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印》书评：从雪儿的“复仇”说起

《火印》书评：从雪儿的“复仇“说起 曹文轩先生的新作《火印》讲述了小男孩坡娃与一匹名叫“雪儿”的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在小说的结尾，雪儿将之前抢走它的日本军官河野连人带马诱下了悬崖。而从章节的题目：“复仇（一）”与“复仇（二）”中，我们可以看出雪儿的行为就是为了向河野复仇。作为一匹被作家拟人化并赋予了极高气节的马，雪儿显然不是为了河野将自己送去拉最沉重的大炮所受的伤害才怀有如此之深的仇恨，而是因为日本军人在它身上烙下了耻辱的火印。这枚火印不仅剥夺了其个体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更向他人宣示了这匹马的归属。以至于雪儿被救回野狐峪之后，许多在炮火中失去亲人的孩子都将它当做日本人的马并拿石块砸它。因此，雪儿的复仇是为了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也是为了向村民们证明自己并不是日本人的马。而复仇的完成同时也宣告了雪儿自我的救赎。 复仇是这本以抗战为主题的儿童小说的高潮，但以血还血的复仇方式并不能加深儿童读者对于战争的反思，反而会误导他们对于战争、杀戮与仇恨的认识。战争充满了血腥的暴力与残忍的杀戮，而被迫卷入战争漩涡中的孩子根本无法避开这些。他们见证了战火对于家乡的蹂躏，见证了侵略者带给周围的亲人、朋友的巨大伤害。这些无疑都会激起孩子心中的仇恨情绪。于是，在很多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中，主人公仇恨情绪的最终宣泄才标志着故事的结束。而仇恨情绪宣泄的方式似乎又更多的是以杀死仇人为主。当代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小兵张嘎》与《闪闪的红星》便是此类作品的典型。嘎子为了给死去的奶奶报仇，帮助八路军歼灭了肥田一郎的部队。而潘冬子也亲眼看着自己的杀母仇人胡汉三被枪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贯穿的都是以血还血的复仇方式。但这种将仇人等同于敌人或者说以战争之名行复仇之实的做法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反思战争呢？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寓言《良心》讲述了一个名叫路易吉的小伙子自愿参战，只是为了杀死一个让他在女人面前出丑的仇人。人们告诉他并不能那么做，他必须听从指挥。因此，在战争期间，他被迫杀了很多与仇人毫不相干的人。直到战争结束，路易吉才找到仇人并杀了他。但自己也被逮捕并绞死。这篇寓言深刻的揭示了仇恨也不能作为在战争中肆意杀戮的理由，而战争反而掩护了仇恨，制造了杀戮。试想，如果路易吉是在战争中杀死了仇人，那么他并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此，以血还血的复仇方式不只是有渲染暴力之嫌，更重要的是默认了仇恨可以作为在战争中进行杀戮的正当理由。这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制造许多打着正义旗号的杀戮，使得儿童读者沉溺于战争的激情之中而无法自拔。令人遗憾的是，曹文轩先生的《火印》虽然没有让孩子直接参与到复仇中来，但我们仍可以从雪儿拟人化的行为中清晰地发现它与《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如果说《小兵张嘎》与《闪闪的红星》中的复仇是特殊年代对小英雄形象构建的需要，那么《火印》中用一匹马来完成以血还血的复仇模式则只能看成作家对于该问题思考的无力。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不乏对儿童亲手制造的杀戮的表现。如在犹太儿童文学作家尤里•奥莱夫的作品《鸟儿街上的岛屿》中，主人公阿历克斯就为了救犹太起义者而开枪射杀德国士兵。但作家并没有用正义之名来为主人公的杀戮进行辩护，而是通过对其行为本身的深刻反思来完成对战争的控诉。当阿历克斯帮助起义者处理完尸体之后，作家真实地描写了他的生理不适感与内心的挣扎。他面色苍白，浑身战栗，这不仅是因为儿童对于死亡本身的恐惧，更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取消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这种行为的否定。在战争中杀死敌人或者是侵略者无疑是正当的，更何况这个德国军人正企图杀死犹太起义者。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不能承认以暴力杀戮来取消生命的正当性。举枪射击的阿历克斯是一个放弃了情感与思想，只凭借着生物最基本的求生本能的“非人”，死去的德国军人在他眼中也只是一个对其他的生命构成威胁的存在。他们的“人”的属性在这一刻都被隐去了。而这也就是战争所不断剥夺的东西。因此，虽然杀戮在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中是无法避免的，但对杀戮行为本身的认识与杀戮之后的思考却才是整部作品的精神高度的标尺。《火印》中，作者采用的是说书人的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他向我们展示了所有人的行为与思想，唯独遗漏了复仇的主角雪儿。因此，当雪儿完成复仇的时候，作者就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所谓的反思。而读者也只会在经历过惊险、刺激的追逐，为它得以洗刷耻辱而感到高兴。《火印》的故事最终还是只停留在了仇恨情绪的宣泄层面，并没有对战争或者是复仇行为本身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诚然，小说中的孩子摆脱了嘎子或者潘冬子似以血还血、快意恩仇的小英雄形象，但以动物来代替儿童承担复仇任务却是换汤不换药的写法。对此，笔者宁愿认为这是作家故意设置的沉默，而非对原来模式的改良。 正如作者将在小说的题目中提示的那样，雪儿身上的那枚火印是整部作品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是战争的印记，标志着侵略者对于财产的占有，对于被侵略国人民的奴役。而雪儿的复仇正是为了洗刷这枚火印带给自己的耻辱。小说中的雪儿是一匹母马，坡娃的父母也将它看成是自己的女儿。因此，雪儿的遭遇会让我们很容易想起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雪儿与贞贞都被日军掳走，受尽屈辱与磨难。雪儿被烙下了火印，而贞贞则被染上了难医的病。她们同样都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与敌视。最终，她们也都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丁玲通过贞贞否定了封建陈腐的贞操观：女性的贞洁只与其精神是否高洁，而与身体的受损与否并无关联。所以，贞贞始终都保持了其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并没有因为他人的看法而觉得自己真的气节有亏。她的离去也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反观雪儿，它拼死将河野连人带马地诱下悬崖，是为了复仇，为了救赎。但这场救赎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向村民们证明自己并不是日本人的马。在村民们为它戴上大红花，认可了这场救赎之后，雪儿才离开了野狐峪。难道受辱者只有杀死或者明确反抗施暴者才能获得救赎吗？一个民族不应只承认民族英雄的存在，而漠视那些饱受折磨与侮辱的无力者，甚至逼迫他们必须通过杀死侵略者的方式才能获得本就应该获得的同情与怜悯。二战结束后，以色列政府极力鼓吹犹太人英勇抗击纳粹的事迹，却绝口不提那些如待宰羔羊般走进毒气室的犹太人。直到70年代，整个以色列社会才开始重新审视大屠杀的历史，将那些受害者也纳入国家记忆之中。虽然有政治建构的需要，但这也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正视。而这种正视不仅可以帮助儿童对于战争的游戏化、浪漫化、英雄主义的幻想，也能加深他们对战争、人性的思考。 刘绪源先生曾经在《“战争中的孩子”与“孩子的战争”》一文中提到：描写战争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应热衷于写孩子如何参加战争，并成为战争英雄，而是应该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孩子战时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从战争的激情中回归日常的问题上。虽然这两种写法都表达了对于战争的控诉，但是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却体现了儿童文学写作者对于如何向儿童言说战争的探索的加深。殷健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毛芦芦的《战争三部曲》、麦子的《奶奶的小世界》以及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都是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优秀作品。虽然尚有缺憾，但它们都没有沉溺于战争的激情，专注于表现儿童在战时真实的生存状况，激起儿童读者对于战争本质的重新思考。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曹文轩先生的《火印》无疑是最新的一块探路石。其确实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来写“孩子的战争”的模式，但更多折射出的是作家对于战争、童年、人性的思考仍然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