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笔下的苦难与权欲

如同阎连科的大部分小说，《日光流年》仍是一副横尸纸上，面对苦难无处躲藏的惨境。为什么阎连科会如斯乐此不疲地在一个封闭绝望的土地上，“让无与伦比的沉重去考验人的脊骨，录下那不堪重负的吱呀声乃至折断的脆响”？ 几近麻木于他小说中人物命运支离破碎，无可奈何之时，我想到了“自虐”这个词。追踪《日光流年》，阎连科的这一情结，历历可见。 【壹：在自虐中遗忘恐惧】

《日光流年》第一卷以杜柏领着村人埋葬为修渠而惨死的弟兄，卖淫过度而死的四十等人终，而他们的死，所换来的水，如此这般——“果然地有一股冰凉的臭味扑过来。是一股半盐半涩的黑臭味如夏天各家院落门前酵白的粪池味…黑臭的气味愈发浓烈，粘粘稠稠，把秋天耙耧山脉的清淡都熏得微微黑起来。日光的透亮模糊了，半空的透明被腥烈的黑臭糊涂住，如雾罩在山坡上。”

在这里，阎连科用通感将水的臭味视觉化，这个气味邪恶，让人难耐，甚至是模糊了日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世界末日的情景。

这就是第一卷。这些人面对生的努力，和这过程中拼尽全力的姿态与他们得到的“回报”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反差之间的张力所呈现的悲剧，让我们手足无措，瞠目结舌。

可接下来的阅读，却发现，第一卷中这个轰轰烈烈的悲剧，亦无特别处，不过是他们所“邂逅”的众多悲剧之一而已—— 活不过四十怎么办？ 杜桑说：让女人多生孩娃吧。 司马笑笑说：种油菜吧。 蓝百岁说：翻土吧。

然后，在“杜桑时代”，男女变成了简单的生育工具，男人会觉得做了一件比刨一天地还累的事，而女人，甚至不愿意还有被强行绑起来，刚做完月子或者下身有流不干的毛病，也无法在村长的圣旨下得到幸免，；在司马笑笑时，则是为了油菜而放弃玉蜀黍，使他们不得不在饥荒年代饿死残娃；女人牺牲贞洁，男人为之卖皮的翻土，换回的是几年粮食的歉收和不歉收后，依然故我的死亡。

阎连科很用力地向我们展示了三姓村人如何在悲剧里来来回回，在这个来回里，“命运的赌盘不停地转动”，“农民的身体总是孤注一掷的赌本”。 可是，即便是他们鲜血淋漓，骨肉模糊，也注定只是西西弗似的一次徒劳无功。

这样的一种思维其实已经牢牢地把捉住了他，使其一次又一次地耽溺其中。在比《日光流年》早八年写的《瑶沟人的梦》里，阎连科就用类似的方式捉弄了一次“瑶沟人”。瑶沟人为了连科能当上秘书，队长甘愿为支书的母猪接生；六叔甘愿把自己“不羞于在人前走动”的女儿嫁给一个瘸得厉害的支书的侄子；

用全村人全部的返销粮讨好张书记；到最后连科低三下四地去求同学，他们每一次这样的进取，都颇有成效得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花火，这样的花火在谜底揭开前的时间里，喜滋滋地摇曳在他们心中，仿佛他们的美梦，顺理成章的会实现。可是，阎连科总能在最后一刻，“用尽心机”地制造一个对他们来说突兀的，意外的，却合情合理的结局。

而在《天宫图》中，路六命也是一次一次在卖红薯，豆芽，种菜中，甚至在为村长“守护”，在劳改所的窑厂劳作中，做着可以还清欠小竹的2000元，可是每一次，阎连科也会借助父丧，母亡，天灾， 人祸， 使他难以遂愿。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阎连科的世界里，苦难本身何以如此膨胀，吞噬了一日三藏的人平淡生活，是否如李丹梦所说的，这是“回溯故土的精神隧道”，“一种写作策略” ？还是在阎连科貌似不仁的背后，有着他内心的无可奈何？

阎连科曾经坦诚地说过：“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假借着写作，度过人生与社会的一片又一片令人恐惧的墓场。” “我觉得我写小说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是为了我个人，解决我个人精神上遇到的问题。”

这些自述，让我们看到，在阎连科对笔下的人物如此残忍，反复折磨，几近虐待中，对他自己而言，其实，也同样是一次持久的自虐。他多么渴望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以毒攻毒般地摆脱恐惧。在我看来，只有在忘情地投入到这场“自虐”时，他方能以片刻地忘记自己的恐惧。

正如王德威教授在《革命时代的爱与死》中指出的：“在对现实做最赤裸裸的暴露时，作家挑战人间苦难极限，但是否也在挑逗他自己和读者承受/想象苦难的能量？苦难的露骨描写可以凸显天地不仁，也可形成肉身伤痛奇观，以致勾引出受虐欲望？受虐欲者以自我的恐惧、惩罚、剥离、延宕、失去来完成主体建构，在否定情境下演绎欲望的律动。

因此，阎连科一定不会满足于一次苦难的讲述，一次悲剧的展示，“一次”实在太过无力，无法承受阎连科那么多的恐惧，一次又太过短暂，还让他来不及忘记恐惧。所以，只有将这一次不断地，来来回回地复制，阎连科才能在这个由重复而有了时间上的厚度中，去慢慢忘记自己的恐惧。

但是阎连科的残忍却没有止步于此，稍稍留意，就会发现，阎连科会为了使自己能长久地沉浸在对“墓场”的铺陈而赋中对恐惧进行抵抗，往往会让他笔下的人由生而死，由死而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光流年》从司马蓝的死写到了司马蓝的生，而六命，当他在黄泉路上回顾了自己重章复沓的苦难以后，阎连科就是舍不得让他死，“可没想到走完台阶的老人，又下了一级台阶，慢慢把手搁在路六命的肩上，轻声说，你到这边来得早了，还是回那边去，陪着妻小在过日子吧” 这样，有了“生”意，有了人气，他才能继续用死亡，用苦难折磨着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自虐里忘记（也只是暂时忘记）恐惧。

而一旦他失去这样的兴致时，他笔下的人物就只好用一种轰轰烈烈地方式赴死。比如《年月日》中：那棵玉蜀黍棵的每一根根须，都如藤条一样，丝丝连连，呈出粉红的颜色，全都从蛀洞中长扎在先爷的胸膛上、大腿上、手腕上和肚子上…… 又或者是尤四婆用自己的骨肉治疗自己傻痴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只有死亡才能成为对苦难或悲剧的终结。

“我觉得我写小说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是为了我个人，解决我个人精神上遇到的问题。”

的确，就像我们走太久而忘记目标一样，阎连科也在这样的讲述中，暂时忘记自己的恐惧。也像瑶沟人和三姓村人的梦只有醒来之前，才是真实的一样，阎连科“不再恐惧”的梦，也是在他暂停言说前，才是完满的。

【贰：在权欲里丢弃爱情】 在第一卷里，我一直无法忘记司马蓝生命最后一刻美到极致的幻觉：

“他是果真看见了四十，一如往日的穿着，一如往日的步态，在屋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转身朝里间屋里走了。……他看着走进里屋的四十，又大声地说，给我端碗水喝呀，四十。这样说着，四十就从他的视线闪进了界墙的门里。他隐隐听见了四十说了句啥，好象说饭盖在锅里，菜扣在碗里，渴了案板上的盆里有消热的豆汤。……从灶房出来，他又一次看见四十立在门口，唤他到她屋里，似乎还说下半夜了，你该睡了，干了一天活躺在床上睡吧。又仿佛是说在灵隐渠上死死活活半年，未曾踏踏实实睡上一觉，立马水就通了，你还不抓紧进屋睡呀。他真的有些瞌睡，她的话接续上了他缺极的睡眠，使他听见他眼皮下沉的声音比麦场上的葬乐还响。” 　

他想要的，就是和四十过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生活，老夫老妻似的。女人对男人的爱全都体现在了对一顿普通饭菜的呵护上，盖在锅里，扣在碗里。而男人，当他大声喊着让你去端碗水给他时，流露地，是他对你纤细含蓄的独特依赖。

当司马蓝这样无限美好地幻想他和四十相濡以沫的日子时，院子外面送葬的唢呐声欢快地响着，也像是为他们这段“惊天动地”爱情，送最后一程。

阎连科的文字，有一种缓和的能量在字里行间增长，包裹着你进入他营造的情绪，这个爱情结局，他讲述地不紧不慢，于是，悲戚感细润无声地，就浸透了你的毛孔。

第一次看到这些时，奋不顾身地为他们感动着，这样的结局凄美得像是一朵奋力从骨缝间开出的花，司马蓝和蓝四十做一对平凡夫妻的愿望，在死前极度悲伤的幻觉里，终于实现了。

可是，当我跟着阎连科的文字，逆着时光看着他们的来路时，才发现，这样惊天动地的爱情，它的内里，既然是不堪审视的。

小说中，多次写了司马蓝要娶蓝四十的承诺。第一次是在日光照耀下的油菜地里，他们玩过家家游戏以后—— 她忽然又回过身子来，望着他叮嘱了一句说： 　　“你可真的要娶我，我脱光衣裳了，你都摸我看我了。” 　　他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地朝她点了头。

虽然这时候的小司马蓝承诺没有兑现，但是，“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让我们看到，他对此有多么地郑重其事。或许，我们可以相信那个时候的司马蓝，也是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当真要做到。于是才会在抉择的时候，有一份深重的责任感，甚至让人能感受到一片赤诚。

只是，世事难料。

在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蓝对蓝四十又有过多次的承诺，但是，我们越来越看不到这“泰山压顶般又沉又重”——

司马蓝已经从那条凳上站起了，他望着村人，望着蓝四十，不缓不急说，四十，你只要让卢主任把人马调过来，把村落的土地翻一遍，让我娘和村人们年底都吃上新土打的粮，不要说你是侍奉卢主任，你侍奉啥儿人我都要娶了你，我要不娶你做我媳妇我天打五雷轰。

　“你只要对村人们说，昨夜儿你爹把你叫到了床前，说他说他怕活不了多久啦，他觉得村里新一茬人里就我司马蓝接他的村长合适哩，我娶了你就让你一辈子活过四十岁，还一辈子不干活。” 可是这一次次的承诺都没有实现。而最后一次，当司马蓝借助四十卖淫攒来的医药费治好病时，他的面前，终于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娶四十了，可是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司马蓝对四十最后一次“合铺”的承诺，一如既往，看起来轰轰烈烈，却像落入水中的石块，还没来得及泛跌宕的漪涟，就早已沉入水底。

从童年，到少年，再到中年，司马蓝对蓝四十的承诺串联起了他们生命的各个阶段，可是，就像他们永远也会不去的童年，司马蓝后来对四十的承诺，在也没有了赤诚，没有了责任甚至是没有了道义。对四十的承诺直接变成了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说卢主任那一次，他尚是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卢主任对司马蓝曾经的许诺），那么，他教唆四十假传遗嘱就是切切实实为了自己要当村长的私欲。

她说，司马蓝哥，你真想当村长？他说，我做梦都想，自懂事了都想。她说当村长不也照样活不过四十吗？他说村长是啥？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

这就是司马蓝对村长的定义——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原来，貌似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劳碌得“股无胈，胫无毛”的村长，只不过是要打着这样的一个幌子，来达到做爷的满足。修渠，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对着村人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舞台，一个使他的权利有落实感，真切感的载体。

于是，才有了他跪求四十为他做人肉生意赚医药费的举动。

“你那么想活着？多活半年一年到底有多好？” “……要再能多活半年，我就能把灵隐渠修通，把灵隐水引到村里来，让全村人都活过四十、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

讽刺地是，当司马蓝动完手术回来以后，他没有马上兑现自己的承诺去修渠，而是一次在蓝四十的提醒之下才又想起来的。 我想，他如此强烈地渴望活下去，不是对生的迷恋，而是对权力的迷恋。就像他对母亲的一次表白：司马蓝抬头瞟了一眼村人们，想活着是多实在的一件事，多具体的一件事，迈腿了就能从这儿到那儿，说话了就有声音发出来，饿了能吃饭，种地有粮打，身子破了有疼感，有血流，然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像云彩一样飘失了，再有云彩也不是生前那块了。

我想，对司马蓝说，活着的乐趣就在于他可以当爷吧。而，在他当爷的欲望面前，四十是他随时准备牺牲掉的。他的权利的欲望大大超出了他对四十的感情，甚至，他还为这个他心爱的女子的爹，送去了一根上吊的绳子，他这个明显的暗示性举动直接导致了蓝百岁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把蓝百岁推向了死。当村长的欲望，使他迫切地做着这些事情，而在他这种迫切里，他完全忽略了四十的感受，这样的忽略，就像一把把的沙子，倾倒在他们的爱情里。

可阎连科自己却说：他们的感情既使没有真正的肤肌之亲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真挚的感情, 最后司马蓝楼着蓝四十的尸体一同睡死过去, 就是对他们感情的一种认定和颂扬。

这是我无法苟同的观点。难道牺牲爱人成全自己私欲的感情在阎连科看来是真挚的吗？是值得“认定”甚至“颂扬”的吗？

也许，是阎连科和自己所仰仗的那片土地贴得过于近了， 甚至可以说，他的双脚已经牢牢地嵌在了耙耧山脉，使他在写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受到那片土地的价值观的影响，于是，他也就不能像鲁迅那样，在面对家乡时，拿起手术刀的姿态。褒阎者如孙郁：但我们看《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 作者将知识人的高贵的感受扬弃了。描写者与被描述者是一体的。混沌的精神, 朦胧的梦, 照着可怜的乡间的路。一切外在的乡村记忆的概念在他的世界都被无词的言语代替了。作者面对的, 是一个鲜被叙述的世界, 一个冥冥之中的未易显现的世界。他知道自己也恰恰在这个世界上。

而贬之者如此说道“作家仍然囿于河南的文化思维内，没有挣扎出来，他们对“权力”的热衷，对“关系”的兴奋都显示出他们仍是文化内部的人，仍然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而没有独立清醒的批判意识。” 梁鸿说的没错，就像阎连科自己说的“我以为没有无地域的作家。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地——那一块供他成长的土地，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 正是如此，阎连科笔下，除了《耙耧山脉》中那个一出场就已经死了的村长以外，他对他笔下的村长的态度总是暧昧不明的。很显然，他对这个在我看来，为了权力都有点不择手段的人，阎连科还是偏爱他的。对于他的种种形迹，阎连科有着一份理所当然的坦然。

这应该就是梁鸿所说的 “当作家深入“地域、村庄”的描述时，根本无法摆脱“村庄”给予他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判断（这是情感性的东西，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们阻碍作家通向“彼岸”世界，而使其始终停留在“此岸”

而，正是因为长久的逗留在“此岸”，才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阎连科——独自在日光下，焦灼，无助，带着无法排遣的抑郁与愤懑。最终将对付这些情绪的出口指向了自己，一次次自戕行动，也在日光的明耀里，满地碎影…… 【叁：在故事中理解文体】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文体上有诸多突破，比如整部书用了一种逆时而序的方法，在正文之后加注释， 引用《圣经》中的段落。这些机巧显而易见，却不会让人感受到匠气，阎连科功力了得，他确实用《日光流年》昭告了故事与文体达到平衡后的神圣之境。

葛红兵教授曾说：“我在读完了第一卷之后, 就没有接着读第二卷, 而是从最后一卷倒回来读。我的意思是, 总体的结构上的倒叙述并不能提升《日光流年》的形式价值, 有的地方甚至让人感到做作、不成熟。”

我觉得他那样读，显然缺少了很多意味。他只会看到阎连科铺陈的一个又一个轮回，这些轮回彼此无涉，甚至会像读了5个中篇小说，渐渐审美疲劳。可是，如果本本分分地和阎连科面对时间，“溯洄从之”，这一切都变得迷人起来。在第一卷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人物的结局，可接下来，我们却发现，在这个不堪的结局到来之前，这些人有时如何在希望里狂欢着。由司马蓝的生写到司马蓝的死，我们只是被动地被作者的笔牵引着，从一个起点走到终点。而由死写到生时，我们就有了一种先知的眼光，在这些人卖皮，卖淫，为长寿努力地时候，我们心知肚明他们将去往何处。

而且，这样的“溯洄从之”，分明是在找寻，也许就是他自己说的——“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经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生的原生 意义……”

找寻，当然就要由此及彼，从当下回到过去。顺流而下显然只是一次经历，而“溯洄从之”中的“道阻且长”，才凸显了意义。

但这样的方式显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前代沿袭而下的专有名词或是事迹，当它们出现在小说人物的口中时，比如“冤皮生意”，必然会让读者一头雾水，可是，如果在文本中，无论是作者自己进行解释或者让小说人物开口，都会使得整条叙事线索臃肿起来。阎连科在这里，狡黠地注释，是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他说自己更愿意从故事中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体会故事。 所以，他的这些注释，并不是故作姿态的卖弄，而是对故事的支持。同样，他在第四卷大段引用《圣经》的片段，初看时觉得是做作，现在想来，也不尽然。

三姓村人的行为其实是很盲目的，“种油菜是司马笑笑根据几个长寿老人的经验决定的修灵隐渠是司马蓝看到清冽的灵隐水并听说灵隐那儿有人活过了一百二十岁而决定的换土则是蓝百岁根据经验的想象这样一次次群体寄予强烈希望的惨烈行为, 决定之轻率令人难以相信。” 而在《圣经》中，以色列人的苦难背后，一直有一个耶和华存在着，他们在这个无所不知，不所不能的神的庇佑下，最终达到了奶与蜜之乡，可是，反观三姓村的人，他们的指引者，只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没有超自然能力，只有敢于出卖身体资源的勇气，他们只能甘心又或者不甘心地跟着这样的村长，在死胡同里绕来绕去。

也许，是阎连科对现实和生活的恐惧太深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上帝可以拯救的无奈，于是，就画地为牢地为三姓村人设置一连串悲剧的轮回，自己亦在这样的轮回中消沉下去，终于在投入这样的消沉中时，暂时的忘记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