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瘾和民主
吉登斯在本书中对性的讨论由鲁宾和金赛的研究成果引出，他们两人针对诸如手淫、口交、同行恋等倒错性行为的研究使得“性”得以受到全方位的关注。吉登斯在书中说道：“‘性’在今天得以被发现、开发和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它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或培养的东西，而不再是被个人视为注定的事物状态而接受的自然条件。在一种可以被调查的意义上，性似乎发挥着自我的一种可锻性功能，是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准则的一个基本接合点。”性话语成为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不再是私领域内不可见人的苟且之事。
一、对福柯的批判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吉登斯用大量篇幅批评了福柯的学说。在福柯看来，权力/话语体系既是压制性和否定性的，也是生产性和肯定性的，而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话语正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权力的两面性，一些反常性行为（即不能导致生育而是以快感经济为目标的性行为）因为遭到性话语的压制而奇特地获得一种命名，从而获得一种存在性。原先偷偷摸摸的同性恋、手淫和其他诸多奇特的性癖好突然变成了一种具体的性实践，从边缘、沉默和混乱处脱颖而出，而且轮廓清晰。性话语的压制不仅没有抑制性快感，反而激发性的紧张感和快感，导致了一些反常性行为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成型，性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嬉戏性话题。就此，福柯认为，西方普遍认同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压抑假说”是有问题的，这一时期内，性没有收到压制，相反，它受到了激励。
吉登斯对于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不以为然，他认为性压抑是真实存在的，认为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由于不具备读写能力，性话语距离其是非常遥远的 ，福柯所谓的权力被性快感所俘获更是无从谈起。此外，他还批评了福柯的话语理论过于神秘，在真实历史前显得脆弱不堪，并指出福柯忽略了性与爱、性与性别的关系，而事实上，性别和爱与性的关系十分密切。性别不同，受压抑的程度就不同，受压抑的结果就不同，女性的性压抑状况尤其具有象征性，她们不仅受到来自社会对性的普遍压抑，同时还有男性对女性的性控制和性征服。而亲密关系之所以开始变革，正是由于性解放之后女性逐渐地从上述的两种压抑摆脱出来或正处于摆脱的阶段。
二、瘾和性瘾
女人也需要性的观点第一次被正视，吉登斯以性瘾者格丽为例，尝试论证女人正在试图尝试新的性经验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她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男人，却没有如此这般的物质支持和社会承认。需要不断的性认可成为女性诉求的一部分，但她们却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这种认可。
在阐述瘾的性质时，吉登斯指出所有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惯例化的，而瘾被界定为一种被迫从事的模式化的习惯性为，停止这种行为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焦虑，通过缓解焦虑，瘾给有瘾之人提供了一种安慰之源，但这种经验多多少少总是暂时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吉登斯提出上瘾是对自我的放弃，但他同时又说“所有的瘾都是变态的自律，但这种反常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解脱或束缚得更紧”，比如食欲过盛和厌食尽管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却常常作为同一个人的习性而存在。
在性瘾的环境下，获得性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自由，而且性认同构成了自我叙事的核心部分 ，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要求性自主和性满足。“女人需要性”事实上是在一个男性控制的社会的环境中女性将一种男性性行为模式的内在化，正如以往的花花公子需要用大量地征服女性来证明自己对女人的吸引力一样。但是与男性性行为的强迫性不同的是，在形容男性的词中没有荡妇这个词的对应词，因此这种环境下女性对性的需求无异于一种破坏性的声音，也让女性强迫性行为的五花八门的形式得到了强化。
因此也不难理解女性瘾者往往要比男性瘾者或者所谓的花花公子面临更大的压力，且更多地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同时，某些花花公子经常流露出对女人的担忧和畏惧之情，一个男人这样回答“发现女人可以，但追逐女色则不行”，他们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时的平静与这件事本身的狂乱性质恰成对比，而且颇似其他的瘾所特有的那种自我克制。 不难看出，无论是性瘾还是其他的瘾，在获得高峰体验和自我沉醉的同时却不断地导致羞愧和不舒服的感觉，说到底，所有的瘾标志着一种根本无力克服某些种类的焦虑的无能。
三、纯粹关系
在现代避孕术发明之前，对女人来说，性并没有夹杂着快感，而是混合着恐惧，伴随着死之威胁，因为性总是与怀孕联系起来，而怀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同死亡相伴，因为生育中总一部分孕妇死亡，婴儿的死亡率更是处于压倒性的高比例。但是，现代避孕术的发明，祛除了性和死亡的联系纽带，避孕将性和生育分离开来，也自然将性和恐惧分离开来。这样，性就回到了性本身，它成了自律的东西，吉登斯将其称之为“可塑性性征”，性也就有可能享受到其本身固有的乐趣，可以变成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可以变得灵活多样，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变得为所欲为 。
正是因为可塑性性征的出现，才使女性性快感成为可能，女性从此获得了性自主，和其他以快感为主要内容的倒错性行为一道推动了性解放，也作为吉登斯所称之的“亲密关系的变革”的基础。女性借由性与生育的分离而获得的自主性，以原有的浪漫之爱为基础，使得她们和男性达成一种纯粹关系成为可能，这种纯粹关系剔除了权力的控制性因素，是一种民主化关系，使双方 在性和爱方面处于平等的位置，尽可能地使双方保持相互尊重，并且不再只是限定于性领域，也涉及到父子关系、亲缘关系和友谊关系等。
四、性与民主
吉登斯建构了一个基于“纯粹关系”的自我规划的理论模型，由此展现他对亲密关系的变革之路通向的前景，通过纯粹关系中允许可塑性性征自由发展的权力平衡机制而实现个人生活的民主化，关系的双方在一种民主可交流的情境中实现双向的自我规划，这就是将政治的民主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的一系列积极尝试。
性和爱平等的纯粹关系使个人生活的大规模民主化成为可能，并且对于重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意义重大。同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的的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对称性 。性关系就此和政治体制、全球语境联系起来，尽管完全的民主化还路途漫漫，还是一个远景式的乌托邦，但是，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生活、家庭关系以及逐步成型的个人生活政治确确实实获得了一定的解放。
吉登斯在这里进一步论证，纯粹关系最终必将导致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然而吉登斯的逻辑起点仅仅停留在性与生育的分离，局限于关系本身，而对同时代正在发生的其他斗争全然没有涉及，妇女的自治性在现今的社会中也仍没有完全获得，女权运动仍旧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吉登斯所论证的性民主远没有真正来临，也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乌托邦，即便如此，性民主无力完全承担公共领域民主的重任。民主的最重要内容始终是公共讨论，性，即便正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形成一个重要的结构，也仍无法完全进入公领域由民众像探讨货币政策那样进行社会辩论。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亲密关系的变革确如吉登斯所言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甚至社会革命，而我更愿意相信，亲密关系的变革——它表现为两性平等，个人自治，生活政治民主化，激情的私有化，快感要求，反常爱恋形式的涌现——是一种综合力量的结果 。此外我们也不由产生疑问，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无处不在的权力，而在某段关系中，真能产生如吉登斯所言之完全脱离权力控制般纯粹么？如若有，则社会必然已经发展到了无所谓性别的阶段。
一、对福柯的批判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吉登斯用大量篇幅批评了福柯的学说。在福柯看来，权力/话语体系既是压制性和否定性的，也是生产性和肯定性的，而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话语正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权力的两面性，一些反常性行为（即不能导致生育而是以快感经济为目标的性行为）因为遭到性话语的压制而奇特地获得一种命名，从而获得一种存在性。原先偷偷摸摸的同性恋、手淫和其他诸多奇特的性癖好突然变成了一种具体的性实践，从边缘、沉默和混乱处脱颖而出，而且轮廓清晰。性话语的压制不仅没有抑制性快感，反而激发性的紧张感和快感，导致了一些反常性行为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成型，性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嬉戏性话题。就此，福柯认为，西方普遍认同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压抑假说”是有问题的，这一时期内，性没有收到压制，相反，它受到了激励。
吉登斯对于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不以为然，他认为性压抑是真实存在的，认为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由于不具备读写能力，性话语距离其是非常遥远的 ，福柯所谓的权力被性快感所俘获更是无从谈起。此外，他还批评了福柯的话语理论过于神秘，在真实历史前显得脆弱不堪，并指出福柯忽略了性与爱、性与性别的关系，而事实上，性别和爱与性的关系十分密切。性别不同，受压抑的程度就不同，受压抑的结果就不同，女性的性压抑状况尤其具有象征性，她们不仅受到来自社会对性的普遍压抑，同时还有男性对女性的性控制和性征服。而亲密关系之所以开始变革，正是由于性解放之后女性逐渐地从上述的两种压抑摆脱出来或正处于摆脱的阶段。
二、瘾和性瘾
女人也需要性的观点第一次被正视，吉登斯以性瘾者格丽为例，尝试论证女人正在试图尝试新的性经验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她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男人，却没有如此这般的物质支持和社会承认。需要不断的性认可成为女性诉求的一部分，但她们却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这种认可。
在阐述瘾的性质时，吉登斯指出所有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惯例化的，而瘾被界定为一种被迫从事的模式化的习惯性为，停止这种行为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焦虑，通过缓解焦虑，瘾给有瘾之人提供了一种安慰之源，但这种经验多多少少总是暂时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吉登斯提出上瘾是对自我的放弃，但他同时又说“所有的瘾都是变态的自律，但这种反常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解脱或束缚得更紧”，比如食欲过盛和厌食尽管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却常常作为同一个人的习性而存在。
在性瘾的环境下，获得性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自由，而且性认同构成了自我叙事的核心部分 ，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要求性自主和性满足。“女人需要性”事实上是在一个男性控制的社会的环境中女性将一种男性性行为模式的内在化，正如以往的花花公子需要用大量地征服女性来证明自己对女人的吸引力一样。但是与男性性行为的强迫性不同的是，在形容男性的词中没有荡妇这个词的对应词，因此这种环境下女性对性的需求无异于一种破坏性的声音，也让女性强迫性行为的五花八门的形式得到了强化。
因此也不难理解女性瘾者往往要比男性瘾者或者所谓的花花公子面临更大的压力，且更多地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同时，某些花花公子经常流露出对女人的担忧和畏惧之情，一个男人这样回答“发现女人可以，但追逐女色则不行”，他们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时的平静与这件事本身的狂乱性质恰成对比，而且颇似其他的瘾所特有的那种自我克制。 不难看出，无论是性瘾还是其他的瘾，在获得高峰体验和自我沉醉的同时却不断地导致羞愧和不舒服的感觉，说到底，所有的瘾标志着一种根本无力克服某些种类的焦虑的无能。
三、纯粹关系
在现代避孕术发明之前，对女人来说，性并没有夹杂着快感，而是混合着恐惧，伴随着死之威胁，因为性总是与怀孕联系起来，而怀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同死亡相伴，因为生育中总一部分孕妇死亡，婴儿的死亡率更是处于压倒性的高比例。但是，现代避孕术的发明，祛除了性和死亡的联系纽带，避孕将性和生育分离开来，也自然将性和恐惧分离开来。这样，性就回到了性本身，它成了自律的东西，吉登斯将其称之为“可塑性性征”，性也就有可能享受到其本身固有的乐趣，可以变成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可以变得灵活多样，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变得为所欲为 。
正是因为可塑性性征的出现，才使女性性快感成为可能，女性从此获得了性自主，和其他以快感为主要内容的倒错性行为一道推动了性解放，也作为吉登斯所称之的“亲密关系的变革”的基础。女性借由性与生育的分离而获得的自主性，以原有的浪漫之爱为基础，使得她们和男性达成一种纯粹关系成为可能，这种纯粹关系剔除了权力的控制性因素，是一种民主化关系，使双方 在性和爱方面处于平等的位置，尽可能地使双方保持相互尊重，并且不再只是限定于性领域，也涉及到父子关系、亲缘关系和友谊关系等。
四、性与民主
吉登斯建构了一个基于“纯粹关系”的自我规划的理论模型，由此展现他对亲密关系的变革之路通向的前景，通过纯粹关系中允许可塑性性征自由发展的权力平衡机制而实现个人生活的民主化，关系的双方在一种民主可交流的情境中实现双向的自我规划，这就是将政治的民主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的一系列积极尝试。
性和爱平等的纯粹关系使个人生活的大规模民主化成为可能，并且对于重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意义重大。同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的的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对称性 。性关系就此和政治体制、全球语境联系起来，尽管完全的民主化还路途漫漫，还是一个远景式的乌托邦，但是，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生活、家庭关系以及逐步成型的个人生活政治确确实实获得了一定的解放。
吉登斯在这里进一步论证，纯粹关系最终必将导致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然而吉登斯的逻辑起点仅仅停留在性与生育的分离，局限于关系本身，而对同时代正在发生的其他斗争全然没有涉及，妇女的自治性在现今的社会中也仍没有完全获得，女权运动仍旧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吉登斯所论证的性民主远没有真正来临，也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乌托邦，即便如此，性民主无力完全承担公共领域民主的重任。民主的最重要内容始终是公共讨论，性，即便正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形成一个重要的结构，也仍无法完全进入公领域由民众像探讨货币政策那样进行社会辩论。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亲密关系的变革确如吉登斯所言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甚至社会革命，而我更愿意相信，亲密关系的变革——它表现为两性平等，个人自治，生活政治民主化，激情的私有化，快感要求，反常爱恋形式的涌现——是一种综合力量的结果 。此外我们也不由产生疑问，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无处不在的权力，而在某段关系中，真能产生如吉登斯所言之完全脱离权力控制般纯粹么？如若有，则社会必然已经发展到了无所谓性别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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