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语言与遗忘
《海边的卡夫卡》是村上春树作品中除了《挪威的森林》外在国内销售得最好的品种（国外情况不清楚），在某些读者中评价似乎还"挪威"之上，因为"挪威"在村上的创作体系中属于异数，而在惯用寓言式幻象说故事的村上传统套路中，"卡夫卡"可以说是巅峰作之一。我个人更喜欢"挪威"，但是在读过的村上的长短篇里，也认为"卡夫卡"是故事说得比较精彩的一部，虽然对文本中出现的暴力隐喻有些不适，但是更多的是励志的感觉——"要做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大概唤起国内年轻读者同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积极因素。这点和日本的读者有微妙的差异，从日本读者的反馈邮件中，最主要的反馈主题是"治愈"和"解脱"，不知道是不是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的青少年压力比我们大的缘故-_-#
村上这部作品发表于是2002年，距离上一部小说《奇鸟行状录》（1995）已经有7年，中间发表了采访奥姆真理教事件相关人员的两部纪实作品《地下》、《地下2——在约定的场所》，这两部作品（尤其是2很精彩，推荐）一改村上从前的惯调，表现出一种介入的姿态。这种转变让一些原本不太关注他的人产生了兴趣，比如本书作者小森阳一。小森先生是日本重要的左翼知识人，兼任护宪派文化人组织"九条会"的事务局长，撰写过《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天皇的玉音放送》等直接攻击日本保守传统的作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左派"，同时又是东大的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原本就是拿手强项。被这样的人盯上，村上春树大概只好说自认倒霉。作为旁观者，一面是好感的作家，一面是敬重的学者，这样的交锋自然看得不亦乐乎，赶紧搬张小板凳坐下。
前文提到，小森关注村上是由于《地下》而起，他认为"此前的村上春树是一个始终刻意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与历史语境不相干涉的作家，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于他能够直面时代危机抱有过很高的期待。"然而村上之后写出"卡夫卡"却让他非常失望，因为他认为没有看到自己想期待的东西。这里我要替村上辩解几句，我不认为村上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作家，应该说他更习惯用隐喻的方式来讲述人在社会中的问题。村上注重个体的体验，对集体形式的活动——无论是体制还是反体制的，都保持怀疑态度——这也可以理解为六十年代后遗症。然而，个体的精神独立固然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要想要参与生活，则不得不与他人产生联系。虽然村上作为小资文艺的符号，被贴上个人主义、追求自由的标签，但是我认为寻找或者说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是村上作品中隐藏的真正主题。《奇鸟行状录》说的就是主角寻回与妻子的羁绊的故事，《海边的卡夫卡》的主角也是在旅途中邂逅的各种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救赎，所以村上的主角不是真空中的个体，相反，是在人际中参与、探索才实现自我的个体。但是，因为寓言式故事的抽象性，编织在其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容易被人忽略，变成抽象于时代背景的环境下的故事，阅读这样的故事不需要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也才容易被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所接受。我想这是村上作品的一大魅力所在。但是另一方面，现实、历史、社会、政治，其实并不在村上作品里缺位，比如他时常有意无意提起战争，提起对社会强权的不满，《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甚至还直接插入一大段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但是这些似乎都没引起读者太多的重视，因为读者在村上作品中寻找的不是这些，相反，如果专门把这些因素凸显提炼出来，反而会被很多人说成是误读。用小森阳一的话，这是"按照某种特定的阅读模式对读者进行诱导和甄别的结果"，这是否是商业操作的有意为之，我还不好下定论。但可以说村上存在这方面可利用的因素，而这又正好符合商业操作的概念，所以才可以顺风顺水操作起来。
至于村上本人的初衷，我觉得是比较微妙的。村上年轻时代经历过社会YUN动火热的时期，本能地抗拒集体性的强迫，所以确实有意凸显出个体的"不干预"的特质。但是这种有意淡化社会背景的做法，其实也从反面显示出社会这一存在对于村上来说的显著性。淡化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满和批判的表现。所以在他的作品各处还是会不断出现批判性的字眼，但是为了和主流的社会批判作家划出界线（和河合隼雄1995年的对谈中，他说"我想做跟以前人们所说的作家的风格完全相反的事情"），他又刻意弱化了这种批判的存在，只让人感觉稍微挠了挠痒处而已。小森批判911后的美国政 府是"短暂地唤起加害记忆之后顷刻间将其抹消，将这一词汇换用为自己一方的被害性的象征，否认历史的基础上捏造出另一种历史，并用以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行使暴力进行辩解"，套用在村上身上或许可以说"短暂地做出批判的姿态之后顷刻间将其抹消，将这一姿态换用为自己一方的嘲弄性的象征，否认生活的基础上捏造出另一种生活，并用以为自己在社会内的逃避进行辩解"。但是，讽刺的是，村上的非主流做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反而渐渐成为了主流，个人主义的兴起，文坛风气的改变，村上自己也 说"就算想反叛，必须反叛的东西也已残存无几了"，而且随着他本身阅历的变化，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开始增加，所以才有了《地下》的发表，以及"鸡蛋与石头，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耶路撒冷演讲，以及近年的诸多反战和平言论。
回过头来看小森阳一对村上的批判。小森在序言中说，"在《海边的卡夫卡》的作品内部及其被读者接纳的方式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种在日本已经社会化和大众化的无意识的欲望，以及一个作家与此相迎合的具有危险性的文学转向"，这是相当严厉的批评。不知道村上如何回应，以他的个性应该是根本不回应。虽然对照村上的社会活动言论，这样的批评有些过于严苛，但是针对村上作品本身，我认为并不为过，准确切中村上，以及以村上为代表的一类日本文化人的矛盾。宫崎骏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在吉卜力的《热风》内刊上明确地提出反战言论，但是《起风了》却表达了对战斗机的设计者的赞美，就像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某位日本观众所说，他说的话和他在作品里表达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宫崎骏、村上们的矛盾在于，虽然在显意识乃至社会言论、社会活动层面他们是坚定的反战者、和平主义者，他们也不乏将之付诸实际甚至对抗权力者的勇气，但是在他们潜意识深处，却依然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反映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只有对这些矛盾足够敏感的人才能捕捉到其矛盾所在，但是这样的人又大多是学院派的知识人，与大众文化少有交集。当他们越界发出声音时，这种声音在大众文化圈里就显得格外不和谐，要么就会认为多管闲事，要么就会认为是过度诠释。这正是小森阳一遭遇村上春树的困境。
我不认为小森阳一对村上是过度诠释或者误读，不过我承认他的解读是有所侧重，对于试图在作品里寻找"治愈"和"解脱"的读者来说，这种侧重显然是偏离了作者的创作主旨，是煞风景的。但是文本本身具有开放性，很多时候是会具备超出作者本身创作意图的显现。所以对文本解读的深度，恰恰表现了解读者本身的深度，才有"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哈姆雷特永远不可能是李尔王，基于文本的深入解读和捉风捕影的文字狱不能混为一谈。小森阳一的批判虽然我并不是每点都赞同，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有理有据，绝非戴着有色眼镜的扭曲。如果说存在差异，只能说立场不同带来的视角差异。因为小森始终关心现实的政治问题，所以具备这一方面高度的敏感度，能洞察到一般读者乃至作者都洞察不到的东西，又因为其足够丰富的知识积累，所以能一个个解开村上设下的谜题，读着叫人有种牵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走出迷宫的快感。
比如，主角在图书馆中阅读的伯顿版《一千零一夜》，为什么一定是伯顿版？这个疑问在读者脑中只会一闪而过，小森却抓住了这个提示，指出其背后的多重含义。首先伯顿版是在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欧洲列强将阿拉伯世界作为殖民对象的历史背景下诞生，阿拉伯文明是在已经不作为欧洲国家恐惧的敌手，而是沦为可以轻松驾驭的他者之时才被介绍到欧洲去，是以了解被征服对象，巩固殖民统治服务为目的。其形态正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内涵：以异质性为镜像，塑造出了本不存在的自我像。相对于以阿拉伯文化普及教育为目的，删减了色情成分的普通版本，伯顿版有意将色情部分"加以夸张的表现，甚至增添了原作没有的内容，由此确立了《天方夜谭》展示性放纵的印象"，与基督教禁欲文明的"先进"性形成对照。但是，这种作为他者的"性放纵"，事实上正是欧洲人自身欲望的投射，表现这种"东方主义"诞生之后，西方人热衷于定制以阿拉伯社会为描画对象的充满色情元素的画像作品，这些画像正是欧洲人自身欲望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正是以此为引，展现了鲜明的自我与他者观，引出套匣式叙事框架的山鲁佐德的故事，表现了男性中心的女性憎恶心理，并通过暴力和性元素的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不过，对小森批判村上的男性中心的女性憎恶心理的论据，我觉得有些勉强，但是这一视角在日本文学乃至更广大范围内普遍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主角阅读的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借用创作了《续明暗》的小说家水村美苗的话，指出"日本近代文学中，男性作家俨然继承了平安女流文学的谱系，但是从“男性与女性”世界的视角来看，平安女流文学家的精神却已荡然无存。。。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只有在夏目漱石的作品里，女性才作为一个拥有精神的人而呼吸。"不过水村也提到，这样"拥有精神"的女性也被作者漱石所厌恶，在作品中将其杀死。虽然女性憎恶的批评对村上是有些太过，但是不可否认，村上作品也存在典型的男性中心视角，女性始终是作为他者——无论是引路者、诱惑者、拯救或者被拯救者——存在的。（顺带一提，村上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名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正好是个注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村上作品的主视角代入感可以说不分男女，或许是他所描写的是现代人共通的心态，又或者可以说很多当代的女性读者已经具备作为不拘泥于性别的主体视角，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个人以为，撇开社会批判意识的深浅不同，小森与村上最大的分歧其实在于对意象与语言重要性的理解不同。村上作为艺术创作者，感性的洞察要远胜过理性的分析判断，所以面对问题常常是以直觉进行把握，这种直觉捕捉到的东西很难用明晰的语言进行表达，往往只能通过意象、故事来传达，所以村上的作品才会出现那么多寓言式的故事。与村上颇有交情的，已故的荣格派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就非常欣赏村上以故事来展现问题意识的能力。河合认为故事具有治愈能力，就如同在心理治疗上，意象往往能发挥比语言更大的力量。这不仅因为语言分析使用不恰当会加深创伤，更因为在人的意识形成层次中，意象处于比语言更深的层次， 尤其对于逻辑能力不够强的东方人来说，病症甚至无法形成清晰的语言来表达出，这时候借助意象能形成更好的效果（顺带一提，河合是日本引进沙盘疗法的第一人），他认为故事也具备同样的力量。这和村上所说的"小说是自我治疗"的说法不谋而合。
但是，小森作为以语言作为媒介进行思考的学者，决定了他从和艺术创作者不同的角度认知语言的作用。在小森看来，人类正是通过语言才具备了思考的能力，才能将过去的体验总结为经验，进行反省和吸收。可以说，整个文明社会正是在语言的制度下构建起来的，比如说法律，就是需要被指认为犯人的人通过自身的语言能力去反省自己的罪行，在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之后服从刑罚。正因为意象是模糊的，语言是明晰的，所以在是非判断上，不应该使用模糊的意象造成模棱两可的解释，必须以明晰的语言进行判断。
二者的差异可以以小说中引用的夏目漱石的《矿工》的解读为例。卡夫卡少年认为主人公"对于眼前出现的东西只是看个没完没了，原封不动地接受而已"，但是小森的解读认为并非如此，漱石笔下的主人公事实上使用了语言的方式对事物进行认知，比如眼前出现的松林——"松林"这个词，就已经说明叙述者已经对松树的总体有抽象的认知，而非干瞪眼只看到眼前出现的每一棵树，更何况主人公还将其和出现在古典绘画中的松树形象统合起来。只是这些抽象理解和统合，在他实际进入松林之后逐步遭到瓦解，卡夫卡少年捕捉到的，只是瓦解的状态，却忽视了人的认知的连续性。进而，小森指出，少年只是在字面上接受叙述者所说的"人的性格每一刻都在变化"，却没有注意到叙述者在使用回顾式自我分析的告白时，在将"矛盾"加以语言化表述的行为实践时，实际上叙述者的自我已经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统一。不仅如此，漱石笔下的主人公通过对回忆的追问，对当时自己唯唯诺诺地服从于他人的状态进行了反思：人性麻痹后，本来不情愿的事情被转化为欣喜，这时只要再用力推一把，人就会变成是非不分的傻瓜——叙述者在追忆中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将体验转化为语言的方式，获得了人生经验的重构。（不过，小森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经验的重构具有双面性，保守右翼提出的历史再认识论，事实上也是用语言对历史进行重构，只不过方向和小森等人正好相反。这也说明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被接受之形态，所以历史不可能单纯只是过往，历史的解读正是现实意识的再现。）与此相对，村上笔下的少年和中田都失去了记忆的回想能力，割断过去，变成只活在当下的人。这种对过往的割断让读者得到解脱，这就是小说所谓的"治愈"效果所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遗忘却是极度危险的——一个人摒弃了自己的过去，一个群体抹杀了过往，那么也就意味着对历史的遗忘，对责任的放弃。在这里，小说的主题和知识人小森阳一关注的历史问题直接产生了碰撞。
这种语言与意象、记忆与遗忘的冲突，更集中体现在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处理上。PTSD的症状是：创伤体验通过梦境或幻觉反复闪回；造成心理重创的体验记忆彻底丧失，对于外界兴趣锐减，无法和周围人群建立亲密的接触关系；易陷入失眠、不安惊恐，注意力下降，情绪焦躁等。《海边的卡夫卡》能被视为具有“疗愈”功效的小说，可以说针对的就是这种PTSD症状（参见村上与河合的对谈）——大到阪神大地震、奥姆事件，小到现代社会的人际疏离、彼此伤害，都会形成PTSD。受创者有时会以"解离"（dissociative）的方式进行心理防卫，即将感受到重负的记忆－心理完全切割下来抛弃，常常以失忆或丧失某种能力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小说里另一位主角中田的状况。但是，中田的解离并不仅仅是个人体验，它更是在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代表，不妨说是战后群体的共同症状——集体受害者的心理、对整个时代的记忆的解离。战后的各种思潮，从左翼的吉本隆明到右翼的三岛由纪夫都有相应的支持者，然而真正在人数上构成多数派的战后保守派，却没有为自己发声的代言人。他们原本已经做好死在战场上的觉悟，却残存了下来。他们后悔被意识形态左右的青春，因此在战后选择只把精力投向经济与私生活，刻意避开思想问题，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也正是集体性PTSD的典型表现。这种受害者意识也深深烙印在后来的世代上——这里也存在一个隐蔽的被甄别、筛选、诱导和继承的过程——以至今天。
小森批判道，中田这一人物的设定，使“战争”与战后日本的历史总体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成为“空壳”，让战后日本社会的“一本书也没有的图书馆”，由此感受到了内在于作品里"拒认历史、否定历史、割断记忆的不同寻常的恶意"。这种批评也许过于严苛，但是并没有偏题，我认为战后保守主流处理战争体验的方式和村上处理"卡夫卡"的原理的确是一致的。很多日本人确实真心向往和平，但是也确实真心不愿意提历史，总说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应该往前看，但是不愿意碰触过往，正说明过往并没有真正过去，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历史的连续性之中。当然平心而论，创伤当事人这种解离和逃避是完全可以理解，而反省则需要建立在超越自身痛苦的更高的认识上。但同时也不可否认 ，把视野超越自身的痛苦扩大到他人身上，在体会他人的痛苦之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更高尚的。而且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扩大视野的承担，反而更有助于自身痛苦的愈合，也能形成更成熟的人格。对于集体心理来说也是如此。
在日本，像大江、小森等人的言论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合时宜，不少年轻人甚至认为是美国人自虐教育的结果，但这种认识本身恰恰是战后日本民 主教育倒退的表现。就像小森对村上的批评被不少读者认为是借题发挥、偏题，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者说拒绝去看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个人也遭遇过类似的状况，此前写过一篇批评当红日剧《天皇的料理人》的影评，比起村上的隐晦，这部作品的民族意识形态几乎是一目了然。但是我的批评还是遭到一些影迷猛烈抨击，一位豆友如此评论，现代的天皇已经根本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权利和影响力，也不可能再重新获得同样的权利和影响力，可参见日本宪法和历史规律——其言下之意，认为我对该日剧的不满是不了解日本国情，是国内仇 日教育的结果。这位朋友是国人，但是他的说法显然也代表了很多日本人的认识——满足于宪 法条款的字面意义，而拒绝去理解现实的状况，就像宪 法规定日本不保有武力，但是自卫队的存在事实上就是军队，这是明眼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相较，作为日本人的小森阳一如此说：
“随着母性化的昭和天皇裕仁其战争责任被免责，以战场复员军人为主体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责任变得暧昧不清，没能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象征性弑父，这是在战时度过了从青春期到青年期那一代人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问题。
本应承担起对这一代人之批判的，是出生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团块世代”。然而，在以大众媒体为媒介的集体化记忆中，他们对于父辈的批判仅仅囿于针对父辈们创建下的战后社会，以及作为战后“民主主义体制”的“波茨坦体制”，而并没有针对与“象征天皇制”合谋的日美安保体制展开必要的讨伐。（174）
……
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学生YUN动中，德国学生们对于战争期间父辈一代配合纳粹的行为，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们将纳粹的加害责任用一个个事实揭露出来，刻印在记忆中并且化为历史叙述，在认罪的基础上向被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种德日两国学生YUN动的不同之处，使得日后德国与日本之间，在关于战争责任、战后赔偿等问题的历史认识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既成概念”、‘既成政党”、"既成左翼”等等，打破一切“既成XX”在1968年、1969年的日本社会青年人的集体记忆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口号。然而，由于只将战后问题作为批判的标靶，割断了与“战时”的历史连续性，所以他们的象征性弑父终于半途而废。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能对负有侵略战争核心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裁决。（177）”
作为一个中国人，小森的话让我感到与其说敬佩，不如说是羞愧。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面对类似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有同样份量的反思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希望是我的孤陋寡闻。另一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同样向往和平的小说家村上能和知识左翼的小森阳一等人携起手来，在日本保守化发展日益让人忧心的今天，展现出文化人良知的力量。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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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小森关注村上是由于《地下》而起，他认为"此前的村上春树是一个始终刻意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与历史语境不相干涉的作家，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于他能够直面时代危机抱有过很高的期待。"然而村上之后写出"卡夫卡"却让他非常失望，因为他认为没有看到自己想期待的东西。这里我要替村上辩解几句，我不认为村上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作家，应该说他更习惯用隐喻的方式来讲述人在社会中的问题。村上注重个体的体验，对集体形式的活动——无论是体制还是反体制的，都保持怀疑态度——这也可以理解为六十年代后遗症。然而，个体的精神独立固然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要想要参与生活，则不得不与他人产生联系。虽然村上作为小资文艺的符号，被贴上个人主义、追求自由的标签，但是我认为寻找或者说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是村上作品中隐藏的真正主题。《奇鸟行状录》说的就是主角寻回与妻子的羁绊的故事，《海边的卡夫卡》的主角也是在旅途中邂逅的各种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救赎，所以村上的主角不是真空中的个体，相反，是在人际中参与、探索才实现自我的个体。但是，因为寓言式故事的抽象性，编织在其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容易被人忽略，变成抽象于时代背景的环境下的故事，阅读这样的故事不需要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也才容易被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所接受。我想这是村上作品的一大魅力所在。但是另一方面，现实、历史、社会、政治，其实并不在村上作品里缺位，比如他时常有意无意提起战争，提起对社会强权的不满，《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甚至还直接插入一大段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但是这些似乎都没引起读者太多的重视，因为读者在村上作品中寻找的不是这些，相反，如果专门把这些因素凸显提炼出来，反而会被很多人说成是误读。用小森阳一的话，这是"按照某种特定的阅读模式对读者进行诱导和甄别的结果"，这是否是商业操作的有意为之，我还不好下定论。但可以说村上存在这方面可利用的因素，而这又正好符合商业操作的概念，所以才可以顺风顺水操作起来。
至于村上本人的初衷，我觉得是比较微妙的。村上年轻时代经历过社会YUN动火热的时期，本能地抗拒集体性的强迫，所以确实有意凸显出个体的"不干预"的特质。但是这种有意淡化社会背景的做法，其实也从反面显示出社会这一存在对于村上来说的显著性。淡化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满和批判的表现。所以在他的作品各处还是会不断出现批判性的字眼，但是为了和主流的社会批判作家划出界线（和河合隼雄1995年的对谈中，他说"我想做跟以前人们所说的作家的风格完全相反的事情"），他又刻意弱化了这种批判的存在，只让人感觉稍微挠了挠痒处而已。小森批判911后的美国政 府是"短暂地唤起加害记忆之后顷刻间将其抹消，将这一词汇换用为自己一方的被害性的象征，否认历史的基础上捏造出另一种历史，并用以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行使暴力进行辩解"，套用在村上身上或许可以说"短暂地做出批判的姿态之后顷刻间将其抹消，将这一姿态换用为自己一方的嘲弄性的象征，否认生活的基础上捏造出另一种生活，并用以为自己在社会内的逃避进行辩解"。但是，讽刺的是，村上的非主流做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反而渐渐成为了主流，个人主义的兴起，文坛风气的改变，村上自己也 说"就算想反叛，必须反叛的东西也已残存无几了"，而且随着他本身阅历的变化，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开始增加，所以才有了《地下》的发表，以及"鸡蛋与石头，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耶路撒冷演讲，以及近年的诸多反战和平言论。
回过头来看小森阳一对村上的批判。小森在序言中说，"在《海边的卡夫卡》的作品内部及其被读者接纳的方式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种在日本已经社会化和大众化的无意识的欲望，以及一个作家与此相迎合的具有危险性的文学转向"，这是相当严厉的批评。不知道村上如何回应，以他的个性应该是根本不回应。虽然对照村上的社会活动言论，这样的批评有些过于严苛，但是针对村上作品本身，我认为并不为过，准确切中村上，以及以村上为代表的一类日本文化人的矛盾。宫崎骏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在吉卜力的《热风》内刊上明确地提出反战言论，但是《起风了》却表达了对战斗机的设计者的赞美，就像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某位日本观众所说，他说的话和他在作品里表达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宫崎骏、村上们的矛盾在于，虽然在显意识乃至社会言论、社会活动层面他们是坚定的反战者、和平主义者，他们也不乏将之付诸实际甚至对抗权力者的勇气，但是在他们潜意识深处，却依然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反映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只有对这些矛盾足够敏感的人才能捕捉到其矛盾所在，但是这样的人又大多是学院派的知识人，与大众文化少有交集。当他们越界发出声音时，这种声音在大众文化圈里就显得格外不和谐，要么就会认为多管闲事，要么就会认为是过度诠释。这正是小森阳一遭遇村上春树的困境。
我不认为小森阳一对村上是过度诠释或者误读，不过我承认他的解读是有所侧重，对于试图在作品里寻找"治愈"和"解脱"的读者来说，这种侧重显然是偏离了作者的创作主旨，是煞风景的。但是文本本身具有开放性，很多时候是会具备超出作者本身创作意图的显现。所以对文本解读的深度，恰恰表现了解读者本身的深度，才有"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哈姆雷特永远不可能是李尔王，基于文本的深入解读和捉风捕影的文字狱不能混为一谈。小森阳一的批判虽然我并不是每点都赞同，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有理有据，绝非戴着有色眼镜的扭曲。如果说存在差异，只能说立场不同带来的视角差异。因为小森始终关心现实的政治问题，所以具备这一方面高度的敏感度，能洞察到一般读者乃至作者都洞察不到的东西，又因为其足够丰富的知识积累，所以能一个个解开村上设下的谜题，读着叫人有种牵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走出迷宫的快感。
比如，主角在图书馆中阅读的伯顿版《一千零一夜》，为什么一定是伯顿版？这个疑问在读者脑中只会一闪而过，小森却抓住了这个提示，指出其背后的多重含义。首先伯顿版是在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欧洲列强将阿拉伯世界作为殖民对象的历史背景下诞生，阿拉伯文明是在已经不作为欧洲国家恐惧的敌手，而是沦为可以轻松驾驭的他者之时才被介绍到欧洲去，是以了解被征服对象，巩固殖民统治服务为目的。其形态正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内涵：以异质性为镜像，塑造出了本不存在的自我像。相对于以阿拉伯文化普及教育为目的，删减了色情成分的普通版本，伯顿版有意将色情部分"加以夸张的表现，甚至增添了原作没有的内容，由此确立了《天方夜谭》展示性放纵的印象"，与基督教禁欲文明的"先进"性形成对照。但是，这种作为他者的"性放纵"，事实上正是欧洲人自身欲望的投射，表现这种"东方主义"诞生之后，西方人热衷于定制以阿拉伯社会为描画对象的充满色情元素的画像作品，这些画像正是欧洲人自身欲望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正是以此为引，展现了鲜明的自我与他者观，引出套匣式叙事框架的山鲁佐德的故事，表现了男性中心的女性憎恶心理，并通过暴力和性元素的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不过，对小森批判村上的男性中心的女性憎恶心理的论据，我觉得有些勉强，但是这一视角在日本文学乃至更广大范围内普遍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主角阅读的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借用创作了《续明暗》的小说家水村美苗的话，指出"日本近代文学中，男性作家俨然继承了平安女流文学的谱系，但是从“男性与女性”世界的视角来看，平安女流文学家的精神却已荡然无存。。。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只有在夏目漱石的作品里，女性才作为一个拥有精神的人而呼吸。"不过水村也提到，这样"拥有精神"的女性也被作者漱石所厌恶，在作品中将其杀死。虽然女性憎恶的批评对村上是有些太过，但是不可否认，村上作品也存在典型的男性中心视角，女性始终是作为他者——无论是引路者、诱惑者、拯救或者被拯救者——存在的。（顺带一提，村上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名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正好是个注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村上作品的主视角代入感可以说不分男女，或许是他所描写的是现代人共通的心态，又或者可以说很多当代的女性读者已经具备作为不拘泥于性别的主体视角，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个人以为，撇开社会批判意识的深浅不同，小森与村上最大的分歧其实在于对意象与语言重要性的理解不同。村上作为艺术创作者，感性的洞察要远胜过理性的分析判断，所以面对问题常常是以直觉进行把握，这种直觉捕捉到的东西很难用明晰的语言进行表达，往往只能通过意象、故事来传达，所以村上的作品才会出现那么多寓言式的故事。与村上颇有交情的，已故的荣格派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就非常欣赏村上以故事来展现问题意识的能力。河合认为故事具有治愈能力，就如同在心理治疗上，意象往往能发挥比语言更大的力量。这不仅因为语言分析使用不恰当会加深创伤，更因为在人的意识形成层次中，意象处于比语言更深的层次， 尤其对于逻辑能力不够强的东方人来说，病症甚至无法形成清晰的语言来表达出，这时候借助意象能形成更好的效果（顺带一提，河合是日本引进沙盘疗法的第一人），他认为故事也具备同样的力量。这和村上所说的"小说是自我治疗"的说法不谋而合。
但是，小森作为以语言作为媒介进行思考的学者，决定了他从和艺术创作者不同的角度认知语言的作用。在小森看来，人类正是通过语言才具备了思考的能力，才能将过去的体验总结为经验，进行反省和吸收。可以说，整个文明社会正是在语言的制度下构建起来的，比如说法律，就是需要被指认为犯人的人通过自身的语言能力去反省自己的罪行，在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之后服从刑罚。正因为意象是模糊的，语言是明晰的，所以在是非判断上，不应该使用模糊的意象造成模棱两可的解释，必须以明晰的语言进行判断。
二者的差异可以以小说中引用的夏目漱石的《矿工》的解读为例。卡夫卡少年认为主人公"对于眼前出现的东西只是看个没完没了，原封不动地接受而已"，但是小森的解读认为并非如此，漱石笔下的主人公事实上使用了语言的方式对事物进行认知，比如眼前出现的松林——"松林"这个词，就已经说明叙述者已经对松树的总体有抽象的认知，而非干瞪眼只看到眼前出现的每一棵树，更何况主人公还将其和出现在古典绘画中的松树形象统合起来。只是这些抽象理解和统合，在他实际进入松林之后逐步遭到瓦解，卡夫卡少年捕捉到的，只是瓦解的状态，却忽视了人的认知的连续性。进而，小森指出，少年只是在字面上接受叙述者所说的"人的性格每一刻都在变化"，却没有注意到叙述者在使用回顾式自我分析的告白时，在将"矛盾"加以语言化表述的行为实践时，实际上叙述者的自我已经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统一。不仅如此，漱石笔下的主人公通过对回忆的追问，对当时自己唯唯诺诺地服从于他人的状态进行了反思：人性麻痹后，本来不情愿的事情被转化为欣喜，这时只要再用力推一把，人就会变成是非不分的傻瓜——叙述者在追忆中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将体验转化为语言的方式，获得了人生经验的重构。（不过，小森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经验的重构具有双面性，保守右翼提出的历史再认识论，事实上也是用语言对历史进行重构，只不过方向和小森等人正好相反。这也说明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被接受之形态，所以历史不可能单纯只是过往，历史的解读正是现实意识的再现。）与此相对，村上笔下的少年和中田都失去了记忆的回想能力，割断过去，变成只活在当下的人。这种对过往的割断让读者得到解脱，这就是小说所谓的"治愈"效果所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遗忘却是极度危险的——一个人摒弃了自己的过去，一个群体抹杀了过往，那么也就意味着对历史的遗忘，对责任的放弃。在这里，小说的主题和知识人小森阳一关注的历史问题直接产生了碰撞。
这种语言与意象、记忆与遗忘的冲突，更集中体现在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处理上。PTSD的症状是：创伤体验通过梦境或幻觉反复闪回；造成心理重创的体验记忆彻底丧失，对于外界兴趣锐减，无法和周围人群建立亲密的接触关系；易陷入失眠、不安惊恐，注意力下降，情绪焦躁等。《海边的卡夫卡》能被视为具有“疗愈”功效的小说，可以说针对的就是这种PTSD症状（参见村上与河合的对谈）——大到阪神大地震、奥姆事件，小到现代社会的人际疏离、彼此伤害，都会形成PTSD。受创者有时会以"解离"（dissociative）的方式进行心理防卫，即将感受到重负的记忆－心理完全切割下来抛弃，常常以失忆或丧失某种能力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小说里另一位主角中田的状况。但是，中田的解离并不仅仅是个人体验，它更是在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代表，不妨说是战后群体的共同症状——集体受害者的心理、对整个时代的记忆的解离。战后的各种思潮，从左翼的吉本隆明到右翼的三岛由纪夫都有相应的支持者，然而真正在人数上构成多数派的战后保守派，却没有为自己发声的代言人。他们原本已经做好死在战场上的觉悟，却残存了下来。他们后悔被意识形态左右的青春，因此在战后选择只把精力投向经济与私生活，刻意避开思想问题，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也正是集体性PTSD的典型表现。这种受害者意识也深深烙印在后来的世代上——这里也存在一个隐蔽的被甄别、筛选、诱导和继承的过程——以至今天。
小森批判道，中田这一人物的设定，使“战争”与战后日本的历史总体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成为“空壳”，让战后日本社会的“一本书也没有的图书馆”，由此感受到了内在于作品里"拒认历史、否定历史、割断记忆的不同寻常的恶意"。这种批评也许过于严苛，但是并没有偏题，我认为战后保守主流处理战争体验的方式和村上处理"卡夫卡"的原理的确是一致的。很多日本人确实真心向往和平，但是也确实真心不愿意提历史，总说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应该往前看，但是不愿意碰触过往，正说明过往并没有真正过去，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历史的连续性之中。当然平心而论，创伤当事人这种解离和逃避是完全可以理解，而反省则需要建立在超越自身痛苦的更高的认识上。但同时也不可否认 ，把视野超越自身的痛苦扩大到他人身上，在体会他人的痛苦之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更高尚的。而且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扩大视野的承担，反而更有助于自身痛苦的愈合，也能形成更成熟的人格。对于集体心理来说也是如此。
在日本，像大江、小森等人的言论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合时宜，不少年轻人甚至认为是美国人自虐教育的结果，但这种认识本身恰恰是战后日本民 主教育倒退的表现。就像小森对村上的批评被不少读者认为是借题发挥、偏题，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者说拒绝去看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个人也遭遇过类似的状况，此前写过一篇批评当红日剧《天皇的料理人》的影评，比起村上的隐晦，这部作品的民族意识形态几乎是一目了然。但是我的批评还是遭到一些影迷猛烈抨击，一位豆友如此评论，现代的天皇已经根本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权利和影响力，也不可能再重新获得同样的权利和影响力，可参见日本宪法和历史规律——其言下之意，认为我对该日剧的不满是不了解日本国情，是国内仇 日教育的结果。这位朋友是国人，但是他的说法显然也代表了很多日本人的认识——满足于宪 法条款的字面意义，而拒绝去理解现实的状况，就像宪 法规定日本不保有武力，但是自卫队的存在事实上就是军队，这是明眼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相较，作为日本人的小森阳一如此说：
“随着母性化的昭和天皇裕仁其战争责任被免责，以战场复员军人为主体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责任变得暧昧不清，没能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象征性弑父，这是在战时度过了从青春期到青年期那一代人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问题。
本应承担起对这一代人之批判的，是出生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团块世代”。然而，在以大众媒体为媒介的集体化记忆中，他们对于父辈的批判仅仅囿于针对父辈们创建下的战后社会，以及作为战后“民主主义体制”的“波茨坦体制”，而并没有针对与“象征天皇制”合谋的日美安保体制展开必要的讨伐。（174）
……
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学生YUN动中，德国学生们对于战争期间父辈一代配合纳粹的行为，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们将纳粹的加害责任用一个个事实揭露出来，刻印在记忆中并且化为历史叙述，在认罪的基础上向被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种德日两国学生YUN动的不同之处，使得日后德国与日本之间，在关于战争责任、战后赔偿等问题的历史认识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既成概念”、‘既成政党”、"既成左翼”等等，打破一切“既成XX”在1968年、1969年的日本社会青年人的集体记忆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口号。然而，由于只将战后问题作为批判的标靶，割断了与“战时”的历史连续性，所以他们的象征性弑父终于半途而废。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能对负有侵略战争核心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裁决。（177）”
作为一个中国人，小森的话让我感到与其说敬佩，不如说是羞愧。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面对类似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有同样份量的反思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希望是我的孤陋寡闻。另一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同样向往和平的小说家村上能和知识左翼的小森阳一等人携起手来，在日本保守化发展日益让人忧心的今天，展现出文化人良知的力量。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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