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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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聚焦在一个传统乡村，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由点及面、辐射深拓，尽可能原生态呈现乡土中国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嬗变，并据此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相当有价值、相当有效的研究途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是来自甘肃通渭的“凤凰男”，80后作家、媒体人阎海军的又一部力作。
那片土地，是阎海军的故乡，陇中黄土高原，崖边村。人口稀少，草木荒凉，“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2008年，离开故乡很久的阎海军回到崖边，目睹记忆中故乡的残影，比较这些年村庄的变化，在和村人们的一次次谈话中，撰写《崖边报告》的想法萌生、成形并最终结果。仿佛扛着摄像机，镜头徐徐扫过，阎海军用纪录片式的“忠实”文字审慎地记录着：依然盛行的包办、买卖婚姻，老无所依甚至死而无葬的老人，空虚寂寞的留守女人，无心上学的孩子，涌入城市打工和留在农村的男人，一场口角纷争差点引发家族械斗的血案，一幕掏空家底才能凑够彩礼的奢婚……从崖边出发，相似的场景发生在很多村庄，崖边的观察文本只是中国当代乡村叙事之一。
崖边乃至很多农村出现的反传统的各种表现，比如孝道衰落、人情异化、恶性面子竞争、“熟人社会”舆论的退化等，这些现象显得愚昧而荒诞，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反文明。但是乡村研究不是为了道德批判，而是要返回到乡村语境中，从现象背后寻找合理的解释。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经典名著《乡土中国》里曾经专门探讨过农村的礼治秩序，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是维系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在阎海军笔下，我们看到正在遭遇边缘化的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变迁，不仅是农村经济的凋敝破败，乡村秩序的分崩离析更令人担忧。只有在乡村语境中理解了这些荒诞现象的合理意义，才能对当前的社会转型进行适当的解释。
“嫁给大山的女人”郜艳敏的遭遇不是个例，崖边村的光棍们泛滥欲动的荷尔蒙也不光是生理需求。阎海军说，“崖边人对光棍问题的惧怕，比对贫穷本身更加厉害。”这种惧怕根深蒂固，这是传统意识的残留，是人性需求不得满足的反抗，更是对未来失去预期的最后挣扎。当土地不可再生，国家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难以保障，传统社会的宗族体系也在社会发展中迅速分解，我们可以理解阎海军所说的，“绵续问题在一个农民的心中，自然还是最要紧的事情。”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一般而言，生活水平越低，儿童占人口的比率会越高，因为生活水平低下时人们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未来考虑”（《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乡村秩序的瓦解自家庭开始。家庭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在崖边，我们看到许多破碎的家庭，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和，夫妻反目邻里斗气，贫穷让人面目狰狞，伦理精神的丢失让崖边异化非人。
当代学者梁鸿写过她的家乡梁庄，她说梁庄的支离破碎不只是生活本身的表现形态，它和这个社会内心的支离破碎、虚无任性有关。梁鸿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梁庄”。这正如崖边之于阎海军，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村落之于我们每个人。面对一个缺乏保障、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社会现实，原有的以重伦理道德、重家族绵延、重礼俗为标准的意义系统不足以有效地解释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唤醒农民的文化自觉，起码要具备辨别标准，对于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外在冲击不能一味地跟风和盲从。这有赖于教育和文化下乡。梁鸿和阎海军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分别描述了乡村教育的严峻局面。“知识改变命运”是乡村家庭的希望所在，为实现公平而搭建的教育通道不应该堵塞，阎海军的自身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早餐计划”的赞赏，对于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的肯定，都是崖边人共同的殷殷期盼。
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不仅是一个文化命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课题。“三农”问题从来不只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的整体命运。亨廷顿曾告诫说，与乡村的沉默和冷漠相比，对于政治生命，“城市可能像炸弹一样要命”。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系列择定扭曲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体制结构，这是一种以户籍制度为表征，以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价值和权力分配不平等格局。阎海军在本书中回顾了“孙正刚事件”，崖边的年轻打工者很多都有过类似的噩梦，打工者的高死亡率笼罩在村庄上空，身份之痛造成的飘零不定的内心焦虑，就像隐藏的炸弹一样随时可能要命。进不去的城市，回不了的故乡。不只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起中国现时代的乡村的角色位置。
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不仅需要农村内部的改革，也需要处理好农民工问题和城镇化建设。阎海军关注农村土地改革，强调要警惕土地私有化。本书援引了长期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贺雪峰的相关理论，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贺雪峰将地方政府推动、资本介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称作“不可逆的土地流动”，并公开反对。阎海军结合崖边村的实际经验，指出农民失地对于未来生活的长期影响，“圈地建城运动”让良田不断减少，卖地后的农民无所事事易滋生安逸懒惰情绪，进城打工如果失败则面临退无可退的两难处境。贺雪峰说“回到土地的权利是农民的基本人权”，有一定道理。土地制度改革，是关乎国家稳定和民生大计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专家商榷和国家决策。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的贯彻实施，可以给农民提供相对稳定和有着长远预期的生活，让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壮大自身、摆脱弱势地位，并为中国村落意义世界的重建奠定经济基础。
《崖边报告》是一部体验式关注农村变革的书籍，作者带着沉淀后的情感，尽可能客观地书写故乡的记录，试图找到当下中国乡村的裂变轨迹，它的解构和重新建构，它以何种方式与城市、与时代精神，与中国人的整体命运纠结交错，断裂和继承、丢弃和延续。“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想，这是一切追问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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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土地，是阎海军的故乡，陇中黄土高原，崖边村。人口稀少，草木荒凉，“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2008年，离开故乡很久的阎海军回到崖边，目睹记忆中故乡的残影，比较这些年村庄的变化，在和村人们的一次次谈话中，撰写《崖边报告》的想法萌生、成形并最终结果。仿佛扛着摄像机，镜头徐徐扫过，阎海军用纪录片式的“忠实”文字审慎地记录着：依然盛行的包办、买卖婚姻，老无所依甚至死而无葬的老人，空虚寂寞的留守女人，无心上学的孩子，涌入城市打工和留在农村的男人，一场口角纷争差点引发家族械斗的血案，一幕掏空家底才能凑够彩礼的奢婚……从崖边出发，相似的场景发生在很多村庄，崖边的观察文本只是中国当代乡村叙事之一。
崖边乃至很多农村出现的反传统的各种表现，比如孝道衰落、人情异化、恶性面子竞争、“熟人社会”舆论的退化等，这些现象显得愚昧而荒诞，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反文明。但是乡村研究不是为了道德批判，而是要返回到乡村语境中，从现象背后寻找合理的解释。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经典名著《乡土中国》里曾经专门探讨过农村的礼治秩序，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是维系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在阎海军笔下，我们看到正在遭遇边缘化的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变迁，不仅是农村经济的凋敝破败，乡村秩序的分崩离析更令人担忧。只有在乡村语境中理解了这些荒诞现象的合理意义，才能对当前的社会转型进行适当的解释。
“嫁给大山的女人”郜艳敏的遭遇不是个例，崖边村的光棍们泛滥欲动的荷尔蒙也不光是生理需求。阎海军说，“崖边人对光棍问题的惧怕，比对贫穷本身更加厉害。”这种惧怕根深蒂固，这是传统意识的残留，是人性需求不得满足的反抗，更是对未来失去预期的最后挣扎。当土地不可再生，国家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难以保障，传统社会的宗族体系也在社会发展中迅速分解，我们可以理解阎海军所说的，“绵续问题在一个农民的心中，自然还是最要紧的事情。”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一般而言，生活水平越低，儿童占人口的比率会越高，因为生活水平低下时人们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未来考虑”（《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乡村秩序的瓦解自家庭开始。家庭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在崖边，我们看到许多破碎的家庭，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和，夫妻反目邻里斗气，贫穷让人面目狰狞，伦理精神的丢失让崖边异化非人。
当代学者梁鸿写过她的家乡梁庄，她说梁庄的支离破碎不只是生活本身的表现形态，它和这个社会内心的支离破碎、虚无任性有关。梁鸿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梁庄”。这正如崖边之于阎海军，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村落之于我们每个人。面对一个缺乏保障、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社会现实，原有的以重伦理道德、重家族绵延、重礼俗为标准的意义系统不足以有效地解释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唤醒农民的文化自觉，起码要具备辨别标准，对于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外在冲击不能一味地跟风和盲从。这有赖于教育和文化下乡。梁鸿和阎海军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分别描述了乡村教育的严峻局面。“知识改变命运”是乡村家庭的希望所在，为实现公平而搭建的教育通道不应该堵塞，阎海军的自身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早餐计划”的赞赏，对于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的肯定，都是崖边人共同的殷殷期盼。
重建乡土中国的意义世界，不仅是一个文化命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课题。“三农”问题从来不只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的整体命运。亨廷顿曾告诫说，与乡村的沉默和冷漠相比，对于政治生命，“城市可能像炸弹一样要命”。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系列择定扭曲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体制结构，这是一种以户籍制度为表征，以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价值和权力分配不平等格局。阎海军在本书中回顾了“孙正刚事件”，崖边的年轻打工者很多都有过类似的噩梦，打工者的高死亡率笼罩在村庄上空，身份之痛造成的飘零不定的内心焦虑，就像隐藏的炸弹一样随时可能要命。进不去的城市，回不了的故乡。不只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起中国现时代的乡村的角色位置。
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不仅需要农村内部的改革，也需要处理好农民工问题和城镇化建设。阎海军关注农村土地改革，强调要警惕土地私有化。本书援引了长期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贺雪峰的相关理论，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贺雪峰将地方政府推动、资本介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称作“不可逆的土地流动”，并公开反对。阎海军结合崖边村的实际经验，指出农民失地对于未来生活的长期影响，“圈地建城运动”让良田不断减少，卖地后的农民无所事事易滋生安逸懒惰情绪，进城打工如果失败则面临退无可退的两难处境。贺雪峰说“回到土地的权利是农民的基本人权”，有一定道理。土地制度改革，是关乎国家稳定和民生大计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专家商榷和国家决策。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的贯彻实施，可以给农民提供相对稳定和有着长远预期的生活，让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壮大自身、摆脱弱势地位，并为中国村落意义世界的重建奠定经济基础。
《崖边报告》是一部体验式关注农村变革的书籍，作者带着沉淀后的情感，尽可能客观地书写故乡的记录，试图找到当下中国乡村的裂变轨迹，它的解构和重新建构，它以何种方式与城市、与时代精神，与中国人的整体命运纠结交错，断裂和继承、丢弃和延续。“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想，这是一切追问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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