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美判断力的一个案例
在《判断力批判》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实现从审美判断力(主要是崇高感)到纯粹实践理性(道德)的过渡,换言之,表明这两种能力之间的一种亲缘性。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分分钟想到的是不久前与我姑父的聊天,他的经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暑假去姑姑家,姑父非常兴奋地跟我们所有人讲,他新近被我们老家的镇政府返聘,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大概与房屋拆迁、颁发土地证有关)。这是一个很能产生油水的职位,因为它的工作牵涉到各方的直接利益。根据历史经验,官员很容易在这个职位上犯错,所以镇领导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领导最终决定返聘姑父,理由是,他年轻时在镇政府待过一段时间,从事的也是类似的职务,并且作风比较铁,没有犯过错误。
接下来,姑父就很骄傲地(甚至在我看来有些夸耀的成分)给我讲他年轻时的镇政府经历,讲经常有人来给他送礼,又讲他经常让我姑姑一家家地还回去,等等。他还讲了坚持公事公办的理由,这是我最感到有趣的地方。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道德情操,而是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自己。他当时有一个同事,大概是管卫生检疫的,有一次被一个饭馆老板请去喝酒,饭桌上老板点头哈腰、尽说好话,但过了几天他们再碰面时(姑父当时在场),老板就全然换了一副神态,拍着那个同事的肩说,XXX,卫生执照那事你可得帮我办好,啊。同事也立刻没了之前的威风,忙不迭地说好。这件事对姑父的触动挺大,对他来说,拿人好处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自己的尊严,而秉公办事则能获得别人的敬重。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我姑父的行事动机与纯粹的道德实践是无关的,因为严格意义的道德实践不以纯粹理性以外的动机为条件。促使我姑父公正处事的,是一个典型的审美判断,更具体地说,公正处事能够唤起他内心的一种崇高感(也许用崇高这个词有过度之嫌,但我只想说明这是出于审美的),这种崇高感甚至可以从他说起往事的神气与语调中感受到。一方面,这种审美判断使他在某些时刻脱离了物质性的快感(或者说这是一种脱离了质料的、主观形式的愉悦),但另一方面,这一判断所内含的情调也并没有上升到出自纯粹理性的道德命令。审美判断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可向他者传达的(这也是阿伦特在康德著作中尤为重视的一点,即存在于人性之中的“共感”common sense),姑父的崇高感需要他人的在场,他需要在他人面前“显现”自己(这又是阿伦特将之归属于政治活动的一个本质要素)——他不仅自我显现在镇上的民众面前,也显现在此时听他讲述的我们面前,而且在后面这种情形中,通过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愉悦,这对于他已经构成另一层面的愉悦了;与此相对,在康德看来,道德实践则根本不需要他人的在场,一个道德法则完全可以在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以命令的形式向自己提出,只要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因此我可以(冒犯性地)假设,如果可能的话,行贿者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行贿,使受贿官员既得到好处,又不让他感到有损自己的尊严,那么姑父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公正?
但是审美判断毕竟表现出一种向道德实践过渡的可能。姑父在公正处事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他人的敬重,也获得了“自重”。这种自重表现出一种自由感(当然按康德的话说,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即他既(在某些时刻)摆脱了出自自然的感性方面的欲求,也摆脱了他人意志的约束(其反面就是他那个同事),而道德实践的核心正是自由,或者说人格的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性的,即理性的法则不屈从于外在的动机,也不屈从于感性的动机。
暑假去姑姑家,姑父非常兴奋地跟我们所有人讲,他新近被我们老家的镇政府返聘,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大概与房屋拆迁、颁发土地证有关)。这是一个很能产生油水的职位,因为它的工作牵涉到各方的直接利益。根据历史经验,官员很容易在这个职位上犯错,所以镇领导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领导最终决定返聘姑父,理由是,他年轻时在镇政府待过一段时间,从事的也是类似的职务,并且作风比较铁,没有犯过错误。
接下来,姑父就很骄傲地(甚至在我看来有些夸耀的成分)给我讲他年轻时的镇政府经历,讲经常有人来给他送礼,又讲他经常让我姑姑一家家地还回去,等等。他还讲了坚持公事公办的理由,这是我最感到有趣的地方。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道德情操,而是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自己。他当时有一个同事,大概是管卫生检疫的,有一次被一个饭馆老板请去喝酒,饭桌上老板点头哈腰、尽说好话,但过了几天他们再碰面时(姑父当时在场),老板就全然换了一副神态,拍着那个同事的肩说,XXX,卫生执照那事你可得帮我办好,啊。同事也立刻没了之前的威风,忙不迭地说好。这件事对姑父的触动挺大,对他来说,拿人好处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自己的尊严,而秉公办事则能获得别人的敬重。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我姑父的行事动机与纯粹的道德实践是无关的,因为严格意义的道德实践不以纯粹理性以外的动机为条件。促使我姑父公正处事的,是一个典型的审美判断,更具体地说,公正处事能够唤起他内心的一种崇高感(也许用崇高这个词有过度之嫌,但我只想说明这是出于审美的),这种崇高感甚至可以从他说起往事的神气与语调中感受到。一方面,这种审美判断使他在某些时刻脱离了物质性的快感(或者说这是一种脱离了质料的、主观形式的愉悦),但另一方面,这一判断所内含的情调也并没有上升到出自纯粹理性的道德命令。审美判断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可向他者传达的(这也是阿伦特在康德著作中尤为重视的一点,即存在于人性之中的“共感”common sense),姑父的崇高感需要他人的在场,他需要在他人面前“显现”自己(这又是阿伦特将之归属于政治活动的一个本质要素)——他不仅自我显现在镇上的民众面前,也显现在此时听他讲述的我们面前,而且在后面这种情形中,通过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愉悦,这对于他已经构成另一层面的愉悦了;与此相对,在康德看来,道德实践则根本不需要他人的在场,一个道德法则完全可以在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以命令的形式向自己提出,只要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因此我可以(冒犯性地)假设,如果可能的话,行贿者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行贿,使受贿官员既得到好处,又不让他感到有损自己的尊严,那么姑父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公正?
但是审美判断毕竟表现出一种向道德实践过渡的可能。姑父在公正处事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他人的敬重,也获得了“自重”。这种自重表现出一种自由感(当然按康德的话说,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即他既(在某些时刻)摆脱了出自自然的感性方面的欲求,也摆脱了他人意志的约束(其反面就是他那个同事),而道德实践的核心正是自由,或者说人格的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性的,即理性的法则不屈从于外在的动机,也不屈从于感性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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