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教训》：谦虚的反方

卡尔•波普尔显然是个异类。在理论家之中，很少有人像波普尔这样会把观点表述得简洁有力，不与读者做冗长枯燥的“文字游戏”。而另一方面，波普尔似乎是个天生的“反方”，如果是读过波普尔的两部重要作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或者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读者不难发觉，比起立论，他更热衷于去批判，甚至是充满挑衅性地对柏拉图们，或是马克思们的“真理”进行驳斥。

也许因为是个异类的缘故，波普尔的声望，其变化趋势同样是独特的。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观念在其生前就广受关注和追捧，但在去世之后，有关 “波普尔”的一切却变得缄默，几乎无人再去提及他的批驳。或许正是由于作为一个“反方”，倘若无法作声，也就很容易被遗忘吧。

《二十世纪的教训》并不是一部分量很重的作品，但也值得一看。由于是“对话录+讲演录”的合集形式，对于初涉波普尔的读者，这部作品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尽管他的作品并不难读，但是有这样一个轻快而活跃的“垫场”——由于所辑录的内容多产生于波普尔的晚年，这同样也是个带有总结意义“收场白”——也更有利于进入状态吧。

访谈录共有两篇，分别记录了1991年和1993年的两场对话。由于彼时正值世纪之交，因而访谈的内容也以时事切入，探讨了当时的热点内容，包括苏联解体、波斯尼亚地区的热战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以及电视文化的发展等等。内容的核心，依旧是波普尔的“反方发言”——对于马克思主义，连带更久远的政治哲学“源流”的反思批判。

整理者将这本合集命名为“二十世纪的教训”其实是极恰当的。在人类的历史上，恐怕没有那个年代能像这个世纪一样，长期处于“整体性动荡”之中。经历了两次大战，重新梳理的世界格局却依旧充满不安定的可能。左翼史家霍布斯鲍姆将这个年代以“极端”命名，而整体的极端，既发源于个人的极端，又最终诱发了全局层面的“集体极端”。

因而我们终究要把目光投向个体——这同样是波普尔的思考路径。于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波普尔所选取的着力点，不再是理论本身的差池，而是作为一种理论，它对个人的作用与引导。事实上，“共产主义”无疑是所有作出认真思考的人会赞同的“理想”。可理想的趋同，却势必孕育极端，导致狂热。

回归到个体命运探讨理论的波普尔无疑是谦卑的。在访谈录之后的两篇讲演词《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与《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里，这可贵的品质又继续得到了呈现。在《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一篇中，他强调“所谓的民主其实是要捍卫人民的自由，除开主权统治（Sovereignty）、法治这些原则之外，不要受到统治权的干预”，从而将民主的要义，由统治权的归属，转移到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而在接下来的《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里，波普尔进一步将知识分子的责任做了反思：“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是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承接了前一篇的“关怀——终究要将意义，落归到大多数人的层面上。

刘擎说，被遗忘是波普尔最杰出的成就。我们需要波普尔，是因为他警醒而谦卑，冷静却心有热忱。任何人都有权利要求被记住，但那却并不是最好的事情——会被记住的，只能是某一刻的舒适或是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