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阅兵前夕-关于《清日战争》
前几天看一部央视纪录片《甲午》，记者随便在东京的街头采访一些年轻人对于清日战争（依中国传统干支纪年，又名甲午战争）的看法，很多人都是满脸迷茫。胜利者似乎仅仅用几代人的岁月，便将那场胜利遗忘殆尽，而对于失败者，却是世世代代的刻骨铭心。然而，太多的情绪会影响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理性的探寻，而总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自居也不利于我们客观看待对手的长处和优点。感谢宗泽亚先生从日本的各个图书馆，档案馆等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在这里没有感情的用事，也没有情绪的宣泄，它客观地真实地用细节向我们再现了这样一场战争。
中国的近代史很不好看，危机四伏，我们学习近代史的时候似乎觉得中国人的普遍的危机感是从鸦片战争，打开清朝的国门开始，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那个时代，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让统治阶级，让当时的所谓的精英阶层有了危机的意识，而中国的大部分人的觉醒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很长时间我们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这期间也不乏异族的入侵，但是最后的结局都是异族被华夏的文化所同化，所以这个民族就会比较合理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而千百年来的朝贡与册封也足以印证曾经的历史上的光荣。我经常会去博物馆，国内的国外的，透过橱窗，面对来自中国的那些精美的瓷器，端庄的青铜，淡雅的水墨，感受着他们的和谐优美，雍容大度，你会觉得这种千百年形成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并非不合情理。而我们的这种优越感在一衣带水的日本面前显得尤为强烈。我们去日本，看他的山水画，他的书法，他的建筑，甚至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太多太多的中国元素，太多太多的唐宋古风。日本似乎在上千年的历史里显得是那么地缺乏原创力，却又那么地善于学习，他可以全盘照搬而又搬得惟妙惟肖，并不让人觉得唐突。这个曾经谦逊而好学的学生，在甲午那个干支纪年以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他的老师更加现代，更加蓬勃，更加富有生机。
而当时的实力对比，至少从表面上看，清国是不弱于日本的。1864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奇迹，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的王朝在历经衰败之后，居然又颤颤巍巍的站起来了，扑灭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叛乱，类似的这样的案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寥寥无几。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士气上是比较振奋的，加上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国内局面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创办起来。而那个时候美国才刚打完南北战争不久（1865年），德国也刚刚完成统一（1871年），那时候世界甚至一度炒作“清国威胁论”。翻翻那个时候的西方报纸，甚至有媒体认为当时世界真正的强国只有四个——英法俄和大清帝国。我去翻阅过一些详细的中日在各个方面的实力对比，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北洋舰队主力舰和总吨位不输于日本，陆军数量远远超过日本。我们的北洋海军，当时采购的是世界上最先进，吨位最大的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使得北洋海军一举成为亚洲最强的舰队。而且甲午战争是在中国本土作战，我们有强大的本土优势。
如此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为何会以大清国的惨败而告终，《清日战争》这本书并没有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这是大多数历史教科书的阐述路径）着笔，而是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历史的细节，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相信大家可以管中窥豹，得出自己的判断。
从武器装备而言,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的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当时给张之洞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弹药或误，或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又说“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日战争爆发前，清国已经拥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一大批军工企业。但在洋务运动的风潮中，清政府无统筹，无计划的盲目跟进，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导致我们的军工企业制造出的枪炮精度低而不实用，失望的军方只好转而向外国购买最新式的武器。当时在欧洲著名的兵器制造厂内，经常可以看到清国武器采购大员的足迹和他们讨价还价的风采。这些清朝官吏采购团附近，混杂着许多相同肤色的日本人面孔。清朝官员貌似钱囊充裕，大有买回欧洲所有新式武器的豪气；日本人则显得谦逊好学，试图将欧洲的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
在晚清，间谍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主要用在复杂的官场内斗中，清国的国家机构和军事体系中，没有情报系统。这导致我们无法得出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在甲午开战前，西方的外交官多次提示战争的风险，但是李鸿章基于错误的情报和分析，一直不相信日本决意与清国开展，一直到战争打响最后一刻，还寄希望于用外交斡旋的方式来解决危机。
在清国境内则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他们以各种身份刺探消息。战争中，日本情报部门还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精确作战地图，其信息资料准确详细，甚至远远超过清国人对自己国土的了解。甲午战争前面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朝鲜和清国军事进行实地考察，李鸿章则视川上为座上宾，希望能够像对方炫耀自己实力来威慑对方，从而为其刺探我军军情大开方便之门。
而更让人瞠目结舌，唏嘘不已的是，开战前清国驻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截获破译。清国一直蒙在鼓里，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进行马关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使得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的政治策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全部底线，酿成清国历史上的重大损失。
其实不仅仅是战争期间对于情报的收集，上千年来，日本何尝停止过对泱泱华夏的打量。前阵子看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这本书出版于1928年，书中说“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去看，日本所作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中国的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却不肯做研究功夫”。这段话我深有同感。前段时间去东京，随便走入涩谷的一家书店，铺天盖地的关于中国的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和日本同学讨论起中国的种种问题，深觉他们的看法常常全面而客观，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常常令我感到吃惊。而我身边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朋友们，即便是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于日本喊打喊杀的有很多，盲目跟风到连一包卫生巾也要在日本买了带回的也有很多，但真正有兴趣去了解他的民族性格，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比那些不肯睁眼看世界的大清国的子民，又好到哪里去呢。
《清日战争》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细节使人心情无比沉重。辽河平原作战期间，日本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之后，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日军枪弹命中的。历史的真实使我们无法认同那些惯用的身陷绝境，弹尽粮绝，敌强我弱等开脱责任的词汇。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清国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的海防阵地被日军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这些数字都无情地鞭挞着近代清军的素质，也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于异族入侵时所展现出的国民性格。
1895年3月，早春的风依然凛冽，一手缔造了北洋舰队，一手主办洋务运动的李鸿章，这个被西方列强认为“以一人之力对抗日本一国”的古稀老人，带着光绪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踏上了赴日和谈的苦涩之旅。中国人在提到李鸿章这位晚清的股肱重臣时，往往怀着很复杂的情绪。大家痛恨他签订的那些割地赔款的条约，它深深刺痛了一个古老而骄傲的帝国。而这位73岁的老者，顶着饱受国内诟病的巨大压力，赴日谈判，支撑危局，其中的酸楚恐怕也只有自知。李鸿章在临终前呈送给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说: “毋庸赘言，中国若能在一场战争中凯旋，我会欣喜若狂。臣风烛残年之日，倘若能看到蛮夷国家最终被降顺圣上，将不胜欣喜。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无力打胜一场战争。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事关大清的完整与否，有谁会愚蠢到投鼠而不忌器呢”。
百年之后，作为后人的我们有幸可以用回过头去看的坦然，去解读和回顾那场战争。而李鸿章以及曾经的北洋水师的官兵，则只能伴着山河的破碎和深深地挫败走到生命的终点。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石桥湛三曾说：“我们对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时至今日，我们仍需警惕这样一个曾经没有一个人跳出来主张反对侵略战争的民族。我们无法决定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更无法决定他们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我们唯有立足自己。积极的沟通和协调必不可少，但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尚武的，血性的精神。居于和平盛世，我们仍需要具备谈判桌外的战略威慑力，需要拥有随时能够抽刀亮剑的军事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的山河，护佑我们的子孙，我们才可以成为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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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很不好看，危机四伏，我们学习近代史的时候似乎觉得中国人的普遍的危机感是从鸦片战争，打开清朝的国门开始，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那个时代，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让统治阶级，让当时的所谓的精英阶层有了危机的意识，而中国的大部分人的觉醒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很长时间我们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这期间也不乏异族的入侵，但是最后的结局都是异族被华夏的文化所同化，所以这个民族就会比较合理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而千百年来的朝贡与册封也足以印证曾经的历史上的光荣。我经常会去博物馆，国内的国外的，透过橱窗，面对来自中国的那些精美的瓷器，端庄的青铜，淡雅的水墨，感受着他们的和谐优美，雍容大度，你会觉得这种千百年形成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并非不合情理。而我们的这种优越感在一衣带水的日本面前显得尤为强烈。我们去日本，看他的山水画，他的书法，他的建筑，甚至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太多太多的中国元素，太多太多的唐宋古风。日本似乎在上千年的历史里显得是那么地缺乏原创力，却又那么地善于学习，他可以全盘照搬而又搬得惟妙惟肖，并不让人觉得唐突。这个曾经谦逊而好学的学生，在甲午那个干支纪年以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他的老师更加现代，更加蓬勃，更加富有生机。
而当时的实力对比，至少从表面上看，清国是不弱于日本的。1864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奇迹，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的王朝在历经衰败之后，居然又颤颤巍巍的站起来了，扑灭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叛乱，类似的这样的案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寥寥无几。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士气上是比较振奋的，加上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国内局面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创办起来。而那个时候美国才刚打完南北战争不久（1865年），德国也刚刚完成统一（1871年），那时候世界甚至一度炒作“清国威胁论”。翻翻那个时候的西方报纸，甚至有媒体认为当时世界真正的强国只有四个——英法俄和大清帝国。我去翻阅过一些详细的中日在各个方面的实力对比，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北洋舰队主力舰和总吨位不输于日本，陆军数量远远超过日本。我们的北洋海军，当时采购的是世界上最先进，吨位最大的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使得北洋海军一举成为亚洲最强的舰队。而且甲午战争是在中国本土作战，我们有强大的本土优势。
如此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为何会以大清国的惨败而告终，《清日战争》这本书并没有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这是大多数历史教科书的阐述路径）着笔，而是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历史的细节，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相信大家可以管中窥豹，得出自己的判断。
从武器装备而言,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的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当时给张之洞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弹药或误，或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又说“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日战争爆发前，清国已经拥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一大批军工企业。但在洋务运动的风潮中，清政府无统筹，无计划的盲目跟进，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导致我们的军工企业制造出的枪炮精度低而不实用，失望的军方只好转而向外国购买最新式的武器。当时在欧洲著名的兵器制造厂内，经常可以看到清国武器采购大员的足迹和他们讨价还价的风采。这些清朝官吏采购团附近，混杂着许多相同肤色的日本人面孔。清朝官员貌似钱囊充裕，大有买回欧洲所有新式武器的豪气；日本人则显得谦逊好学，试图将欧洲的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
在晚清，间谍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主要用在复杂的官场内斗中，清国的国家机构和军事体系中，没有情报系统。这导致我们无法得出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在甲午开战前，西方的外交官多次提示战争的风险，但是李鸿章基于错误的情报和分析，一直不相信日本决意与清国开展，一直到战争打响最后一刻，还寄希望于用外交斡旋的方式来解决危机。
在清国境内则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他们以各种身份刺探消息。战争中，日本情报部门还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精确作战地图，其信息资料准确详细，甚至远远超过清国人对自己国土的了解。甲午战争前面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朝鲜和清国军事进行实地考察，李鸿章则视川上为座上宾，希望能够像对方炫耀自己实力来威慑对方，从而为其刺探我军军情大开方便之门。
而更让人瞠目结舌，唏嘘不已的是，开战前清国驻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截获破译。清国一直蒙在鼓里，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进行马关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使得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的政治策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全部底线，酿成清国历史上的重大损失。
其实不仅仅是战争期间对于情报的收集，上千年来，日本何尝停止过对泱泱华夏的打量。前阵子看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这本书出版于1928年，书中说“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去看，日本所作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中国的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却不肯做研究功夫”。这段话我深有同感。前段时间去东京，随便走入涩谷的一家书店，铺天盖地的关于中国的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和日本同学讨论起中国的种种问题，深觉他们的看法常常全面而客观，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常常令我感到吃惊。而我身边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朋友们，即便是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于日本喊打喊杀的有很多，盲目跟风到连一包卫生巾也要在日本买了带回的也有很多，但真正有兴趣去了解他的民族性格，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比那些不肯睁眼看世界的大清国的子民，又好到哪里去呢。
《清日战争》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细节使人心情无比沉重。辽河平原作战期间，日本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之后，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日军枪弹命中的。历史的真实使我们无法认同那些惯用的身陷绝境，弹尽粮绝，敌强我弱等开脱责任的词汇。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清国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的海防阵地被日军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这些数字都无情地鞭挞着近代清军的素质，也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于异族入侵时所展现出的国民性格。
1895年3月，早春的风依然凛冽，一手缔造了北洋舰队，一手主办洋务运动的李鸿章，这个被西方列强认为“以一人之力对抗日本一国”的古稀老人，带着光绪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踏上了赴日和谈的苦涩之旅。中国人在提到李鸿章这位晚清的股肱重臣时，往往怀着很复杂的情绪。大家痛恨他签订的那些割地赔款的条约，它深深刺痛了一个古老而骄傲的帝国。而这位73岁的老者，顶着饱受国内诟病的巨大压力，赴日谈判，支撑危局，其中的酸楚恐怕也只有自知。李鸿章在临终前呈送给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说: “毋庸赘言，中国若能在一场战争中凯旋，我会欣喜若狂。臣风烛残年之日，倘若能看到蛮夷国家最终被降顺圣上，将不胜欣喜。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无力打胜一场战争。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事关大清的完整与否，有谁会愚蠢到投鼠而不忌器呢”。
百年之后，作为后人的我们有幸可以用回过头去看的坦然，去解读和回顾那场战争。而李鸿章以及曾经的北洋水师的官兵，则只能伴着山河的破碎和深深地挫败走到生命的终点。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石桥湛三曾说：“我们对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时至今日，我们仍需警惕这样一个曾经没有一个人跳出来主张反对侵略战争的民族。我们无法决定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更无法决定他们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我们唯有立足自己。积极的沟通和协调必不可少，但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尚武的，血性的精神。居于和平盛世，我们仍需要具备谈判桌外的战略威慑力，需要拥有随时能够抽刀亮剑的军事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的山河，护佑我们的子孙，我们才可以成为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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