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镜子

 
本书评是我《凌晨四点》一书的一章。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也就是《历史的巨镜》这本书未来将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指导中国进行现代转型，为进入现代社会指明了方向。

在上一章讲过，轴心文明研究的视野在本书中正式出现。但是实际上这个研究的框架最早在金观涛2004年的《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它的起源演变以及和社会的互动》的讲义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讲义是根据2000年-2003年金观涛给香港中文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讲课的的讲稿整理出来的，没有公开出版。也就是说轴心文明这个理论的起源大致是从2000年开始，到2008年本书完成是第一阶段，为创始阶段；然后再到2012年《中国思想史十讲》完成是第二阶段，把中国思想史放到轴心文明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到《轴心文明和现代社会》完成是第三阶段，把中国的轴心文明史扩展到世界文明史；至于《系统哲学与现代社会》则从历史进入了哲学，为第四阶段。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是轴心文明研究的第一阶段，本来应该放在《中国思想史十讲》前面来讨论，但是因为《中国思想史十讲》同时又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序列中，因此就放在《观念史研究》后面讲了。导致这本书虽然出版在先，但是只能放在后面讨论了。但是这个发展的逻辑希望大家能清楚。
轴心文明的视野，其中最重要的是终极关怀的出现。终极关怀是作为社会的个体，人，所需要面对的最终极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假设我的人生意义是要成为君子，成为一个圣人，那么落实到具体事情，就会产生是非观念、对错标准，这实际上就是正当性问题。比如什么是对的标准？什么是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这样“个体”的终极关怀放大到“社会”的正当性标准。在传统社会，人们把终极关怀产生的正当性标准一直推广到所有领域。比如古代中国的正当性是道德，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一个道德问题，这个时候，评判植物的好坏也是用道德，所以梅兰竹菊变成了四君子；评判社会的好坏也是用道德，所以最好的社会一定是道德理想国；评判战争也是用道德，所以天道无往而不胜……同样在古希腊文明里面，所有的对错都是用知识来判断；在印度文明里面，所有的对错都是用解脱来判断；在希伯来文明里面，所有的对错都是用上帝的指示来判断。于是，在每个文明里面所有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宇宙问题，追根溯源，最终都归结到个体的终极关怀上。
从有人类文明开始，每个时代都在不断的问这些终极的问题。因为历史在不断的展开，也不断的出现新问题。孔子不可能想到儒学需要对大一统进行解释，更不可能想到佛学会对儒家有冲击，柏拉图也不会考虑上帝跟求知的问题……面对这些前辈哲学家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后代哲学家不断的重新给出新答案，试图通过创造性的解释经典或者全面反思，来解决当时社会的各种新问题。这也就是终极关怀常问常新的原因。
我们每个爱思索的人或许在15、6岁的时候都问过自己：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有些人在看书、思索了以后得出答案：我为了家人而活着，我为了朋友而活着……这其实就是终极关怀。只是这样的终极关怀是现实世界的，当现实世界崩溃，这个终极关怀就崩溃了，比如你的家人去世了，朋友背叛了，社会动荡了，这些人生目的突然消失，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孔子、苏格拉底等至圣先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把终极问题的答案定为高于现实世界的存在，不管发生任何变故，人生的意义都不会消失了。这个时候，如果终极关怀为道德，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成为圣人或者君子，道德完美的人；终极关怀如果为救赎，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被上帝拯救，末世到来进天堂，不进地狱；终极关怀如果为解脱，这辈子的目标就在于脱离苦海，来世去到幸福的彼岸；终极关怀如果为求知，终极一生追求万事万物背后的普遍规则、原理，成为无所不知的智者……
在完成了人生的意义以后，终极关怀还需要推广到所有人，这就是社会的正当性目标。比如光我一个人成为君子成为圣人还不行，这个社会应该也成为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道德之邦；比如自己解脱了还不行，还要拯救其它人，甚至要牺牲自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比如神爱世人，我们要让世界上的其它人也要得到救赎；比如光我一个人成为智者还不够，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自然法则……你的人生意义是好的东西，当把你认为是好的标准普遍化，把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推而广之，这就是社会的正当性。
以中国为例，在孔子之前，正当性是不清楚的，只是一个习惯性的传统，比如要尊敬长辈，崇拜祖先，但是背后是没有依据的，只是认为应该如此。当这些现实世界崩溃时，所有这些传统就崩溃了，文明也就灭绝。孔子赋予这些传统以意义，把正当性依据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仁”、“忠”、“恕”……施行周礼是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忠，父慈子孝就是正义……整个社会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仁义的标准来推广或者处罚。此时，即使社会崩溃，传统也不会灭绝。
随着五四运动把儒家思想打入封建大牢，然后文化大革命证明革命乌托邦的虚妄，中国人从此彻底丧失终极关怀。于是社会正当性也随之错位。人们不再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而通通用“有利于”这个标准作为正当性标准。比如执政党把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这样的事情作为施政标准，于是大兴土木。老百姓自然也会把有利于自己、有利于别人的事情作为对错的标准，疯狂赚钱敛财。这样就造成当前社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道德问题。
比如某人开个厂，赚了很多钱，这对某人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对工人也有利，但是污染很严重，这就能做吗？大部分人认为是能做的。而且不顾一切的去做。事实的是造成当今中国的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还有些人认为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笑贫不笑娼，他们的人生意义就是赚钱发财，享受各种奢侈品，满足所有身体欲望。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终极关怀的消失，造成了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的全面沦陷。
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需要从根本上重建终极关怀。当今中国很多学者重新讲论语，很多老百姓再次捧起了四书五经，实际上就是试图回到儒家传统，来解决当前的终极关怀缺失问题。但是仅仅回到传统儒家道德是不可行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新的终极关怀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重新解释儒家文化，以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并让生活在传统文化的大众接受；二、要面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冲击，实现西方现代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整个社会完成现代转型。
新的终极关怀理论要完成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解释，西方文化的彻底进入，以及哲学正当性标准的重新建立，世界历史的全新阐释。最为困难的其实还是对当前根深蒂固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的破除。
当前大陆中国人由于历史原因，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从小就认为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念是天经地义的。一谈论起问题来，自然而然的就沿着“物质决定意识”的这一条路走下去，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思路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更加没有意识到还有其它的思路。要把这隐含的思维模式给破除掉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隐含在思维方式的深处，以人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存在着。只有把这个根深蒂固的错误思维模式破除掉，人才有可能走上正确的思维模式。
前面讲的终极关怀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突破，就是从一阶思维到二阶思维的超越。在古文明，人们所有的思维都是一阶的，也就是说他们只会对当前的世界提问，而不会对自己本身提问。
一般人反省的时候会问：为什么我是错的？为什么别人是对的？……而高明的哲学家则看到更深处的判定标准，问：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神？……而最顶尖的大师则从自身跳出来，看到自己的整个思想逻辑体系，从而反思到自身，问：什么是知道？凭什么我知道这是道德？凭什么我知道这是知识？……这种实际上就是二阶思维的出现。它之所以难，就在于它无异于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给拎起来。物理上之所以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无法把自己分离成两个人，而思维上则可以脱离成两个。
但是金观涛提到的超越突破，不是简单的反思就完了，而是指“人从社会中走出来，独立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就是独自寻找不依赖社会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所以，终极关怀一定是基于个体的，一定是不依赖社会的。

如同书名所说，这本书探索的是现代社会的起源。现代社会即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体制概念。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有传统可以继承的社会，是轴心文明产生了以后的社会，它的终极关怀和政治没有产生分离，象中国的封建王朝就是传统社会，象西方的天主教国家也是传统社会，象阿拉伯大帝国也是传统社会……很多国家虽然诞生于二十世纪，但是体制上依然是传统社会，并不是现代社会。判断是否是现代社会的标准，被称为“现代性”。这本书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现代性的起源。
在这本书中，金观涛抽出了现代性的三个要素：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国家。有了这三个要素，才能称得上是现代社会，才能建立现代社会。然后分别讨论了这三个要素是如何产生的。
个人权利观念来源于两块，一块是个人观念，一块是权利观念。西方人的“个人”观念跟我们中国人观念里面的“个人”观念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个人”才是真实的，“国家”或者某个群体是没有意义的，而中国人的个人是在一个社会关系网里面的：你这个人是父亲的儿子，是儿子的父亲，是某人的丈夫，是某人的下属……他被所有的这些关系网所束缚，他为所有的这些关系而活着，他不是某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西方的个人观念来源于天主教的唯名论革命，这是对经院哲学的反思。而权利观念来源于西方的法律观念，背后又是教皇革命和自然法的起源。而且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权利跟个人观念是连在一起的，讲个人，就是讲权利。权利（rights）是与生俱来不同于道德的正当性，包含的内容为“自主性”和“自由”。严复曾把“rights”这个单词翻译为“民直”，是极为精确的。“民”就是老百姓。“直”是什么？就是正当性。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里面的直就是就是正当性，中国可以称之为合道（德）性，西方人称之为合法（律）性。中国人只知道道德是正当性，“不同于道德的正当性”是什么东西？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没有权利里面“自主性”、“自由”正当的概念，所以中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言论自由是正当的，从来不认为自己不被拆迁的权利是正当的，从来不认为自己想投票否决是正当的……而往往认为政府做的都是对的，往往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都是对的，往往认为个人是不应该做与众不同的事情的……中国人往往把“权力”跟“权利”混用，实际上就表明了对权利观念的不了解。在中国只有道德是正当性，其它东西是没有正当性的。而天主教由于存在希伯来宗教和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两个轴心文明的视野，因此产生了两个正当性。也正是因为两个轴心文明的视野，才产生了现代性的三个要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它的文明无法产生现代社会的原因。比如说同样是基督教的分支，东正教就没有两个视野，所以无法产生个人权利，无法产生工具理性，也就无法产生现代社会。
工具理性说的是理性与终极关怀分离。在西方，终极关怀是宗教，理性跟宗教分离，也就是说对上帝的信仰跟理性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政治跟宗教分离，自然规律跟上帝分离。在此之前，天主教社会里面，理性跟宗教是合一的。上帝就是理性的终点，上帝制订了自然规律，俗世是由上帝的代言人教会管理的。经过了这个大分离，才产生了现代科学，才产生了现代军事……
但凡是传统社会，理性与终极关怀都是合一的，因为终极关怀会扩展到所有方面，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到文化领域。只是因为每个轴心文明的终极终极关怀不一样，所以合一的现象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终极关怀是道德，所以理性跟道德是一回事，所以道德跟政治紧密关联。比如，道德是判断官员好坏的标准，在中国，一个清廉的官员，就是好官，问题在于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昏官。实际上官员的好坏标准应该是他是否称职，是否能够很好的完成官员的工作。至于是否贪污腐败，这是体制缺陷，跟个人道德没有关系。体制如果非常完善，即使官员道德很败坏，他也贪污不了，因为没有机会。所以在中国要实现理性与终极关怀分离，就是理性与道德分离，政治跟道德分离，法律跟道德分离……
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本书中，金观涛还没有弄清楚天主教社会中，理性跟宗教是如何发生分离的。只是知道发生了分离，知道这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主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分离是不清楚的。这要到下一本书《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时才研究清楚，而且发现，工具理性就是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这个分离是由笛卡尔完成的。笛卡尔首先发现了主体性，他认为认知的主体是先于其它东西的。其次为了研究科学，研究自然规律，干脆把上帝给排挤了出去。传统基督徒认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是可以改变任何东西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反复无常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行星运动的规律以及万事万物所遵守的规律都是上帝制订的，于是自然规律是可以随着上帝的意志变来变去的。笛卡尔为了研究自然规律，就必须保持自然规律永恒不变（如果自然规律变来变去，就没有研究的可能了），最终把上帝从自然规律中排开，认为上帝跟自然规律没有关系。但是依然信仰上帝，认为上帝跟理性没有关系，信仰是信仰，理性是理性。所以笛卡尔写下“敬畏主是智慧的开始”这句话。
“民族认同”说的是“国家认同”，也就是哪些人来组成一个国家。在中国，由于一直有大一统国家的传统，所以从来不存在“哪些人要一起组成一个国家”的问题。但是在西方，一直是分裂的传统，特别是个人观念形成以后，独立的个人无法凝聚成一个个国家，这样就需要国家认同来凝聚起个人。只有形成了国家，才有政府机构来保障个人权利，实现信仰和理性分离。所以要形成现代社会，必然需要民族认同。但是有些民族认同是有问题的，比如德国的民族认同是基于雅利安人的血统比别人优秀，所以雅利安人要组成一个国家。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优秀需要证明，所以各方面都要比别人强，同时根据进化论，不优秀的民族要被淘汰，这就造成了德国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以民族认同是当下热门讨论的问题：什么样的民族认同才是好的民族认同？
现代性三要素构成了现代国家内部的第一个层次。

        








图13.1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一个层面）
形成了多个现代国家以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就是现代社会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这个层次同样需要三要素：国际法、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秩序、民族主义。这三要素同样构成了互相维系的耦合的系统：现代社会带来了经济脱嵌式的超增长，也就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带来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国际法提供了国家之间的相处办法；民族主义是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只有建立了正确的民族主义，世界秩序才是稳定的，否则始终是要发生冲突的；

       






           
      
    图13.2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二个层面）

现代社会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现代社会也会产生很多问题。现代社会诞生于荷兰、英国、美国，它在展开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问题，这就是工人在发达、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找不到工作，陷于赤贫。卡尔.马克思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端，认为这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于是写下了资本论。全球各个传统社会面对现代性冲击的时候，往往是被现代社会打败，签下不平等条约时候，因此对西方现代社会产生屈辱感和不公平感，出于这种抵抗性心理，很容易接受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才产生了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思潮。
现代社会并不是停滞不动的，现代社会也是会演化的。由于现代性的三要素中存在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因此现代社会实现了自我纠错、自我改进，于是西方的现代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出现了高社会福利保障的制度，保障工人失业后的基本生活。
但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并不会就此灭绝，依然会面临新的问题。由于现代社会解除了终极关怀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限制，生产力产生超增长，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第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超增长的经济带来超增长的产品，如果不严格控制这些产品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污染，我们将面对一个无法正常生活的生态环境。中国当今出现的雾霾和严重污染就是代表。另外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超增长带来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从矿产、石油到森林木材必然面对枯竭的现实。人类能够找到办法使超增长不影响生态环境么？
第二个就是现代价值面临全新挑战，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准确的说是伊斯兰教对工具理性的抵抗。由于伊斯兰教圣训规定政教一体，要在此世实现公正的社群，因此很难实现信仰跟政治的分离，导致伊斯兰教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抵制。出现原教旨主义及911恐怖袭击就是代表。现代性能否修正工具理性来化解这种对抗？
第三个就是终极关怀的消退。由于终极关怀与政治、经济、文化分离，导致退出公共领域，这样终极关怀变成纯粹私人的事情，而个人的信仰追求是多元的，于是终极关怀逐渐的呈现消退的现象。在中国，从普通老百姓到精英分子呈现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道德沦丧的现象；在西方则是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人生意义的精神追求就消失了，全部变成欲望的追求。现代社会能够面对没有精神追求的世界吗？
这三个挑战本身也成为现代社会演化的内在动力，现代性三要素也必然面临着重新解释的过程。

这本书集中精力在把现代社会的起源讨论清楚，所以对传统社会的讨论并不充分，只是用了轴心文明的四个分类来讲传统社会是什么样的，真正对传统社会的描述以及传统社会的演变并没有展开，这需要到《轴心文明和现代社会》这本书里才详细描述。在后面这本书中，会看到传统社会的几种演变模式，比如中国的朝代循环的模式（动态停滞模式），印度的静态停滞模式，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大帝国的飘变模式等等。
正如本章开头所说，本书是轴心文明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轴心文明和现代社会》一书中，除了扩展，还进行了细化。扩展是扩展第一阶段的范围，也就是把轴心文明研究从西方扩展到全世界。细化是对第一阶段的内容重新进行了研究，也就是现代性在天主教中产生的过程进行了细化，比如增加了经院哲学的研究，把这个两个文明融合的过程研究得更清楚了，这样才能回答唯名论到底反思了经院哲学的哪些内容。由此还在变迁的思想链条中增加了对笛卡尔的研究，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实际上是“主体性”的产生。更不用提后面还增加了新教的产生研究，对加尔文教和路德教的思想进行了辨析，由此回答了德国和英国两条历史路径的区别。不过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变化是重新定位了工具理性，最后发现其实就是“科学理性”。可以说，第一阶段的很多东西被“颠覆”了。从学术演变的角度来看，《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本书变得可看可不看了，因为更成熟的理论出来了。这个中间阶段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说，研究这两个阶段的差异和变化，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学者，在短短的几年内，又把自己的理论上了个台阶，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讨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并不是金观涛一个人在做研究，国外的学者也都在探索，甚至成绩也相当不错，比如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跟《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谈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他只分析英国这个现代社会的诞生，他分析英国发生转变的各个方面，比如官僚制度，比如法律，比如宗教伦理，比如阶级分化……他也注意到了政治同意识形态的分离，但是他并没有提出根本性的现代社会的标准，他只是描述出英国这个现代社会是怎么来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是不清楚的。所以从这一点上，这本书离金观涛还很远。
另外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也是不错的，他注意到现代性的几个要素都是从天主教神学里面来的，于是着重讨论这些要素是如何演变出来的，写得相当好。但是他也只能看到各个思想家的突破，而看不到大的思想或者体制变化，比如现代法律观念的出现、自然法在西方普遍观念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他还是一个传统史学的路数，这是非常可惜的。

    研究西方现代社会的演变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最终目的还是指导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未来要如何走，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其方向有很多的争议。在这本书出来之后，也许能清楚一些。
未来要如何走，首先在于我们如何不带偏见的看待西方的冲击。而西方的冲击究竟是什么，我们人人都知道，但其实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马列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下，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在看问题：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一直被解释为西方野蛮侵略，中国落后挨打。但是实质是这样么？这么个耻辱的历史记忆很有可能是虚幻的，如同现在的抗日剧大部分是编造的一样。我们需要一个经过反思的真实的历史记忆。
在我们不带偏见的看清楚西方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本质以后，才能明白我们的真正的转型目标是什么，然后才能确定正确的转型方向和转型模式。否则我们一直会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我们越是努力，越是勤奋，越是离正确的目标越远。

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的序中说，这本书其实是《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的导读。所以在台湾版《历史的巨镜——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这两本书被合在一起。这个导读是2008年写的，是为《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再版而写，而原书出版于1985年，金观涛、唐若昕合著。

用《问题与方法集》的题词来讲这两本书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回到起点，重新发问，《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等于是20年后用新的视野来重新回答《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西方能演变出现代社会？《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用轴心文明的视野来看，原来错误的地方也就很明显了，比如用议会的三角均势来讲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德国、法国成为现代社会的起源地，到《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就弄明白了，这跟议会、跟社会结构没有关系，只跟现代性的三要素有关。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基本上是套用《兴盛与危机》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来研究西方的演化，但是因为《兴盛与危机》讲的是中国，所以作者比较清楚中国的普遍观念，讲起来问题没这么大。而80年代时，金观涛、唐若昕还不清楚西方的普遍观念，因此讲起来问题就比较大：只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无法解释清楚为何欧洲会演变成东、西罗马帝国两个演化路径，必须把普遍观念，也就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讲清楚，才能看到这两个社会演化的差异。
虽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有很多问题，但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它表明了金观涛在世界文明演化史的一个探索过程。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当更新的成果出来以后，这个初步成果就显得有些过时了。特别是当《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出版以后，此书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看的意义不是很大，只有对研究者而言，要研究金观涛的思想发展，则是不可忽略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