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种族清洗到阶级清洗的“施害者叙事”
文 / 李公明
20世纪，人类遭受了许多被以“种族清洗”或“阶级清洗”等动机驱使的大屠杀。然而，那无数邪恶的引擎是如何疯转起来的？对此，很少有人能够精准地洞悉和描述。种族与人民的关系、独裁与民主的制度演变、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心理动机……还有更多的事件、人物等复杂因素，就像海底暗礁一样，遍布在20世纪血浪滔天的大屠杀海洋之中。
我们需要有更多像《浩劫》（Shoah，1985）那样伟大的、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主题的纪录片。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花费11年的时间寻访、拍摄当年大屠杀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它是一个浩瀚的真相，是面对种族清洗时，长达五百五十分钟的痛苦和愤怒的嗥叫。……《浩劫》传递的讯息在于，这些罪行是由和我们一样的人犯下的，受害的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美国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如是说。
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近八百页的煌煌巨著《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完全可以与之相比，它提供的是更为浩瀚的真相，更为残酷的“施害者叙事”，所引起的思考和争论也更为锐利。
【一、从“受害者叙事”到“施害者叙事”】
回顾20世纪人类历史，非战争状态下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以及清洗是最残酷的事件和最野蛮的行为。但是，学术界对此进行的总体性研究却远远不够。在长时段目光审视下，围绕这些屠杀、清洗的历史演变关系仍然存在很多盲点。甚至还有一些前后延续较长时期、相继导致千百万无辜人口死亡的历史事件仍然被刻意淡化、遮蔽，甚或以各种意识形态的名义美化。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杰出的历史著作《战后欧洲史》中坚定地认为，对历史上国家罪恶的承认和忏悔，是进入当代公共生活无法逃避的途径；他从“受害者叙事”的角度追问：为什么那些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受害者还没能像纳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那样得到赔偿和纪念？干百万名战时纳粹政权受害者在战后沦为了新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又该怎么办？西方社会为何如此地漠视这些问题？但是，这种普遍的、不因社会变迁或政见歧异而中断的“受害者叙事”的合法性，在许多地区政治中仍受到极大的压制和剥夺。
与“受害者叙事”相比，“施害者叙事”的角度更为难以进入与把握，因为这直接与种族清洗或大屠杀的根源、具体起因相关，涉及到历史时空中的国家、民族、制度、事件以及个人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时至今日，已有大量20世纪种种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回忆文献，但是施害者的回忆文献却相对少很多，这固然与忏悔精神和承担罪责的勇气缺失有关，同时也与施害者背后总是残存着种族、国家或党派等等利益因素相关。
迈克尔·曼的这部《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正是因为主要以“施害者角度”切入，并且在历史大范围中收集资料、分析个案、提出一般性的解释，因此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人的研究聚焦在这个可怕论题的令人压抑的那一端，重点放在施行者（施害人），而不是英勇的抵抗者，甚或是高贵的受害人。”他强调这些施害者就来自我们中间，大多数与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由作为现代性核心的冲突创生出来的，……有些人最终选择了他们知道将产生可怕结果的道路。我们可以指责他们，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是“施害者叙事”角度的重要意义。
【二、是“民主的阴暗面”还是民族主义的阴暗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该书也引起了争议。有学者尽管肯定该书的重要意义及贡献，但是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阐释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很明显，“民主的阴暗面”这个书名首先会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叫好，有人不悦，尤其是把它作为对种族清洗这样恐怖的罪恶的基本“解释”。
对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个书名是“令人恼怒的”，而且同意批评者的意见，认为更为准确的说法应为“民主化过程中的阴暗面”，因为“实际上，我所讨论的，是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阴暗面”（。出自《经济观察报》的访谈）关于“民主化进程”中的种族清洗趋势，作者认为，“得到由政治学家已搜集到的关于今日全世界范围的种族战争和内战统计数据的广泛支持。我的论点是种族清洗随民主化进程扩散。格尔（1993，2000）表明种族叛乱自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以来就已在南方世界出现——正是它名义上的民主化开始时期。”
必须强调的是，数据统计是迈克尔·曼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民主的阴暗面”与种族清洗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历史数据的论证与考辨是不可绕过去的。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较为集中地对“民主的阴暗面”的意思进行了梳理，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人民”这个概念逐渐有了作为民主中的民众（demos）和作为种族集团（ethnos）或族群（ethnic group）这双重含义，当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声称他们自己的种族集团是主权国家的时候，就会试图排除和清洗其他人；第二，……革命之后对阶级和其他敌人的清洗；第三，谋杀性清洗与民主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关系，从定义上说，施害政权不可能是民主政体。有多种动态的情况：有些在民主化过程中滑向谋杀性清洗，变成威权主义政党国家；有些是作为威权主义政党国家开始下滑，其民主在此之前就被颠覆了。总之，“对民主制度的歪曲最具体地表现在成干上万的个人的生活轨迹之中。那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它被曲解的阴暗面。”
此外，作者在面对不同性质类型的屠杀行为时，严格厘清与“民主”的关系。如在第11章中对政治灭绝、阶级灭绝、自相残杀以及因错误政策造成的大规模死亡的论述，明确指出作为施害者的政权“与民主一点也不沾边”。应该说，在有了这些梳理的基础上，再来看备受争议的“民主的阴暗面”概念，可以避免简单化的解读和评判倾向。
但是，仍有学者对民主化进程的说法表示质疑。该书出版不久，美国历史学家Eric D. Weitz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书评，现在的中译本在开头“本书所获赞誉”中对此也有引用，可惜只是对其中“赞誉”句子的选择性摘引。Weitz认为迈克尔·曼试图对现代最严重的历史暴行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解释，这是艰巨的任务，因为种族清洗涵盖广泛多样的地区、政治制度和历史阶段。而该书的书名提供了解释的起点，种族清洗是民主进程中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在他看来，曼所讲的更像是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与民主不是一回事；在基本概念上的混乱破坏了该书的解释力。他认为该书表现出广博的知识，许多分析有启发性，但总体来看，由于混淆了民族主义和民主，因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对于种族清洗起因中的民主与民族主义之争，其实曼自己也有所认识，只不过仍然力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主次或转换的关系，以维持“民主化进程”作为种族清洗的历史性根源的解释体系。作者赞同民主理想，但是指出“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而这种可能性在某些类型的多民族环境下会带来更加不祥的后果”。
在这里的所谓“多民族环境”的说法，也就是把民族主义因素接纳进来的一扇门户。而且他对民族主义的问题也有比较直接的回应：“令我们觉得不幸的是，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不是原始的或外生的。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都说这是源于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对的。然而民族主义只有当它被政治化并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对现代民主理想的歪曲时，它才是危险的。他对于民族主义因素的危险性来源的分析大体上正确，只是对其“政治化”内涵语焉未详。
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指出，当民族主义被纳入集体主义框架内，就增加了民族怨恨和侵略的可能性，而动员个体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没那么容易。（参见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译本，第618页）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则从对于人权的危害角度分析来自于19世纪的专制复辟与民族主义思潮，他指出民族主义者在初期还以民主、自由这些口号来获取民族归属感，到后来就从左翼向右翼发展；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成为反对人权的新势力（《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参见商务印书馆2011年译本，第141页）。
其实，需要读者细心分析的是，曼在该书中也有类似的思路，例如在第11章“阶级清洗”中谈到，当国内的敌人被视作民族叛徒，阶级运动引导了种族民族主义。（第406—407页）在20世纪的激进主义革命史上，这是早已被证明的政治与历史逻辑。
【三、从种族清洗到阶级清洗】
在我看来，需要梳理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民主”与“民主化进程”和“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区别，还在于在曼的叙述语境中的“民主”所指称的历史现象：“人民统治（rule by the people）”的原则被扭曲为被特定的一个种族或宗教团体统治，也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所实行的清洗；同时他也提到了阶级清洗，并且把它与阶级革命相联系。（见《经济观察报》的访谈）
在他的详细列出的“社会（或种族）团体间相互关系中的暴力与清洗类型”（第16页）中，从“文化压制”到“有选择的治安压制”，发展到“全面的治安性镇压”、并非有意而为的“大规模死亡的暴力”以及最高等级的“有预谋的大规模平民杀戮”，既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涵括了种族灭绝、政治灭绝和阶级灭绝等不同性质的性质类型，同时也包括了主观动机上有预谋的性质与错误的主导政策所导致的性质。在全书的论述中，这些过程、性质和动机的多元性同样得到论述和解释，真正体现了宏观比较的视角。
作者在对不同类型的清洗灭绝事件的分析中，都试图厘清“通向奥斯威辛的曲折道路”。从“施害者叙事”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从“施害人身上区分出9种常见的动机”，从意识形态权力到官僚制中的“平庸的恶”。其次是深入分析在暴力伤害的发展、升级过程中各种因素如何发生作用，其中一些论述尤其重要，如不断升级的暴力如何带来适应性、意识形态宣传如何使被清洗对象妖魔化和非人化等等。
第11章“阶级清洗”的内容很丰富，由此而应该对书名中的“种族清洗”也有所修正，而不仅仅是对“民主”概念的修正说明。作者明确指出，“关于20世纪大屠杀的完整叙述也涉及某些共产主义政权。”而这种屠杀的性质显然不是种族主义的，也不是蓄意的，而是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和错误的政策计划所造成。“在革命改造中清洗敌人被最终视为是道德的。在最坏的时候它发展至蓄意的阶级灭绝／政治灭绝。但是这可怕的结果不是原来打算好的。这是因转变性目标没有稳定的政治机构去平稳地实现而带来的非预期的后果。”曼甚至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描述了一幅这样的变化图景：革命政党调动了意识形态权力；由工人阶级控制生产手段，希望使真正的民主成为可能；要面向未来，但是现实状况却是经济落后和农业化；因此要对真正的民主进行有机调整。最后“通过以及越过党，这很快就走样变成专制政权”，那么，由此而来的清洗和死亡就有了这些特征：不是蓄意谋杀，就像过去一些传教士那样，原是寻求世界的根本改变，但是实际上带来了死亡；继而，当改造政策失败以后，可能会怪罪于受害人，谴责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如苏联的富农就是这样的遭遇；再进一步，就是对阴谋颠覆活动的正当报复，升级到了政治灭绝，消灭所能想到的可能的反对派；甚至某些国家有可能会产生想要通过谋杀来清除阶级的想法，这就是阶级灭绝。在这些过程中，“绝大多数死亡来自由国家的军事和警察机构施加的计划。然而导致最终结果的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它们是政党国家。”（第409页）
最后，应该说第11章的内容颇为重要，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绝不是无关宏旨的枝蔓末节。中译本从标题到内容都作了删节。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似乎应该在书末有个出版说明更好一些。
原文刊载于腾讯大家 2015年9月27日
原文链接：http://dajia.qq.com/blog/481754065049289
20世纪，人类遭受了许多被以“种族清洗”或“阶级清洗”等动机驱使的大屠杀。然而，那无数邪恶的引擎是如何疯转起来的？对此，很少有人能够精准地洞悉和描述。种族与人民的关系、独裁与民主的制度演变、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心理动机……还有更多的事件、人物等复杂因素，就像海底暗礁一样，遍布在20世纪血浪滔天的大屠杀海洋之中。
我们需要有更多像《浩劫》（Shoah，1985）那样伟大的、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主题的纪录片。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花费11年的时间寻访、拍摄当年大屠杀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它是一个浩瀚的真相，是面对种族清洗时，长达五百五十分钟的痛苦和愤怒的嗥叫。……《浩劫》传递的讯息在于，这些罪行是由和我们一样的人犯下的，受害的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美国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如是说。
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近八百页的煌煌巨著《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完全可以与之相比，它提供的是更为浩瀚的真相，更为残酷的“施害者叙事”，所引起的思考和争论也更为锐利。
【一、从“受害者叙事”到“施害者叙事”】
回顾20世纪人类历史，非战争状态下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以及清洗是最残酷的事件和最野蛮的行为。但是，学术界对此进行的总体性研究却远远不够。在长时段目光审视下，围绕这些屠杀、清洗的历史演变关系仍然存在很多盲点。甚至还有一些前后延续较长时期、相继导致千百万无辜人口死亡的历史事件仍然被刻意淡化、遮蔽，甚或以各种意识形态的名义美化。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杰出的历史著作《战后欧洲史》中坚定地认为，对历史上国家罪恶的承认和忏悔，是进入当代公共生活无法逃避的途径；他从“受害者叙事”的角度追问：为什么那些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受害者还没能像纳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那样得到赔偿和纪念？干百万名战时纳粹政权受害者在战后沦为了新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又该怎么办？西方社会为何如此地漠视这些问题？但是，这种普遍的、不因社会变迁或政见歧异而中断的“受害者叙事”的合法性，在许多地区政治中仍受到极大的压制和剥夺。
与“受害者叙事”相比，“施害者叙事”的角度更为难以进入与把握，因为这直接与种族清洗或大屠杀的根源、具体起因相关，涉及到历史时空中的国家、民族、制度、事件以及个人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时至今日，已有大量20世纪种种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回忆文献，但是施害者的回忆文献却相对少很多，这固然与忏悔精神和承担罪责的勇气缺失有关，同时也与施害者背后总是残存着种族、国家或党派等等利益因素相关。
迈克尔·曼的这部《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正是因为主要以“施害者角度”切入，并且在历史大范围中收集资料、分析个案、提出一般性的解释，因此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人的研究聚焦在这个可怕论题的令人压抑的那一端，重点放在施行者（施害人），而不是英勇的抵抗者，甚或是高贵的受害人。”他强调这些施害者就来自我们中间，大多数与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由作为现代性核心的冲突创生出来的，……有些人最终选择了他们知道将产生可怕结果的道路。我们可以指责他们，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是“施害者叙事”角度的重要意义。
【二、是“民主的阴暗面”还是民族主义的阴暗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该书也引起了争议。有学者尽管肯定该书的重要意义及贡献，但是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阐释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很明显，“民主的阴暗面”这个书名首先会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叫好，有人不悦，尤其是把它作为对种族清洗这样恐怖的罪恶的基本“解释”。
对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个书名是“令人恼怒的”，而且同意批评者的意见，认为更为准确的说法应为“民主化过程中的阴暗面”，因为“实际上，我所讨论的，是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阴暗面”（。出自《经济观察报》的访谈）关于“民主化进程”中的种族清洗趋势，作者认为，“得到由政治学家已搜集到的关于今日全世界范围的种族战争和内战统计数据的广泛支持。我的论点是种族清洗随民主化进程扩散。格尔（1993，2000）表明种族叛乱自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以来就已在南方世界出现——正是它名义上的民主化开始时期。”
必须强调的是，数据统计是迈克尔·曼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民主的阴暗面”与种族清洗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历史数据的论证与考辨是不可绕过去的。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较为集中地对“民主的阴暗面”的意思进行了梳理，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人民”这个概念逐渐有了作为民主中的民众（demos）和作为种族集团（ethnos）或族群（ethnic group）这双重含义，当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声称他们自己的种族集团是主权国家的时候，就会试图排除和清洗其他人；第二，……革命之后对阶级和其他敌人的清洗；第三，谋杀性清洗与民主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关系，从定义上说，施害政权不可能是民主政体。有多种动态的情况：有些在民主化过程中滑向谋杀性清洗，变成威权主义政党国家；有些是作为威权主义政党国家开始下滑，其民主在此之前就被颠覆了。总之，“对民主制度的歪曲最具体地表现在成干上万的个人的生活轨迹之中。那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它被曲解的阴暗面。”
此外，作者在面对不同性质类型的屠杀行为时，严格厘清与“民主”的关系。如在第11章中对政治灭绝、阶级灭绝、自相残杀以及因错误政策造成的大规模死亡的论述，明确指出作为施害者的政权“与民主一点也不沾边”。应该说，在有了这些梳理的基础上，再来看备受争议的“民主的阴暗面”概念，可以避免简单化的解读和评判倾向。
但是，仍有学者对民主化进程的说法表示质疑。该书出版不久，美国历史学家Eric D. Weitz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书评，现在的中译本在开头“本书所获赞誉”中对此也有引用，可惜只是对其中“赞誉”句子的选择性摘引。Weitz认为迈克尔·曼试图对现代最严重的历史暴行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解释，这是艰巨的任务，因为种族清洗涵盖广泛多样的地区、政治制度和历史阶段。而该书的书名提供了解释的起点，种族清洗是民主进程中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在他看来，曼所讲的更像是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与民主不是一回事；在基本概念上的混乱破坏了该书的解释力。他认为该书表现出广博的知识，许多分析有启发性，但总体来看，由于混淆了民族主义和民主，因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对于种族清洗起因中的民主与民族主义之争，其实曼自己也有所认识，只不过仍然力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主次或转换的关系，以维持“民主化进程”作为种族清洗的历史性根源的解释体系。作者赞同民主理想，但是指出“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而这种可能性在某些类型的多民族环境下会带来更加不祥的后果”。
在这里的所谓“多民族环境”的说法，也就是把民族主义因素接纳进来的一扇门户。而且他对民族主义的问题也有比较直接的回应：“令我们觉得不幸的是，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不是原始的或外生的。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都说这是源于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对的。然而民族主义只有当它被政治化并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对现代民主理想的歪曲时，它才是危险的。他对于民族主义因素的危险性来源的分析大体上正确，只是对其“政治化”内涵语焉未详。
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指出，当民族主义被纳入集体主义框架内，就增加了民族怨恨和侵略的可能性，而动员个体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没那么容易。（参见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译本，第618页）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则从对于人权的危害角度分析来自于19世纪的专制复辟与民族主义思潮，他指出民族主义者在初期还以民主、自由这些口号来获取民族归属感，到后来就从左翼向右翼发展；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成为反对人权的新势力（《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参见商务印书馆2011年译本，第141页）。
其实，需要读者细心分析的是，曼在该书中也有类似的思路，例如在第11章“阶级清洗”中谈到，当国内的敌人被视作民族叛徒，阶级运动引导了种族民族主义。（第406—407页）在20世纪的激进主义革命史上，这是早已被证明的政治与历史逻辑。
【三、从种族清洗到阶级清洗】
在我看来，需要梳理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民主”与“民主化进程”和“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区别，还在于在曼的叙述语境中的“民主”所指称的历史现象：“人民统治（rule by the people）”的原则被扭曲为被特定的一个种族或宗教团体统治，也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所实行的清洗；同时他也提到了阶级清洗，并且把它与阶级革命相联系。（见《经济观察报》的访谈）
在他的详细列出的“社会（或种族）团体间相互关系中的暴力与清洗类型”（第16页）中，从“文化压制”到“有选择的治安压制”，发展到“全面的治安性镇压”、并非有意而为的“大规模死亡的暴力”以及最高等级的“有预谋的大规模平民杀戮”，既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涵括了种族灭绝、政治灭绝和阶级灭绝等不同性质的性质类型，同时也包括了主观动机上有预谋的性质与错误的主导政策所导致的性质。在全书的论述中，这些过程、性质和动机的多元性同样得到论述和解释，真正体现了宏观比较的视角。
作者在对不同类型的清洗灭绝事件的分析中，都试图厘清“通向奥斯威辛的曲折道路”。从“施害者叙事”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从“施害人身上区分出9种常见的动机”，从意识形态权力到官僚制中的“平庸的恶”。其次是深入分析在暴力伤害的发展、升级过程中各种因素如何发生作用，其中一些论述尤其重要，如不断升级的暴力如何带来适应性、意识形态宣传如何使被清洗对象妖魔化和非人化等等。
第11章“阶级清洗”的内容很丰富，由此而应该对书名中的“种族清洗”也有所修正，而不仅仅是对“民主”概念的修正说明。作者明确指出，“关于20世纪大屠杀的完整叙述也涉及某些共产主义政权。”而这种屠杀的性质显然不是种族主义的，也不是蓄意的，而是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和错误的政策计划所造成。“在革命改造中清洗敌人被最终视为是道德的。在最坏的时候它发展至蓄意的阶级灭绝／政治灭绝。但是这可怕的结果不是原来打算好的。这是因转变性目标没有稳定的政治机构去平稳地实现而带来的非预期的后果。”曼甚至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描述了一幅这样的变化图景：革命政党调动了意识形态权力；由工人阶级控制生产手段，希望使真正的民主成为可能；要面向未来，但是现实状况却是经济落后和农业化；因此要对真正的民主进行有机调整。最后“通过以及越过党，这很快就走样变成专制政权”，那么，由此而来的清洗和死亡就有了这些特征：不是蓄意谋杀，就像过去一些传教士那样，原是寻求世界的根本改变，但是实际上带来了死亡；继而，当改造政策失败以后，可能会怪罪于受害人，谴责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如苏联的富农就是这样的遭遇；再进一步，就是对阴谋颠覆活动的正当报复，升级到了政治灭绝，消灭所能想到的可能的反对派；甚至某些国家有可能会产生想要通过谋杀来清除阶级的想法，这就是阶级灭绝。在这些过程中，“绝大多数死亡来自由国家的军事和警察机构施加的计划。然而导致最终结果的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它们是政党国家。”（第409页）
最后，应该说第11章的内容颇为重要，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绝不是无关宏旨的枝蔓末节。中译本从标题到内容都作了删节。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似乎应该在书末有个出版说明更好一些。
原文刊载于腾讯大家 2015年9月27日
原文链接：http://dajia.qq.com/blog/48175406504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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