明王朝当时统治阶层里的各个主要角色。通过讲述这些代表人物在这一年里遇到的种种困境，来分析大明王朝中后期的时代特征，进而阐述中国帝制社会的种种顽疾和末路景象。而《绍兴十二年》则采取的是以月为章节，分别讲述这一年里十二个月发生的主要事件。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接近于纪传体的话，那么《绍兴十二年》更多算是采取的是编年体的写作方式。这两种写法本无优劣之分，但是在客观效果上来说，《万历十五年》的讲述和分析在深度上显得更胜一筹；而《绍兴十二年》的叙述就显得比较散，正是因为每个月都要自成一章，个别月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无故轻重，让人感觉有凑数之嫌。
在《绍兴十二年》的研讨会上，来自南京大学的某位王姓研究者声称：《绍兴十二年》是采用现代民主理念来批判地看待那段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在讲故事，余秋雨的作品则充满对历史的膜拜，因而前者要比后两者写得好。作为一位知名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如此轻佻的论断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对于历史的分析与论述，本来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境化分析，即从当时的环境、氛围和认知水平出发，还原历史的原本状态；一种则是去语境化分析，即以当下最新的思想观念分析判断历史人物和事件。后者或许就是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理由之所在。这两种分析与论述方式并无高下之分。《绍兴十二年》固然写出了帝制时代，专制的残酷与黑暗，以及文人官僚的种种扭曲的状态，但这些评判更多是基于现代所谓普世价值的常识得出的论断，在历史观和历史视野上并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而与作者的现代民主理念相伴的，则是其语言的现代化：这本书中，类似现代网络段子的语言，以及过于俚俗、调侃式的话语比比皆是。作为一本严肃历史散文著作来说，这样过于俚俗化、现代化的语言方式，有把作品下拉到网络文学层次的危险。由于主题的严肃性，相信这本书能吸引的读者大多应该是人文社科严肃书籍的爱好者。语言的随意和不严肃不但不能扩大本书的读者面，反而可能会引起目标读者的反感。这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对一段历史，尤其是对本国的历史，无论是赞赏，还是贬损，都应该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抱一种起码的温情与尊重。因此，我并不觉得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中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什么问题。相反，如果在批判和贬损的同时，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敬畏，则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这样的感觉，跟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地位带来的文化自卑一脉相承。应该来说，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中对传统帝制社会的批判还是有节制的，但部分章节的论述中，仍然会感受到这种因文化自卑带来的过度贬损，有一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毛病都用“独裁专制”这一个词来概括的感觉。
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就绝对不是上述王姓研究者一句轻描淡写的“只是在讲故事”。黄仁宇在这本书里没有像夏坚勇那样对于传统社会过强的批判情绪，而是以一种冷静、客观，兼具历史感和诗意的笔法，讲述了大明王朝中后期难以为继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一元化的社会政治体系；简单、易行的小农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无成熟民法，商业、社会、政治现代转型几无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读者通过黄仁宇富有春秋笔法的讲述自己感受到的，而不是像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里那样，自己站出来用现代政治名词，直接给南宋的历史状况做评判。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万历十五年》的论述水平还是明显要高出一筹的。相信连夏坚勇先生本人，都不敢说出自己这本书写得比《万历十五年》还要好这样的话。
《万历十五年》的各个分章节，无论是讲述力图改革的张居正，倡导无为而治的申时行，还是讲述模范官僚海瑞，抑或异学狂生李贽，其论述重点都是在为分析上述明代中后期，乃至整个帝制社会难以为继的时代特征而服务。比如写张居正力图有所作为，但却脱离中国实情，丧失基层士大夫和官僚支持，这显然是在佐证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制度，因而无法自发现代化的论点。写海瑞将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作为行政要诀，恪守帝国法令的最高限度，最终被整个官僚体系提防和排斥，显然是讲述传统中国一旦忽视潜规则，便寸步难行的事实。又如李贽，他既想提出一整套新的哲学来反抗旧的伦理道德和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但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却又与所处的时代，与旧的哲学和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矛盾正是人人无法逃脱一元化社会政治体系的真实写照。
相比之下，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选择南宋由战转和的这一年进行详细论述，其选择的大部分事件都是与战与和转折的这一关键节点对应的，但是其所做的许多论述都是在批判帝王专制制度的黑暗，以及带来的官僚人性扭曲。应该说，这种批判跟战和转折点的主题是相脱节的，显得过于宏大，缺乏根基。从这一点上来说，《绍兴十二年》跟《万历十五年》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其实，我是相当肯定《绍兴十二年》这本书的价值的。作为长篇历史散文，文笔优美，考证详细，兼具历史感和文学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已经到了能够超越《万历十五年》的地步。同样也向批评家、研究社和出版方提几句建议：对一本书不能过度吹捧和赞美，更不能把赞美建立在贬损经典的基础之上，否则在广大读者已经具备高度鉴别能力的时代里，这样的宣传往往会适得其反。
2015.6.17晚作于竹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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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书名跟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的相似性，很多研究者和评论家自然而然将其跟《万历十五年》联系在一起。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关于该书的研讨会上，两位王姓的评论家和研究者甚至认为：《绍兴十二年》写得比《万历十五年》还要好。这样的论断，引发了我比较这两本书的兴趣。下面，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做一点简单的分享，不正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先说说书名。就我个人人文社科书籍的阅读积累来说，以某一年作为横断面解剖大历史，并且作为书名，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应该是首创，或者至少是中国史写作方面的先驱者之一。在《万历十五年》问世之后，这类的书名和写法便不断被借鉴，层出不穷。比如王树增先生的《1900年》《1901年》，比如高王凌先生的《乾隆十三年》。夏坚勇写《绍兴十二年》，从书名和写法角度来说，或多或少都有借鉴《万历十五年》的意思。从这一点上来说，《万历十五年》是处于创新者的位置，而《绍兴十二年》则身为模仿者。当然，这种位置的不同，并不构成写作水准高下的理由。同样是借鉴雷蒙德•卡佛的书名格式，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价值，就不见得比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一书来得差。
虽然都是写中国历史上的某一年，但在具体写法上，《万历十五年》跟《绍兴十二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万历十五年》是以人物为章节，这些人物上到帝王、首辅，下到猛将、狂生，基本上涵盖了大明王朝当时统治阶层里的各个主要角色。通过讲述这些代表人物在这一年里遇到的种种困境，来分析大明王朝中后期的时代特征，进而阐述中国帝制社会的种种顽疾和末路景象。而《绍兴十二年》则采取的是以月为章节，分别讲述这一年里十二个月发生的主要事件。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接近于纪传体的话，那么《绍兴十二年》更多算是采取的是编年体的写作方式。这两种写法本无优劣之分，但是在客观效果上来说，《万历十五年》的讲述和分析在深度上显得更胜一筹；而《绍兴十二年》的叙述就显得比较散，正是因为每个月都要自成一章，个别月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无故轻重，让人感觉有凑数之嫌。
在《绍兴十二年》的研讨会上，来自南京大学的某位王姓研究者声称：《绍兴十二年》是采用现代民主理念来批判地看待那段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在讲故事，余秋雨的作品则充满对历史的膜拜，因而前者要比后两者写得好。作为一位知名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如此轻佻的论断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对于历史的分析与论述，本来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境化分析，即从当时的环境、氛围和认知水平出发，还原历史的原本状态；一种则是去语境化分析，即以当下最新的思想观念分析判断历史人物和事件。后者或许就是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理由之所在。这两种分析与论述方式并无高下之分。《绍兴十二年》固然写出了帝制时代，专制的残酷与黑暗，以及文人官僚的种种扭曲的状态，但这些评判更多是基于现代所谓普世价值的常识得出的论断，在历史观和历史视野上并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而与作者的现代民主理念相伴的，则是其语言的现代化：这本书中，类似现代网络段子的语言，以及过于俚俗、调侃式的话语比比皆是。作为一本严肃历史散文著作来说，这样过于俚俗化、现代化的语言方式，有把作品下拉到网络文学层次的危险。由于主题的严肃性，相信这本书能吸引的读者大多应该是人文社科严肃书籍的爱好者。语言的随意和不严肃不但不能扩大本书的读者面，反而可能会引起目标读者的反感。这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对一段历史，尤其是对本国的历史，无论是赞赏，还是贬损，都应该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抱一种起码的温情与尊重。因此，我并不觉得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中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什么问题。相反，如果在批判和贬损的同时，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敬畏，则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这样的感觉，跟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地位带来的文化自卑一脉相承。应该来说，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中对传统帝制社会的批判还是有节制的，但部分章节的论述中，仍然会感受到这种因文化自卑带来的过度贬损，有一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毛病都用“独裁专制”这一个词来概括的感觉。
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就绝对不是上述王姓研究者一句轻描淡写的“只是在讲故事”。黄仁宇在这本书里没有像夏坚勇那样对于传统社会过强的批判情绪，而是以一种冷静、客观，兼具历史感和诗意的笔法，讲述了大明王朝中后期难以为继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一元化的社会政治体系；简单、易行的小农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无成熟民法，商业、社会、政治现代转型几无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读者通过黄仁宇富有春秋笔法的讲述自己感受到的，而不是像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里那样，自己站出来用现代政治名词，直接给南宋的历史状况做评判。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万历十五年》的论述水平还是明显要高出一筹的。相信连夏坚勇先生本人，都不敢说出自己这本书写得比《万历十五年》还要好这样的话。
《万历十五年》的各个分章节，无论是讲述力图改革的张居正，倡导无为而治的申时行，还是讲述模范官僚海瑞，抑或异学狂生李贽，其论述重点都是在为分析上述明代中后期，乃至整个帝制社会难以为继的时代特征而服务。比如写张居正力图有所作为，但却脱离中国实情，丧失基层士大夫和官僚支持，这显然是在佐证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制度，因而无法自发现代化的论点。写海瑞将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作为行政要诀，恪守帝国法令的最高限度，最终被整个官僚体系提防和排斥，显然是讲述传统中国一旦忽视潜规则，便寸步难行的事实。又如李贽，他既想提出一整套新的哲学来反抗旧的伦理道德和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但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却又与所处的时代，与旧的哲学和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矛盾正是人人无法逃脱一元化社会政治体系的真实写照。
相比之下，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选择南宋由战转和的这一年进行详细论述，其选择的大部分事件都是与战与和转折的这一关键节点对应的，但是其所做的许多论述都是在批判帝王专制制度的黑暗，以及带来的官僚人性扭曲。应该说，这种批判跟战和转折点的主题是相脱节的，显得过于宏大，缺乏根基。从这一点上来说，《绍兴十二年》跟《万历十五年》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其实，我是相当肯定《绍兴十二年》这本书的价值的。作为长篇历史散文，文笔优美，考证详细，兼具历史感和文学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已经到了能够超越《万历十五年》的地步。同样也向批评家、研究社和出版方提几句建议：对一本书不能过度吹捧和赞美，更不能把赞美建立在贬损经典的基础之上，否则在广大读者已经具备高度鉴别能力的时代里，这样的宣传往往会适得其反。
2015.6.17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首发于本人的原创微信公号：蓑翁论书，微信号：wengonbooks，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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