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在心，才有忧虑和担当
责任在心，才有忧虑和担当
——读陈平原“大学五书”
文/斯索以
作为一名文科教授，陈平原先生有着浓烈的人文情怀，近现代百年的文化史视野与五千年师道语境下深厚的中国经验，成为他在《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等“大学五书”中书写的主要着力点。“大学五书”所书写、深层指向的，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出路问题，包括大学体制建设、院校改革、师道传统等。作为一个文人，他兼具拍案而起的精神和对师道传统的敬畏，透过现实问题直击厉害之所在，借助梳理历史追溯大学精神的本源。陈平原先生始终认为，普通师生在大学传统的形成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一所大学的历史所应关注的是人，而非单纯的制度成就。因此，“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即“人”才是大学文化磁场的核心。他反复强调并以实际行动来寻找和书写那些流传在校园中的故事，将故事里的“人”的元素拉到大学传统的前台。恰恰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了一所学校的文化传统、精神内蕴。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也是基于他对大学精神的一种认识，即“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考虑到“精神”的流动性和难以把握的特质，他转而倾向于用“大学传统”这样的表述来概括，而所谓的“传统”，则正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诸如“北大故事”的讲述，届届相传。
但是，故事是否一定可靠呢？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是否潜藏了太多的感情色彩？陈平原先生认为，这些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融入了不同人的创造性，且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民间文学的形成机制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当我们在传颂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文学化的浪漫解读，但在真正的权利语境中，“故事”不可以评奖，“流传的”不足以当真，陈平原先生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抵达实践层面，工具理性倡导者在这轮大学改革中始终占据话语主流，大刀阔斧的建设被推到极致。有建设必有破坏，人文光泽的暗淡便是这场“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最后在历史门槛前站立凭吊的永远都是人文主义者。
然而矛盾的是，大学不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机构，只有文化的血液才能让大学更有“个性”。标准化的东西不适合大学，同样不适合其他阶段的教育，今天那些大学体制改革的呼吁者，在陈平原先生看来，更多的是过于强调“国际视野”，而缺乏对“传统中国”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他坚信，“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他所理解的大学，也正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是布鲁姆的“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这些话语，是热力贲张的，体现着深厚的担当意识，将这些话用在北大传统里再适合不过。作为一名北大教授，“大学五书”中的很多篇章也都是以北大的视角来思考的。但面对北大传统的流逝，陈平原先生常常因痛心而变得言辞激动。在这些书中，他并不是要去研究“何为大学”，而更多地探讨“大学何为”，通过一个个自己的、他人的故事，展现历史的北大、今天的北大，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北大传统里那些精彩的部分，不要因走得过快、走得盲目，而丢了根基。虽然并不是说以“五四传统”为代表的北大传统就是北大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过去北大文化生命的制高点，但这无疑是百年北大的“精神地标”，极具代表性，且百年的沉淀是丰富的，还有更多的精神值得去梳理、继承和弘扬。真正的北大，不是官方的口号式提炼，而存在于师生的日常作风中，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
关于大学，英国数学家兼教育家怀特海早有深刻洞见：“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雅斯贝尔斯的另一句话，也恰到好处地支持了这样的理解——“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制度创新固然是好事，倘若一味逐制度而舍精神于不顾，大学就会成为一穗在收割季节依然随风摇摆的干瘪稻谷，失了真正厚重的东西。“大学何为？”在许多人心中其实答案已经存在，只是在追寻的路上，有太多的不平坦乃至岔道。“大学有精神？”是的，正是这种精神让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面貌，既遵循着教育的一般规律，又培育出富于个性的人才，某种程度上，“有精神”才能更好地“有为”，才能明“为何”，亦知“何为”。
陈平原先生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的，严格来说，他并非一个大学制度的研究者，而是一名大学文化的思考者。或许，这一“严格”的表述并非十分地准确，但把他的身份界定为一个“大学制度的研究者”又显然是错误的，曲解了他写作的本意。中国的大学，发生、发展于中国的语境，但这种语境却不该是政治的语境，更多的应是文化的语境。如果中国的大学脱离了本土又依附于政治，那无疑是在舍本逐末，失了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在我们盲目破坏、大谈建设时，不妨想想，一所大学所要留给后人的，到底是什么！正如陈平原先生那句言辞殷切、语重心长的“提醒”：“请记住，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责任在心，才有忧虑和担当！
2016.1.4-5日于北京•既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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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平原“大学五书”
文/斯索以
作为一名文科教授，陈平原先生有着浓烈的人文情怀，近现代百年的文化史视野与五千年师道语境下深厚的中国经验，成为他在《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等“大学五书”中书写的主要着力点。“大学五书”所书写、深层指向的，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出路问题，包括大学体制建设、院校改革、师道传统等。作为一个文人，他兼具拍案而起的精神和对师道传统的敬畏，透过现实问题直击厉害之所在，借助梳理历史追溯大学精神的本源。陈平原先生始终认为，普通师生在大学传统的形成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一所大学的历史所应关注的是人，而非单纯的制度成就。因此，“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即“人”才是大学文化磁场的核心。他反复强调并以实际行动来寻找和书写那些流传在校园中的故事，将故事里的“人”的元素拉到大学传统的前台。恰恰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了一所学校的文化传统、精神内蕴。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也是基于他对大学精神的一种认识，即“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考虑到“精神”的流动性和难以把握的特质，他转而倾向于用“大学传统”这样的表述来概括，而所谓的“传统”，则正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诸如“北大故事”的讲述，届届相传。
但是，故事是否一定可靠呢？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是否潜藏了太多的感情色彩？陈平原先生认为，这些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融入了不同人的创造性，且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民间文学的形成机制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当我们在传颂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文学化的浪漫解读，但在真正的权利语境中，“故事”不可以评奖，“流传的”不足以当真，陈平原先生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抵达实践层面，工具理性倡导者在这轮大学改革中始终占据话语主流，大刀阔斧的建设被推到极致。有建设必有破坏，人文光泽的暗淡便是这场“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最后在历史门槛前站立凭吊的永远都是人文主义者。
然而矛盾的是，大学不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机构，只有文化的血液才能让大学更有“个性”。标准化的东西不适合大学，同样不适合其他阶段的教育，今天那些大学体制改革的呼吁者，在陈平原先生看来，更多的是过于强调“国际视野”，而缺乏对“传统中国”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他坚信，“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他所理解的大学，也正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是布鲁姆的“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这些话语，是热力贲张的，体现着深厚的担当意识，将这些话用在北大传统里再适合不过。作为一名北大教授，“大学五书”中的很多篇章也都是以北大的视角来思考的。但面对北大传统的流逝，陈平原先生常常因痛心而变得言辞激动。在这些书中，他并不是要去研究“何为大学”，而更多地探讨“大学何为”，通过一个个自己的、他人的故事，展现历史的北大、今天的北大，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北大传统里那些精彩的部分，不要因走得过快、走得盲目，而丢了根基。虽然并不是说以“五四传统”为代表的北大传统就是北大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过去北大文化生命的制高点，但这无疑是百年北大的“精神地标”，极具代表性，且百年的沉淀是丰富的，还有更多的精神值得去梳理、继承和弘扬。真正的北大，不是官方的口号式提炼，而存在于师生的日常作风中，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
关于大学，英国数学家兼教育家怀特海早有深刻洞见：“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雅斯贝尔斯的另一句话，也恰到好处地支持了这样的理解——“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制度创新固然是好事，倘若一味逐制度而舍精神于不顾，大学就会成为一穗在收割季节依然随风摇摆的干瘪稻谷，失了真正厚重的东西。“大学何为？”在许多人心中其实答案已经存在，只是在追寻的路上，有太多的不平坦乃至岔道。“大学有精神？”是的，正是这种精神让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面貌，既遵循着教育的一般规律，又培育出富于个性的人才，某种程度上，“有精神”才能更好地“有为”，才能明“为何”，亦知“何为”。
陈平原先生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的，严格来说，他并非一个大学制度的研究者，而是一名大学文化的思考者。或许，这一“严格”的表述并非十分地准确，但把他的身份界定为一个“大学制度的研究者”又显然是错误的，曲解了他写作的本意。中国的大学，发生、发展于中国的语境，但这种语境却不该是政治的语境，更多的应是文化的语境。如果中国的大学脱离了本土又依附于政治，那无疑是在舍本逐末，失了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在我们盲目破坏、大谈建设时，不妨想想，一所大学所要留给后人的，到底是什么！正如陈平原先生那句言辞殷切、语重心长的“提醒”：“请记住，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责任在心，才有忧虑和担当！
2016.1.4-5日于北京•既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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