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不止于言谈

在互联网时代，一个词语突然出现并且产生爆炸效应是一件说难不难，说容易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在散布信息的时代，对话题的参与感让人们更容接近社会的一些事物的真相，同时也更加能够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物处理中来。然而，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情况是朝着正面的方向走去，而有一些则难免进入另一个死胡同，在狂欢之后被忘却。如是如此，掌握话语权或者引导话语方向的组织或者个体，需要停歇一下，需要回顾过去，判断当下，理顺未来要走的方向。

在中国可以让人们参与到讨论中的事情有很多，甚至有一些是不能加以过多讨论的事情，更多的是被拿来调侃或者讽刺的糟糕的事情。雾霾无疑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件。当西伯利亚的大风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自然存在的时候，雾霾已然在社交平台上爆炸开来，成为了一种话语风向标。这样糟糕的事情的爆炸当然有其好处，那可以让人们参与到公共事物中，并且能够让人们获取些许关于环保的知识。当然，有些人诸如柴静所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敬佩，我们更应该落实到保护环境，减少雾霾实践中去。然而，治理雾霾当然不是我们个体或者知识分子所能够全然处理的事情。

回顾大雾霾的历史，基本会认为工业革命是罪魁祸首。工厂化大生产取代作坊式生产，烟囱高耸浓烟滚滚把人类带进入了雾霾大时代。透过《大雾霾》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雾霾产生的过程中，燃料的转化是雾霾生成的重要原因。煤的大量使用导致了伦敦陷入了雾都困境。或许我们习惯了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先发展后治理路线”，但是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早在雾霾出现的时候已经有知识分子注意到了这些现状，并且民众，教会也到注意到了这些状况，却没有什么国家层面的治理的出现，也就是说，有人找到了病毒，医生却没有选择治疗。随着大烟雾的进一步的加重，伦敦人甚至看不清这座城市的面貌，并且无法忍受难闻的气味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转回使用柴火。然而，这个时候的伦敦已经骑虎难下，人口的增长导致的燃料供应问题，甚至是工厂大规模的诞生让煤的使用量更为需求。虽然这个时候国家的立法跟进，但是由于对空气中的污染物的理解的不多，甚至对烟雾的颜色的控制导致了立法的效果并不明显。随着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立法的不断完善，国家在面对自然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制度，加强行政力量在环境治理上，逐步引导伦敦走出那些看不到阳光的日子。

或许更加能够让我们对雾霾有着急迫驱逐感的是书中列举的死于雾霾期间的人的数量，或许在中国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尘肺病的事例，却极少听说谁因为雾霾死去，甚至还会因为“阅兵蓝”感到骄傲。当下的中国的雾霾的程度是否可以与当年的伦敦的浓度或者有害程度等同，我无法做出判断。然而在面对当下区域环境污染导致的中国的大环境的变化，甚至是区域气候的变化，我们不得不做出一种防范，不是为了做得更好，而是为了把事情做得不那么糟糕。

公共环境的保护当然属于每一个公民的义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缺位的却是国家法制上给予的配套支持。在前些年，中国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只能通过固定的组织来进行，这不仅仅弱化了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参与，同时也增加了该组织的责任和负担。在我们说不走资本主义老路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还只能企盼各种“蓝”？国家层面的引导与公民教育，法制健全的各种层面上的完善或许会让我们每天都接触到蓝天，而不是特定时间点的特定的环境才有特定的湛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