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棵大树，却无关任何森林

尽管贵为诺奖得主，但“埃利亚斯•卡内蒂”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仍然很陌生。

印象里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还是在一件有关斯蒂芬•茨威格的轶事里。当时已经极富声望的茨威格遇见了初出茅庐的卡内蒂，在阅读过后者的书稿后，他希望后者可以去谋求一份来自于乔伊斯的举荐，以便可以更顺利地出版他的作品。不料卡内蒂却断然回绝，因为乔伊斯此时年事已高，眼睛并不灵光——“他几乎双目失明，怎么能要求他去看东西”。

这个故事应当刚好是出自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最后一本《眼睛游戏》之中。而比起市面上流传的版本，《眼睛游戏》则比较完整地道出了他拒绝茨威格建议的深层次理由。在卡内蒂看来，“读这本书，应是冲着这本书而来的，它不需要拐杖来支撑。”

卡内蒂是自信的。自信的人往往是适合成为作家的，因为只有无比自信，才愿意表露自己心境，换回共鸣与赞许。即使看上去可能要过着冷清的生活，但很多作家其实并不孤独，因为他必然要与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时代产生种种交流。他的孤独只是表象——事实上，如果孤独意味着不与任何外物发生联系，那么其实没有人真正孤独。

但在卡内蒂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某种孤独”，虽然这孤独只是相对的。读他的“自传三部曲”，最直观的感觉其实是细致——在这些发表于作者七、八十岁时的文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往日生活和“过去的自己”十分充分的体察与思考。由于具体事件和人物十分清晰，整系列的作品便显得十分充实可感，人物登场又谢幕，颇有“走马灯”的感觉。

但“走马灯”只是形式，而无关深度。事实上，卡内蒂本身是一位非常深刻的作家，他具有德语作家素有的思维习惯——对一个事实或是问题的“追根问底”。所以就算是写回忆录，他也会对自己的过往进行深入的剖析。三部曲一开始，他写自己幼年时遇到一位的一位叔叔，扬言要割掉他的舌头。他对此感到恐惧和不解，便去向母亲寻求答案。而到了最后一部的最后，作品是以母亲的葬礼作结。而他与母亲紧张而亲密的关系始终贯穿整部作品，也贯穿了作者的早年生活。

倘若把卡内蒂作为一个典型作家来分析，我们便不难去总结他身上的“作家特质”。一方面他乐于，也善于表达，但这种习惯本身，便会产生某种好似原罪的恐惧——害怕“被割掉舌头”。所以另一方面，他会无比渴求某种眷顾，以便可以让自己的舌头“获救”。此时父权往往是不奏效的——不仅仅因为卡内蒂的父亲早逝，还在于之于作家，这种权威的存在往往是作为要被冲破的阻碍出现的——这虽然是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普遍模型，但在作家身上，这种意味着过早独立的反叛体现得更加明显。

而当卡内蒂不断成长，他的遭遇也在越发强调他的“需求”——第二卷的题名“耳中火炬”，这火炬是某种指引，更会带给他“切实的灼热”。外出读书，举家在欧洲大陆旅居，他从他者身上反观自我，而自我却需要更加强烈的信念，才可以得到保有和确信。这种信念来自于作家“不朽的自我”，当然也有关“他的守护者”。其实，身为长子，特殊的成长经历也让卡内蒂领受了责任，不过这责任不是抚育幼年的弟弟妹妹，照料生母，而是更加执着地成为自己。对于一个人来说，过早地经历死亡、别离和流浪是不幸的，却会铸就某种坚毅和轻蔑——无论是面对命运，还是面对自己。

于是到了第三卷《眼睛游戏》里，我们看到的便是作者自己的“成名之路”，同时也是对当时整个中欧文学界的速写。他的非凡支撑了他的自信，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他仅仅是那种深度有余，但不够广博的作者。他太刻薄，刻薄到极端便成了某种偏执。所以之于世界，他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他并不会十分高产，但只需要一点空间——一部作品，他便足以划开虚假和伪善，但也仅此而已。世界不过是个游戏，于是轻蔑，不多言语，便是他信赖的方式。

所以说到底，卡内蒂最珍重的，是个人的完整性。于是他的噩梦，无疑就是这完整性的丧失。当他写下回忆录，无关“清算”——像索尔•贝娄那样，而更多是为了使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看起来很完整——可回忆录这东西本身就很吊诡：写下是为了记录，而记录，似乎只是为了不必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