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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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主要梳理了麦克卢汉的几个理论，同时针对麦克卢汉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本书使我对于麦克卢汉和以麦克卢汉、莱文森等人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有了基本了解。本文围绕书中最为主要的几个理论来进行思考，进行相应的简单评价。本文的重点在于围绕麦克卢汉和莱文森两个人对待媒介的态度进行深入探讨，结合理论提出和广泛流传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试图给出对麦克卢汉和莱文森对待媒介的态度（或者说看待媒介的观点）的批判，并指出这样的媒介态度实际上是在文化工业背景下的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资本统治力量“曲线”式辩护。正如卢卡奇批判尼采的哲学实质是为困境中的资本主义文化找寻出路，看似单纯中立的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大范围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反击，当然这种反击不是以争锋相对的形式出现的，而是通过对研究问题的转向和研究内容的“娱乐化”来扭曲时代的关键问题，同样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为困境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研究的学术找寻出路的一种学术形态。
关键词：麦克卢汉批判 媒介决定论批判 “先锋学术”批判
阅读此书及麦克卢汉的几本书，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不能得到解答——麦克卢汉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冷媒介热媒介的划分有什么用？媒介决定论有什么用？知道媒介是人的延伸有什么用？宏观上来说，学术研究无非三个用处，一是认识世界，二是改造世界，三是塑造或完善自我意识（或者说充实自己，积累知识以便于提高素养）。麦克卢汉的理论不谋求改造世界，恐怕也不能直接用来改造世界指导实践。而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介决定论等等能不能算做知识充实自己呢？恐怕更多的是类似于新闻评论员的观点，可以用来当作饭后的谈资而不能当作科学的知识。那么，在对世界和对媒介的解释上，麦克卢汉和莱文森做得怎么样？就这本书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其误会之处大于澄清之处，生造词语大于合理解释。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的态度更像是嬉皮士在做文化的先锋试验，不像是学者在力图把握时代脉搏。本书中的麦克卢汉的理论，比较起来，所谓新奇的学术思路更少，装腔作势的“学术作秀”色彩更浓。这样的学术并不罕见，和某些历史学者研究“狼牙山五壮士有没有偷萝卜”有异曲同工之处，倘若模仿麦克卢汉式的造词法，且可将其称为“先锋学术”。
然而，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的话，麦克卢汉何以在学术界声明鹊起，被各大高校新闻学院奉为大师呢？笔者试图从此书阐释的具体理论出发，追问这些理论的意义何在。再结合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追问麦克卢汉何以凭借假说式的理论成为学术研究的大师。
首先是“媒介即讯息”，“媒介所能够传输的东西——比如看电视的过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看的具体节目或内容。”而莱文森补充了“英特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认为英特网将所有的媒介纳入其中，包括人也成为了英特网的内容，“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因特网的内容，而且使用媒介因特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自我辩解的莱文森的判断，其实质上都是媒介决定论。
就声称在技术面前自己对人类的力量抱有乐观态度的莱文森来说，他也并非是认为媒介是人类社会诸多力量的一部分。他将媒介和人简单对立起来，做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是人主宰媒介，还是媒介主宰人？或者是人创造媒介，还是媒介创造人？莱文森认为，麦克卢汉支持后者，是技术决定论者，自己支持前者，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他甚至说不清楚自己支持前者的理由，更像是“我感觉前者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简单分析每当想要深入探讨具体的社会现象时，就往往显得没有任何力量了。因此麦克卢汉要用一些夸张的修辞来掩饰自己，而莱文森则学会了在文本中浅尝辄止。例如莱文森提到宣传的时候，莱文森说：
“宣传的确是可以无所不在、无法避免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拥抱宣传，也不能允许所有改善了的媒介去进行宣传。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从一条道德规定入手。根据这条规定，由迥然不同的人来控制信息，总是比集中的权威来控制信息要好。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同时也在玩火。我们最好还是寻求更好的手段来控制宣传吧。”
注意，这是关于宣传这个宏大的问题论述的开始，也是关于这个论述的结束。莱文森的意思，无非是宣传是必须的，但宣传需要控制，怎么控制呢？用一条道德规定去控制，什么道德规定呢？莱文森不知道，但他的逻辑在于——我相信有这样一条道德规定，如果没有，我相信有“更好的手段”来控制宣传。只要我相信，我就和麦克卢汉不一样，我就不是媒介决定论者。可以看出来他的思路是多么单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他无法去分析隐藏在宣传背后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他的所有分析是遮盖了其他的人为的因素，而只是从媒介的属性出发的，这个媒介的属性甚至不是变化的属性而是先验的属性。控制宣传在这个意义上就和控制媒介类似，他和麦克卢汉一样，他们不去探讨隐藏在媒介和宣传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而是就媒介论媒介，造出许许多多的新鲜词汇，用这个词汇给媒介赋予先验的属性，然后依据这些属性来讨论媒介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媒介怎样把人塑造成人。他们一切从媒介本身的属性出发，以媒介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这才是他们的观点被称为媒介决定论的关键原因。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媒介决定论是从先验的单纯的媒介属性出发，抛弃了媒介背后勾连的其他元素，在他们眼中，一种媒介发明了之后，他的影响似乎是不会变的，他们的所有者是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似乎政府控制媒介、民众控制媒介和金融寡头控制媒介这三者在媒介的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重要的东西全是在于媒介本身，因此他们的分析不仅是片面的、单薄的，无法对任何社会现象进行切实的解释，而且，他们从媒介属性出发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社会，就是媒介决定论的视角。但莱文森对比媒介决定论又有所不足，因为莱文森的整个思维太过于简单和对立了，以至于他找不出论证媒介决定论的能够有实际的依据理由。在宣传方面，他指望一个“更好的办法”，在别的方面也都是这些模模糊糊的似有若无的论述。例如，他提出的“人性化趋势”的概念，认为：
“隐藏在麦克卢汉图式中，后来在因特网中充分显现出来的，还有另外一面：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东西，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形式上和功能上都是如此。因此，我的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媒介观中，充满活力和人性的部分，是非常契合的。”
同样的，这是在人性化趋势这一概念最核心的论述的开始也是结束。如果我们剔去那些创造出的新鲜词汇，直面本质的话，莱文森就说了一句话——人可以创造和选择媒介的内容。难道任何一个使用过媒介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难道这是一个值得反复研究和争论的问题吗？明白人很容易看出来，莱文森的理论就在于这个“人性化趋势”的口号罢了。
最为典型的是“热媒介”和“冷媒介”的例子，冷热媒介的划分以什么为标准？在本书131页，“麦克卢汉认为，媒介里的’光投射’比普通的自然光照射在时间万物上，要深刻得多，它要求人的参与度要大得多。…… 按照他的说法，看印刷在书上的东西（除非是有插图的手稿）和看电影一样，都有一个固定的特点：参与程度比较低的。相反，看电视的参与度却是比较高的。电视…… 成了放映机，人成了屏幕。难怪电视要求的参与度非常高。”在本书154页，“（麦克卢汉）的观点是，热媒介喧闹、明亮和高清晰度的信息形象，涌向并横扫我们的感觉，很快就使之饱和。与此相对，冷媒介模糊、舒缓、低清晰度的风度，邀请我们一道去完成一个安静的夜晚，给这个夜晚带来生气。…… 大屏幕的彩色电影是热的，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是冷的；小说和报纸中的散文是热的，诗歌和公共场所的涂鸦是冷的；栩栩如生的照片是热的，简练的政治卡通是冷的…… ”冷热媒介的标准似乎是接受者参与度的高低，又似乎是媒介展现出来的信息是否喧闹、明亮和高清晰度，但莱文森又说“冷媒介之所以冷，就是说他邀请人去补充细节。”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模糊、舒缓、低清晰度的媒介使得人们的参与度比较高，因而是冷媒介。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参与度呢？他们没有论述参与度的概念，因为一旦参与度的概念清楚了，那么就能容易看出来这个划分的无意义了。如果“参与度”是指人们整合接收到的信息的过程中自我补充的程度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人们对于一个信息需要自己增加多少自己想象的内容来整合这个信息），那么，冷媒介（比如电视）就是指人需要给电视的内容提供更多的自我想象的元素，而电影作为热媒介就不需要。这样的表述有什么科学性呢？即使在麦克卢汉的时代，电视的内容是模糊不清的，观众需要自己想象电视在说些什么，难道电影就不需要观众进行整合了吗？而比较起散文和小说来说，电视和电影不都是更少的参与度吗？而且莱文森强调，“冷和热不只是一种媒介和他种媒介在相对尺度上的比较。更准确的说，冷和热是人使用的媒介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属性具有持久性，无论环境中存在的其他的媒介是什么。”就算这样的划分真的有自己的逻辑，但是这个划分本身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关于冷热媒介的论述里，以媒介论媒介，为定性而定性，为了概括而概括的风格如此明显。划分媒介属性不过是文字游戏，让人们苦思冥想，最后发现毫无用处。
这样的例子就不再列举了在其他的地方，如果细心领会他们的理论也会有这样的发现，即从媒介研究媒介，为了得到理论而创建理论，尽管有些道理，但对于社会问题没有解释力也没有实际用处。那么，如果他们的理论的确是装腔作势大于学术研究，他们的理论何以成为传播学的研究经典呢？我们不妨从媒介决定论的后果开始谈起。
媒介决定论丛媒介本身的形式研究媒介，放弃观察社会环境和媒介内容，认为媒介是决定社会变化的重要力量甚至是决定力量。这样的直接影响就是，人本身无所作为。冷热媒介的属性已经确定，人无需再过多干预。媒介的影响已经确定，互联网的发展会让我们世界再也没有野蛮人，使得“处处即中心”，微软垄断会被技术本身打破，人在这个过程中不过是“互联网的内容”。即使是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创造和选择媒介传递的内容，人所要做的事情也只是创造和选择互联网的内容，而不必去思考互联网的利弊如何，互联网的控制权在谁手里，互联网的收益从哪里来，互联网剥削了谁？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人去考虑，人不过是互联网建构自身的手段。
这样的观念为什么会大受欢迎呢？谁会大力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个问题源自历史，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回答。麦克卢汉的理论被广泛宣传是在60、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之中。反文化运动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影响，王维佳对其做过研究：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三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三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的著作。”
这段时期，麦克卢汉的思想第一次被大范围的传播。但是，仅仅依靠反文化运动的青年人，麦克卢汉是不可能传播的这样广泛的。在反文化运动之后，垄断的大资本和这些运动产生的文化紧密的结合起来。麦克卢汉的以反叛为特色的学术理念，由反叛的先锋青年推上台面，在垄断资本的鼓励下大范围传播，加之其貌似很前沿的学术特色，成为传播学界的经典。王维佳写道：“实际上以《连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数字乌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论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权力精英推动新经济改革的重要’喉舌’。”他将这些人称为“数字化巫师”，并且他指出，这群数字化巫师广泛的影响力，“正像菲德尔（B.J. Feder）所发现的，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麦克卢汉和莱文森时代较早，不能完全和他们放在一起，但是基于相同的理念和相似的风格，也未必不属于其中一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美国传播学，占据主流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批判学派。他们的学术造诣和思考深度很高，而他们的研究内容正是发出对于美国流行文化和整个美国制度的批判。在这些批判面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暴露得非常明显，而资本主义文化本身的应对能力非常欠缺。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大众文化的内容研究，提出“文化工业”，“单向度的人”，“机械复制主义”等一系列研究理论。而麦克卢汉等人的研究，抛弃内容，专注媒介形式，既避开了批判学派的批判，又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媒介形式研究和对新奇术语的讨论中来，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批判学派的打击，成为了为困境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研究的学术找寻出路的一种学术形态。
不过，“伪学术”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
关键词：麦克卢汉批判 媒介决定论批判 “先锋学术”批判
阅读此书及麦克卢汉的几本书，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不能得到解答——麦克卢汉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冷媒介热媒介的划分有什么用？媒介决定论有什么用？知道媒介是人的延伸有什么用？宏观上来说，学术研究无非三个用处，一是认识世界，二是改造世界，三是塑造或完善自我意识（或者说充实自己，积累知识以便于提高素养）。麦克卢汉的理论不谋求改造世界，恐怕也不能直接用来改造世界指导实践。而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介决定论等等能不能算做知识充实自己呢？恐怕更多的是类似于新闻评论员的观点，可以用来当作饭后的谈资而不能当作科学的知识。那么，在对世界和对媒介的解释上，麦克卢汉和莱文森做得怎么样？就这本书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其误会之处大于澄清之处，生造词语大于合理解释。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的态度更像是嬉皮士在做文化的先锋试验，不像是学者在力图把握时代脉搏。本书中的麦克卢汉的理论，比较起来，所谓新奇的学术思路更少，装腔作势的“学术作秀”色彩更浓。这样的学术并不罕见，和某些历史学者研究“狼牙山五壮士有没有偷萝卜”有异曲同工之处，倘若模仿麦克卢汉式的造词法，且可将其称为“先锋学术”。
然而，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的话，麦克卢汉何以在学术界声明鹊起，被各大高校新闻学院奉为大师呢？笔者试图从此书阐释的具体理论出发，追问这些理论的意义何在。再结合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追问麦克卢汉何以凭借假说式的理论成为学术研究的大师。
首先是“媒介即讯息”，“媒介所能够传输的东西——比如看电视的过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看的具体节目或内容。”而莱文森补充了“英特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认为英特网将所有的媒介纳入其中，包括人也成为了英特网的内容，“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因特网的内容，而且使用媒介因特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自我辩解的莱文森的判断，其实质上都是媒介决定论。
就声称在技术面前自己对人类的力量抱有乐观态度的莱文森来说，他也并非是认为媒介是人类社会诸多力量的一部分。他将媒介和人简单对立起来，做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是人主宰媒介，还是媒介主宰人？或者是人创造媒介，还是媒介创造人？莱文森认为，麦克卢汉支持后者，是技术决定论者，自己支持前者，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他甚至说不清楚自己支持前者的理由，更像是“我感觉前者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简单分析每当想要深入探讨具体的社会现象时，就往往显得没有任何力量了。因此麦克卢汉要用一些夸张的修辞来掩饰自己，而莱文森则学会了在文本中浅尝辄止。例如莱文森提到宣传的时候，莱文森说：
“宣传的确是可以无所不在、无法避免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拥抱宣传，也不能允许所有改善了的媒介去进行宣传。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从一条道德规定入手。根据这条规定，由迥然不同的人来控制信息，总是比集中的权威来控制信息要好。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同时也在玩火。我们最好还是寻求更好的手段来控制宣传吧。”
注意，这是关于宣传这个宏大的问题论述的开始，也是关于这个论述的结束。莱文森的意思，无非是宣传是必须的，但宣传需要控制，怎么控制呢？用一条道德规定去控制，什么道德规定呢？莱文森不知道，但他的逻辑在于——我相信有这样一条道德规定，如果没有，我相信有“更好的手段”来控制宣传。只要我相信，我就和麦克卢汉不一样，我就不是媒介决定论者。可以看出来他的思路是多么单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他无法去分析隐藏在宣传背后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他的所有分析是遮盖了其他的人为的因素，而只是从媒介的属性出发的，这个媒介的属性甚至不是变化的属性而是先验的属性。控制宣传在这个意义上就和控制媒介类似，他和麦克卢汉一样，他们不去探讨隐藏在媒介和宣传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而是就媒介论媒介，造出许许多多的新鲜词汇，用这个词汇给媒介赋予先验的属性，然后依据这些属性来讨论媒介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媒介怎样把人塑造成人。他们一切从媒介本身的属性出发，以媒介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这才是他们的观点被称为媒介决定论的关键原因。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媒介决定论是从先验的单纯的媒介属性出发，抛弃了媒介背后勾连的其他元素，在他们眼中，一种媒介发明了之后，他的影响似乎是不会变的，他们的所有者是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似乎政府控制媒介、民众控制媒介和金融寡头控制媒介这三者在媒介的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重要的东西全是在于媒介本身，因此他们的分析不仅是片面的、单薄的，无法对任何社会现象进行切实的解释，而且，他们从媒介属性出发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社会，就是媒介决定论的视角。但莱文森对比媒介决定论又有所不足，因为莱文森的整个思维太过于简单和对立了，以至于他找不出论证媒介决定论的能够有实际的依据理由。在宣传方面，他指望一个“更好的办法”，在别的方面也都是这些模模糊糊的似有若无的论述。例如，他提出的“人性化趋势”的概念，认为：
“隐藏在麦克卢汉图式中，后来在因特网中充分显现出来的，还有另外一面：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东西，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形式上和功能上都是如此。因此，我的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媒介观中，充满活力和人性的部分，是非常契合的。”
同样的，这是在人性化趋势这一概念最核心的论述的开始也是结束。如果我们剔去那些创造出的新鲜词汇，直面本质的话，莱文森就说了一句话——人可以创造和选择媒介的内容。难道任何一个使用过媒介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难道这是一个值得反复研究和争论的问题吗？明白人很容易看出来，莱文森的理论就在于这个“人性化趋势”的口号罢了。
最为典型的是“热媒介”和“冷媒介”的例子，冷热媒介的划分以什么为标准？在本书131页，“麦克卢汉认为，媒介里的’光投射’比普通的自然光照射在时间万物上，要深刻得多，它要求人的参与度要大得多。…… 按照他的说法，看印刷在书上的东西（除非是有插图的手稿）和看电影一样，都有一个固定的特点：参与程度比较低的。相反，看电视的参与度却是比较高的。电视…… 成了放映机，人成了屏幕。难怪电视要求的参与度非常高。”在本书154页，“（麦克卢汉）的观点是，热媒介喧闹、明亮和高清晰度的信息形象，涌向并横扫我们的感觉，很快就使之饱和。与此相对，冷媒介模糊、舒缓、低清晰度的风度，邀请我们一道去完成一个安静的夜晚，给这个夜晚带来生气。…… 大屏幕的彩色电影是热的，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是冷的；小说和报纸中的散文是热的，诗歌和公共场所的涂鸦是冷的；栩栩如生的照片是热的，简练的政治卡通是冷的…… ”冷热媒介的标准似乎是接受者参与度的高低，又似乎是媒介展现出来的信息是否喧闹、明亮和高清晰度，但莱文森又说“冷媒介之所以冷，就是说他邀请人去补充细节。”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模糊、舒缓、低清晰度的媒介使得人们的参与度比较高，因而是冷媒介。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参与度呢？他们没有论述参与度的概念，因为一旦参与度的概念清楚了，那么就能容易看出来这个划分的无意义了。如果“参与度”是指人们整合接收到的信息的过程中自我补充的程度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人们对于一个信息需要自己增加多少自己想象的内容来整合这个信息），那么，冷媒介（比如电视）就是指人需要给电视的内容提供更多的自我想象的元素，而电影作为热媒介就不需要。这样的表述有什么科学性呢？即使在麦克卢汉的时代，电视的内容是模糊不清的，观众需要自己想象电视在说些什么，难道电影就不需要观众进行整合了吗？而比较起散文和小说来说，电视和电影不都是更少的参与度吗？而且莱文森强调，“冷和热不只是一种媒介和他种媒介在相对尺度上的比较。更准确的说，冷和热是人使用的媒介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属性具有持久性，无论环境中存在的其他的媒介是什么。”就算这样的划分真的有自己的逻辑，但是这个划分本身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关于冷热媒介的论述里，以媒介论媒介，为定性而定性，为了概括而概括的风格如此明显。划分媒介属性不过是文字游戏，让人们苦思冥想，最后发现毫无用处。
这样的例子就不再列举了在其他的地方，如果细心领会他们的理论也会有这样的发现，即从媒介研究媒介，为了得到理论而创建理论，尽管有些道理，但对于社会问题没有解释力也没有实际用处。那么，如果他们的理论的确是装腔作势大于学术研究，他们的理论何以成为传播学的研究经典呢？我们不妨从媒介决定论的后果开始谈起。
媒介决定论丛媒介本身的形式研究媒介，放弃观察社会环境和媒介内容，认为媒介是决定社会变化的重要力量甚至是决定力量。这样的直接影响就是，人本身无所作为。冷热媒介的属性已经确定，人无需再过多干预。媒介的影响已经确定，互联网的发展会让我们世界再也没有野蛮人，使得“处处即中心”，微软垄断会被技术本身打破，人在这个过程中不过是“互联网的内容”。即使是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创造和选择媒介传递的内容，人所要做的事情也只是创造和选择互联网的内容，而不必去思考互联网的利弊如何，互联网的控制权在谁手里，互联网的收益从哪里来，互联网剥削了谁？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人去考虑，人不过是互联网建构自身的手段。
这样的观念为什么会大受欢迎呢？谁会大力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个问题源自历史，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回答。麦克卢汉的理论被广泛宣传是在60、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之中。反文化运动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影响，王维佳对其做过研究：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三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三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的著作。”
这段时期，麦克卢汉的思想第一次被大范围的传播。但是，仅仅依靠反文化运动的青年人，麦克卢汉是不可能传播的这样广泛的。在反文化运动之后，垄断的大资本和这些运动产生的文化紧密的结合起来。麦克卢汉的以反叛为特色的学术理念，由反叛的先锋青年推上台面，在垄断资本的鼓励下大范围传播，加之其貌似很前沿的学术特色，成为传播学界的经典。王维佳写道：“实际上以《连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数字乌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论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权力精英推动新经济改革的重要’喉舌’。”他将这些人称为“数字化巫师”，并且他指出，这群数字化巫师广泛的影响力，“正像菲德尔（B.J. Feder）所发现的，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麦克卢汉和莱文森时代较早，不能完全和他们放在一起，但是基于相同的理念和相似的风格，也未必不属于其中一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美国传播学，占据主流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批判学派。他们的学术造诣和思考深度很高，而他们的研究内容正是发出对于美国流行文化和整个美国制度的批判。在这些批判面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暴露得非常明显，而资本主义文化本身的应对能力非常欠缺。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大众文化的内容研究，提出“文化工业”，“单向度的人”，“机械复制主义”等一系列研究理论。而麦克卢汉等人的研究，抛弃内容，专注媒介形式，既避开了批判学派的批判，又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媒介形式研究和对新奇术语的讨论中来，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批判学派的打击，成为了为困境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研究的学术找寻出路的一种学术形态。
不过，“伪学术”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