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伸张正义还是滥用私刑？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简单地梳理一下这桩事件：一位美国富豪在车上被离奇谋杀，大侦探波洛接手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细节也浮出水面：这个富豪曾是一个绑架犯，在残忍地杀害一名小女孩后，凭借贿赂继续逍遥法外。而那个小女孩的母亲当时怀有身孕，不久诞下一名死胎，病重去世。那个小女孩的父亲也郁郁而终。小女孩家的保姆因为被怀疑有严重嫌疑，不堪盘问，寻了短见。然而最后谋杀案的真相却令人震惊：除了波洛，火车公司董事长与验尸医生，车厢内所有人包括列车员一共十二人都是凶手。他们都认识那个悲惨的家庭，在看见受害人逃脱法律的重责之后决定动用私刑，将其杀死。而侦探波洛在了解事件原委后决定伪造一个其他的理由来说服前来调查的警察。故事就此结束。
乍一看，好像没什么不对。这个受害人穷凶极恶，死有余辜，本就不值得同情。在听闻他所犯的那桩旧案后，不少读者都会心生快慰：死得好。可是仔细想想，这其中似乎存在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足以动摇这场“正义谋杀”的根基。
第一，这个受害者是不是一定得死？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小说中多次提及他害得那个家庭家破人亡。甚至一开始，波洛在看见受害人时都主观认为他就是一头野兽。读者因此必定会嫌恶这个受害人。但是从有限的证据其实并不能说明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毕竟，那桩旧案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因此，作者在写作时似乎有意将这群凶手带到道德制高点上。
第二，这个谋杀案是不是本可以有更好的手段解决？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受害人运用金钱力量给自己开脱，这些凶手才打算运用这种下策方法来伸张正义。但小说中其实并未具体提及受害人到底是怎么逃脱自己罪责的。换句话说，可能存在让受害人伏法的其他方法。
这两个问题，一个说受害人罪大恶极，非死不可，另一个则说除了凶手们杀害他外别无他法。这样一来，一条冠冕堂皇的逻辑线路似乎就可以形成了：
1. 已知A必须死，且原因正义。
2. 已知A除了被B杀死外没有别的被杀死的可能。
由1、2可知：A必须由B杀死，且原因正义。
其中A是受害人，B是十二个凶手。
既然是逻辑线路，我们尝试着来寻找一下其中的漏洞。
1. A必须死吗？原因一定正义吗？
由于作者给出的信息很少，所以从有限的信息中可以得到：没错，受害人就是应该死。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受害人是被冤枉的，当初他也许真的参与了那场绑架案，但并不是主犯。更极端一点，他就是路人甲。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受害人不但不应该被正义的杀死，反倒成为了一个无辜的替罪羊。
2. A一定只能被B杀死吗？
我们想想，假设受害人真的有罪，且罪必致死，那么为什么这十二个凶手没有用更为温和的方式来将其绳之以法呢？既然受害人曾贿赂法庭，那有没有可能将这也作为一项重罪，通过更理性的方式告慰绑架案那悲惨的一家？
上述这两个问题，小说都没有仔细提及。因此，适才的逻辑，是存在漏洞的，而只要这个漏洞存在，十二名凶犯就不能说是在替天行道。
写到这，笔者隐隐觉得这桩案件中缺少了什么，而这缺失的东西，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关键：法律。因此这场谋杀案与其说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倒不如说是法律缺失，滥用私刑的结果。
一个绑架犯，在获得赎金之后，杀死了绑票小女孩，竟然可以扬长而去，并且凭借手中的金钱环游世界，这难道不是法律失职吗？而刚才的两点逻辑，前者代表定罪，后者代表量刑，本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在其中做出的贡献几乎可以说是零。这样一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凶手自己动手杀死受害人，这岂不是逼着凶手们去犯罪？
令一方面，这十二个凶手们的所作所为就真的可以说是完全正义吗？小说中描写受害人是在睡梦之中被十二个人一人一刀杀死的。因此，这个受害人对自己为什么被杀死都不清楚，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了。哪怕他在怎么恶贯满盈，难道不应该先被审判再被处决吗？而这十二个人动用私刑，就不能看作是对法律制度的一次践踏吗？更何况，由于这次动用私刑的人有十二个，刚好一个陪审团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人，他岂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杀死一个人？
这场谋杀案，绝不能被当做私刑对阵法律的胜利。甚至“替天行道”的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什么是“天”？道德？良心？可是这两者不正是最为主观的事物吗？一个人不可能将自己的道德一条一条写下来，像法律一样。如果用这么主观的方式来裁决一个人有罪无罪，或生或死，那不是对正义的敬畏，反倒是对生命的漠视。
运用法律（当然必须要是正常的司法程序，而不是像文中一样的暗箱操作），也许效率比较低，结果比较慢，但过程清晰明确，结果有理有据。最重要的是，由于法律是明文规定的，人的情感对此施加的影响很小。常言道“法律无情人有情”也许应该换一下“法律有情人无情”。
在小说的最后，主犯询问波洛打算怎么处置他们。波洛将皮球踢给了火车董事长和验尸医生。他们两个都认为应该保守秘密（或者说：掩盖罪行？）。而波洛得知后也“荣幸地退出此案”。也许，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确实是最人性的解决办法。然而，纵使最后是正义获胜，笔者还是希望这样的案子少一点，不管是谋杀案还是绑架案。
乍一看，好像没什么不对。这个受害人穷凶极恶，死有余辜，本就不值得同情。在听闻他所犯的那桩旧案后，不少读者都会心生快慰：死得好。可是仔细想想，这其中似乎存在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足以动摇这场“正义谋杀”的根基。
第一，这个受害者是不是一定得死？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小说中多次提及他害得那个家庭家破人亡。甚至一开始，波洛在看见受害人时都主观认为他就是一头野兽。读者因此必定会嫌恶这个受害人。但是从有限的证据其实并不能说明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毕竟，那桩旧案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因此，作者在写作时似乎有意将这群凶手带到道德制高点上。
第二，这个谋杀案是不是本可以有更好的手段解决？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受害人运用金钱力量给自己开脱，这些凶手才打算运用这种下策方法来伸张正义。但小说中其实并未具体提及受害人到底是怎么逃脱自己罪责的。换句话说，可能存在让受害人伏法的其他方法。
这两个问题，一个说受害人罪大恶极，非死不可，另一个则说除了凶手们杀害他外别无他法。这样一来，一条冠冕堂皇的逻辑线路似乎就可以形成了：
1. 已知A必须死，且原因正义。
2. 已知A除了被B杀死外没有别的被杀死的可能。
由1、2可知：A必须由B杀死，且原因正义。
其中A是受害人，B是十二个凶手。
既然是逻辑线路，我们尝试着来寻找一下其中的漏洞。
1. A必须死吗？原因一定正义吗？
由于作者给出的信息很少，所以从有限的信息中可以得到：没错，受害人就是应该死。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受害人是被冤枉的，当初他也许真的参与了那场绑架案，但并不是主犯。更极端一点，他就是路人甲。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受害人不但不应该被正义的杀死，反倒成为了一个无辜的替罪羊。
2. A一定只能被B杀死吗？
我们想想，假设受害人真的有罪，且罪必致死，那么为什么这十二个凶手没有用更为温和的方式来将其绳之以法呢？既然受害人曾贿赂法庭，那有没有可能将这也作为一项重罪，通过更理性的方式告慰绑架案那悲惨的一家？
上述这两个问题，小说都没有仔细提及。因此，适才的逻辑，是存在漏洞的，而只要这个漏洞存在，十二名凶犯就不能说是在替天行道。
写到这，笔者隐隐觉得这桩案件中缺少了什么，而这缺失的东西，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关键：法律。因此这场谋杀案与其说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倒不如说是法律缺失，滥用私刑的结果。
一个绑架犯，在获得赎金之后，杀死了绑票小女孩，竟然可以扬长而去，并且凭借手中的金钱环游世界，这难道不是法律失职吗？而刚才的两点逻辑，前者代表定罪，后者代表量刑，本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在其中做出的贡献几乎可以说是零。这样一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凶手自己动手杀死受害人，这岂不是逼着凶手们去犯罪？
令一方面，这十二个凶手们的所作所为就真的可以说是完全正义吗？小说中描写受害人是在睡梦之中被十二个人一人一刀杀死的。因此，这个受害人对自己为什么被杀死都不清楚，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了。哪怕他在怎么恶贯满盈，难道不应该先被审判再被处决吗？而这十二个人动用私刑，就不能看作是对法律制度的一次践踏吗？更何况，由于这次动用私刑的人有十二个，刚好一个陪审团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人，他岂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杀死一个人？
这场谋杀案，绝不能被当做私刑对阵法律的胜利。甚至“替天行道”的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什么是“天”？道德？良心？可是这两者不正是最为主观的事物吗？一个人不可能将自己的道德一条一条写下来，像法律一样。如果用这么主观的方式来裁决一个人有罪无罪，或生或死，那不是对正义的敬畏，反倒是对生命的漠视。
运用法律（当然必须要是正常的司法程序，而不是像文中一样的暗箱操作），也许效率比较低，结果比较慢，但过程清晰明确，结果有理有据。最重要的是，由于法律是明文规定的，人的情感对此施加的影响很小。常言道“法律无情人有情”也许应该换一下“法律有情人无情”。
在小说的最后，主犯询问波洛打算怎么处置他们。波洛将皮球踢给了火车董事长和验尸医生。他们两个都认为应该保守秘密（或者说：掩盖罪行？）。而波洛得知后也“荣幸地退出此案”。也许，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确实是最人性的解决办法。然而，纵使最后是正义获胜，笔者还是希望这样的案子少一点，不管是谋杀案还是绑架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