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波特：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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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罗杰·拉波特
lightwhite 译
夜，白夜——这就是灾异，这缺失了黑暗，不被光照亮的夜。
——莫里斯·布朗肖，《有关耐心的话语》（Discours sur la
patience）
请允许我唤起一段回忆，这段回忆是如此地遥远，以至于我无法确定它的时间和地点：我记得一部电影里的一个场景，但我不记得有关这部电影的任何东西，就连名字也不记得，它无疑是我至少三十五年前看的。那个谁也不知道的场景是这样的——这或许会允许一位读者认出片子来（它的情节在我看来似乎被设定于十九世纪末）——有一个宽敞的房间，左边是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一个无疑病入膏肓的女人。有人在（右边）敲门吗？我不记得，但死神进来了。那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披着外套，把帽子放在了一张小桌上，但那是死神：他转向病弱的女人并用简单、坚定而温柔的语气说：“时候到了。我过来找你。”我的回忆在这里停住。我们不要说死神被“人格化”了，我们要更确切地说它，但请注意，电影制作者没有试着无疑徒劳地激发恐惧，用一种险恶的形象来再现死神，而是通过死神所表现出的清醒，至少在我身上，成功地激起了一种难以磨灭的“不安之陌异”（inquiétant étrangeté）的感受。“陌异”这个表述是我们对弗洛伊德的Unheimlichkeit一词的翻译，它指定了那样的感受，即一个人无法断定他所察觉的东西是死了还是活着；既死了又活着，一个活死人。
伊壁鸠鲁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来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死亡（mort），更确切地说，虚无，无法让我们恐惧，但死神（Mort）真地是一种消灭吗？如果死神根本没有通过揭示生命的继续来让我们安心，而是在我们身上唤醒了一种陌异的感受，那么，就它缺乏虚无而言，死神难道不是没有任何的安全可言吗？在生命与虚无这两个对立项之间，还有第三项：死神，请注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着迷、更令人恐惧的？布朗肖的全部作品，尤其是《死刑判决》（L'Arrêt de mort），就激发了这样的着迷和恐惧。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是最高的可能性，也就是每个“此在”（Dasein）的在世存在最终变得不可能了的那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对布朗肖而言，死（mourir）只是失去了死亡而已：“只要我活着，我就是必死者，然而，当我死去，停止作为一个人，这也同时停止会死，我不再具备一个死去的资格，故而死亡的张扬使我恐惧，因为我已明白何谓死亡：再无死亡，而是死去的不可能性。”（《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第103页。）
死的不可能性，这种“陌异的恐惧”贯穿了布朗肖的作品：托马，福音书中拉撒路的倒错和颠覆，从坟墓里升起并“出现在他墓穴的窄门时，他是何等异骇啊；那不是复活，而是死了，并且确信着自己同时从死亡和生存中被脱拔出来”。（布朗肖，《黑暗托马》，第44页。）这个把生命与虚无分开的不可能的间隙，让死亡也变得不可能：这就是每个“有死者”命中注定的的陷阱，“这个令几乎已征服死亡者亦不免落入的陷阱。”（《黑暗托马》，第106页。）
在一个没有出路的悲伤的空间里游荡：这，请相信布朗肖，乃是我们的命运，但某种最终的反转不是仍然可能吗？是的，请相信《死刑判决》的某些段落，但在阅读它们之前，为了首先不曲解它们，有必要重新说明，其中的一些插曲——不管它们看似怎样——令人不安到了何种的程度。J，《死刑判决》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在叙述者来到她身边的时候刚刚死去，这是叙述者如何继续他的叙述的：“我俯身靠近她，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立刻——我敢说不到一秒，一股气流、一声叹息就从她紧闭的双唇吐出来……”（布朗肖，《死刑判决》，第26页。）那么，叙述者是一个基督的形象吗？这个问题必须被问及，但如果托马是拉撒路的极为晦暗的弟兄，那么，《死刑判决》的叙述者也是基督的形象了，但这个形象是完全颠覆了的：复活根本没有产生一种神圣的幸福，在所引的文本之后六行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她的双眼在一两秒钟后突然睁开，眼中闪现出某种无以言表的可怖之光，那是活人所能承受的最可怕的眼神。”（《死刑判决》，第26页。）
让我们重复叙述者之前说过的话：“我不知道她在害怕什么：不是死亡，而是更为严重的事情。”（《死刑判决》，第11页。）死是为了发现死的希望从此被禁止了：这就是地狱，寒冷的地狱，但如果一个人有勇气面对它，又会发生什么？让我们再次援引《死刑判决》：“相信如果在那一刻我感到战栗和恐惧，那么这一切就都会消失，但我心中充满柔情，如此强烈……我把她搂在怀里，她的手臂紧抱着我，那一刻她不仅完全恢复了生命力，而且非常自然、快乐，几近痊愈。”（《死刑判决》，第26页。）我们不要误解这个“痊愈”的意思，因为两页后我们会读到这句：“我后来让路易斯征求他们的同意，给她姐姐涂香油。”（《死刑判决》，第28页。）《死刑判决》的最重要的场景：叙述者和娜塔莉之间的相遇——虽然是在“无处”——包含了一段和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类似的插曲，尽管它是更加明显的，因为这个“无以言表的可怖之光”在一个出现了两次的句子里得到了命名：“我立刻清晰地看到，在三四步远的地方，她的眼睛闪着死寂而空洞的光芒。”（《死刑判决》，第84页。）然而，我们必须继续阅读，进一步踏入陷阱，保持寒冷，因为前方有一个反转：“那一点寒冷……它很残忍，好像某种啃噬、捕捉、诱惑你的东西，当然它的确擒获了你，但这也是它的秘密所在，极富同情心的人在献身于那一寒冷后，会在其中找到一个真实生命所具有的善意、温柔还有自由。”（《死刑判决》，第86页。）不是像哈姆雷特那样沉思一个空洞的头骨，我们或许应该注视（上卢瓦尔省）沃迪厄的圣安德烈教堂那令人惊奇的十四世纪壁画，在那上面，死神，或许是黑死病，被再现为一个披着黑纱的女人，把她的箭投向了活人。那么，死神也是这个女子吗：年轻，美丽，高贵，慷慨，并且不可思议地楚楚动人？
那么，陷阱只是一个有待克服的考验吗：一旦超越了它，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生命所具有的温柔还有自由”？[……]在书开头，一个人可以从一张都灵裹尸布的照片上认出两张面孔的双重曝光，一张是基督的，另一张是圣维罗妮卡的：“在基督像后面，我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个女性面容的轮廓，极美丽，而且因为脸上古怪的冷傲表情而显得尤其动人。”（《死刑判决》，第13页。）维罗妮卡已经战胜了死神吗，或者，死神已经抓住了维罗妮卡，并征服了所有的生命？无疑，这是至高的模糊性，是任何读者都无法解决的不可决定的东西，哪怕他没有掉进《死刑判决》的陷阱，哪怕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地病弱，可以诈死，也就是，经历那不是考验的死神之考验。
“要注意，我并不排除你或将显现为一个陷阱的这种念头”，（布朗肖，《最后之人》，第102页。）《最后之人》（Le Dernier Homme）的叙述者如是宣称，表达了他所面对的念头。而在《死刑判决》的结尾，叙述者就是对念头（这个词被印成斜体，在布朗肖那里实为十分罕见的做法）说话，仿佛那个念头活着一样，仿佛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对爱敏感的人：“我把自己的所有力量都给了它，它也把它的所有力量给了我。最终这异常强大的力量，这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摧毁的力量，将使我们遭受或许是无边的不幸，但若果真如此，我愿承担起这不幸，并为此感到无边的快乐。我会永无休止地对那个念头说，‘来’，而它永远都在那里。”（《死刑判决》，第99页。）无以度量的厄运，漫无止境的游荡，无边无际的虚弱，恐怖却不致死的受难，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必须像托马一样说道：“我思，故我不在。”（《黑暗托马》，第125页。）这个托马是布朗肖后来的所有主角的模型，他们死了却没有坟墓，更确切地说，他们死了却已经遗弃了他们的坟墓，他们徒然地等待安葬，被遗忘于光的墓穴。让思想和死亡，书写的无限运动和死的不可能性之间有一个纽带吧，这个肯定，更确切地说，这个不在肯定中得以弥补的问题，贯穿了布朗肖的全部作品，所以，一个人必须牢记《黑暗托马》《死刑判决》《最后之人》，如果他想读懂布朗肖最近作品里的这两句互补的矛盾的话：“灾异就是思想”，“思考，抹掉一个人自己：温柔的灾异。”（Blanchot, “Discours sur la patience”, La Nouveau Commerce, no. 30-31, 1975, 21, 44.）
（蒙彼利埃，1975年10月8日）
lightwhite 译
夜，白夜——这就是灾异，这缺失了黑暗，不被光照亮的夜。
——莫里斯·布朗肖，《有关耐心的话语》（Discours sur la
patience）
请允许我唤起一段回忆，这段回忆是如此地遥远，以至于我无法确定它的时间和地点：我记得一部电影里的一个场景，但我不记得有关这部电影的任何东西，就连名字也不记得，它无疑是我至少三十五年前看的。那个谁也不知道的场景是这样的——这或许会允许一位读者认出片子来（它的情节在我看来似乎被设定于十九世纪末）——有一个宽敞的房间，左边是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一个无疑病入膏肓的女人。有人在（右边）敲门吗？我不记得，但死神进来了。那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披着外套，把帽子放在了一张小桌上，但那是死神：他转向病弱的女人并用简单、坚定而温柔的语气说：“时候到了。我过来找你。”我的回忆在这里停住。我们不要说死神被“人格化”了，我们要更确切地说它，但请注意，电影制作者没有试着无疑徒劳地激发恐惧，用一种险恶的形象来再现死神，而是通过死神所表现出的清醒，至少在我身上，成功地激起了一种难以磨灭的“不安之陌异”（inquiétant étrangeté）的感受。“陌异”这个表述是我们对弗洛伊德的Unheimlichkeit一词的翻译，它指定了那样的感受，即一个人无法断定他所察觉的东西是死了还是活着；既死了又活着，一个活死人。
伊壁鸠鲁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来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死亡（mort），更确切地说，虚无，无法让我们恐惧，但死神（Mort）真地是一种消灭吗？如果死神根本没有通过揭示生命的继续来让我们安心，而是在我们身上唤醒了一种陌异的感受，那么，就它缺乏虚无而言，死神难道不是没有任何的安全可言吗？在生命与虚无这两个对立项之间，还有第三项：死神，请注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着迷、更令人恐惧的？布朗肖的全部作品，尤其是《死刑判决》（L'Arrêt de mort），就激发了这样的着迷和恐惧。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是最高的可能性，也就是每个“此在”（Dasein）的在世存在最终变得不可能了的那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对布朗肖而言，死（mourir）只是失去了死亡而已：“只要我活着，我就是必死者，然而，当我死去，停止作为一个人，这也同时停止会死，我不再具备一个死去的资格，故而死亡的张扬使我恐惧，因为我已明白何谓死亡：再无死亡，而是死去的不可能性。”（《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第103页。）
死的不可能性，这种“陌异的恐惧”贯穿了布朗肖的作品：托马，福音书中拉撒路的倒错和颠覆，从坟墓里升起并“出现在他墓穴的窄门时，他是何等异骇啊；那不是复活，而是死了，并且确信着自己同时从死亡和生存中被脱拔出来”。（布朗肖，《黑暗托马》，第44页。）这个把生命与虚无分开的不可能的间隙，让死亡也变得不可能：这就是每个“有死者”命中注定的的陷阱，“这个令几乎已征服死亡者亦不免落入的陷阱。”（《黑暗托马》，第106页。）
在一个没有出路的悲伤的空间里游荡：这，请相信布朗肖，乃是我们的命运，但某种最终的反转不是仍然可能吗？是的，请相信《死刑判决》的某些段落，但在阅读它们之前，为了首先不曲解它们，有必要重新说明，其中的一些插曲——不管它们看似怎样——令人不安到了何种的程度。J，《死刑判决》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在叙述者来到她身边的时候刚刚死去，这是叙述者如何继续他的叙述的：“我俯身靠近她，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立刻——我敢说不到一秒，一股气流、一声叹息就从她紧闭的双唇吐出来……”（布朗肖，《死刑判决》，第26页。）那么，叙述者是一个基督的形象吗？这个问题必须被问及，但如果托马是拉撒路的极为晦暗的弟兄，那么，《死刑判决》的叙述者也是基督的形象了，但这个形象是完全颠覆了的：复活根本没有产生一种神圣的幸福，在所引的文本之后六行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她的双眼在一两秒钟后突然睁开，眼中闪现出某种无以言表的可怖之光，那是活人所能承受的最可怕的眼神。”（《死刑判决》，第26页。）
让我们重复叙述者之前说过的话：“我不知道她在害怕什么：不是死亡，而是更为严重的事情。”（《死刑判决》，第11页。）死是为了发现死的希望从此被禁止了：这就是地狱，寒冷的地狱，但如果一个人有勇气面对它，又会发生什么？让我们再次援引《死刑判决》：“相信如果在那一刻我感到战栗和恐惧，那么这一切就都会消失，但我心中充满柔情，如此强烈……我把她搂在怀里，她的手臂紧抱着我，那一刻她不仅完全恢复了生命力，而且非常自然、快乐，几近痊愈。”（《死刑判决》，第26页。）我们不要误解这个“痊愈”的意思，因为两页后我们会读到这句：“我后来让路易斯征求他们的同意，给她姐姐涂香油。”（《死刑判决》，第28页。）《死刑判决》的最重要的场景：叙述者和娜塔莉之间的相遇——虽然是在“无处”——包含了一段和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类似的插曲，尽管它是更加明显的，因为这个“无以言表的可怖之光”在一个出现了两次的句子里得到了命名：“我立刻清晰地看到，在三四步远的地方，她的眼睛闪着死寂而空洞的光芒。”（《死刑判决》，第84页。）然而，我们必须继续阅读，进一步踏入陷阱，保持寒冷，因为前方有一个反转：“那一点寒冷……它很残忍，好像某种啃噬、捕捉、诱惑你的东西，当然它的确擒获了你，但这也是它的秘密所在，极富同情心的人在献身于那一寒冷后，会在其中找到一个真实生命所具有的善意、温柔还有自由。”（《死刑判决》，第86页。）不是像哈姆雷特那样沉思一个空洞的头骨，我们或许应该注视（上卢瓦尔省）沃迪厄的圣安德烈教堂那令人惊奇的十四世纪壁画，在那上面，死神，或许是黑死病，被再现为一个披着黑纱的女人，把她的箭投向了活人。那么，死神也是这个女子吗：年轻，美丽，高贵，慷慨，并且不可思议地楚楚动人？
那么，陷阱只是一个有待克服的考验吗：一旦超越了它，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生命所具有的温柔还有自由”？[……]在书开头，一个人可以从一张都灵裹尸布的照片上认出两张面孔的双重曝光，一张是基督的，另一张是圣维罗妮卡的：“在基督像后面，我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个女性面容的轮廓，极美丽，而且因为脸上古怪的冷傲表情而显得尤其动人。”（《死刑判决》，第13页。）维罗妮卡已经战胜了死神吗，或者，死神已经抓住了维罗妮卡，并征服了所有的生命？无疑，这是至高的模糊性，是任何读者都无法解决的不可决定的东西，哪怕他没有掉进《死刑判决》的陷阱，哪怕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地病弱，可以诈死，也就是，经历那不是考验的死神之考验。
“要注意，我并不排除你或将显现为一个陷阱的这种念头”，（布朗肖，《最后之人》，第102页。）《最后之人》（Le Dernier Homme）的叙述者如是宣称，表达了他所面对的念头。而在《死刑判决》的结尾，叙述者就是对念头（这个词被印成斜体，在布朗肖那里实为十分罕见的做法）说话，仿佛那个念头活着一样，仿佛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对爱敏感的人：“我把自己的所有力量都给了它，它也把它的所有力量给了我。最终这异常强大的力量，这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摧毁的力量，将使我们遭受或许是无边的不幸，但若果真如此，我愿承担起这不幸，并为此感到无边的快乐。我会永无休止地对那个念头说，‘来’，而它永远都在那里。”（《死刑判决》，第99页。）无以度量的厄运，漫无止境的游荡，无边无际的虚弱，恐怖却不致死的受难，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必须像托马一样说道：“我思，故我不在。”（《黑暗托马》，第125页。）这个托马是布朗肖后来的所有主角的模型，他们死了却没有坟墓，更确切地说，他们死了却已经遗弃了他们的坟墓，他们徒然地等待安葬，被遗忘于光的墓穴。让思想和死亡，书写的无限运动和死的不可能性之间有一个纽带吧，这个肯定，更确切地说，这个不在肯定中得以弥补的问题，贯穿了布朗肖的全部作品，所以，一个人必须牢记《黑暗托马》《死刑判决》《最后之人》，如果他想读懂布朗肖最近作品里的这两句互补的矛盾的话：“灾异就是思想”，“思考，抹掉一个人自己：温柔的灾异。”（Blanchot, “Discours sur la patience”, La Nouveau Commerce, no. 30-31, 1975, 21, 44.）
（蒙彼利埃，1975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