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语新解》：敬意满满，太满了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钱穆先生是抱着浓浓的温情与敬意的。这种敬意与进化论所透露的现代人的骄矜恰成对比，是一种谦抑而内敛的姿态。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这种谦抑是一种极高的美德。老子说，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此之谓也。

在《国史大纲》中，面对两千年来愈发严酷精巧的“秦制”（专制主义政体），钱穆先生非要寻出一条不断演进的线索，而力图证明中国的历史始终走在“进化”的路上。我以为，钱穆先生所以如此的感情动因，就在于他不忍见两千年中仁人志士们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他要为这两千年的国人寻出一点意义来。虽然我不认同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攀附在“进化”之路上的所作所为才有“意义”），但我依旧能体会并理解钱穆先生的初衷，这初衷，就植根于他对历史虔诚的敬意。

带着这种敬意解读《论语》，于是有了《论语新解》一书。《论语集释》始终未能啃下，因此我也就无从判断钱穆先生解读《论语》时有多少独到见解、新颖之论。然在全书的天头地脚、字里行间，还是能嗅到敬意的味道，浓浓的，都有点呛鼻子。因了这敬意，钱穆先生常能抱着同情之理解，且是善意的同情之理解，而进入《论语》的语境，曲尽其妙——最起码深获我心。

如《为政》篇第二章：“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钱穆先生解道：“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露，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孔夫子屡斥“郑声淫”，又何以赞诗三百皆“无邪”？钱氏此解，吾欣然从之。

又如《季氏》篇第八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钱氏引申而言曰：“禅宗去畏求慧，宋儒以敬字矫之，然谓敬在心，不重于具体外在之当敬者，亦其失。”几于一语道尽数百年思想史。

凡此种种，如遗珠散落，不可胜举。

所谓以此得之，以此失之。《论语新解》之失，愚以为，也就在于钱穆先生敬意过甚，不敢稍言圣人之非。孔子之言，即或真是大道纶音，毕竟是两千多面前的言论与观念，与当代之价值观果无一丝龃龉？而全书不见对此有辩驳处。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已被有的人目为迂阔，即孔门弟子亦有疑之者（如宰我之疑三年之丧（《阳货》篇二一章）），果真全然可取？而全书不见有批判处。

作为20世纪中国之历史大家，我不相信钱穆没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可这些精神在面对孔子、《论语》时似乎都消失了，何以哉？父母对孩子爱意过盛，则易成溺爱；大约，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敬意过甚，也不无失之。所以，在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批判这个问题上，我宁愿赞同另一种选择：扣其两端，而执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