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与未来
说起黄仁宇，许多读者可能并不陌生。他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有着广泛的读者群，甚至可以称得上近30年来最著名的历史著作。在这部书里，黄仁宇所采用的对历史进行切片分析，将政治、经济、文化等用故事性的写作展现出来的写作手法，曾给大陆历史学写作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与学院派学者不同，黄仁宇的经历可谓曲折丰富。1936年，18岁的黄仁宇进入南开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后进入成都中央军校，毕业之后，加入部队，担任下级军官。1946年，他经过考试得到公费保送到美国，进入陆军参谋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就继续再回国服务。1950年，从军中退伍后，他又就读于密歇根大学，1954年获得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在1964年得到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样的经历，使黄仁宇既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又亲眼观察到当时中国乡村一些普遍的现象，同时，他利用当下级军官的机会跟中国广大地方的民众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历史的了解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有一种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使黄仁宇的历史写作带上一种家国情怀，虽然他的研究对象是明代历史，但是他总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尝试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一条前行的道路。
围绕着中国历史与发展主题，黄仁宇曾在台湾做过多次演讲，这些讲稿汇集为《近代中国的出路》与《新时代的历史观》两部书，后来，中华书局将其合编为《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并增补了《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中国不再是个谜》《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和《四个共识》四篇文章。通过本书，我们能够重温黄仁宇对中国传统的分析，也能看到他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这部书中，黄仁宇提出“洪武财政”，认为明代“洪武财政”应该对明清五百年社会停滞负责。“洪武财政”本质上是“洪武政制”——即朱元璋在明代初年开创的、以土地财政为基础政治体制的一个环节。元末的战乱，使整个国家社会瓦解、民生凋敝，朱元璋以一匹夫而有天下，特别重视以农业为本，因此国家财政以土地赋税为主，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时，重新开科取士，所取之士人也多为士绅阶层；在基层管理，也是以土地为中心，强调保甲与士绅的共同管理。统一来看，这就是形成了以保甲与乡绅为社会中层，以科举为选拔的政治制度，而土地赋税徭役制度就是这个政治体制的基础。
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是以土地经济为基础设计出来的，那么就不会考虑到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税收体制不会以商业贸易为主，是可以断言的。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带来了巨额白银，彻底改变了明代整个社会经济的面貌（有关这一问题，这十年来国内出现的大量研究论文，都描绘了这一史实）。相对于海外日益扩大的贸易，政府财政则因土地经济的增长缓慢，显得裹足不前，无力应对社会快速的发展。
既然财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改革便是必然要提上日程的。财政改革虽然是社会变迁的时代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财政是国家政制的一个环节，财政制度发生改变，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政制连锁反应，比如基层管理和科举制度。这里以英国改革来进行所谓的一个对比，在大航海时代，英国形成了一个以海外贸易产生的新兴地主和商人阶层，英王为了遏制这个群体，往往会将其中赚钱的贸易赐给自己的亲信贵族，导致商人和新地主的联合反抗，甚至驱逐了英王。在此之后，英国进行了政制改革，将议会分为上议院（贵族）和下议院（商人和新地主），税收权则在下议院手中。从英国的改革不难看出，虽然是财政改革，但背后涉及整个社会乃至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明代的财政改革，其实也不例外，万历张居正改革，以白银税收取代过去的实物赋税作为改革的中心。但国家虽然是以白银作为税收形式，赋税征收的主体依然是土地经济，并没有转向商贸经济。换句话说，商人阶层附着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之上，以搭便车的形式从中获利，反而加重了底层农民的经济负担，最终引发了明末的农民起义。
既然中国传统社会的改革建立在传统土地财政的基础上，因此，黄仁宇认为改革就意味着一改则全部都要改，但是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威权总是由上至下，所有各阶层都要规避责任，所以最怕改革与调整，特别是改变政府政治基础的财政改革尤为小心。清代鉴于明代亡于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所以又恢复到“洪武政制”，继续坚持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国家政治体制。虽然不能说中国过去五百年缺乏进步，应由明太祖朱元璋以来，一脉相传之财政税收体制负责，但这体制却已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政府不能也无意创造新法律，达到经济与社会上的突破。
鉴于明代财政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束缚，黄仁宇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来改变明初所构建的“洪武财政”。在他看来，民国成立之后，新政府无从承继旧体制的威权，却已先受到旧体制里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拘束。因此，只有通过改变传统依赖土地税收的财政制度，才能够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对此，他重新梳理了晚清民国的历史，认为蒋介石与国民党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独立自主。蒋介石所组织的高层机构主要有三个项目，一是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一是法币和中央银行，还有一项是新型教育制度，包括各种军事及专业学校。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传统土地经济关系，重新构建了新型的基层组织。经过土地改革，中国才能够重新建起新社会，与旧社会彻底绝缘，只有通过这场改造，中国才能完成现代化的制度创建。
与黄仁宇类似，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通过分析晚清民国时期，现代性国家在扩大政治参与与财政汲取能力的努力，认为只有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传统生产关系，完成了现代政治与财政制度的建构。很显然，黄仁宇与孔飞力的研究，都证明了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只不过一个从明代“洪武财政”问题出发，一个是从晚清社会入手，但是结论大体是一致的，那便是——只有彻底改变中国封建制生产关系和财政制度，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国家。
（本文载《 晶报 》2015年8月2日A13 版 题名：从“洪武财政”看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http://jb.sznews.com/html/2015-08/02/content_3298409.htm)
与学院派学者不同，黄仁宇的经历可谓曲折丰富。1936年，18岁的黄仁宇进入南开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后进入成都中央军校，毕业之后，加入部队，担任下级军官。1946年，他经过考试得到公费保送到美国，进入陆军参谋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就继续再回国服务。1950年，从军中退伍后，他又就读于密歇根大学，1954年获得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在1964年得到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样的经历，使黄仁宇既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又亲眼观察到当时中国乡村一些普遍的现象，同时，他利用当下级军官的机会跟中国广大地方的民众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历史的了解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有一种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使黄仁宇的历史写作带上一种家国情怀，虽然他的研究对象是明代历史，但是他总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尝试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一条前行的道路。
围绕着中国历史与发展主题，黄仁宇曾在台湾做过多次演讲，这些讲稿汇集为《近代中国的出路》与《新时代的历史观》两部书，后来，中华书局将其合编为《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并增补了《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中国不再是个谜》《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和《四个共识》四篇文章。通过本书，我们能够重温黄仁宇对中国传统的分析，也能看到他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这部书中，黄仁宇提出“洪武财政”，认为明代“洪武财政”应该对明清五百年社会停滞负责。“洪武财政”本质上是“洪武政制”——即朱元璋在明代初年开创的、以土地财政为基础政治体制的一个环节。元末的战乱，使整个国家社会瓦解、民生凋敝，朱元璋以一匹夫而有天下，特别重视以农业为本，因此国家财政以土地赋税为主，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时，重新开科取士，所取之士人也多为士绅阶层；在基层管理，也是以土地为中心，强调保甲与士绅的共同管理。统一来看，这就是形成了以保甲与乡绅为社会中层，以科举为选拔的政治制度，而土地赋税徭役制度就是这个政治体制的基础。
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是以土地经济为基础设计出来的，那么就不会考虑到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税收体制不会以商业贸易为主，是可以断言的。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带来了巨额白银，彻底改变了明代整个社会经济的面貌（有关这一问题，这十年来国内出现的大量研究论文，都描绘了这一史实）。相对于海外日益扩大的贸易，政府财政则因土地经济的增长缓慢，显得裹足不前，无力应对社会快速的发展。
既然财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改革便是必然要提上日程的。财政改革虽然是社会变迁的时代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财政是国家政制的一个环节，财政制度发生改变，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政制连锁反应，比如基层管理和科举制度。这里以英国改革来进行所谓的一个对比，在大航海时代，英国形成了一个以海外贸易产生的新兴地主和商人阶层，英王为了遏制这个群体，往往会将其中赚钱的贸易赐给自己的亲信贵族，导致商人和新地主的联合反抗，甚至驱逐了英王。在此之后，英国进行了政制改革，将议会分为上议院（贵族）和下议院（商人和新地主），税收权则在下议院手中。从英国的改革不难看出，虽然是财政改革，但背后涉及整个社会乃至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明代的财政改革，其实也不例外，万历张居正改革，以白银税收取代过去的实物赋税作为改革的中心。但国家虽然是以白银作为税收形式，赋税征收的主体依然是土地经济，并没有转向商贸经济。换句话说，商人阶层附着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之上，以搭便车的形式从中获利，反而加重了底层农民的经济负担，最终引发了明末的农民起义。
既然中国传统社会的改革建立在传统土地财政的基础上，因此，黄仁宇认为改革就意味着一改则全部都要改，但是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威权总是由上至下，所有各阶层都要规避责任，所以最怕改革与调整，特别是改变政府政治基础的财政改革尤为小心。清代鉴于明代亡于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所以又恢复到“洪武政制”，继续坚持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国家政治体制。虽然不能说中国过去五百年缺乏进步，应由明太祖朱元璋以来，一脉相传之财政税收体制负责，但这体制却已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政府不能也无意创造新法律，达到经济与社会上的突破。
鉴于明代财政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束缚，黄仁宇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来改变明初所构建的“洪武财政”。在他看来，民国成立之后，新政府无从承继旧体制的威权，却已先受到旧体制里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拘束。因此，只有通过改变传统依赖土地税收的财政制度，才能够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对此，他重新梳理了晚清民国的历史，认为蒋介石与国民党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独立自主。蒋介石所组织的高层机构主要有三个项目，一是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一是法币和中央银行，还有一项是新型教育制度，包括各种军事及专业学校。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传统土地经济关系，重新构建了新型的基层组织。经过土地改革，中国才能够重新建起新社会，与旧社会彻底绝缘，只有通过这场改造，中国才能完成现代化的制度创建。
与黄仁宇类似，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通过分析晚清民国时期，现代性国家在扩大政治参与与财政汲取能力的努力，认为只有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传统生产关系，完成了现代政治与财政制度的建构。很显然，黄仁宇与孔飞力的研究，都证明了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只不过一个从明代“洪武财政”问题出发，一个是从晚清社会入手，但是结论大体是一致的，那便是——只有彻底改变中国封建制生产关系和财政制度，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国家。
（本文载《 晶报 》2015年8月2日A13 版 题名：从“洪武财政”看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http://jb.sznews.com/html/2015-08/02/content_3298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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