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旧穿行于密林中

最糟糕的日子，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想想，2012年以及之后的两年，虽然并不是世界末日，却是我状态最糟糕的时候，陷落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惘挫折痛苦之中。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愤懑、失落、遗憾，还有焦虑，一点一点的摧毁我。那两年我做了很多软弱的决定，处在轻微抑郁的状态，身体也不好。我跟周嘉宁一起进行了一次并不愉快的旅行，却加深了感情。之后我们拼命的谈论写作，谈论人生问题，谈论解决途径，得出的结果无非就是：没有意义，无法解决。
竟然就这样过了三年。这三年中我们又一起去了两次广州，一次东京，在南京和上海分别见了几面，在微信上每天交谈。这三年想起来，一片模糊，除了挫折感，还有陷进什么东西之中又慢慢爬出来的感觉。虽然不敢轻易这么说，但好像真的爬出来了。
这期间她出版了两本长篇一个短篇集，还翻译了几本书，又练瑜伽又跑步，要不是被她这股干劲所激励，我大概除了躺在沙发上怨天尤人外将毫无作为。跟着跑得快的人一起，我也缓慢前进了一点：出了一本短篇集，一本随笔集，还零零碎碎写了很多新短篇，马上就够一本新书了。
然而终究这都是些无聊的事情。有好几次我们都说不要再写了，也真的停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看了她新写的短篇忽然又有了写点东西的兴趣，她也因为读了我一篇乱写的小说又写了起来。就是这样一起往前挪动，说是对彼此有多么重要，倒也并不是，只是恰巧罢了。
她写得很好，然而这种好要如何去诉说呢？在这个对文学的观感停留在很多年前，作协腔依然在主流文学中大行其道的时代。在这个人们迷恋鸡汤读物的时代。在这个到处谈论影视IP的时代。即使在专业写作者里面，有人像写社会新闻一样写小说，有人拿捏着东方式的狡猾捷径，更多人那么盲目而自以为是的书写着。前几天跟朋友吃饭时我还忽然想到：真奇怪啊，我国很多著名作家，写农村写盲人写民工，却从不写自己。并不是说这样不好，只是很奇怪：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创作没什么可探讨的（怎么会这样？），而我喜欢的作家，几乎都是从自己着手，即使这个自我在文学中早已经变异了，但探讨的却是生活中最核心的主题：何为亲密？何为恐惧？何为孤独？还有日常的缝隙、某些近乎决定性又无关紧要的时刻……我认为的好文学是这样的，它不是由猎奇故事组成的，而是更为细腻的重现了生活的本质。如果我们在这种文学观上无法达成一致，如何谈论文学呢？
看到《小说机杼》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可以像骑兵一样飞奔，但小说家必须慢下来，学会“朴素和笨拙”，必须“变成全部的无聊”。换言之，小说家的任务是成为，去扮演其所描述的，即使那东西本身降格、粗鄙、无聊。
所以周嘉宁在实践着一种很严肃的文学观却很少人重视这一点。在主流文学眼里：一个城市里年轻的女性写作者的困惑和疑问，这样的题材有什么重要？这总是被认为是一个“轻题材”，可事实上它重要极了：关于文学关于女性，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讨论。这才是真正现代写作的题材不是吗？写作应该谈论的是精神而非事件。
《密林中》中的阳阳在非常懵懂的状态下开始写作，交往了天生具有才华的男朋友大澎，却始终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成为天才的注脚，不愿意隔着男人面对世界，开始渐渐质疑起所谓才华和生活的关系，同时自己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疑问：如何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女性？如何认知才华的意义并弥补其不足？每个问题都那么复杂沉重，而周嘉宁披荆斩棘。
她用了我的微信/豆瓣/微博签名作为书名。但这个签名也并不属于我，是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里面的一段话：当地的吉利亚克人，弃修好的路而不走，“依旧穿行于密林中”。契诃夫为何要写这本书，无人知晓，他拖着早期肺结核的病躯，去了这个苦寒之地，回来之后花了三年写这本书，之后病情加重，几年后病逝。并不是写出了什么使他成为伟大的作家，而是因为他为什么要去写以及怎样去写，这最终决定了他能写出什么。
永远拒绝走上沥青大道，永远穿行在密林中。看着很多的作家，在甚至不自知的状态下从密林中逐渐走上更容易的道路，心中没有羡慕只有警惕。“密林中”不是一种伤感，而是一种期许，我们别无他途，唯有奋勇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