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来谁著史 ——汤因比方法论在先秦历史中的应用
序言
这两年来，我最着力用工的就是《史记》。前几年,针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比较阅读，引起了我对儒家学说和孔子的莫大兴趣，而了解孔子的时代，《史记》则是一条捷径。遗憾的是，琐碎而庞杂的春秋战国故事最终将我这个历史业余爱好者折磨的精疲力尽。我自觉驾一叶扁舟，为历史的惊涛骇浪所摆布。当千头万绪的历史故事向我倾泻而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要驾驭这排山倒海般的海量信息是需要智慧的。所以在两年前偶然看到钱穆在先秦文学和史学上的举重若轻，我似乎觉得自己看到了地平线上逐渐浮起的小岛。先生所学，纵横捭阖，一以贯之，他平实简易的史学观点，曾经让我一度有了行船入港的安全感。但钱穆的航海工具只是一只望远镜，他解决了史学视野的问题，但对于平波缚浪，并无太大裨益。2012年底，我方才找到了真正的新大陆，这就是上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富盛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宏观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的十卷本《历史研究》完全肢解了我之前试图对中国古代史的所有综合，在2012年两次通读汤因比的著作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找到了在历史学的海洋上继续远航所需要的罗盘，六分仪、艉舵和三桅帆。我决定按照汤氏的方法论重新架构我的历史世界。我选了《史记》作为这次远航的第一站。
今年过年，我打算用这一套化繁为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重新梳理这如蜘蛛网一样密密匝匝的史学纹理，试图找出其中的脉络和一般规律。一万年来谁著史，其实，在这纷繁复杂的历史背后，是一支如椽大笔，弹指千百年，也不过是大师笔下的一点一划而已。
1 本文的线索和结构
我先扼要描述一下这篇读书笔记的结构。
首先，我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提炼了五点心得，这五点代表了我对汤氏研究法的基本赞同。虽然我对汤因比的整部著作是赞赏的，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位西方历史学家顾影自怜的史学立场。整个《历史研究》集中精力回答的问题是“西方文明为何如此伟大？”而这不是我研究历史时怀揣的那个待解决的问号。所以，对于大一统的宗教，蛮族对帝国的挑战，宗教对文明的解构，等宏观命题，我只是惊叹于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对于其中的一般性规律，我有很多怀疑。因为按照汤因比的所谓一般性规律，在中国这个基本封闭的文明里找不到对应的例证，甚至还有很多中国的历史现实成为了驳斥其合理性的反例证。所以，我只选取了其中五条，这些观点，有的甚至只是汤因比论证其西方伟大论的副产品，但我觉得，这可以提炼为适合中国文明史的一般性规律，并合理的解释先秦历史中的五个困扰我许久的核心问题。
随后，我将这五个定律对应了《史记》中的五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反复蹙眉吟哦的难题。他们分别是：“为什么郡县制度最终取代了诸侯分封？”；“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的繁荣期只出现于先秦的诸子百家？”；“为什么最终是秦国一统了天下”；“为什么秦亡之后，楚汉争霸的胜利者是刘邦？”。这些问题曾经被以唐太宗为首的历代帝王问过，也被以苏轼为首的历代文人问过，还被以司马迁、司马光为首历代史学家问过，而我在读《史记》的时候更是被这些问题折磨的“衣带渐宽人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现在，我打算用汤因比的历史学研究成果来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最后，我将结合这些年来的工作和学习实际，谈谈汤氏史学观点对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2 汤因比的历史世界
在50年前，一个热心的读者萨默维尔将汤因比的十卷本巨著《历史研究》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写成了两卷本。当他把这个缩写本邮寄给汤因比本人时，得到了这位大师意外的赞许。两卷本的《历史研究》迅速流行起来，于是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也有了一条管中窥豹的读书捷径。我在这一章中，我将以我的史学观念，进一步将汤因比两卷本的学术著作提炼为五条定律，并以此作为我解读《史记》的理论基石。
2.1 挑战和应战
这是整个汤因比理论的第一定律，他的原理有点类似牛顿力学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汤因比的所有理论则都是以“挑战-应战”定律为基础的。
我们把一切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都可以归结了类似力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把文明看成一个庞大的“作用场”，那么所有文明的现象都是这个场受到各种外界刺激而后做出的应对。其中，外界的刺激，就是“挑战”，对这个刺激做出的反应，就是“应战”。比如，玛雅文明起源于热带雨林的挑战，安第斯文明起源于贫瘠寒冷的高原挑战，米诺斯文明起源于海洋的挑战，爱斯基摩文明起源于极寒冰原的挑战，匈奴文明起源于茫茫草原的挑战。
“挑战-应战”理论还解释了文明的多样性问题。在面临同样的挑战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应战，例如在古希腊，当和平时代带来的人口膨胀这个刺激“挑战”爱情海沿岸的时候，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则采取了不同的应战。雅典人的在经历了提秀斯改革、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最终在伯里克利的带领下走出了奴隶制的阴影。在自由、民主的双重刺激下，一体化贸易和专业化的手工业分工迅速积累了国家财富，从而大大缓解了人口压力。这样的“应战”最终促成了更加有活力的政治制度，从而让雅典成为了希腊的学校，各个城邦竞相模仿。而斯巴达人在面对同一“挑战”所采取的应战确实完全不同的，他们选择侵略和殖民作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手段，斯巴达人通过有效的军事征服让本国的膨胀人口获得更多的领地、奴隶和财富。这导致了整个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身体发育不好的婴儿遭到遗弃，所有成年男人加入斯巴达方阵，男人将生育权让给更健康的伙伴，母亲以儿子战死沙场为荣。斯巴达的“应战”孕育了温泉关的三百勇士，也为他们最终赢得了与雅典联盟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的这两场“挑战-应战”大戏，最终让我联想起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种种悲欢离合。其实，齐鲁治下尊王攘夷的孔孟王道和秦国与三晋治下严刑峻法的集权政治在历史的夕阳下投射出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影子，而分封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历史抉择，也孕育在这“挑战-应战”的一般性原理之中。
2.2 边地效应
所有的新生文明都诞生于边地。这是《历史研究》这本书中最惊人的命题。汤因比通过大量的史实最终论证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结论，就是没有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文明新生儿诞生在老文明的核心区，只有边地（即老文明控制的边缘地区）才是伟大生命的唯一襁褓。也就是说，文明中最伟大的继承者，都来自于出乎意料的私生子。
其实原理也很简单，文明的中心地带总是充满着对传统的过度留恋。这样的怀旧情绪对于新文明的孕育本身就是一种灾难。领袖级的大师被扼杀在前一代英雄人物无尽的葬礼之中，而试图突破传统的创新又被无数机械性的重复与模仿所掩盖。从哲学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对传统的背叛，而叛徒是无法与这个叫做“传统”的主人同床共枕的。
相对而言，不受传统控制的边地倒是这些“叛徒”成长的温床。较少的传统枷锁的羁绊，面向未来而不是缅怀过去的民众心态，统治阶级的控制力匮乏以及中央政权的鞭长莫及都很难扼杀这个创新式“叛徒”的奇思怪想。所以，新的文明总是在这样，既不太苛刻，又不太精彩的“挑战”场中开始了“应战”。
所有文明几乎都可以列入“边地效应”的案例花名册。基督教文明并不是诞生在罗马，她的青春期是在犹太人的“外邦”加利利度过的；东正教的发源地在据君士坦丁堡千里之遥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而他的二次复兴则远在亚欧边境的俄罗斯；波斯文明的边地则在其东西两段，穆斯林的奇迹诞生于莫卧儿帝国治下的印度和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克里特利（也是爱琴海中最大的岛屿）也没有完成新文明的创新工作，遥远的基克拉迪群岛承担了这项工作；欧洲宪政和代议制度的创新也没有发生在贵族林立的欧洲大陆，文明的灵感降落在了偏居一隅的不列颠群岛；我们甚至可以从远东文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近代崛起中读到同样的边地效应的故事，日本和广东无疑是这片文明土壤的边地，而他们持续不断的伟大创新一直延续至今。
好吧，我们几乎举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个新生的文明把摇篮架设在旧文明的核心区。“边地效应”是一个让我大惊失色的定律，但是，从逻辑到例证，这个定律都显得那么的完美无瑕。
2.4 归隐与复出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聚焦到文明的内部，首先要观察一下引领文明进步的精英和领袖。
一个时代的领袖最终成为启发一种文明的先知和圣人，他必须经历一条从归隐到复出的慢慢长路。我们称之为“归隐-复出”定律。一个始终投身于社会实践而与这个世俗的传统世界从不分离的伟人最终只能是一个现实主义循吏，而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理想主义圣贤。这个现象有点像边地定律的微观版，如果不从原有文明的泥潭中抽身，那么新文明是永远找不到狂想中的彼岸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圣人（特别是启发新文明或者创造新宗教的传奇人物）都必须从现实行动中退出，然后在一个与现实社会有一定距离感的地方进行隐修，最后他再投入现实社会实践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理想与追求。
圣徒保罗出生在犹太区，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迫害基督的信徒，因为在狂热的犹太教徒眼中，妄图破坏犹太社会秩序的基督徒是有罪的，而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受到启示后，独自一人走进了阿拉伯的沙漠中，三年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决心开始传播基督教。佛陀虽然出生在印度的贵族家庭，但是当时贵族统治正受到新兴无产者的挑战，而佛陀的应战则是离家出走，在七年的痛苦冥想之后，他带着更加崇高的理想毕生投入了佛教教义的宣传之中。穆罕默德在四十岁之前都是一介商贾的面貌出现的，后来他两次归隐，一次是跟随沙漠商队的苦行，一次是从麦加到麦地那的叛逃，最终，当这个不容于当权派的放逐者返回麦加城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半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另外一个群体性归隐的例子，这就是英格兰。在伊丽莎白击败了西班牙的天主教入侵以后，英格兰始终保持了对欧洲大陆的闭关隐修状态，她不再介入欧洲大陆的事务。当欧洲大陆的制度探索者纷纷落入君主集权的技术陷阱的时候，英格兰的君主专制制度激起了有效的应战，于是，民主色彩鲜明的代议制产生了。当英国再次投入欧洲大陆的怀抱时，她俨然成为了欧洲各大政权竞相模仿的偶像。
2.3 少数派前世今生
我们看到了领袖的归隐和复出，这让我们认识到少数派在避世狂想之后重又投入现实怀抱时所迸发出的创造力。的确，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是起源于少数派的这种艰苦的轮回。接下来，我们将圣徒和领袖（少数派）的这种个人成就放入历史的洪流中，看看由此而激荡起的文明的浪花。
社会进步总是从少数派的觉悟和创新开始的，这很好理解，风起于青萍之末，推动历史前进的洪流总是源自那一点应风而动涟漪。在文明社会的发育期，少数派先行者的创新活力将感召人们的模仿热情，这种感召依靠的是其个人气质和魅力。当第一批跟随者从模仿中获益之后，少数派的声望会迅速的得到传播。在这种使徒效应的刺激下，那些素未谋面的多数派将扮演前赴后继的模仿者，这时，模仿行为将以几何倍数迅速扩散。最终，少数派的灵光乍现最终汇聚成了不可逆转的模仿的洪流，而新的文明就此诞生了。我将这个积极的运动过程称为少数派的“前世”。
当然，少数派最终会享受“前世”创新的成果，推翻旧政权，成为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多数派模仿者是幕后的推手。这些模仿者在获得个人收益的同时，将少数派领袖也推上了统治者的宝座，这是为了让少数派获得领导权，保护模仿者的既得利益并期待整个文明社会也因此而收益。功成名就的少数派因此脱离了“前世”，顶着多数派赠送的皇冠，来到了“今生”。
少数派的“今生”从一开始就是乏味而消极的。多数派在目睹了少数派的“前世”以后，天真的期盼着这个如今的统治者能够在“今生”继续新的创新运动。但，创新成功的概率是如此之小，这让少数派在同一位置上两次获得相同成就的概率几乎为零。所以少数派的失灵是迟早的事情。当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模仿不再获得创新红利的时候，多数派开始对少数派心存怀疑，随后不满情绪逐渐滋生，并最终演化为愤怒和背叛。如果少数派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其他创新的新生代，那么故事似乎就有了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戴着皇冠的少数派此刻却变成了对权力无比恋栈的统治者。在忘记了如何演奏俄尔普斯的竖琴之后，他现在举起了薛西斯的鞭子。既然个人魅力已经感召不了多数派，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以武力维持强权这一条路可走了。色厉内荏的军国主义标志着文明的衰落和解体，它表明多数派已经脱离了那些堕落成“今生派”统治者，那个而的曾经成功过的“前世派”领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少数派迷失和文明丧失发展动力的过程，汤因比将其称之为“内部自决能力”的消失。
少数派“前世今生”的演变就是统治者从成长到衰败的微观过程，而其折射出的是整个文明的兴衰。当历史的夕阳在少数派的背后投射出巨大背影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帝国的宿命。
2.5 帝国的宿命论
每个文明的帝国都是死于自杀。
虽然，蛮族入侵和内部无产者的背叛都似乎是帝国死于他杀的嫌疑犯，但帝国内部“自决能力”的丧失才是导致文明解体或覆灭的元凶。而文明解体的标志恰恰就是帝国的统一。
当少数派的创新引领的正向模仿大潮席卷整个文明的时候，内部多数派开始渴望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和谐的地区关系，这一方面能够保证模仿而产生的既得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也为模仿红利的社会化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因此，大一统的帝国诞生了。但，此时，在热情的多数派期待的眼神下，少数派统治者来到了无法逾越的二次创新的高墙下，良性的“创新-模仿”循环终止了。少数派此时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一面缅怀着“前世”的丰功伟绩，一面以武力而不是个人感召力来维持这个大一统帝国“今生”的秩序。
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一般都面临两个敌人：边境上蠢蠢欲动的蛮族，帝国内部逐渐丧失耐心的多数派。这两个敌人都是无产者。帝国像一个庞大的乌龟壳，他竭尽全力的保护着地域上和统治伦理上的完整性。而这个乌龟壳面临了内外两重压力。
我们先来考察内部无产者。他们在这个庞大硬壳的保护下开始寻找新的少数派创新者，也许森严的帝国核心区容不下这样的新兴少数派，所以少数派来到了边地，新的文明和信仰开始滋生。而当新的边地少数派完成“归隐-复出”轮回的时候，多数派（即内部无产者）则开始拥抱新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于是帝国的统治阶级与基层民众产生了从利益到信仰的彻底割裂。在龟壳内，帝国的崩溃已经近在咫尺了。
我们接着考察外部的蛮族无产者。他们最开始也是热情的模仿者，因为少数派的创新红利像光和热一样辐射到边区，并投射到蛮族内部。开明的蛮族首领正是在类似于帝国内部无产者的机械模仿中获得了新生的力量。但当帝国内部的少数派统治者已经无法引领第二轮创新式模仿的时候，蛮族也像内部无产者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们不知疲倦的涌向帝国的龟壳，因为他们知道既然模仿无法带来收益，那么最简单的直接收益就是攻破龟壳，对帝国进行掠夺。乌龟壳就如同一块巨大的磨刀石，蛮族的长枪利剑在此得到了磨砺。最终蛮族会攻破这个已经被内部无产者的信仰分离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帝国。
以上这个过程描述了帝国的必然宿命，由于统治阶级失去了创新能力，帝国的少数派对权力的眷念以及多数派对统治者的背叛最终让这个庞大的乌龟失去了自决的能力。很显然，文明的内部决策机制已经无法应战这个生死困局了，帝国要么被内部无产者推翻，要么被外部蛮族攻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被两股势力终结之前，帝国已经死于自杀了。
3 帝国的抉择– 分封还是郡县
对于我这样一个读过MBA的管理爱好者来说，《史记》的第一主旋律就是分封和郡县这两种政治制度。西周立国后的这一千多年中，《史记》里的政治家一直在为国家的制度争论不休。为了收拾商朝的乱局，睿智的周公旦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理论结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诸侯分封。他把周王朝的王公贵族以及开国功臣分封到帝国的各个行省，并颁布《周礼》明确了分封诸侯和帝国中央政权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协调规则。分封制度的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而另一方面，从春秋末期开始，郡县制度开始从赵简子所在的三晋地区开始发芽了，随着李悝、吴起等三晋政治家的不断实践，以委派文人官吏直接干预地方政权的郡县制度对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发起了挑战。这个挑战到商鞅变法达到了高潮，并且在秦帝国统一天下的伟业中取得了看似大团圆的结局。但故事远未结束，随后，楚国的贵族项羽推翻了秦帝国的统治，分封制度复辟了。很快，平民英雄刘邦又接管了帝国的统治权，而这个毫无贵族背景的新皇帝依旧放弃了郡县制度，对天下实行了分封。在随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中，围绕分封还是郡县，帝国经历了多次动荡，其中首席文官晁错的削藩引发的八王之乱甚至把帝国推到了灭亡的边缘。而汉宣帝的诸侯分拆政策最终极其缓慢的将帝国的战车重新拉回到郡县制度的轨道上。但，知识分子对于周公分封制度的赞歌，在随后的两千年内，依旧长盛不衰。
那么为什么帝国的抉择如此艰难，这两种制度的在《史记》中的斗法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呢？接下来，我将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工具，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宏观的综合，整理出两种制度博弈背后的规律。
3.1 夏商周的制度创新
在武王去世之前的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主要面临的外部挑战是两个，第一，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权的挑战，第二，从游牧到农耕的技术性转变。而夏商周三代少数派的制度创新莫不是用以应对此两项挑战。经过千百年的摸索与尝试，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最终周公旦成为了这个制度的集大成者。
其实从大禹深入基层的治水事业和神农氏的农耕技术改造我们都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充满活力的少数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创新之中，而基层多数派对这种创新的拥护与欢迎则直接导致了这些亦真亦幻的神话故事。整个文明在这一时期，是成长和上升期，具体表现为少数派的不断创新和多数派怀着感激甚至崇拜的情绪，不知疲倦的模仿，对自然和对农耕技术的连续应战将文明推上了新的高度。
当周武王的大军再一次将最有活力的边地少数派（周武王和商汤一样，是从边地起家的领袖）推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周公旦站在前人一系列伟大创新的神庙前，开始思考如何以制度来保证对历代先辈创新的机械模仿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在夏商两代解决了众多技术问题（如水利问题，农作物的选型和培育，铁质工具和耕种技术等）之后，周公开始尝试将创新的重点转移到制度方面。他所面临的中国有如下现状：1，沿用至今的象形文字是个复杂的工具，这直接导致了大部分无产者都是无力接受教育的文盲；2，知识成为了少数贵族和功臣的特权，只有追随武王的核心团队以及夏商两代的少数贵族享有世袭的受教育权；3，拥有知识的精英团队集中在中央政权身边，但缺乏有效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管理半径非常有限。周公旦是一个拥有伟大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应战则从这三项现实的挑战开始了。
首先，周公圈定了承担这次制度创新主要责任的少数派，他们包括武王的直系亲属（如，召公奭，周公旦，唐叔虞，蔡叔，管叔等），周朝的功臣集团（如太公望）和前朝遗留的贵族势力（如，夏的后裔薛、陈，商的后裔宋）。他们是当时掌握知识的少数派，也是周公旦创新要仰仗的主要资源。接着，周公旦按照候选人的管理能力划定了半径大小不等的数百块封地。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少数派集团的正处于生命力旺盛的创新期，多数派民众能够直接接触到少数派并面对面的机械模仿是一条能够将创新成果最大化的捷径。当然，封地划定之后的管理能力不匹配和少数派的创新力的参差不齐招致了广泛的质疑和争议（西周初期的战乱根源就在于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多数派和少数派巨大的技术性落差还是最终让分封制度体现出了普遍性的优势。最后，就是周公利用中央常备军，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对分封的少数派领袖进行奖功罚过的周期性征讨。具备绝对优势的常备军也是周公敢于分封天下的重要原因。就如同诸侯国内部的少数派和多数派存在巨大的实力落差一样；在少数派内部，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仅仅让模仿和学习成为王朝日程表上头等大事，也间接保证了周公旦在推行封建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能够掌握优势明显的控制力。
其实，富有远见的周公旦实在用分封制度制造了一个改革的变局。技术鸿沟和实力悬殊终将在无尽的模仿和学习中逐渐消失，而封建制度的终极使命就是填平这一落差。这个徘徊在先辈神庙前踌躇满志的哲学家和改革派一定知道，当中央和地方落差消失的时候，就是春秋战国；当少数派和多数派落差消失的时候，就是天下大乱。但，为苍生计，周公旦还是先必须解决本节开头的两个头号挑战（即，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由游牧到农耕的技术转化）。周公旦抬起头，望着东方微白的曙光，他祈祷，千年以后，后辈也会在先人的神庙前开创封建之后的又一轮新的制度创新，但他也许不会想到，由于真是自己几乎完美的成功表现成为了后世创新的最大障碍。
3.2 春秋五霸的尊王攘夷
随着周公旦封建制度取得的巨大成功，分封的各个诸侯国依靠高效率的模仿，终于填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实力鸿沟，而创新力匮乏的周平王则不得已离开了记录了无数祖先荣耀的故国首都，西周结束了，在洛阳开启的这个新时代中，周天子的中央政权日渐式微。孔子将这个新的时代称为“春秋”。
春秋时期，最有活力的少数派政治家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周公旦在神庙前许下的心愿只能托付给这些被他分封到地方的诸侯了。
春秋时期，中华文明面临的挑战也在变化。虽然自然灾害还在肆虐，但是农耕民族的水利设施以及一年两熟的种植技术已经对自然挑战进行了充分的回应，周公新制度之下的“应战”在这西周的这一个回合几乎是完胜了。
时代对于少数派领袖的挑战，则是人民的全新诉求：低税负，财货的自由流通，迁徙权，以及避免战争、享受和平的愿望。同时，社会的现状也在发生变化，教育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识字率已经达到了10%，这大概是西周时期的10倍到50倍之间。随着以孔子为首的诸子百家及其广大门徒在民间的广泛游历，知识已经不再为世袭贵族所垄断。不断壮大的平民“士”阶层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竞相成为多数派无产者的模仿偶像，大有取代当权少数派的趋势。关于诸子百家的少数派创新，我们会在第四章做更加深入的讨论。
新时代，新形势，新挑战，春秋时期的少数派领袖就在这样的舞台背景下登场了。如果我们将蜂拥而至的少数派诸侯领袖级候选人精简到个位数，那么春秋五霸则成了不容回避的标准化样本。在这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年代，少数派其实都以机械模仿的实际行动在向“春秋五霸”这个偶像团体致敬，而齐桓公和管仲则是这个偶像团体中的偶像。管仲推崇的“尊王攘夷”就是这个新的群体性创新的新概括。
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朝那个已经灵魂出窍的中央领导人，同时尊重从周公旦流传下来的由国家授权的世袭贵族制度，说到底，就是保持先人分封诸侯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所谓“攘夷”并不是特指抵御蛮族入侵，管夷吾将一切对现有分封制度的挑战都纳入泛“攘夷”的应战对象，所以齐国及其同盟者不仅仅要对付匈奴、胡、羌这样的边患，同样要打击楚国对周王朝的冒犯并且致力于维持重要诸侯国的长幼尊卑。东周虽然失去了他们禁卫军，但是春秋五霸的战车方阵接过了维护周王朝尊严的旗帜。管仲和他的模仿者们依旧徘徊在周公旦曾经徘徊的那座神庙前，但是，周公旦面向未来的远大理想则变成了管夷吾面向过去的无尽缅怀。管夷吾在模仿者周公旦，而五霸在模仿着管夷吾，剩下来的一帮诸侯国当政者又在模仿着五霸。拨去“春秋无义战”的历史迷雾，我们发现，这原来是个是个以名义上的“义战”向周公旦致敬的时代。
但，拙劣的应战也是一种应战，管仲的复古性模仿也有其合理之处。首先，尊王攘夷唤起了诸侯国对秩序的渴望和尊重，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争的门槛，减少了战争数量和强度，减少了人民负担。其次，对东周王朝的礼节性尊重成了诸侯国和平交往的新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安定的友好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大规模通商提供了条件，新兴的商人阶层（特别是以盐、铁为主要产品的齐国最为倚重商人阶层）的利益得到了响应。最后，尊王攘夷还让整个中国范围内诸侯国保持了理性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帝国疆域内的流通和迁徙得到保护，民众特别是掌握知识的“士”阶层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力，这使得知识和知识分子得以流向边地，这也为下一次制度创新做了人才上的储备。
3.3 法家先行者的边地效应
在王权式微，天下大乱的“挑战”面前，春秋五霸的尊王攘夷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应战”。和沉溺于过去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在春秋晚期基本上可以解读为“尊王攘夷”旗帜下的理论幻想主义者）不同，法家先行者的制度创新则显得有点离经叛道。
当齐鲁大地“尊王攘夷”之风劲吹的时候，三晋（即战国时候的晋国，后在春秋初期分裂为赵、魏、韩史称三晋）的少数派却在尝试一种全新的制度：“郡县”。简单的说，就是将以层层叠加所有权分配机制改变为郡县两级扁平化的管理权分配机制，这是一个略带奇思怪想的创举。在法家创造的郡县制度中，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了，所有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国君是这个土地和在土地之上一切资源的拥有者。这实际上剥夺了贵族对于这项权利的分享，从此，世袭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国君），而以民主推荐和绩效考核为主的基层选拔机制则负责遴选出合格的管理代理人（对国君的管理权进行代理），代理人在不具备所有权的前提下行使对郡县的管理权。这个制度是个创举，他没有先例可循，并且，面向未来。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模式重新统一整个帝国，那么新的帝国将和周公旦统治下的那个古老帝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面貌和历史命运。（这个问题将在第六章进一步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郡县制度”的创新带来的一系列迥异于“尊王攘夷”的积极因素。第一，所有者的减少，意味着国家权力机构瘦身，新的少数派已经将无可事事且糜烂不堪的世袭贵族踢出了核心权力圈，这个瘦身运动减少了政府开销，有利于对多数派实施进一步减轻内部无产者的负担（虽然有部分法家政权并没有这么做）。第二，世袭贵族的黯然离去为两种人提供了机会，一种是在战场上依靠军功已经建立起少数派权威的平民勇士，另一种是游走于各国宣扬自己学说的平民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在“郡县制度”的体系里都有机会以职业官僚的身份加入了少数派团队，他们虽然没有所有权，却拥有管理权。这无疑增加了新组团的少数派的“应战”能力。第三，郡县制度面对的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在四分五裂中蹒跚学步的帝国，他面对的是一个面向未来、在高度集权和扁平化管理中迅速崛起的新帝国。低税负，货物的自由流通，迁徙权，以及避免战争享受和平的愿望，这些切实的民众愿望都将在这个新帝国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挑战-应战”的角度来看，“郡县制度”和“尊王攘夷”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武器。那么，当时代来到这个“两种制度”的十字路口，文明是如何抉择的呢？
当吴起在传统的三晋大地上重拾李悝变法的“郡县制”武器，与魏国的王公贵族们展开生死决战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这个在“河西”边地（河西是吴起夺来的秦国土地，新近并入魏国，属于边地）已经证明了其卓越性的政治制度却在魏国的本土寸步难行。当魏文侯眼里的那种热情和期待，逐渐变成他儿子魏武侯眼里的怀疑和不耐烦，法家先行者吴起在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进行制度创新则毫无疑问的深陷泥潭、步履维艰。吴起拖着疲惫而苍老的身体和依旧不老的雄心离开了中原大地，这一次他选择了“边地”楚国作为新制度创新的第二站。这个一直被周王朝视为异类蛮夷的楚国，非常类似那个从秦国抢来的“边地”河西，他民风淳朴，贵族的聚集程度相对降低，统治者也还没有被分封制度的美好腐蚀成固步自封的顽固派。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裁撤贵族，抑制分封，选拔人才，最终南平百越，北吞陈蔡，三晋旧主赵、魏、韩被吴起打得再无还手之力，并且，吴起还胆敢进一步出兵征讨强秦，欲争霸天下。法家先行者的创新威力至此已经征服了最苛刻的批评家，吴起眼看就要成为少数派偶像，被广大多数派竞相模仿了。但，楚国的“边地效应”到此为止了，当楚悼王去世之后，这个国家中残余的贵族势力用箭将吴起射死在楚王的灵柩前。我们这位贵族势力的掘墓人最后还是死在了贵族的墓穴中，吴起的边地创新只是法家治国大潮中的一道小小的涟漪。
李悝和吴起的梦想没有在三晋和吴楚大地上生根发芽，这是一个应战失败的例子，但是同样表现出了郡县制度这种应战的爆发力和有效性。边地效应实际上降低了制度创新的外部压力，传统势力的相对薄弱造成了文化氛围上的相对宽松。但是，游离于中原大地边缘的楚国还不是合适的创新边地，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聚焦到更加隔绝于中原地区之外的秦国。
秦国是比楚国更加理想的边地，从春秋五霸的边缘人秦穆公（五霸的候选人争议自汉以来就存在，秦穆公是介于入选和不如选边缘的摇摆人）以来，秦国的贵族少数派的创新能力一直乏善可陈。我相信如果没有秦国人最终灭六国的壮举，春秋五霸怎么排也轮不到倒霉透顶的秦穆公。在战国时代，著名的四公子，竟然没有一个秦国贵族入选，其贵族势力的式微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同为边地的楚国，虽然春申君排行四公子之末，但也显示了楚国贵族势力是并不属于中原各国。当商鞅驾驶着这辆法家战车轰隆隆的碾过赳赳老秦这块蛮荒之地时，最显赫的贵族，前大良造（相当于宰相）、皇帝的哥哥公子虔也被商鞅割掉了鼻子。这是吴起在魏、楚都享受不到的特权。长寿的秦孝公做了商鞅八年的变法监护人，这个变法保护期远远高于吴起变法的一年时间。以郡县制度为核心的法家学术成果在秦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制度保证和经济基础（秦国征服六国的历史必然性留到第五章再讨论）。最终，商鞅还是难逃悲惨的个人命运，反扑的贵族刽子手将其五马分尸，但这个个人悲剧并不像吴起的故事那样演变成整个国家制度的倒退，相反，在经历了九年的法家启蒙运动之后，赳赳老秦已经失去了对旧体制那本来就模糊不清的信仰。郡县两级制度极大的减轻了秦国的财政负担，这直接导致了郑国渠和李冰治水的成功；按军功提拔平民士官的政策诞生后来的战神吴起和六国终结者王翦；打破文官世袭制度之后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才得以毫无顾忌的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都吹响了秦国消灭六国的号角。
如果说吴起的死，换来的是一篇郡县探索者的墓志铭；那么商鞅的死，换来的则是一部法家改革派的启示录。帝国的抉择已经决定性的倒向了法家学派和他们的郡县理论，在商鞅变法之后，终战国之世，我们看到的是法家改革的模仿者，从此铺天盖地，汇聚成了一股无法逆转的洪流，推着帝国的文明，向着统一大业，奔腾而去。
4 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的一般性规律
先秦是哲学家的天堂，诸子百家营造的学术鼎盛时代，我们至今无法超越。就如同那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统治下的古希腊黄金时代，中国自己的黄金时代属于战国的百家争鸣。这一章，我主要探索了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如昙花一现，再也没有重现过。第二，为什么这么多学术流派中没有产生如同佛教、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那样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在这一章里，我试图以汤因比的“归隐-复出”定律为基础，来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
4.1 乱世是归隐的捷径
“归隐-复出”理论如同“边地创新”理论的微缩版。前者对应的是文明中的一个苦行者，而后者对应的是一个国家。
就如同文明的创新从来不诞生在原有母体的核心区一样，中国的古代圣贤也从来都要经历脱离母体的归隐。其实在我们这个长期大一统的帝国里，在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环境下，一个立志要摆脱原有价值观和信仰的束缚，找一个相对分离的边地进行“归隐”是相当不易的。而春秋战国这500年的政权分裂却为苦苦寻觅归隐地的圣贤候选人们提供了天然的文化温床。军阀割据，诸侯之间离合不定的敌意，军事边界和无数的关隘厘卡，这让我们这个3000年来长期大一统的文明有了罕见的漫长割裂期。这个处于真实分裂中的中国在文化上的实际距离要比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远得多，而这个距离正是圣人的归隐所需要的。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时候，他实际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实现了归隐。虽然在函谷关上做的那篇《道德经》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这样的民间故事，最起码说明了老子曾经寻求过脱离中原文明的某种归隐。而《道德篇》的光辉则证明了这样的“归隐”能够孕育出迥异于当世流行哲学的新“复出”。
孔子及其门徒离开曲阜，周游列国，则是更加标准意义上的一种“归隐”。在《孔子世家》和其门徒的《列传》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群苦行者将“归隐”演绎成了另一种格式的“朝圣”，他们不仅仅是在逃离现实主义的羁绊，他们更是在拥抱一种完全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理想主义。所以孔子的复出显得比老子更加辉煌，他的《诗经》、《春秋》和《周易》（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易》非孔子所作，但我认为《易》的哲学精神非常接近孔子集团的思想，这要么是孔子或其门徒所创作，要么就是后人受其感召与启发而坐，其结论无伤大雅）成为了后世万千哲学家，无论是要继承她还是背叛她，都必须要参考的百科全书，而孔子门徒所收录的对话录《论语》则是一部堪比基督教世界的《圣经》和穆斯林世界的《古兰经》的旷世经典，他一定意义上成了这个半宗教学派的启示录。
墨子出生在孔子之后，当时孔子的儒教已经在中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少年墨翟在离开故乡眉黛山之后即在宋国接受了儒学教育。正当同学们痴迷于儒教的堂堂正义的时候，墨翟却选择了归隐。他又回到了眉黛山，并开始自觉的脱离儒教束缚，进行了离经叛道的自主性苦修。当墨子“复出”的时候，他立刻以标新立异的“兼爱”“非攻”学说征服了大量门徒，并且几乎要走上穆海默德式的宗教建国之路。
其实，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取得成就的圣贤都经历了与以上三人类似的“归隐-复出”之路，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成为了哲学家的一种风尚。甚至，连苏秦、张仪这样的二流学问家，和庞涓、孙膑这样的二流军事家也利用了各个诸侯国间的政权分裂而坐收“归隐-复出”之名。这一时期的众多学术流派无疑是幸福的，他们可以利用帝国的文化分裂，无忧无虑的重复“归隐-复出”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就变成了文化学者的一种奢望。当和平统一大帝国摧毁了神州大地上的所有藩篱之后，即便是远在终南山，有一条捷径通往皇家的后花园，对于立志于垂范万世的大学问家来说，“终南捷径”不是御用哲学家的赞美诗，而是圣贤候选人的墓志铭。诸子百家之后，大一统的中国摧毁了哲学家归隐的文化纵深，百家争鸣于是成为了历史的绝响。
4.2 尚未割裂的社会信仰
在上一节，我已经用“归隐-复出”的理论解释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为何成为中国数千年哲学史的昙花一现。现在，我继续回答本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中国没有诞生自己严格意义上的古典宗教。
在汤因比的历史世界中，宗教的形成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在“帝国的宿命论”中我们提到过，当大一统的帝国形成的时候，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都开始厌倦已经不讨人喜欢的少数派创新。其中，外部无产者在厉兵秣马准备军事侵略，而与此同时，内部无产者在寻找新的少数派力图皈依一种与统治者信仰迥异的新宗教。也就说，少数派统治者和多数派民众价值观割裂进而导致的信仰分离才是新宗教出现的必要条件。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却远没有达到信仰割裂的地步。在“帝国的抉择-分封还是郡县”这一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少数派虽然逐步失去周公旦那一代伟大政治家的创新能力，但，无论是尊王攘夷的“分封”派还是依法治国的“郡县”派都还在各自的诸侯国内进行着新一轮的创新尝试。民众对于一千年以来少数派的缺乏新意虽然已经厌烦，但是，这个少数派在举起屠刀镇压无产者的背叛的同时，她依旧在勉为其难的进行着吐故纳新。我们看到，腐朽的少数派世袭贵族被逐渐的从少数派战车上抛弃，而新兴的无产者“士”阶层中的创新大师也在不断的被补选入少数派队伍。
我们从孔子周游列国的大军中就不难看出这个趋势。孔子及其门徒走的是与耶稣一般无二的路线：广聚使徒，偶像崇拜，集体苦行，寻求归隐后的二次复出。但耶稣面对的是盘踞在对立面的犹太教徒，他们要么收买耶稣门徒，要么屠杀耶稣门徒，这是一种极端对立的文化灭绝。这样的挑战恰好激起了耶稣团队的内部凝聚力和集体上进心，这也造就了基督教徒的更高级别的应战。这个应战最终转变为了宗教，在耶稣死亡之后，耶稣的门徒将这个精神偶像送上了与哲学殿堂迥异的宗教天堂。孔子却面临着和耶稣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尴尬。孔子这个少数派找不到一个极端对立的统治者作为自己的“挑战”，在孔子集团的漫漫归隐征途中，他们路过鲁、卫、陈、蔡这四个国家的少数派统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对孔子的学说流露出些许同情甚至是赞许。这样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和挑战当然刺激不起高层次的应战。孔子的几个核心门徒，如子路，冉有，子贡竟然都相继离开孔子投入了少数派当权者的怀抱。这一方面说明了统治阶级的开明与宽容，另一方面也显示当时的社会信仰绝没有分离到上下割裂的地步。
孔子的这种尴尬，也同样困扰这墨子。墨翟最终没有完成开宗立派、宗教建国的伟业，也不在于其学术成就或者思想境界（其实墨子的兼爱很类似宗教倡导的博爱，这样的虚无理想主义是宗教寄托最中意的梦中情人）。并未完全割裂的社会信仰最终让墨子也止步于哲学家的境界。孔子和墨子最终都没有期盼到和耶稣一样的“天外飞仙”。先秦这个对知识分子宽容得甚至有点溺爱的社会环境，绝对逼不出像基督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所以，哲学家在通往宗教的漫漫征途中行至一半，回头看时却发现，门徒散尽，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无法形单影只的走完剩下的无尽征程了。
5 帝国的宿命– 谁来统一天下
在先秦历史走过的春秋战国这500年中，刀兵相争，政权割据，中国似乎就要由此走向古希腊或者古罗马式的城邦制了。但中国历史最终却又一次峰回路转的来到了大一统的结局之下，这很让人深思。西方文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着了魔似的向往统一，但是亚历山大失败了，凯撒失败了，拿破仑失败了，希特勒失败了，现在的欧共体也失败了。欧洲人魂牵梦绕了几千年的统一大业却在中国被秦始皇看似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而且，在大秦帝国的示范之下，没一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重复着这样看似宿命的大一统，那么帝国的宿命为什么归于一统呢？让我们用汤因比的方法，《史记》的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吧。
5.1 分裂也是一种应战
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就一直处于一种事实的分裂之中。与古希腊的统治结构一样，中国在夏商周三代都是以城邦为基本政权单位的，而国君在政治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们不能否认，像黄帝、商汤、武王这样的雄主曾经实现过全国范围内的实际统治，但是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中，分封及其随后的现实割据则更是一种常态。在秦以前，散落的部落和以氏族为基础的政权单位实际垄断整个华夏文明，我们没有必要把《史记》中夏、商、周三代幻想成和秦汉一样的大一统的帝国。
其实分裂也是对自然“挑战”的一种“应战”，特别是周公旦指导下的诸侯分封更加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积极“应战”。周公旦的面临这由内而外的四重挑战，第一，这个政权在战争中承诺要对战功卓著的少数派领袖给予褒奖，而和平时期，周公旦必须要兑现这张长期支票。第二，在运输业和流通领域并不发达的周朝，大量高收入的功臣和贵族聚居于首都，这给文明核心区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第三，天下并不太平，蛮族的渗入和旧贵族的蠢蠢欲动都在试图撼动新兴的中央政权，战乱和无序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卷土重来。而让国家再次陷入混乱显然有悖周王朝少数派领袖当初的立国理想。第四，边疆地区的蛮族仍旧在窥视着富庶的中原文明，他们曾经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显示过实力，而今，他们已经渐渐不满足于对帝国少数派的机械模仿，他们等待着少数派领袖的创新力枯竭，并梦想着能够突破边疆防线，侵入内地，对文明世界进行掠夺。
分封虽然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分裂，但是却在化解前两个挑战的同时，应对的后两个挑战。首先，周公利用了难得的和平间歇期，将少数派领袖悉数派遣到各自封地，这不但缓解了中央财政困难，同时也兑现了那张战时开出去的空头支票。其次，封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得维持领地的和平以及传播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了少数派领袖的唯一选择。领地是世袭的，他们不得不再次表现出他们在战争时代的那种旺盛的创新力，为自己，也为子孙万代。最后，被分配到边地诸侯则不得已要扛起抗击边寇的重任，同样，他们的家族在确立了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之后，保卫领土完整并击溃蛮族的野心是他们无法逃避的个人使命和历史责任。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在西周走完他300年的一生之后，周平王以其不光彩的动迁开启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大幕。这一时期，诸侯的强大注定了东周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而走上春秋时代的少数派领袖们开始了他们的应战。
很多历史学家觉得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这种不合时宜的尊王攘夷让齐国的国土没有扩张一寸。看起来齐桓公和管仲除了好名声，其他什么也没捞着。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盛产盐和铁的齐国来说，贸易是最重要的资源。这就如同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同盟，保护区域和平并保证贸易流通就可以实现城邦利益的最大化，这个讨巧的利益最大化手段远比统一全国来的轻松。所以，雅典人不需要像斯巴达人那样东征西讨。齐桓公时期，管仲其实没有真正的大动干戈过，唯一剑拔弩张的一战是对付楚成王，但是当楚国对周王朝表现出了礼节性的尊重（承诺向周朝进攻祭祀用的茅草）之后，管仲立刻收兵了。齐国的当政者其实很清楚，只要每个诸侯国都服服帖帖，以资源和贸易为王的齐国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积累财富，解决国内矛盾。所以，尊王攘夷的招牌下是对和平的诉求以及对自由贸易的保护，齐国的“应战”很实际，他也不需要以斯巴达人的方式去操心帝国的统一，他们只要沿用雅典人的和平主义方式就可以获得与统一大业一样的“应战”收益。
其实，以春秋五霸为代表的少数派领袖都没有表现出对领土问题的过度野心，因为，一方面，周公旦和管仲的成功创新已经征服了不思进取的少数派统治者阶层，他们发现模仿带来的收益虽然不如周公旦和管仲那么大（春秋五霸中，除了齐桓公治下的齐国，没有一个在称霸过程中获得过除了好名声之外的实际利益，即使有，也与称霸的成本不相匹配），但一经足以满足当政者名垂青史的虚荣心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新的制度创新不成熟的情况之下，一个领袖的管理边界也就是一个诸侯国的大小，所以统一了全国之后再进行分封，与实现现有分封制度下的称霸，并无太大差别。
眼看着这个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华文明就要踏上古希腊的城邦之路了，但新一轮的挑战在这时又悄然开始了。
5.2 新挑战和新应战
从曲沃武公的战乱中站起来的晋国不得不保持了对同姓贵族的习惯性警惕。由于在建国之初就经历了长期的兄弟相残，晋国的统治者一直在寻求治理国家的新方案，因为绕开伴随着世袭的分封机制而来的贵族反叛已经是这个诸侯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随着晋文公的称霸，晋国已经成为了中原实际上最强大的诸侯国。国土面积愈发庞大的晋国已经到达了集权管理的极限，如果再不进行大规模分封，国家的管理将面临全面的危机。晋文公的应战是非常冒险的，他任命了异姓的六位功臣作为“六卿”，六卿虽然世袭，但是地位却不同，大家轮流坐庄，管理的形式有点类似“轮值主席”代议制。这个应战在晋文公和晋悼公时期也曾经显示了一定的生命力，但最终，“六卿”对君权的威胁显然比“分封”还要大，所以，六卿的后人最终成了晋国的掘墓人，赵、魏、韩三家分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战国。
既然传统“分封”被质疑，创新的“六卿”又被否定，那么三晋的“应战”就必须继续下去。赵简子的法治思想和郡县制度以及魏文侯的重用平民知识分子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都是这个后继“应战”的具体表现。三晋于是成为了“法家”思想的摇篮，商鞅、吴起、韩非、李斯这些法家集大成者都和三晋关系密切。法家思想中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最终成就了对三晋问题的另一种高妙“应战”。随着这一法家新思想的产生，一个集权者的管理边界被大大的提高了，诸侯国不再是所有权的极限了。在新的政权结构下，在职业文官的帮助下，整个帝国的所有权可以被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所控制。换句话说，国家的实际统一成为可能。
当然，如果三晋的故事就讲下去，那么国家的统一似乎不需要秦国来操心了。但，历史的进程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一粒孕育着新文明的种子在贵族势力林立的三晋地区依旧无法生根发芽，他必须等待季风带着他远离三晋，投向文明的边区。因为边地才是新文明背叛旧文明的温床。
5.3 历史选择边地
当法家“郡县制度”的种子被季风随机的吹落到中原各地的时候，我们意料之中的结果出现了，边地宽容的阳光雨露让法家的种子发芽了。楚国、秦国都进行了历史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更加地处偏僻的秦国将改革坚持到了最后。这一点在第三章已经讲过，不再赘述。
历史对边地的选择，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军事方面也是如此。由于在边地的诸侯国承受了双重的军事挑战：来自国内部的诸侯征战，以及，来自于帝国边境上的蛮族挑衅。秦国和赵国就是这样两个典型的例子，在战国最后的岁月里，所有诸侯国都很清楚，能够和秦国在军事上一较高下的只有赵国，原因很简单，赵武灵王和秦国的几代雄主一样，他们都受到胡人和匈奴人的强大压力，在这个额外的军事挑战下，赵国与秦国的军事应战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前面提到的赵武灵王，在与胡人的作战中学习了“胡服骑射”，这一创新最终帮助赵国灭中山国，败林胡、楼烦二族，辟云中、雁门、代三郡，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而秦国也利用在边地与匈奴的长期作战，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最终攻灭巴蜀，夺取了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天下粮仓。
当然，还有一块边地就是和秦国一起进行“郡县”制度创新的楚国，他们在吴国和越过两个好斗的蛮族邻居的强力挑战下，曾经一度失去了国都，中央政权颠沛流离，几无力应战。但是，最终楚国还是在这种过激的挑战下爆发出了惊人的应战能力，他最终吞并了吴越，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事强国。楚国也是除了赵国之外，唯一让秦国在统一战争中吃过苦头的国家（李信和蒙武的三十万大军为项燕所破，最终王翦增兵至六十万，方能收拾这个残局）。在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这个边地孕育两位二次创新的少数派领袖——项羽和刘邦——最终还是推翻了秦帝国的统治，开创了新的文明时代。（这一点将在第六章中详述）
足以征服天下的军事实力，为天下一统准备就绪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在边地效应中磨砺出来的强大优势已经让秦帝国征服整个中国变得毫无悬念。秦始皇带着王翦麾下的滚滚铁骑和李斯身后的大批职业文官向着新的时代迈进了，在这个周武王和周公旦曾经统治过的大地上，新的统治者将用新的“应战”来重写西周那曾经有过的新时代的辉煌，这就是帝国大一统的宿命。
6 谁领风骚– 秦、楚、汉的历史定位
在上一章中，我已经就帝国的统一做了分析。在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中华文明最终摆脱了分封制度的桎梏，最终由“郡县派”的新领袖秦国充满自信的实现了帝国的大一统。按照汤因比的理论，大一统的帝国是文明衰落的标志，接下来秦、楚、汉的纠葛，充分演绎了汤因比理论指导的那一段缠绵悱恻的历史必然。
6.1 短命和宿命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秦王朝的统一和秦始皇在统一初期的大有作为并没有给人一种两代而灭的预感。
统一中国之后，大秦帝国的少数派延续了在战国中后期的那种惊人的创新能力。以李斯为首的文官集团开始了和周公旦类似的高屋建瓴式的顶层构架。他们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拆除隔绝国内通商交流的各种藩篱，建设统一的道路和邮政系统，当然，最核心的两项政策还是：第一，拒绝分封，推行郡县；第二，修筑万里长城，抵御边境蛮族。
先来谈谈郡县制度的帝国之旅。
郡县制度已经在战国的实验中得到了几乎所有诸侯国的广泛肯定，所以统治阶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过多的犹豫。在崤山之西的那一块贫瘠的边地上，秦国的统治者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成功经验。那里的老百姓简单而淳朴，乐意接受严酷的刑法，也甘心于接受剧烈的变革；那里读书人都是如浮萍一般毫无根基的外乡客（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皆为寄人篱下的客卿），他们可以为帝国贡献才智，但是却无法形成氏族势力，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连根拔起（几代客卿，包括后来的李斯都没有逃脱功成名就以后被连根拔起的命运）；那里的贵族群体也很温顺，因为长期以来的客卿掌权以及分封潮流的孱弱使得他们在统治者的冷眼下噤若寒蝉。所以，李斯对于以上三种传统势力显然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优势。少数派领袖走出秦国，来到整个帝国的版图前时，这种基于优势地位的藐视开始转化为刚愎自用，最终这种在心理上的固执与封闭则带来了每一代帝国都奏鸣过的旋律相同的丧钟——穷兵黩武。
其实，李斯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首先是知识分子。儒家集团要让孔子登上耶稣那样的高位，这是在秦国无法想象的政治野心。面对对分封制度念念不忘的儒家学者，李斯和秦始皇都显得有点缺乏耐心。焚书坑儒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粗暴做法。这个举动虽然让郡县制度的反对者活动空间大大的压缩了，但是失魂落魄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我们看到再山东豪杰风起云涌的大潮中，摇旗呐喊和出谋划策的都是新生代的儒生。他们掌握知识，通晓政治，而且有军事才能，既然不容于帝国，那么他们很容易就走向了帝国的反面。
其次是贵族。山东六国的贵族可不像秦国本土贵族那么好打发。上千年的分封文化已经将一些区域的地方统治者变成了具有半神话色彩的偶像，这些失去土地所有权的旧贵族们，一方面，自己沉浸在往日的光荣之中，难以自拔；一方面，继续受到文人和群众的追捧，保持着今非昔比但依旧的影响力。在稍后的帝国反叛者中，这些未能连根拔起的旧贵族组成了最致命的反叛力量。帝国新兴的少数派竟然被那些已经丧失活力的过时的少数派拉下了历史舞台。
最后是普通民众。政府机构减少了，赋税降低了；战事减少了，劳役和兵役相对减轻了。宏观上来看，民众是这这个政治变局中收益者。但新上任的管理者，显然不如那些曾经的分封的所有者那么尽职尽责。一个分离了管理权的文官，虽然在个人能力方面是超越旧贵族的，但是，丧失所有权就意味着失去了庞大的物质刺激，这对一个刚刚告别过去的地方统治者来说，难掩失望和沮丧。当然，为帝国服务的效果显然比之前的分封要逊色很多。我们吃惊的看到在后期帝国的掘墓人队伍中就簇拥着为数众多的缺乏信仰和效忠精神的职业文官。
再来看看外部蛮族的情况。
大一统的帝国皇帝对武力的迷信是这个帝国走向灭亡的先兆。这一点秦始皇也不能免俗。他和前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周武王、周公旦一样，对于已经在统一战争中树立起来的武力自信表现得沾沾自喜。这体现在万里长城和边境军备上。
据说在帝国建立之初，有巫师告诉秦始皇，他的帝国死于“胡”。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预言实际是警告秦始皇要警惕宦官胡亥。但秦始皇却错误的理解为要防备边境的胡人。于是，帝国最优秀的将领蒙恬被派往边疆，率领13万帝国的精锐部队攻击匈奴，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最终，蒙恬修筑了著名的秦长城，并以万里长城开启了长达一千多年的边疆卫戍新战略。巫师的传说可能有历史学家由果而因的杜撰成分，但是秦始皇在边境的武力炫耀却是秦国统一后铁一样的不争事实。
边境的军事成就为国内赢得了和平、稳定的间歇期和平，浩大的万里长城为帝国内部提供了走投无路的无产者。秦国的陈兵御边的耀武扬威纵容了内部无产者的加速成长，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好了，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回头看看汤因比“帝国的宿命论”定律吧。万里长城如同一个坚硬的乌龟壳，一方面，蛮族被抵御在外，内部保持了一定的和平，但是就在这样的和平气氛里，内部无产者开始了对新兴少数派的质疑，而这种质疑随着边境劳民伤财的军事公式和高负荷兵役，变得积怨难解。多数派无产者与少数派当政者的割裂已经在所难免了。另一方面，蛮族在秦国坚硬的外壳上磨砺着自己的兵器，无论是北面的匈奴还是南面的闽越，不断膨胀的外部压力最终牵制了大规模的帝国精锐部队，在之后的秦末战乱中，帝国的边境部队无力回撤，正是源于此。汤因比所预言的帝国自杀的宿命，看来是逃不掉了。
6.2 少数派的割裂
帝国覆灭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便是少数派的割裂本节我们着重来观察这个问题。现在蛮族的压力和内部少数派与无产者的不满情绪都已经到了临界点，点燃这锅开水的最后一捆柴就是新的大一统的“宗教”。最终多数派形成新的宗教信仰将背离少数统治，信仰的割裂最终将这个帝国推上了断头台。
宗教，他和所有新事物一样，选择了边地创新的老模式。在帝国最边缘的东南部边区楚国，大一统的宗教开始了“归隐-复出”的蜕变。项羽、项梁、刘邦这信宗教的代言人都来自于楚国，而用以割裂秦政权信仰的“宗教”利剑就是那个过时的“分封”制度。
我们研究一下以秦末群雄的政治纲领就不难发现，用以推动整个反叛运动的旗帜就是“分封”。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项梁叔侄在范增的指导下对楚怀王巧妙的借尸还魂，再到燃遍全国各地的诸侯复辟浪潮。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新的、大一统的、反秦帝国的“宗教”其实还是对诸侯分封制度的怀古。当然，这个口号只是对一个基数更为庞大的少数派：旧贵族，很有吸引力，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个新宗教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我们在下一节会发现，这个信宗教在基层群众中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也许是大秦帝国这颗曾经璀璨的流星消逝的过于迅速了，这个以“郡县”为基础的大一统的“新”信仰还没有来的急普及为一般民众的基础价值观，她就如眼泪一般，划过多数派无产者依旧愁苦的面庞。而“分封派”宗教旗帜下鼓舞起来的贵族少数派（对于秦国的少数派统治者来说，他们是多数派）迅速积累了足够的军事实力。在秦国纠缠于边患、并对自己的武力过度自信的真空期，怀旧的楚系军阀闪电般的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
怀旧情绪对于信仰的割裂在这个帝国建立的初期就爆发出了如此惊人的破坏性，以至于帝国的大厦还没完成装潢就轰然倒塌了。
6.3 从倒退到停滞
当新兴的郡县制度连同他的监护人秦帝国都被旧贵族掀翻在地的时候，也许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周公旦的古老传说会伴随着西楚霸王的军事优势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历史的规律其实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周公旦的这只“旧瓶”已经装不下帝国大一统这壶“新酒”了。
我把楚政权和汉政权的前期的这种怀旧行为称为一种倒退的“应战”，这些周公旦的机械模仿者以西周时期的办法来试图解决一千年以后的问题，这显然是可笑的。项羽的彻底的分封，换来的是彻底的失败，当他将各路诸侯遣返回封地之后，他扮演的百分之百的周公旦的角色，一个调停者，一个忙碌的征讨者，一个“分封”制度的卫道士。项羽的军事才能可能是高于周公旦的，他永远重复着以少胜多的神话，但是这个看似比周公旦更强的“应战者”其实已经对付不了新的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已经随着社会的进步被成几何级数的放大了。
同样，刘邦虽然终结了项羽的统治，但是刘邦的不彻底的分封，换来的依旧是几乎彻底的失败。刘邦吸取了项羽对异姓诸侯过于慷慨的教训，他在处理六国遗老遗少问题上表现的相对谨慎。但是，对于宗室肆无忌惮的分封同样为后世埋下了祸根。汉景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差一点就把历史倒退回春秋战国。所幸的是汉宣帝接下来以一种巧妙的方法兵不血刃的瓦解了分封制度，他利用诸侯王的二次和三次分封，将其封地碎片化，最终让直属的中央控制区确立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并借此，艰难的完成了那个秦始皇实际已经完成过一次的历史使命：郡县制基础上的国家统一。
顺便提到的是汉宣帝的归隐和复出，他在襁褓中就流落民间，早年游历三辅，十七年后才回到皇宫。也许是归隐时期脱离了文化核心区让这位少年雄主游历边地、尝试创新的机会，他最终在复出之后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特别是在无数前辈阴沟翻船的削藩问题上，他别出心裁的以施恩代替施压，鼓励诸侯王再次分割自己的土地来犒赏诸侯王们子孙，这最终帮助汉帝国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实现了整个帝国的郡县制。
从秦至西汉中期，文明的挑战和应战其实是在拉锯式的运动，楚政权和汉政权都没有拿出对于这个既有全国性的挑战的任何新的应战。最终征服这个挑战的还是秦国的老一套。我们可以说，历史的车轮在秦末到西汉中期的这半个世纪里面，只是在原地打滑。而汉宣帝以后，历史的车轮才再一次滚滚向前。
7 三千里外觅封侯– 我的启示录
汤因比对我的影响其实远远不止于对一部《史记》的重新解读。他让我反思了之前看过的一系列史书，并重新思考过的一系列曾经困扰过我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都在汤因比纵横捭阖的新理论面前有了新的解读和新的答案。阅读汤因比的著作，是对我历史学方法论的一次大颠覆。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仅仅影响了我的历史观，我对职业和人生的思考也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在走向更加远不可测的新领域。贝电江苏分公司这一年来的困境可以理解为一个最终要激发我做出更大“应战”的新“挑战”。而江苏之前的成功可以归结为边地创新的成果，因为脱离了总部的宗教、哲学管制，创新的存活几率的确在“边地”表现的更高一点。而“归隐-复出”这条中外圣贤概不能免的必由之路则启发我要跳出现有藩篱，重新找一个苦行之地，进行我下一段的人生磨砺。
辉煌的帝国皆死于自杀，如果我不能顺应潮流，轻装上阵，以全新的思路去应战这一次的人生挑战，那么，信仰的割裂，外力的重压，个人军国主义式的盲目自信，最终会让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帝国轰然坍塌。其实，神庙前徘徊的成功者，没有一个会走进神庙去祭拜自己的祖先，抛弃传统，锐意创新，是所有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伟人的唯一抉择。
这两年来，我最着力用工的就是《史记》。前几年,针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比较阅读，引起了我对儒家学说和孔子的莫大兴趣，而了解孔子的时代，《史记》则是一条捷径。遗憾的是，琐碎而庞杂的春秋战国故事最终将我这个历史业余爱好者折磨的精疲力尽。我自觉驾一叶扁舟，为历史的惊涛骇浪所摆布。当千头万绪的历史故事向我倾泻而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要驾驭这排山倒海般的海量信息是需要智慧的。所以在两年前偶然看到钱穆在先秦文学和史学上的举重若轻，我似乎觉得自己看到了地平线上逐渐浮起的小岛。先生所学，纵横捭阖，一以贯之，他平实简易的史学观点，曾经让我一度有了行船入港的安全感。但钱穆的航海工具只是一只望远镜，他解决了史学视野的问题，但对于平波缚浪，并无太大裨益。2012年底，我方才找到了真正的新大陆，这就是上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富盛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宏观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的十卷本《历史研究》完全肢解了我之前试图对中国古代史的所有综合，在2012年两次通读汤因比的著作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找到了在历史学的海洋上继续远航所需要的罗盘，六分仪、艉舵和三桅帆。我决定按照汤氏的方法论重新架构我的历史世界。我选了《史记》作为这次远航的第一站。
今年过年，我打算用这一套化繁为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重新梳理这如蜘蛛网一样密密匝匝的史学纹理，试图找出其中的脉络和一般规律。一万年来谁著史，其实，在这纷繁复杂的历史背后，是一支如椽大笔，弹指千百年，也不过是大师笔下的一点一划而已。
1 本文的线索和结构
我先扼要描述一下这篇读书笔记的结构。
首先，我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提炼了五点心得，这五点代表了我对汤氏研究法的基本赞同。虽然我对汤因比的整部著作是赞赏的，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位西方历史学家顾影自怜的史学立场。整个《历史研究》集中精力回答的问题是“西方文明为何如此伟大？”而这不是我研究历史时怀揣的那个待解决的问号。所以，对于大一统的宗教，蛮族对帝国的挑战，宗教对文明的解构，等宏观命题，我只是惊叹于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对于其中的一般性规律，我有很多怀疑。因为按照汤因比的所谓一般性规律，在中国这个基本封闭的文明里找不到对应的例证，甚至还有很多中国的历史现实成为了驳斥其合理性的反例证。所以，我只选取了其中五条，这些观点，有的甚至只是汤因比论证其西方伟大论的副产品，但我觉得，这可以提炼为适合中国文明史的一般性规律，并合理的解释先秦历史中的五个困扰我许久的核心问题。
随后，我将这五个定律对应了《史记》中的五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反复蹙眉吟哦的难题。他们分别是：“为什么郡县制度最终取代了诸侯分封？”；“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的繁荣期只出现于先秦的诸子百家？”；“为什么最终是秦国一统了天下”；“为什么秦亡之后，楚汉争霸的胜利者是刘邦？”。这些问题曾经被以唐太宗为首的历代帝王问过，也被以苏轼为首的历代文人问过，还被以司马迁、司马光为首历代史学家问过，而我在读《史记》的时候更是被这些问题折磨的“衣带渐宽人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现在，我打算用汤因比的历史学研究成果来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最后，我将结合这些年来的工作和学习实际，谈谈汤氏史学观点对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2 汤因比的历史世界
在50年前，一个热心的读者萨默维尔将汤因比的十卷本巨著《历史研究》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写成了两卷本。当他把这个缩写本邮寄给汤因比本人时，得到了这位大师意外的赞许。两卷本的《历史研究》迅速流行起来，于是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也有了一条管中窥豹的读书捷径。我在这一章中，我将以我的史学观念，进一步将汤因比两卷本的学术著作提炼为五条定律，并以此作为我解读《史记》的理论基石。
2.1 挑战和应战
这是整个汤因比理论的第一定律，他的原理有点类似牛顿力学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汤因比的所有理论则都是以“挑战-应战”定律为基础的。
我们把一切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都可以归结了类似力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把文明看成一个庞大的“作用场”，那么所有文明的现象都是这个场受到各种外界刺激而后做出的应对。其中，外界的刺激，就是“挑战”，对这个刺激做出的反应，就是“应战”。比如，玛雅文明起源于热带雨林的挑战，安第斯文明起源于贫瘠寒冷的高原挑战，米诺斯文明起源于海洋的挑战，爱斯基摩文明起源于极寒冰原的挑战，匈奴文明起源于茫茫草原的挑战。
“挑战-应战”理论还解释了文明的多样性问题。在面临同样的挑战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应战，例如在古希腊，当和平时代带来的人口膨胀这个刺激“挑战”爱情海沿岸的时候，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则采取了不同的应战。雅典人的在经历了提秀斯改革、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最终在伯里克利的带领下走出了奴隶制的阴影。在自由、民主的双重刺激下，一体化贸易和专业化的手工业分工迅速积累了国家财富，从而大大缓解了人口压力。这样的“应战”最终促成了更加有活力的政治制度，从而让雅典成为了希腊的学校，各个城邦竞相模仿。而斯巴达人在面对同一“挑战”所采取的应战确实完全不同的，他们选择侵略和殖民作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手段，斯巴达人通过有效的军事征服让本国的膨胀人口获得更多的领地、奴隶和财富。这导致了整个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身体发育不好的婴儿遭到遗弃，所有成年男人加入斯巴达方阵，男人将生育权让给更健康的伙伴，母亲以儿子战死沙场为荣。斯巴达的“应战”孕育了温泉关的三百勇士，也为他们最终赢得了与雅典联盟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的这两场“挑战-应战”大戏，最终让我联想起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种种悲欢离合。其实，齐鲁治下尊王攘夷的孔孟王道和秦国与三晋治下严刑峻法的集权政治在历史的夕阳下投射出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影子，而分封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历史抉择，也孕育在这“挑战-应战”的一般性原理之中。
2.2 边地效应
所有的新生文明都诞生于边地。这是《历史研究》这本书中最惊人的命题。汤因比通过大量的史实最终论证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结论，就是没有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文明新生儿诞生在老文明的核心区，只有边地（即老文明控制的边缘地区）才是伟大生命的唯一襁褓。也就是说，文明中最伟大的继承者，都来自于出乎意料的私生子。
其实原理也很简单，文明的中心地带总是充满着对传统的过度留恋。这样的怀旧情绪对于新文明的孕育本身就是一种灾难。领袖级的大师被扼杀在前一代英雄人物无尽的葬礼之中，而试图突破传统的创新又被无数机械性的重复与模仿所掩盖。从哲学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对传统的背叛，而叛徒是无法与这个叫做“传统”的主人同床共枕的。
相对而言，不受传统控制的边地倒是这些“叛徒”成长的温床。较少的传统枷锁的羁绊，面向未来而不是缅怀过去的民众心态，统治阶级的控制力匮乏以及中央政权的鞭长莫及都很难扼杀这个创新式“叛徒”的奇思怪想。所以，新的文明总是在这样，既不太苛刻，又不太精彩的“挑战”场中开始了“应战”。
所有文明几乎都可以列入“边地效应”的案例花名册。基督教文明并不是诞生在罗马，她的青春期是在犹太人的“外邦”加利利度过的；东正教的发源地在据君士坦丁堡千里之遥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而他的二次复兴则远在亚欧边境的俄罗斯；波斯文明的边地则在其东西两段，穆斯林的奇迹诞生于莫卧儿帝国治下的印度和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克里特利（也是爱琴海中最大的岛屿）也没有完成新文明的创新工作，遥远的基克拉迪群岛承担了这项工作；欧洲宪政和代议制度的创新也没有发生在贵族林立的欧洲大陆，文明的灵感降落在了偏居一隅的不列颠群岛；我们甚至可以从远东文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近代崛起中读到同样的边地效应的故事，日本和广东无疑是这片文明土壤的边地，而他们持续不断的伟大创新一直延续至今。
好吧，我们几乎举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个新生的文明把摇篮架设在旧文明的核心区。“边地效应”是一个让我大惊失色的定律，但是，从逻辑到例证，这个定律都显得那么的完美无瑕。
2.4 归隐与复出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聚焦到文明的内部，首先要观察一下引领文明进步的精英和领袖。
一个时代的领袖最终成为启发一种文明的先知和圣人，他必须经历一条从归隐到复出的慢慢长路。我们称之为“归隐-复出”定律。一个始终投身于社会实践而与这个世俗的传统世界从不分离的伟人最终只能是一个现实主义循吏，而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理想主义圣贤。这个现象有点像边地定律的微观版，如果不从原有文明的泥潭中抽身，那么新文明是永远找不到狂想中的彼岸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圣人（特别是启发新文明或者创造新宗教的传奇人物）都必须从现实行动中退出，然后在一个与现实社会有一定距离感的地方进行隐修，最后他再投入现实社会实践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理想与追求。
圣徒保罗出生在犹太区，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迫害基督的信徒，因为在狂热的犹太教徒眼中，妄图破坏犹太社会秩序的基督徒是有罪的，而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受到启示后，独自一人走进了阿拉伯的沙漠中，三年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决心开始传播基督教。佛陀虽然出生在印度的贵族家庭，但是当时贵族统治正受到新兴无产者的挑战，而佛陀的应战则是离家出走，在七年的痛苦冥想之后，他带着更加崇高的理想毕生投入了佛教教义的宣传之中。穆罕默德在四十岁之前都是一介商贾的面貌出现的，后来他两次归隐，一次是跟随沙漠商队的苦行，一次是从麦加到麦地那的叛逃，最终，当这个不容于当权派的放逐者返回麦加城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半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另外一个群体性归隐的例子，这就是英格兰。在伊丽莎白击败了西班牙的天主教入侵以后，英格兰始终保持了对欧洲大陆的闭关隐修状态，她不再介入欧洲大陆的事务。当欧洲大陆的制度探索者纷纷落入君主集权的技术陷阱的时候，英格兰的君主专制制度激起了有效的应战，于是，民主色彩鲜明的代议制产生了。当英国再次投入欧洲大陆的怀抱时，她俨然成为了欧洲各大政权竞相模仿的偶像。
2.3 少数派前世今生
我们看到了领袖的归隐和复出，这让我们认识到少数派在避世狂想之后重又投入现实怀抱时所迸发出的创造力。的确，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是起源于少数派的这种艰苦的轮回。接下来，我们将圣徒和领袖（少数派）的这种个人成就放入历史的洪流中，看看由此而激荡起的文明的浪花。
社会进步总是从少数派的觉悟和创新开始的，这很好理解，风起于青萍之末，推动历史前进的洪流总是源自那一点应风而动涟漪。在文明社会的发育期，少数派先行者的创新活力将感召人们的模仿热情，这种感召依靠的是其个人气质和魅力。当第一批跟随者从模仿中获益之后，少数派的声望会迅速的得到传播。在这种使徒效应的刺激下，那些素未谋面的多数派将扮演前赴后继的模仿者，这时，模仿行为将以几何倍数迅速扩散。最终，少数派的灵光乍现最终汇聚成了不可逆转的模仿的洪流，而新的文明就此诞生了。我将这个积极的运动过程称为少数派的“前世”。
当然，少数派最终会享受“前世”创新的成果，推翻旧政权，成为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多数派模仿者是幕后的推手。这些模仿者在获得个人收益的同时，将少数派领袖也推上了统治者的宝座，这是为了让少数派获得领导权，保护模仿者的既得利益并期待整个文明社会也因此而收益。功成名就的少数派因此脱离了“前世”，顶着多数派赠送的皇冠，来到了“今生”。
少数派的“今生”从一开始就是乏味而消极的。多数派在目睹了少数派的“前世”以后，天真的期盼着这个如今的统治者能够在“今生”继续新的创新运动。但，创新成功的概率是如此之小，这让少数派在同一位置上两次获得相同成就的概率几乎为零。所以少数派的失灵是迟早的事情。当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模仿不再获得创新红利的时候，多数派开始对少数派心存怀疑，随后不满情绪逐渐滋生，并最终演化为愤怒和背叛。如果少数派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其他创新的新生代，那么故事似乎就有了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戴着皇冠的少数派此刻却变成了对权力无比恋栈的统治者。在忘记了如何演奏俄尔普斯的竖琴之后，他现在举起了薛西斯的鞭子。既然个人魅力已经感召不了多数派，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以武力维持强权这一条路可走了。色厉内荏的军国主义标志着文明的衰落和解体，它表明多数派已经脱离了那些堕落成“今生派”统治者，那个而的曾经成功过的“前世派”领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少数派迷失和文明丧失发展动力的过程，汤因比将其称之为“内部自决能力”的消失。
少数派“前世今生”的演变就是统治者从成长到衰败的微观过程，而其折射出的是整个文明的兴衰。当历史的夕阳在少数派的背后投射出巨大背影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帝国的宿命。
2.5 帝国的宿命论
每个文明的帝国都是死于自杀。
虽然，蛮族入侵和内部无产者的背叛都似乎是帝国死于他杀的嫌疑犯，但帝国内部“自决能力”的丧失才是导致文明解体或覆灭的元凶。而文明解体的标志恰恰就是帝国的统一。
当少数派的创新引领的正向模仿大潮席卷整个文明的时候，内部多数派开始渴望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和谐的地区关系，这一方面能够保证模仿而产生的既得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也为模仿红利的社会化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因此，大一统的帝国诞生了。但，此时，在热情的多数派期待的眼神下，少数派统治者来到了无法逾越的二次创新的高墙下，良性的“创新-模仿”循环终止了。少数派此时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一面缅怀着“前世”的丰功伟绩，一面以武力而不是个人感召力来维持这个大一统帝国“今生”的秩序。
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一般都面临两个敌人：边境上蠢蠢欲动的蛮族，帝国内部逐渐丧失耐心的多数派。这两个敌人都是无产者。帝国像一个庞大的乌龟壳，他竭尽全力的保护着地域上和统治伦理上的完整性。而这个乌龟壳面临了内外两重压力。
我们先来考察内部无产者。他们在这个庞大硬壳的保护下开始寻找新的少数派创新者，也许森严的帝国核心区容不下这样的新兴少数派，所以少数派来到了边地，新的文明和信仰开始滋生。而当新的边地少数派完成“归隐-复出”轮回的时候，多数派（即内部无产者）则开始拥抱新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于是帝国的统治阶级与基层民众产生了从利益到信仰的彻底割裂。在龟壳内，帝国的崩溃已经近在咫尺了。
我们接着考察外部的蛮族无产者。他们最开始也是热情的模仿者，因为少数派的创新红利像光和热一样辐射到边区，并投射到蛮族内部。开明的蛮族首领正是在类似于帝国内部无产者的机械模仿中获得了新生的力量。但当帝国内部的少数派统治者已经无法引领第二轮创新式模仿的时候，蛮族也像内部无产者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们不知疲倦的涌向帝国的龟壳，因为他们知道既然模仿无法带来收益，那么最简单的直接收益就是攻破龟壳，对帝国进行掠夺。乌龟壳就如同一块巨大的磨刀石，蛮族的长枪利剑在此得到了磨砺。最终蛮族会攻破这个已经被内部无产者的信仰分离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帝国。
以上这个过程描述了帝国的必然宿命，由于统治阶级失去了创新能力，帝国的少数派对权力的眷念以及多数派对统治者的背叛最终让这个庞大的乌龟失去了自决的能力。很显然，文明的内部决策机制已经无法应战这个生死困局了，帝国要么被内部无产者推翻，要么被外部蛮族攻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被两股势力终结之前，帝国已经死于自杀了。
3 帝国的抉择– 分封还是郡县
对于我这样一个读过MBA的管理爱好者来说，《史记》的第一主旋律就是分封和郡县这两种政治制度。西周立国后的这一千多年中，《史记》里的政治家一直在为国家的制度争论不休。为了收拾商朝的乱局，睿智的周公旦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理论结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诸侯分封。他把周王朝的王公贵族以及开国功臣分封到帝国的各个行省，并颁布《周礼》明确了分封诸侯和帝国中央政权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协调规则。分封制度的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而另一方面，从春秋末期开始，郡县制度开始从赵简子所在的三晋地区开始发芽了，随着李悝、吴起等三晋政治家的不断实践，以委派文人官吏直接干预地方政权的郡县制度对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发起了挑战。这个挑战到商鞅变法达到了高潮，并且在秦帝国统一天下的伟业中取得了看似大团圆的结局。但故事远未结束，随后，楚国的贵族项羽推翻了秦帝国的统治，分封制度复辟了。很快，平民英雄刘邦又接管了帝国的统治权，而这个毫无贵族背景的新皇帝依旧放弃了郡县制度，对天下实行了分封。在随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中，围绕分封还是郡县，帝国经历了多次动荡，其中首席文官晁错的削藩引发的八王之乱甚至把帝国推到了灭亡的边缘。而汉宣帝的诸侯分拆政策最终极其缓慢的将帝国的战车重新拉回到郡县制度的轨道上。但，知识分子对于周公分封制度的赞歌，在随后的两千年内，依旧长盛不衰。
那么为什么帝国的抉择如此艰难，这两种制度的在《史记》中的斗法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呢？接下来，我将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工具，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宏观的综合，整理出两种制度博弈背后的规律。
3.1 夏商周的制度创新
在武王去世之前的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主要面临的外部挑战是两个，第一，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权的挑战，第二，从游牧到农耕的技术性转变。而夏商周三代少数派的制度创新莫不是用以应对此两项挑战。经过千百年的摸索与尝试，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最终周公旦成为了这个制度的集大成者。
其实从大禹深入基层的治水事业和神农氏的农耕技术改造我们都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充满活力的少数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创新之中，而基层多数派对这种创新的拥护与欢迎则直接导致了这些亦真亦幻的神话故事。整个文明在这一时期，是成长和上升期，具体表现为少数派的不断创新和多数派怀着感激甚至崇拜的情绪，不知疲倦的模仿，对自然和对农耕技术的连续应战将文明推上了新的高度。
当周武王的大军再一次将最有活力的边地少数派（周武王和商汤一样，是从边地起家的领袖）推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周公旦站在前人一系列伟大创新的神庙前，开始思考如何以制度来保证对历代先辈创新的机械模仿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在夏商两代解决了众多技术问题（如水利问题，农作物的选型和培育，铁质工具和耕种技术等）之后，周公开始尝试将创新的重点转移到制度方面。他所面临的中国有如下现状：1，沿用至今的象形文字是个复杂的工具，这直接导致了大部分无产者都是无力接受教育的文盲；2，知识成为了少数贵族和功臣的特权，只有追随武王的核心团队以及夏商两代的少数贵族享有世袭的受教育权；3，拥有知识的精英团队集中在中央政权身边，但缺乏有效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管理半径非常有限。周公旦是一个拥有伟大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应战则从这三项现实的挑战开始了。
首先，周公圈定了承担这次制度创新主要责任的少数派，他们包括武王的直系亲属（如，召公奭，周公旦，唐叔虞，蔡叔，管叔等），周朝的功臣集团（如太公望）和前朝遗留的贵族势力（如，夏的后裔薛、陈，商的后裔宋）。他们是当时掌握知识的少数派，也是周公旦创新要仰仗的主要资源。接着，周公旦按照候选人的管理能力划定了半径大小不等的数百块封地。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少数派集团的正处于生命力旺盛的创新期，多数派民众能够直接接触到少数派并面对面的机械模仿是一条能够将创新成果最大化的捷径。当然，封地划定之后的管理能力不匹配和少数派的创新力的参差不齐招致了广泛的质疑和争议（西周初期的战乱根源就在于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多数派和少数派巨大的技术性落差还是最终让分封制度体现出了普遍性的优势。最后，就是周公利用中央常备军，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对分封的少数派领袖进行奖功罚过的周期性征讨。具备绝对优势的常备军也是周公敢于分封天下的重要原因。就如同诸侯国内部的少数派和多数派存在巨大的实力落差一样；在少数派内部，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仅仅让模仿和学习成为王朝日程表上头等大事，也间接保证了周公旦在推行封建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能够掌握优势明显的控制力。
其实，富有远见的周公旦实在用分封制度制造了一个改革的变局。技术鸿沟和实力悬殊终将在无尽的模仿和学习中逐渐消失，而封建制度的终极使命就是填平这一落差。这个徘徊在先辈神庙前踌躇满志的哲学家和改革派一定知道，当中央和地方落差消失的时候，就是春秋战国；当少数派和多数派落差消失的时候，就是天下大乱。但，为苍生计，周公旦还是先必须解决本节开头的两个头号挑战（即，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由游牧到农耕的技术转化）。周公旦抬起头，望着东方微白的曙光，他祈祷，千年以后，后辈也会在先人的神庙前开创封建之后的又一轮新的制度创新，但他也许不会想到，由于真是自己几乎完美的成功表现成为了后世创新的最大障碍。
3.2 春秋五霸的尊王攘夷
随着周公旦封建制度取得的巨大成功，分封的各个诸侯国依靠高效率的模仿，终于填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实力鸿沟，而创新力匮乏的周平王则不得已离开了记录了无数祖先荣耀的故国首都，西周结束了，在洛阳开启的这个新时代中，周天子的中央政权日渐式微。孔子将这个新的时代称为“春秋”。
春秋时期，最有活力的少数派政治家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周公旦在神庙前许下的心愿只能托付给这些被他分封到地方的诸侯了。
春秋时期，中华文明面临的挑战也在变化。虽然自然灾害还在肆虐，但是农耕民族的水利设施以及一年两熟的种植技术已经对自然挑战进行了充分的回应，周公新制度之下的“应战”在这西周的这一个回合几乎是完胜了。
时代对于少数派领袖的挑战，则是人民的全新诉求：低税负，财货的自由流通，迁徙权，以及避免战争、享受和平的愿望。同时，社会的现状也在发生变化，教育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识字率已经达到了10%，这大概是西周时期的10倍到50倍之间。随着以孔子为首的诸子百家及其广大门徒在民间的广泛游历，知识已经不再为世袭贵族所垄断。不断壮大的平民“士”阶层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竞相成为多数派无产者的模仿偶像，大有取代当权少数派的趋势。关于诸子百家的少数派创新，我们会在第四章做更加深入的讨论。
新时代，新形势，新挑战，春秋时期的少数派领袖就在这样的舞台背景下登场了。如果我们将蜂拥而至的少数派诸侯领袖级候选人精简到个位数，那么春秋五霸则成了不容回避的标准化样本。在这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年代，少数派其实都以机械模仿的实际行动在向“春秋五霸”这个偶像团体致敬，而齐桓公和管仲则是这个偶像团体中的偶像。管仲推崇的“尊王攘夷”就是这个新的群体性创新的新概括。
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朝那个已经灵魂出窍的中央领导人，同时尊重从周公旦流传下来的由国家授权的世袭贵族制度，说到底，就是保持先人分封诸侯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所谓“攘夷”并不是特指抵御蛮族入侵，管夷吾将一切对现有分封制度的挑战都纳入泛“攘夷”的应战对象，所以齐国及其同盟者不仅仅要对付匈奴、胡、羌这样的边患，同样要打击楚国对周王朝的冒犯并且致力于维持重要诸侯国的长幼尊卑。东周虽然失去了他们禁卫军，但是春秋五霸的战车方阵接过了维护周王朝尊严的旗帜。管仲和他的模仿者们依旧徘徊在周公旦曾经徘徊的那座神庙前，但是，周公旦面向未来的远大理想则变成了管夷吾面向过去的无尽缅怀。管夷吾在模仿者周公旦，而五霸在模仿着管夷吾，剩下来的一帮诸侯国当政者又在模仿着五霸。拨去“春秋无义战”的历史迷雾，我们发现，这原来是个是个以名义上的“义战”向周公旦致敬的时代。
但，拙劣的应战也是一种应战，管仲的复古性模仿也有其合理之处。首先，尊王攘夷唤起了诸侯国对秩序的渴望和尊重，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争的门槛，减少了战争数量和强度，减少了人民负担。其次，对东周王朝的礼节性尊重成了诸侯国和平交往的新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安定的友好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大规模通商提供了条件，新兴的商人阶层（特别是以盐、铁为主要产品的齐国最为倚重商人阶层）的利益得到了响应。最后，尊王攘夷还让整个中国范围内诸侯国保持了理性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帝国疆域内的流通和迁徙得到保护，民众特别是掌握知识的“士”阶层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力，这使得知识和知识分子得以流向边地，这也为下一次制度创新做了人才上的储备。
3.3 法家先行者的边地效应
在王权式微，天下大乱的“挑战”面前，春秋五霸的尊王攘夷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应战”。和沉溺于过去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在春秋晚期基本上可以解读为“尊王攘夷”旗帜下的理论幻想主义者）不同，法家先行者的制度创新则显得有点离经叛道。
当齐鲁大地“尊王攘夷”之风劲吹的时候，三晋（即战国时候的晋国，后在春秋初期分裂为赵、魏、韩史称三晋）的少数派却在尝试一种全新的制度：“郡县”。简单的说，就是将以层层叠加所有权分配机制改变为郡县两级扁平化的管理权分配机制，这是一个略带奇思怪想的创举。在法家创造的郡县制度中，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了，所有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国君是这个土地和在土地之上一切资源的拥有者。这实际上剥夺了贵族对于这项权利的分享，从此，世袭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国君），而以民主推荐和绩效考核为主的基层选拔机制则负责遴选出合格的管理代理人（对国君的管理权进行代理），代理人在不具备所有权的前提下行使对郡县的管理权。这个制度是个创举，他没有先例可循，并且，面向未来。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模式重新统一整个帝国，那么新的帝国将和周公旦统治下的那个古老帝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面貌和历史命运。（这个问题将在第六章进一步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郡县制度”的创新带来的一系列迥异于“尊王攘夷”的积极因素。第一，所有者的减少，意味着国家权力机构瘦身，新的少数派已经将无可事事且糜烂不堪的世袭贵族踢出了核心权力圈，这个瘦身运动减少了政府开销，有利于对多数派实施进一步减轻内部无产者的负担（虽然有部分法家政权并没有这么做）。第二，世袭贵族的黯然离去为两种人提供了机会，一种是在战场上依靠军功已经建立起少数派权威的平民勇士，另一种是游走于各国宣扬自己学说的平民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在“郡县制度”的体系里都有机会以职业官僚的身份加入了少数派团队，他们虽然没有所有权，却拥有管理权。这无疑增加了新组团的少数派的“应战”能力。第三，郡县制度面对的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在四分五裂中蹒跚学步的帝国，他面对的是一个面向未来、在高度集权和扁平化管理中迅速崛起的新帝国。低税负，货物的自由流通，迁徙权，以及避免战争享受和平的愿望，这些切实的民众愿望都将在这个新帝国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挑战-应战”的角度来看，“郡县制度”和“尊王攘夷”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武器。那么，当时代来到这个“两种制度”的十字路口，文明是如何抉择的呢？
当吴起在传统的三晋大地上重拾李悝变法的“郡县制”武器，与魏国的王公贵族们展开生死决战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这个在“河西”边地（河西是吴起夺来的秦国土地，新近并入魏国，属于边地）已经证明了其卓越性的政治制度却在魏国的本土寸步难行。当魏文侯眼里的那种热情和期待，逐渐变成他儿子魏武侯眼里的怀疑和不耐烦，法家先行者吴起在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进行制度创新则毫无疑问的深陷泥潭、步履维艰。吴起拖着疲惫而苍老的身体和依旧不老的雄心离开了中原大地，这一次他选择了“边地”楚国作为新制度创新的第二站。这个一直被周王朝视为异类蛮夷的楚国，非常类似那个从秦国抢来的“边地”河西，他民风淳朴，贵族的聚集程度相对降低，统治者也还没有被分封制度的美好腐蚀成固步自封的顽固派。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裁撤贵族，抑制分封，选拔人才，最终南平百越，北吞陈蔡，三晋旧主赵、魏、韩被吴起打得再无还手之力，并且，吴起还胆敢进一步出兵征讨强秦，欲争霸天下。法家先行者的创新威力至此已经征服了最苛刻的批评家，吴起眼看就要成为少数派偶像，被广大多数派竞相模仿了。但，楚国的“边地效应”到此为止了，当楚悼王去世之后，这个国家中残余的贵族势力用箭将吴起射死在楚王的灵柩前。我们这位贵族势力的掘墓人最后还是死在了贵族的墓穴中，吴起的边地创新只是法家治国大潮中的一道小小的涟漪。
李悝和吴起的梦想没有在三晋和吴楚大地上生根发芽，这是一个应战失败的例子，但是同样表现出了郡县制度这种应战的爆发力和有效性。边地效应实际上降低了制度创新的外部压力，传统势力的相对薄弱造成了文化氛围上的相对宽松。但是，游离于中原大地边缘的楚国还不是合适的创新边地，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聚焦到更加隔绝于中原地区之外的秦国。
秦国是比楚国更加理想的边地，从春秋五霸的边缘人秦穆公（五霸的候选人争议自汉以来就存在，秦穆公是介于入选和不如选边缘的摇摆人）以来，秦国的贵族少数派的创新能力一直乏善可陈。我相信如果没有秦国人最终灭六国的壮举，春秋五霸怎么排也轮不到倒霉透顶的秦穆公。在战国时代，著名的四公子，竟然没有一个秦国贵族入选，其贵族势力的式微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同为边地的楚国，虽然春申君排行四公子之末，但也显示了楚国贵族势力是并不属于中原各国。当商鞅驾驶着这辆法家战车轰隆隆的碾过赳赳老秦这块蛮荒之地时，最显赫的贵族，前大良造（相当于宰相）、皇帝的哥哥公子虔也被商鞅割掉了鼻子。这是吴起在魏、楚都享受不到的特权。长寿的秦孝公做了商鞅八年的变法监护人，这个变法保护期远远高于吴起变法的一年时间。以郡县制度为核心的法家学术成果在秦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制度保证和经济基础（秦国征服六国的历史必然性留到第五章再讨论）。最终，商鞅还是难逃悲惨的个人命运，反扑的贵族刽子手将其五马分尸，但这个个人悲剧并不像吴起的故事那样演变成整个国家制度的倒退，相反，在经历了九年的法家启蒙运动之后，赳赳老秦已经失去了对旧体制那本来就模糊不清的信仰。郡县两级制度极大的减轻了秦国的财政负担，这直接导致了郑国渠和李冰治水的成功；按军功提拔平民士官的政策诞生后来的战神吴起和六国终结者王翦；打破文官世袭制度之后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才得以毫无顾忌的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都吹响了秦国消灭六国的号角。
如果说吴起的死，换来的是一篇郡县探索者的墓志铭；那么商鞅的死，换来的则是一部法家改革派的启示录。帝国的抉择已经决定性的倒向了法家学派和他们的郡县理论，在商鞅变法之后，终战国之世，我们看到的是法家改革的模仿者，从此铺天盖地，汇聚成了一股无法逆转的洪流，推着帝国的文明，向着统一大业，奔腾而去。
4 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的一般性规律
先秦是哲学家的天堂，诸子百家营造的学术鼎盛时代，我们至今无法超越。就如同那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统治下的古希腊黄金时代，中国自己的黄金时代属于战国的百家争鸣。这一章，我主要探索了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如昙花一现，再也没有重现过。第二，为什么这么多学术流派中没有产生如同佛教、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那样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在这一章里，我试图以汤因比的“归隐-复出”定律为基础，来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
4.1 乱世是归隐的捷径
“归隐-复出”理论如同“边地创新”理论的微缩版。前者对应的是文明中的一个苦行者，而后者对应的是一个国家。
就如同文明的创新从来不诞生在原有母体的核心区一样，中国的古代圣贤也从来都要经历脱离母体的归隐。其实在我们这个长期大一统的帝国里，在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环境下，一个立志要摆脱原有价值观和信仰的束缚，找一个相对分离的边地进行“归隐”是相当不易的。而春秋战国这500年的政权分裂却为苦苦寻觅归隐地的圣贤候选人们提供了天然的文化温床。军阀割据，诸侯之间离合不定的敌意，军事边界和无数的关隘厘卡，这让我们这个3000年来长期大一统的文明有了罕见的漫长割裂期。这个处于真实分裂中的中国在文化上的实际距离要比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远得多，而这个距离正是圣人的归隐所需要的。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时候，他实际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实现了归隐。虽然在函谷关上做的那篇《道德经》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这样的民间故事，最起码说明了老子曾经寻求过脱离中原文明的某种归隐。而《道德篇》的光辉则证明了这样的“归隐”能够孕育出迥异于当世流行哲学的新“复出”。
孔子及其门徒离开曲阜，周游列国，则是更加标准意义上的一种“归隐”。在《孔子世家》和其门徒的《列传》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群苦行者将“归隐”演绎成了另一种格式的“朝圣”，他们不仅仅是在逃离现实主义的羁绊，他们更是在拥抱一种完全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理想主义。所以孔子的复出显得比老子更加辉煌，他的《诗经》、《春秋》和《周易》（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易》非孔子所作，但我认为《易》的哲学精神非常接近孔子集团的思想，这要么是孔子或其门徒所创作，要么就是后人受其感召与启发而坐，其结论无伤大雅）成为了后世万千哲学家，无论是要继承她还是背叛她，都必须要参考的百科全书，而孔子门徒所收录的对话录《论语》则是一部堪比基督教世界的《圣经》和穆斯林世界的《古兰经》的旷世经典，他一定意义上成了这个半宗教学派的启示录。
墨子出生在孔子之后，当时孔子的儒教已经在中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少年墨翟在离开故乡眉黛山之后即在宋国接受了儒学教育。正当同学们痴迷于儒教的堂堂正义的时候，墨翟却选择了归隐。他又回到了眉黛山，并开始自觉的脱离儒教束缚，进行了离经叛道的自主性苦修。当墨子“复出”的时候，他立刻以标新立异的“兼爱”“非攻”学说征服了大量门徒，并且几乎要走上穆海默德式的宗教建国之路。
其实，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取得成就的圣贤都经历了与以上三人类似的“归隐-复出”之路，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成为了哲学家的一种风尚。甚至，连苏秦、张仪这样的二流学问家，和庞涓、孙膑这样的二流军事家也利用了各个诸侯国间的政权分裂而坐收“归隐-复出”之名。这一时期的众多学术流派无疑是幸福的，他们可以利用帝国的文化分裂，无忧无虑的重复“归隐-复出”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就变成了文化学者的一种奢望。当和平统一大帝国摧毁了神州大地上的所有藩篱之后，即便是远在终南山，有一条捷径通往皇家的后花园，对于立志于垂范万世的大学问家来说，“终南捷径”不是御用哲学家的赞美诗，而是圣贤候选人的墓志铭。诸子百家之后，大一统的中国摧毁了哲学家归隐的文化纵深，百家争鸣于是成为了历史的绝响。
4.2 尚未割裂的社会信仰
在上一节，我已经用“归隐-复出”的理论解释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为何成为中国数千年哲学史的昙花一现。现在，我继续回答本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中国没有诞生自己严格意义上的古典宗教。
在汤因比的历史世界中，宗教的形成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在“帝国的宿命论”中我们提到过，当大一统的帝国形成的时候，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都开始厌倦已经不讨人喜欢的少数派创新。其中，外部无产者在厉兵秣马准备军事侵略，而与此同时，内部无产者在寻找新的少数派力图皈依一种与统治者信仰迥异的新宗教。也就说，少数派统治者和多数派民众价值观割裂进而导致的信仰分离才是新宗教出现的必要条件。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却远没有达到信仰割裂的地步。在“帝国的抉择-分封还是郡县”这一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少数派虽然逐步失去周公旦那一代伟大政治家的创新能力，但，无论是尊王攘夷的“分封”派还是依法治国的“郡县”派都还在各自的诸侯国内进行着新一轮的创新尝试。民众对于一千年以来少数派的缺乏新意虽然已经厌烦，但是，这个少数派在举起屠刀镇压无产者的背叛的同时，她依旧在勉为其难的进行着吐故纳新。我们看到，腐朽的少数派世袭贵族被逐渐的从少数派战车上抛弃，而新兴的无产者“士”阶层中的创新大师也在不断的被补选入少数派队伍。
我们从孔子周游列国的大军中就不难看出这个趋势。孔子及其门徒走的是与耶稣一般无二的路线：广聚使徒，偶像崇拜，集体苦行，寻求归隐后的二次复出。但耶稣面对的是盘踞在对立面的犹太教徒，他们要么收买耶稣门徒，要么屠杀耶稣门徒，这是一种极端对立的文化灭绝。这样的挑战恰好激起了耶稣团队的内部凝聚力和集体上进心，这也造就了基督教徒的更高级别的应战。这个应战最终转变为了宗教，在耶稣死亡之后，耶稣的门徒将这个精神偶像送上了与哲学殿堂迥异的宗教天堂。孔子却面临着和耶稣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尴尬。孔子这个少数派找不到一个极端对立的统治者作为自己的“挑战”，在孔子集团的漫漫归隐征途中，他们路过鲁、卫、陈、蔡这四个国家的少数派统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对孔子的学说流露出些许同情甚至是赞许。这样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和挑战当然刺激不起高层次的应战。孔子的几个核心门徒，如子路，冉有，子贡竟然都相继离开孔子投入了少数派当权者的怀抱。这一方面说明了统治阶级的开明与宽容，另一方面也显示当时的社会信仰绝没有分离到上下割裂的地步。
孔子的这种尴尬，也同样困扰这墨子。墨翟最终没有完成开宗立派、宗教建国的伟业，也不在于其学术成就或者思想境界（其实墨子的兼爱很类似宗教倡导的博爱，这样的虚无理想主义是宗教寄托最中意的梦中情人）。并未完全割裂的社会信仰最终让墨子也止步于哲学家的境界。孔子和墨子最终都没有期盼到和耶稣一样的“天外飞仙”。先秦这个对知识分子宽容得甚至有点溺爱的社会环境，绝对逼不出像基督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所以，哲学家在通往宗教的漫漫征途中行至一半，回头看时却发现，门徒散尽，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无法形单影只的走完剩下的无尽征程了。
5 帝国的宿命– 谁来统一天下
在先秦历史走过的春秋战国这500年中，刀兵相争，政权割据，中国似乎就要由此走向古希腊或者古罗马式的城邦制了。但中国历史最终却又一次峰回路转的来到了大一统的结局之下，这很让人深思。西方文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着了魔似的向往统一，但是亚历山大失败了，凯撒失败了，拿破仑失败了，希特勒失败了，现在的欧共体也失败了。欧洲人魂牵梦绕了几千年的统一大业却在中国被秦始皇看似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而且，在大秦帝国的示范之下，没一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重复着这样看似宿命的大一统，那么帝国的宿命为什么归于一统呢？让我们用汤因比的方法，《史记》的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吧。
5.1 分裂也是一种应战
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就一直处于一种事实的分裂之中。与古希腊的统治结构一样，中国在夏商周三代都是以城邦为基本政权单位的，而国君在政治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们不能否认，像黄帝、商汤、武王这样的雄主曾经实现过全国范围内的实际统治，但是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中，分封及其随后的现实割据则更是一种常态。在秦以前，散落的部落和以氏族为基础的政权单位实际垄断整个华夏文明，我们没有必要把《史记》中夏、商、周三代幻想成和秦汉一样的大一统的帝国。
其实分裂也是对自然“挑战”的一种“应战”，特别是周公旦指导下的诸侯分封更加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积极“应战”。周公旦的面临这由内而外的四重挑战，第一，这个政权在战争中承诺要对战功卓著的少数派领袖给予褒奖，而和平时期，周公旦必须要兑现这张长期支票。第二，在运输业和流通领域并不发达的周朝，大量高收入的功臣和贵族聚居于首都，这给文明核心区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第三，天下并不太平，蛮族的渗入和旧贵族的蠢蠢欲动都在试图撼动新兴的中央政权，战乱和无序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卷土重来。而让国家再次陷入混乱显然有悖周王朝少数派领袖当初的立国理想。第四，边疆地区的蛮族仍旧在窥视着富庶的中原文明，他们曾经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显示过实力，而今，他们已经渐渐不满足于对帝国少数派的机械模仿，他们等待着少数派领袖的创新力枯竭，并梦想着能够突破边疆防线，侵入内地，对文明世界进行掠夺。
分封虽然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分裂，但是却在化解前两个挑战的同时，应对的后两个挑战。首先，周公利用了难得的和平间歇期，将少数派领袖悉数派遣到各自封地，这不但缓解了中央财政困难，同时也兑现了那张战时开出去的空头支票。其次，封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得维持领地的和平以及传播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了少数派领袖的唯一选择。领地是世袭的，他们不得不再次表现出他们在战争时代的那种旺盛的创新力，为自己，也为子孙万代。最后，被分配到边地诸侯则不得已要扛起抗击边寇的重任，同样，他们的家族在确立了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之后，保卫领土完整并击溃蛮族的野心是他们无法逃避的个人使命和历史责任。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在西周走完他300年的一生之后，周平王以其不光彩的动迁开启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大幕。这一时期，诸侯的强大注定了东周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而走上春秋时代的少数派领袖们开始了他们的应战。
很多历史学家觉得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这种不合时宜的尊王攘夷让齐国的国土没有扩张一寸。看起来齐桓公和管仲除了好名声，其他什么也没捞着。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盛产盐和铁的齐国来说，贸易是最重要的资源。这就如同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同盟，保护区域和平并保证贸易流通就可以实现城邦利益的最大化，这个讨巧的利益最大化手段远比统一全国来的轻松。所以，雅典人不需要像斯巴达人那样东征西讨。齐桓公时期，管仲其实没有真正的大动干戈过，唯一剑拔弩张的一战是对付楚成王，但是当楚国对周王朝表现出了礼节性的尊重（承诺向周朝进攻祭祀用的茅草）之后，管仲立刻收兵了。齐国的当政者其实很清楚，只要每个诸侯国都服服帖帖，以资源和贸易为王的齐国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积累财富，解决国内矛盾。所以，尊王攘夷的招牌下是对和平的诉求以及对自由贸易的保护，齐国的“应战”很实际，他也不需要以斯巴达人的方式去操心帝国的统一，他们只要沿用雅典人的和平主义方式就可以获得与统一大业一样的“应战”收益。
其实，以春秋五霸为代表的少数派领袖都没有表现出对领土问题的过度野心，因为，一方面，周公旦和管仲的成功创新已经征服了不思进取的少数派统治者阶层，他们发现模仿带来的收益虽然不如周公旦和管仲那么大（春秋五霸中，除了齐桓公治下的齐国，没有一个在称霸过程中获得过除了好名声之外的实际利益，即使有，也与称霸的成本不相匹配），但一经足以满足当政者名垂青史的虚荣心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新的制度创新不成熟的情况之下，一个领袖的管理边界也就是一个诸侯国的大小，所以统一了全国之后再进行分封，与实现现有分封制度下的称霸，并无太大差别。
眼看着这个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华文明就要踏上古希腊的城邦之路了，但新一轮的挑战在这时又悄然开始了。
5.2 新挑战和新应战
从曲沃武公的战乱中站起来的晋国不得不保持了对同姓贵族的习惯性警惕。由于在建国之初就经历了长期的兄弟相残，晋国的统治者一直在寻求治理国家的新方案，因为绕开伴随着世袭的分封机制而来的贵族反叛已经是这个诸侯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随着晋文公的称霸，晋国已经成为了中原实际上最强大的诸侯国。国土面积愈发庞大的晋国已经到达了集权管理的极限，如果再不进行大规模分封，国家的管理将面临全面的危机。晋文公的应战是非常冒险的，他任命了异姓的六位功臣作为“六卿”，六卿虽然世袭，但是地位却不同，大家轮流坐庄，管理的形式有点类似“轮值主席”代议制。这个应战在晋文公和晋悼公时期也曾经显示了一定的生命力，但最终，“六卿”对君权的威胁显然比“分封”还要大，所以，六卿的后人最终成了晋国的掘墓人，赵、魏、韩三家分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战国。
既然传统“分封”被质疑，创新的“六卿”又被否定，那么三晋的“应战”就必须继续下去。赵简子的法治思想和郡县制度以及魏文侯的重用平民知识分子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都是这个后继“应战”的具体表现。三晋于是成为了“法家”思想的摇篮，商鞅、吴起、韩非、李斯这些法家集大成者都和三晋关系密切。法家思想中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最终成就了对三晋问题的另一种高妙“应战”。随着这一法家新思想的产生，一个集权者的管理边界被大大的提高了，诸侯国不再是所有权的极限了。在新的政权结构下，在职业文官的帮助下，整个帝国的所有权可以被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所控制。换句话说，国家的实际统一成为可能。
当然，如果三晋的故事就讲下去，那么国家的统一似乎不需要秦国来操心了。但，历史的进程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一粒孕育着新文明的种子在贵族势力林立的三晋地区依旧无法生根发芽，他必须等待季风带着他远离三晋，投向文明的边区。因为边地才是新文明背叛旧文明的温床。
5.3 历史选择边地
当法家“郡县制度”的种子被季风随机的吹落到中原各地的时候，我们意料之中的结果出现了，边地宽容的阳光雨露让法家的种子发芽了。楚国、秦国都进行了历史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更加地处偏僻的秦国将改革坚持到了最后。这一点在第三章已经讲过，不再赘述。
历史对边地的选择，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军事方面也是如此。由于在边地的诸侯国承受了双重的军事挑战：来自国内部的诸侯征战，以及，来自于帝国边境上的蛮族挑衅。秦国和赵国就是这样两个典型的例子，在战国最后的岁月里，所有诸侯国都很清楚，能够和秦国在军事上一较高下的只有赵国，原因很简单，赵武灵王和秦国的几代雄主一样，他们都受到胡人和匈奴人的强大压力，在这个额外的军事挑战下，赵国与秦国的军事应战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前面提到的赵武灵王，在与胡人的作战中学习了“胡服骑射”，这一创新最终帮助赵国灭中山国，败林胡、楼烦二族，辟云中、雁门、代三郡，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而秦国也利用在边地与匈奴的长期作战，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最终攻灭巴蜀，夺取了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天下粮仓。
当然，还有一块边地就是和秦国一起进行“郡县”制度创新的楚国，他们在吴国和越过两个好斗的蛮族邻居的强力挑战下，曾经一度失去了国都，中央政权颠沛流离，几无力应战。但是，最终楚国还是在这种过激的挑战下爆发出了惊人的应战能力，他最终吞并了吴越，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事强国。楚国也是除了赵国之外，唯一让秦国在统一战争中吃过苦头的国家（李信和蒙武的三十万大军为项燕所破，最终王翦增兵至六十万，方能收拾这个残局）。在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这个边地孕育两位二次创新的少数派领袖——项羽和刘邦——最终还是推翻了秦帝国的统治，开创了新的文明时代。（这一点将在第六章中详述）
足以征服天下的军事实力，为天下一统准备就绪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在边地效应中磨砺出来的强大优势已经让秦帝国征服整个中国变得毫无悬念。秦始皇带着王翦麾下的滚滚铁骑和李斯身后的大批职业文官向着新的时代迈进了，在这个周武王和周公旦曾经统治过的大地上，新的统治者将用新的“应战”来重写西周那曾经有过的新时代的辉煌，这就是帝国大一统的宿命。
6 谁领风骚– 秦、楚、汉的历史定位
在上一章中，我已经就帝国的统一做了分析。在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中华文明最终摆脱了分封制度的桎梏，最终由“郡县派”的新领袖秦国充满自信的实现了帝国的大一统。按照汤因比的理论，大一统的帝国是文明衰落的标志，接下来秦、楚、汉的纠葛，充分演绎了汤因比理论指导的那一段缠绵悱恻的历史必然。
6.1 短命和宿命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秦王朝的统一和秦始皇在统一初期的大有作为并没有给人一种两代而灭的预感。
统一中国之后，大秦帝国的少数派延续了在战国中后期的那种惊人的创新能力。以李斯为首的文官集团开始了和周公旦类似的高屋建瓴式的顶层构架。他们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拆除隔绝国内通商交流的各种藩篱，建设统一的道路和邮政系统，当然，最核心的两项政策还是：第一，拒绝分封，推行郡县；第二，修筑万里长城，抵御边境蛮族。
先来谈谈郡县制度的帝国之旅。
郡县制度已经在战国的实验中得到了几乎所有诸侯国的广泛肯定，所以统治阶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过多的犹豫。在崤山之西的那一块贫瘠的边地上，秦国的统治者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成功经验。那里的老百姓简单而淳朴，乐意接受严酷的刑法，也甘心于接受剧烈的变革；那里读书人都是如浮萍一般毫无根基的外乡客（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皆为寄人篱下的客卿），他们可以为帝国贡献才智，但是却无法形成氏族势力，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连根拔起（几代客卿，包括后来的李斯都没有逃脱功成名就以后被连根拔起的命运）；那里的贵族群体也很温顺，因为长期以来的客卿掌权以及分封潮流的孱弱使得他们在统治者的冷眼下噤若寒蝉。所以，李斯对于以上三种传统势力显然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优势。少数派领袖走出秦国，来到整个帝国的版图前时，这种基于优势地位的藐视开始转化为刚愎自用，最终这种在心理上的固执与封闭则带来了每一代帝国都奏鸣过的旋律相同的丧钟——穷兵黩武。
其实，李斯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首先是知识分子。儒家集团要让孔子登上耶稣那样的高位，这是在秦国无法想象的政治野心。面对对分封制度念念不忘的儒家学者，李斯和秦始皇都显得有点缺乏耐心。焚书坑儒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粗暴做法。这个举动虽然让郡县制度的反对者活动空间大大的压缩了，但是失魂落魄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我们看到再山东豪杰风起云涌的大潮中，摇旗呐喊和出谋划策的都是新生代的儒生。他们掌握知识，通晓政治，而且有军事才能，既然不容于帝国，那么他们很容易就走向了帝国的反面。
其次是贵族。山东六国的贵族可不像秦国本土贵族那么好打发。上千年的分封文化已经将一些区域的地方统治者变成了具有半神话色彩的偶像，这些失去土地所有权的旧贵族们，一方面，自己沉浸在往日的光荣之中，难以自拔；一方面，继续受到文人和群众的追捧，保持着今非昔比但依旧的影响力。在稍后的帝国反叛者中，这些未能连根拔起的旧贵族组成了最致命的反叛力量。帝国新兴的少数派竟然被那些已经丧失活力的过时的少数派拉下了历史舞台。
最后是普通民众。政府机构减少了，赋税降低了；战事减少了，劳役和兵役相对减轻了。宏观上来看，民众是这这个政治变局中收益者。但新上任的管理者，显然不如那些曾经的分封的所有者那么尽职尽责。一个分离了管理权的文官，虽然在个人能力方面是超越旧贵族的，但是，丧失所有权就意味着失去了庞大的物质刺激，这对一个刚刚告别过去的地方统治者来说，难掩失望和沮丧。当然，为帝国服务的效果显然比之前的分封要逊色很多。我们吃惊的看到在后期帝国的掘墓人队伍中就簇拥着为数众多的缺乏信仰和效忠精神的职业文官。
再来看看外部蛮族的情况。
大一统的帝国皇帝对武力的迷信是这个帝国走向灭亡的先兆。这一点秦始皇也不能免俗。他和前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周武王、周公旦一样，对于已经在统一战争中树立起来的武力自信表现得沾沾自喜。这体现在万里长城和边境军备上。
据说在帝国建立之初，有巫师告诉秦始皇，他的帝国死于“胡”。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预言实际是警告秦始皇要警惕宦官胡亥。但秦始皇却错误的理解为要防备边境的胡人。于是，帝国最优秀的将领蒙恬被派往边疆，率领13万帝国的精锐部队攻击匈奴，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最终，蒙恬修筑了著名的秦长城，并以万里长城开启了长达一千多年的边疆卫戍新战略。巫师的传说可能有历史学家由果而因的杜撰成分，但是秦始皇在边境的武力炫耀却是秦国统一后铁一样的不争事实。
边境的军事成就为国内赢得了和平、稳定的间歇期和平，浩大的万里长城为帝国内部提供了走投无路的无产者。秦国的陈兵御边的耀武扬威纵容了内部无产者的加速成长，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好了，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回头看看汤因比“帝国的宿命论”定律吧。万里长城如同一个坚硬的乌龟壳，一方面，蛮族被抵御在外，内部保持了一定的和平，但是就在这样的和平气氛里，内部无产者开始了对新兴少数派的质疑，而这种质疑随着边境劳民伤财的军事公式和高负荷兵役，变得积怨难解。多数派无产者与少数派当政者的割裂已经在所难免了。另一方面，蛮族在秦国坚硬的外壳上磨砺着自己的兵器，无论是北面的匈奴还是南面的闽越，不断膨胀的外部压力最终牵制了大规模的帝国精锐部队，在之后的秦末战乱中，帝国的边境部队无力回撤，正是源于此。汤因比所预言的帝国自杀的宿命，看来是逃不掉了。
6.2 少数派的割裂
帝国覆灭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便是少数派的割裂本节我们着重来观察这个问题。现在蛮族的压力和内部少数派与无产者的不满情绪都已经到了临界点，点燃这锅开水的最后一捆柴就是新的大一统的“宗教”。最终多数派形成新的宗教信仰将背离少数统治，信仰的割裂最终将这个帝国推上了断头台。
宗教，他和所有新事物一样，选择了边地创新的老模式。在帝国最边缘的东南部边区楚国，大一统的宗教开始了“归隐-复出”的蜕变。项羽、项梁、刘邦这信宗教的代言人都来自于楚国，而用以割裂秦政权信仰的“宗教”利剑就是那个过时的“分封”制度。
我们研究一下以秦末群雄的政治纲领就不难发现，用以推动整个反叛运动的旗帜就是“分封”。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项梁叔侄在范增的指导下对楚怀王巧妙的借尸还魂，再到燃遍全国各地的诸侯复辟浪潮。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新的、大一统的、反秦帝国的“宗教”其实还是对诸侯分封制度的怀古。当然，这个口号只是对一个基数更为庞大的少数派：旧贵族，很有吸引力，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个新宗教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我们在下一节会发现，这个信宗教在基层群众中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也许是大秦帝国这颗曾经璀璨的流星消逝的过于迅速了，这个以“郡县”为基础的大一统的“新”信仰还没有来的急普及为一般民众的基础价值观，她就如眼泪一般，划过多数派无产者依旧愁苦的面庞。而“分封派”宗教旗帜下鼓舞起来的贵族少数派（对于秦国的少数派统治者来说，他们是多数派）迅速积累了足够的军事实力。在秦国纠缠于边患、并对自己的武力过度自信的真空期，怀旧的楚系军阀闪电般的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
怀旧情绪对于信仰的割裂在这个帝国建立的初期就爆发出了如此惊人的破坏性，以至于帝国的大厦还没完成装潢就轰然倒塌了。
6.3 从倒退到停滞
当新兴的郡县制度连同他的监护人秦帝国都被旧贵族掀翻在地的时候，也许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周公旦的古老传说会伴随着西楚霸王的军事优势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历史的规律其实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周公旦的这只“旧瓶”已经装不下帝国大一统这壶“新酒”了。
我把楚政权和汉政权的前期的这种怀旧行为称为一种倒退的“应战”，这些周公旦的机械模仿者以西周时期的办法来试图解决一千年以后的问题，这显然是可笑的。项羽的彻底的分封，换来的是彻底的失败，当他将各路诸侯遣返回封地之后，他扮演的百分之百的周公旦的角色，一个调停者，一个忙碌的征讨者，一个“分封”制度的卫道士。项羽的军事才能可能是高于周公旦的，他永远重复着以少胜多的神话，但是这个看似比周公旦更强的“应战者”其实已经对付不了新的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已经随着社会的进步被成几何级数的放大了。
同样，刘邦虽然终结了项羽的统治，但是刘邦的不彻底的分封，换来的依旧是几乎彻底的失败。刘邦吸取了项羽对异姓诸侯过于慷慨的教训，他在处理六国遗老遗少问题上表现的相对谨慎。但是，对于宗室肆无忌惮的分封同样为后世埋下了祸根。汉景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差一点就把历史倒退回春秋战国。所幸的是汉宣帝接下来以一种巧妙的方法兵不血刃的瓦解了分封制度，他利用诸侯王的二次和三次分封，将其封地碎片化，最终让直属的中央控制区确立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并借此，艰难的完成了那个秦始皇实际已经完成过一次的历史使命：郡县制基础上的国家统一。
顺便提到的是汉宣帝的归隐和复出，他在襁褓中就流落民间，早年游历三辅，十七年后才回到皇宫。也许是归隐时期脱离了文化核心区让这位少年雄主游历边地、尝试创新的机会，他最终在复出之后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特别是在无数前辈阴沟翻船的削藩问题上，他别出心裁的以施恩代替施压，鼓励诸侯王再次分割自己的土地来犒赏诸侯王们子孙，这最终帮助汉帝国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实现了整个帝国的郡县制。
从秦至西汉中期，文明的挑战和应战其实是在拉锯式的运动，楚政权和汉政权都没有拿出对于这个既有全国性的挑战的任何新的应战。最终征服这个挑战的还是秦国的老一套。我们可以说，历史的车轮在秦末到西汉中期的这半个世纪里面，只是在原地打滑。而汉宣帝以后，历史的车轮才再一次滚滚向前。
7 三千里外觅封侯– 我的启示录
汤因比对我的影响其实远远不止于对一部《史记》的重新解读。他让我反思了之前看过的一系列史书，并重新思考过的一系列曾经困扰过我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都在汤因比纵横捭阖的新理论面前有了新的解读和新的答案。阅读汤因比的著作，是对我历史学方法论的一次大颠覆。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仅仅影响了我的历史观，我对职业和人生的思考也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在走向更加远不可测的新领域。贝电江苏分公司这一年来的困境可以理解为一个最终要激发我做出更大“应战”的新“挑战”。而江苏之前的成功可以归结为边地创新的成果，因为脱离了总部的宗教、哲学管制，创新的存活几率的确在“边地”表现的更高一点。而“归隐-复出”这条中外圣贤概不能免的必由之路则启发我要跳出现有藩篱，重新找一个苦行之地，进行我下一段的人生磨砺。
辉煌的帝国皆死于自杀，如果我不能顺应潮流，轻装上阵，以全新的思路去应战这一次的人生挑战，那么，信仰的割裂，外力的重压，个人军国主义式的盲目自信，最终会让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帝国轰然坍塌。其实，神庙前徘徊的成功者，没有一个会走进神庙去祭拜自己的祖先，抛弃传统，锐意创新，是所有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伟人的唯一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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