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巴西的“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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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64年再次来到巴西的世界杯，在一批唏嘘和狂欢中落幕，被寄以厚望的巴西队似乎再次难逃1950年本土作战的厄运。
对体育运动一向不擅长，不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显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体育赛事，更像是某种全球性的仪式。这盛况如洪水猛兽一般，想把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各类关于足球的消息漫天飞舞，微信上、微博上、网页上，只要是可以接触到的媒介，无不热切地参与到这场大仪式中。“书呆子”如我，显然无力抵抗如此扑天而来的信息轰炸。既然抵挡不住，那就主动迎击。临阵磨枪到绿茵场上去踢上几脚肯定不可能，除了在电视上看下强队对决、在手机上看下各队比分外，在全民热火朝天赌球之际，“书呆子”另有“读”球妙法，那就是，找一本书来了解下足球这个玩意儿，于是，这本《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便跳入眼帘。
事实上，对伪球迷而言，选择以巴西队作为与身边球迷、球痴们进行沟通的话题，近乎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保险策略”，毕竟巴西队恐怕是少数除了欧洲劲旅外，实力与魅力都受到举世公认的球队，其中不少球员更是几大欧洲顶级赛事的明星，所以，谈谈巴西足球总不至于在“全民世界杯”的大讨论中落后，或被冷落。
然而，虽然《足球王国》一书的作者大卫·戈徳布拉特是著名的体育运动评论家，此前还曾在2012年出版过《如何看奥运》，对各项体育赛事的评论倒是颇为轻车熟路，但是，这本《足球王国》与其说是写巴西足球，倒不如说是透过巴西足球来写巴西的历史。
要知道，在巴西，足球并非一开始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与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1889年，像当年国父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样，当时的巴西军队通过一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由原葡萄牙王室所建立的巴西帝国，巴西从此走向共和，然而，新的统治者显然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勇气，无力改变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高度自治的局面——这一点又与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林立又颇为相似，这为其后的继任者寻找一种“民族、国家统一”的路径埋了伏笔。因此，当巴西共和国成立时，上流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各地的地方政治精英层并没有发生太大的触动，所以，他们仍以欧洲贵族传统为傲，白人至上、精英主义，在体育运动上，赛马、板球和皮划艇吸引了许多观众，尤其是皮划艇，这项运动被认为是充满男子气概的。比如，书中就提到，弗拉门戈俱乐部最初以皮划艇起家，最初也曾抵制过足球，而现在，这个俱乐部则成为巴西足球甲级联赛中颇为著名的球队，球迷数量在国内排名第一，拥有约1300万支持者。
转机发生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在这一时期，巴西经历了一个社会快速融合发展的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在形成、白人、黑人和混血儿们在新兴阶层中渗透，巴西不再是那个等级森严、界限清晰、以白人为顶层的社会了。而足球迎合了时代的趋势，“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被接纳”，于是，这项来自欧陆的白人运动，从上流社会的小范围中跳脱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在其中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和今天的女球迷聊着众多男球星一样，当年，在足球的盛行地里约热内卢，姑娘们也前呼后拥地奔向球场观看球赛，这样的举动给参赛男性球员们的刺激可想而知，以至于不少男球员在比赛过程中与看球的姑娘们聊天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就这样，随着足球的普及，巴西的领导者认为这项运动有利于民族统一和国家精神的塑造，从而转向鼓励发展这项运动。1930年，瓦加斯发动政变，成为巴西的独裁者，虽然在此期间，巴西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独裁体制下，巴西足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巴西后来从独裁政府、军人政府的统治中走了出来，国民选举总统的时间依然与重大足球赛事的时间十分接近（比如，总统选举与世界杯举办的时间间隔同样为4年，世界杯7月举办，而总统选举则在10月），而重大足球赛事的结果也往往对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
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来看，巴西遍及各地的足球俱乐部在当地的作用，与西方国家兴起的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许多球员和俱乐部员工来自社会底层，来自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方面的接济；成名的球员则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球技，作为俱乐部和国家重要的劳动力产品输出国外；而地方精英们则通过俱乐部，或走上从政道路，或成为经济市场中的大亨。足球俱乐部就像一个熔炉一样，吸纳社会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在俱乐部之外，还有广泛的球迷组织，球迷们像工厂中的工会一样，组织起来支持某支球队，球迷组织的领导者同样可以在政坛发挥优势、成为领袖。
于是，一个围绕着足球运动而建立的帝国诞生了。也许，要做类比的话，对巴西而言，足球就是他们风靡老少的“广场舞”。
另：
在阅读《媒体世界——人类学新领域》中，有一篇题为《尼日利亚北部电影院的物质性》的文章，其中谈到有关电影院建设的殖民语境。事实上，足球在巴西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即一开始足球被认为是殖民者的运动，是“一种特殊的外国殖民娱乐形式引入殖民地”，因而带有某种“精英主义”的特质，只有在巴西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那种国家主体意识的不断成熟演变之下，足球才成为了一项属于巴西人“自己的运动”。
对体育运动一向不擅长，不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显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体育赛事，更像是某种全球性的仪式。这盛况如洪水猛兽一般，想把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各类关于足球的消息漫天飞舞，微信上、微博上、网页上，只要是可以接触到的媒介，无不热切地参与到这场大仪式中。“书呆子”如我，显然无力抵抗如此扑天而来的信息轰炸。既然抵挡不住，那就主动迎击。临阵磨枪到绿茵场上去踢上几脚肯定不可能，除了在电视上看下强队对决、在手机上看下各队比分外，在全民热火朝天赌球之际，“书呆子”另有“读”球妙法，那就是，找一本书来了解下足球这个玩意儿，于是，这本《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便跳入眼帘。
事实上，对伪球迷而言，选择以巴西队作为与身边球迷、球痴们进行沟通的话题，近乎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保险策略”，毕竟巴西队恐怕是少数除了欧洲劲旅外，实力与魅力都受到举世公认的球队，其中不少球员更是几大欧洲顶级赛事的明星，所以，谈谈巴西足球总不至于在“全民世界杯”的大讨论中落后，或被冷落。
然而，虽然《足球王国》一书的作者大卫·戈徳布拉特是著名的体育运动评论家，此前还曾在2012年出版过《如何看奥运》，对各项体育赛事的评论倒是颇为轻车熟路，但是，这本《足球王国》与其说是写巴西足球，倒不如说是透过巴西足球来写巴西的历史。
要知道，在巴西，足球并非一开始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与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1889年，像当年国父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样，当时的巴西军队通过一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由原葡萄牙王室所建立的巴西帝国，巴西从此走向共和，然而，新的统治者显然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勇气，无力改变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高度自治的局面——这一点又与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林立又颇为相似，这为其后的继任者寻找一种“民族、国家统一”的路径埋了伏笔。因此，当巴西共和国成立时，上流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各地的地方政治精英层并没有发生太大的触动，所以，他们仍以欧洲贵族传统为傲，白人至上、精英主义，在体育运动上，赛马、板球和皮划艇吸引了许多观众，尤其是皮划艇，这项运动被认为是充满男子气概的。比如，书中就提到，弗拉门戈俱乐部最初以皮划艇起家，最初也曾抵制过足球，而现在，这个俱乐部则成为巴西足球甲级联赛中颇为著名的球队，球迷数量在国内排名第一，拥有约1300万支持者。
转机发生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在这一时期，巴西经历了一个社会快速融合发展的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在形成、白人、黑人和混血儿们在新兴阶层中渗透，巴西不再是那个等级森严、界限清晰、以白人为顶层的社会了。而足球迎合了时代的趋势，“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被接纳”，于是，这项来自欧陆的白人运动，从上流社会的小范围中跳脱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在其中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和今天的女球迷聊着众多男球星一样，当年，在足球的盛行地里约热内卢，姑娘们也前呼后拥地奔向球场观看球赛，这样的举动给参赛男性球员们的刺激可想而知，以至于不少男球员在比赛过程中与看球的姑娘们聊天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就这样，随着足球的普及，巴西的领导者认为这项运动有利于民族统一和国家精神的塑造，从而转向鼓励发展这项运动。1930年，瓦加斯发动政变，成为巴西的独裁者，虽然在此期间，巴西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独裁体制下，巴西足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巴西后来从独裁政府、军人政府的统治中走了出来，国民选举总统的时间依然与重大足球赛事的时间十分接近（比如，总统选举与世界杯举办的时间间隔同样为4年，世界杯7月举办，而总统选举则在10月），而重大足球赛事的结果也往往对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
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来看，巴西遍及各地的足球俱乐部在当地的作用，与西方国家兴起的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许多球员和俱乐部员工来自社会底层，来自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方面的接济；成名的球员则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球技，作为俱乐部和国家重要的劳动力产品输出国外；而地方精英们则通过俱乐部，或走上从政道路，或成为经济市场中的大亨。足球俱乐部就像一个熔炉一样，吸纳社会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在俱乐部之外，还有广泛的球迷组织，球迷们像工厂中的工会一样，组织起来支持某支球队，球迷组织的领导者同样可以在政坛发挥优势、成为领袖。
于是，一个围绕着足球运动而建立的帝国诞生了。也许，要做类比的话，对巴西而言，足球就是他们风靡老少的“广场舞”。
另：
在阅读《媒体世界——人类学新领域》中，有一篇题为《尼日利亚北部电影院的物质性》的文章，其中谈到有关电影院建设的殖民语境。事实上，足球在巴西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即一开始足球被认为是殖民者的运动，是“一种特殊的外国殖民娱乐形式引入殖民地”，因而带有某种“精英主义”的特质，只有在巴西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那种国家主体意识的不断成熟演变之下，足球才成为了一项属于巴西人“自己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