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作祟于现在
二战结束之后，在荷兰与德国交界处竖着这样一处标识：“此地乃文明世界之尽头。”是的，那时的欧洲已沦为野蛮大陆。在战争的摧毁性打击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秩序、法律甚至道德，在不少地方早已荡然无存，是非对错失去意义，人们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在破败的废墟中用暴力争抢着最后几块能填饱肚子的马铃薯——这景象很难让人相信竟会发生在20世纪的现代欧洲。在这世界末日的景象中，看来唯一尚能令人欣慰的一点是：无论如何，这场可怕的战争总是结束了，尽管是以如此可怕的方式，但它终于结束了。 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警告核战争会带来极端可怕的结果一样，这一悲惨的境地并不是没有人预见过。雷蒙•阿隆曾把1914-1945年间这个连续时段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但1890年老毛奇便曾严肃警告，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将极为可怕，“其延续的时期以及结束是无法预计的，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成为三十年战争。”更早之前，恩格斯在1887年就预言，德国必将卷入破坏程度极大的世界大战，可预期的结果是“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破坏将会缩短到三至四年，战争将遍及整个大陆，饥荒、瘟疫……军队及人民普遍变得野蛮，我们的贸易往来将出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工业与信贷最终都普遍破产，古老国家将崩溃……简直不可能预计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谁将是战争的胜利者。”他说对了。但先知的悲剧在于：他们往往到事后才被证明预言得多么正确。 何谓“野蛮”？我想就是人在极端处境下抛弃那些较高的精神需求、道德、礼节（它们又不能当饭吃），只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最基本、最原始的生理需求（按马斯洛理论来说，就是只剩下最底下的一层），而这些在正常的日子里，都会让自己感到羞耻和厌恶。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Primo Levy曾说过，为了生存、思考和工作，当时他已培养了一种“古怪的无情”：“希望和无助的快速轮替，足以毁灭任何正常人。我们不正常，因为我们饥饿。那种饥饿和普通人错过一餐但会有下餐的感觉（不完全讨厌的）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全面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吃，找吃的，是第一要事，远在其后的，才是生存的其他事，更后更远的，才是对家庭的回忆和对死亡的恐惧。” 虽然读来触目惊心，但这并不可笑，也正是看起来“野蛮”而极端的求生意志，才使得“文明”能挺过战争可怕的打击而延续下来，因为如果人类在肉体上被整体消灭，那也就谈不上文明的延续了。就像电影《芙蓉镇》里秦书田所说的，“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着固然是确定无疑的“野蛮”，但更重要的却是“活下去”。
那时的西欧文明，的确可算得是命悬一线，民众是如此渴望那些最低的需求：食物、安全和基本保障，以至于别的都无暇顾及。1947年初，驻西德的美国占领军副司令Lucius Clay说：“在每天1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战争就是地狱”的训诫，之前并不是没人说过，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因为现代的总体战要求国家投入所有资源来赢得战争，这也就意味着要彻底摧毁并榨干它的最后一点力量，才能迫使它无条件投降。在战争中竭力主张扩大对德轰炸的英国空军司令Arthur Harris曾坦言，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并不是不小心造成的“附带损害”，而“本来就是我们轰炸行动的目的”。“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的区分其实经常是十分模糊的，就像英国的渔船和游艇会被征用来运送战士和军事物资、苏联的拖拉机厂被改成生产坦克一样，任何一个平民也可能是敌人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到纳粹曾让1800万德国人（约占德国男性人口的一半）穿上军装，这么说不算夸张。 正因此，在战后欧洲，棘手的一点在于：几乎各方都有自己的“创伤性体验”，加害者也可能变成受害者，而受害者在得到机会时又迅速复仇而变身为加害者。各国都建构起自己在战争中所受不公的神话，正如书中所说：“真相是，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谁都不能幸免。所有民族群体、所有政治信念，尽管有着天壤之别，但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
只有德国人和犹太人中，讨论这些问题是禁忌——人们警惕德国人自视为受害者，并反感那种认为犹太人也曾是施害者的历史证据。然而在战争结束五十多年后，关于德国战争受害者的议题仍一度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关于当时德国城市遭受到的针对性轰炸、关于战后被强制迁移的1500万德国人、以及盟军在德国的种种暴行，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受害者崇拜”。
其实，每个参战国都不缺这种记忆，就像日本也会突出自己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一面，而极力淡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加害者形象。德国人令人可敬之处也在于此：他们并未沉浸在“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自怜中，而是迅速有人站出来批评“这种新出现的把德国看作受害者的危险倾向”（历史学家Hans-Ulrich Wehler语），并提醒德国公民：德国所受的磨难并不能抵消它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 因此，人们不仅在那些年里在战场上厮杀，在战争结束之后，仍在历史叙述和记忆上撕扯。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史》中曾说：“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的欧洲战场，对欧洲人而言也是一场至今未消散的欧洲内战。彼此不相容的记忆、无法妥协的叙述，足以使历史学家成为一个既丰富又痛苦的职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有史以来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次战争，有关它的书籍、资料早已多到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也看不完的地步。它继续充斥在书店、媒体版面、荧幕和电视屏上，在这里，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成为历史，它是活生生的当下的一部分，并继续搅扰着现在。如果本书以其丰沛的细节和详实的资料让许多读者对当时欧洲的野蛮化程度感到震惊，那恰好可以证明，重申并再现这样的历史画面是有必要的。 法国学者Michel de Certeau曾说过，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的确，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和解，那人们只会记住那些有毒的历史或对自己有利的记忆，而正如本书所言，“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著作并不只是提供“无害的历史知识”或“有用的历史教训”，还在于它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一部分。一百多年前，Wilhelm Dilthey说得明白：“我们把什么作为未来的目标，取决于对往昔的意义的制定。”从这一点上说，现在之所以能够这样坦率地谈论那段令人难堪的历史，是因为如今已有了一个决心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全新欧洲。 已刊2015-12-7《三联生活周刊》（12/3提前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