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需要温暖” ——《寒夜》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寒夜》是巴金先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后期创作中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作品，曾树生则是《寒夜》中塑造的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自1979年巴金研究者们开始广泛关注《寒夜》以来，研究者们对她的评价一直都是褒贬不一，有的认为是她“是一个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失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并且正在不自觉地走向毁灭深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1]有的则认为“曾树生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在她的心灵深处，东方妇女的道德观念并未泯灭。”[2]其实，巴金先生早在1962年写的《谈<寒夜>》中就曾指出：“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3]小说结尾所表达的思想正是理解巴金先生这一创作意图的关键——“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那么，曾树生她为什么“需要温暖”呢？
首先，从个人来看，曾树生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又有传统女性恪守家庭道德的品质。曾树生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有过和丈夫一起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梦想，在她身上处处闪现着现代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独立自由、敢于同封建礼教和男权文化进行不屈抗争的光芒。她与汪文宣自由恋爱而结合，在战乱的环境中凭着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在大川银行谋得一份薪资颇丰的工作，摆脱了传统女性对于丈夫的经济依赖，并且替代患病的丈夫承担起全家的经济重担。曾树生天性活泼开朗，爱动爱热闹，追求热情的生活。她积极地参加社交活动，出入舞会、宴会、咖啡厅，没有将自己束缚在狭小的家庭生活中成为一名贤妻良母，而是勇敢大胆地走出家门做现代职业女性。在家里，面对婆母的辱骂和威逼时，她也是不卑不亢，决然回击，丝毫没有传统女性对长辈的低眉顺眼、委曲求全，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尊严。当婚姻失去爱的基础时，她敢于自由地解除与汪文宣的夫妻关系。可以看到，曾树生已经不同于旧社会中的传统女性，在精神上充满了新女性的自信与优越。
但与此同时，曾树生也并没有真正地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东方女性的道德品质在她身上并未完全泯灭。她虽然努力地在社会中追求着独立、自由和个人幸福，但始终没有抛弃对家庭、对丈夫、对儿子的责任，虽然她并不满意自己在银行的工作，但丈夫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一家四口的生活，还有丈夫治疗“富贵病”的医药费和儿子就读贵族学校的大笔学费，而“花瓶”的工作可以让她比较轻松地获得较多的收入，所以为了养家糊口她不得不继续忍耐地做着这份工作。当汪文宣病倒在床上，她就暂时断绝了社会交往，在家悉心照料丈夫，为了丈夫心里好受，还曾一度答应他不再跟婆婆吵架。在与上司陈主任的交往中，她也坚守着道德的底线，始终没有越雷池半步，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她对丈夫的懦弱、婆婆的尖酸、儿子的冷漠尽管非常失望，但兰州之行还是让她犹豫再三，到了兰州后也时时牵挂着，即使在她写信跟汪文宣分手后，仍每月按时给家里寄生活费。当两个月没收到家里的来信时，她便匆匆赶回家，面对的却是丈夫病死、亲子离散、人去楼空的悲惨现实。她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内疚：“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再也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诉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4]曾树生这种良心的责备是她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履行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更是知识女性意识深处的个性解放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她的这些痛苦都在表明她是多么需要温暖！
其次，从家庭来看，曾树生更需要温暖。曾树生虽然始终放不下这个家，但这个家并没有带给她内心的温暖，反而让她感到痛苦和恐惧。曾树生是个受新思想深刻影响的现代女性，对自己在社会上谋得的工作并不满意：“我觉得活着真的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在外交际，常常想到家里，可是一回到家，沉闷窒息的家庭氛围又让她受不了，这个家没有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温情，丈夫的软弱、婆婆的刻薄、儿子的疏远，这一切让在寻求依靠的曾树生反生浮萍之感。
家中的主要矛盾是婆媳之间的冲突。汪母很爱这个家，爱他的儿子汪文宣和孙儿小宣，但对于儿媳曾树生却是百般的挑剔和责难。曾树生也毫不示弱，跟汪母针锋相对，闹得整个家鸡犬不宁、乌烟瘴气，以至于到了曾树生所说“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的敌对状态。曾树生跟汪母的矛盾实质是新旧观念的冲突，是现代与封建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抵触。汪母早年丧夫，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所以将儿子看成她全部的希望所在，对儿子更是百般的呵护和依赖，而儿媳的出现让她感觉分走了儿子的爱，于是对曾树生满怀嫉妒和怨恨，辱骂她是“我儿子的姘头”，“比娼妓还不如”。她还用封建家庭伦理观念来约束管教儿媳妇，她认为儿媳就应该在家好好伺候公婆、相夫教子，看不惯曾树生打扮时髦地在外应酬，骂树生是“花瓶”，“不守妇道”。她也不能接受儿媳比儿子强的事实，对在外工作挣钱养家的曾树生说三道四，尖酸刻薄，还极力挑唆儿子拿出丈夫的权威来压制儿媳，甚至不顾儿子的痛苦，逼他撵走儿媳，“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威权和舒适的生活”。而曾树生接受的是现代新思想，绝不会在任何阻碍她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行为前屈服：“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二十二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她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在那样污浊恶劣的社会中，她仍然能保持住独立的人格精神。但在家中得不到长辈的关爱，还要常听婆婆莫名其妙的毒言恶语，她怎能不未进家门就心生痛苦和倦意啊！
再说曾树生的丈夫汪文宣。汪文宣同曾树生一样，也曾共同有过“教育救国”的宏伟理想。但社会的战乱和经济的贫困，终使两人的理想破灭，彼此间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差异开始逐渐显现并进一步扩大。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刻薄古怪的上司、冷漠无情的同事、繁重琐碎的工作，换来的仅是一点微薄的薪水，汪文宣在艰难的生活中很快消退了锐气，变得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猥琐懦弱，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好人”。偏偏在这样的环境中汪文宣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卧床不起，不得不靠妻子养家，这更使他在妻子面前有强烈的愧疚感和自卑感，就连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走在一起又说又笑，他也不敢迎着他们走去。当母亲和妻子发生激烈争吵时，他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男人应有的理性和气魄来分清是非、谏母劝妻、化解矛盾，而总是以叹息和哭泣的方式来乞求冲突的终止，有时甚至到了自残自虐的地步，用曾树生的话说就是“永远是敷衍和拖”。这一切都是健康、美丽、乐观的曾树生深感失望的，她不能忍受“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的生活，正如她给汪文宣的那封长信所说：“你只用哀求的目光看我。我就怕你这种目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曾树生的无奈和委屈，她确实需要一个真正疼她爱她、能给她温暖的丈夫啊！儿子小宣的一切同样让她感到无望，特别是儿子的冷漠与疏远更是让她感觉到自己在家中孤立无援的地位，她的心灵充满了悲切与凄凉。这个家对于曾树生来说像寒夜一样的阴冷，她不能从中得到丝毫的温暖和幸福。
第三，曾树生的所有努力和抗争在那样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中，注定都将变成虚妄。巴金在《关于<寒夜>》说：“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5]这就是说，曾树生的理想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那个动乱时代和黑暗社会造成的。
《寒夜》的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后的重庆，当时正处于国名党的专制统治下，社会动荡、政治腐朽、物价飞涨、人心惶惶，高官巨贾凭借特权大发国难财，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倒着国难霉。汪文宣一家的境遇就是千千万万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黑暗社会的无辜者的一个缩影。夫妻二人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战乱，本可以在上海实现他们的教育梦，跟婆母、儿子一起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可是战乱迫使他们全家辗转逃难到重庆，腐败不公的社会制度摧毁了他们的梦想，贫穷苦难的生活磨灭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温馨和谐，连曾树生的最终出走也未能追寻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和幸福。当时的时代赋予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的勇气，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却没能给她们的理想提供实现的基础，哪怕是一点点的生存空间都不曾有过。像曾树生一样的现代女性仍然背负着封建传统文化的历史重压，女性的经济独立也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支撑她们人格独立的程度。曾树生起初由于生活的重压，被迫当了“花瓶”，“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常常苦闷、发牢骚。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在与陈主任的交往中，她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享受，但她的内心却常常空虚，她并不爱陈主任，可是她不想也无法摆脱陈主任的物质依靠和情感纠缠，她是一个“无所爱的、在精神上流浪着的女人”[6]。从曾树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她们好不容易挣脱了家庭的束缚走向了社会，可是社会中腐朽黑暗的政治制度、残存的封建文化因素和崩溃的经济状况等等，都让她们在独立面对社会时不堪重负，困境重重，她们始终摆脱不了男权文化的压制，永远都处于精神和物质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
小说结尾处，曾树生依旧独自徘徊在寒夜中阴暗的街道上，黑暗沉闷的社会环境和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永远像“寒夜”一样笼罩着她，她既没有追求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和解脱，也无法再寻回自己的家庭，她的前途更渺茫了。巴金在《谈<寒夜>》中曾说：“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7]曾树生不可能寻找到正确的出路，因为她所要抗争的不仅仅是某个封建家长和作恶者，而且是包括了封建传统意识在内的旧势力、旧观念，还有整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总之，只有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才能给她以温暖，而新时代、新社会到来之后，巴金即“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向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并说“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8]
[1] 陈泽光：《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文学论》1981第1期。
[2] 戴翊：《应该怎样评价<寒夜>的女主人公》，《文学评论》1982第2期。
[3][7][8]巴金：《谈<寒夜>》，《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1983年2月第1版，第292页，第295页，第301页。
[4]巴金：《寒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以下所有《寒夜》原作引文均出于此版本。
[5]巴金：《关于<寒夜>——<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1983年2月第1版，第439页。
[6] 刘慧英：《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 <寒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第3期。
首先，从个人来看，曾树生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又有传统女性恪守家庭道德的品质。曾树生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有过和丈夫一起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梦想，在她身上处处闪现着现代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独立自由、敢于同封建礼教和男权文化进行不屈抗争的光芒。她与汪文宣自由恋爱而结合，在战乱的环境中凭着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在大川银行谋得一份薪资颇丰的工作，摆脱了传统女性对于丈夫的经济依赖，并且替代患病的丈夫承担起全家的经济重担。曾树生天性活泼开朗，爱动爱热闹，追求热情的生活。她积极地参加社交活动，出入舞会、宴会、咖啡厅，没有将自己束缚在狭小的家庭生活中成为一名贤妻良母，而是勇敢大胆地走出家门做现代职业女性。在家里，面对婆母的辱骂和威逼时，她也是不卑不亢，决然回击，丝毫没有传统女性对长辈的低眉顺眼、委曲求全，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尊严。当婚姻失去爱的基础时，她敢于自由地解除与汪文宣的夫妻关系。可以看到，曾树生已经不同于旧社会中的传统女性，在精神上充满了新女性的自信与优越。
但与此同时，曾树生也并没有真正地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东方女性的道德品质在她身上并未完全泯灭。她虽然努力地在社会中追求着独立、自由和个人幸福，但始终没有抛弃对家庭、对丈夫、对儿子的责任，虽然她并不满意自己在银行的工作，但丈夫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一家四口的生活，还有丈夫治疗“富贵病”的医药费和儿子就读贵族学校的大笔学费，而“花瓶”的工作可以让她比较轻松地获得较多的收入，所以为了养家糊口她不得不继续忍耐地做着这份工作。当汪文宣病倒在床上，她就暂时断绝了社会交往，在家悉心照料丈夫，为了丈夫心里好受，还曾一度答应他不再跟婆婆吵架。在与上司陈主任的交往中，她也坚守着道德的底线，始终没有越雷池半步，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她对丈夫的懦弱、婆婆的尖酸、儿子的冷漠尽管非常失望，但兰州之行还是让她犹豫再三，到了兰州后也时时牵挂着，即使在她写信跟汪文宣分手后，仍每月按时给家里寄生活费。当两个月没收到家里的来信时，她便匆匆赶回家，面对的却是丈夫病死、亲子离散、人去楼空的悲惨现实。她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内疚：“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再也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诉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4]曾树生这种良心的责备是她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履行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更是知识女性意识深处的个性解放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她的这些痛苦都在表明她是多么需要温暖！
其次，从家庭来看，曾树生更需要温暖。曾树生虽然始终放不下这个家，但这个家并没有带给她内心的温暖，反而让她感到痛苦和恐惧。曾树生是个受新思想深刻影响的现代女性，对自己在社会上谋得的工作并不满意：“我觉得活着真的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在外交际，常常想到家里，可是一回到家，沉闷窒息的家庭氛围又让她受不了，这个家没有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温情，丈夫的软弱、婆婆的刻薄、儿子的疏远，这一切让在寻求依靠的曾树生反生浮萍之感。
家中的主要矛盾是婆媳之间的冲突。汪母很爱这个家，爱他的儿子汪文宣和孙儿小宣，但对于儿媳曾树生却是百般的挑剔和责难。曾树生也毫不示弱，跟汪母针锋相对，闹得整个家鸡犬不宁、乌烟瘴气，以至于到了曾树生所说“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的敌对状态。曾树生跟汪母的矛盾实质是新旧观念的冲突，是现代与封建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抵触。汪母早年丧夫，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所以将儿子看成她全部的希望所在，对儿子更是百般的呵护和依赖，而儿媳的出现让她感觉分走了儿子的爱，于是对曾树生满怀嫉妒和怨恨，辱骂她是“我儿子的姘头”，“比娼妓还不如”。她还用封建家庭伦理观念来约束管教儿媳妇，她认为儿媳就应该在家好好伺候公婆、相夫教子，看不惯曾树生打扮时髦地在外应酬，骂树生是“花瓶”，“不守妇道”。她也不能接受儿媳比儿子强的事实，对在外工作挣钱养家的曾树生说三道四，尖酸刻薄，还极力挑唆儿子拿出丈夫的权威来压制儿媳，甚至不顾儿子的痛苦，逼他撵走儿媳，“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威权和舒适的生活”。而曾树生接受的是现代新思想，绝不会在任何阻碍她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行为前屈服：“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二十二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她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在那样污浊恶劣的社会中，她仍然能保持住独立的人格精神。但在家中得不到长辈的关爱，还要常听婆婆莫名其妙的毒言恶语，她怎能不未进家门就心生痛苦和倦意啊！
再说曾树生的丈夫汪文宣。汪文宣同曾树生一样，也曾共同有过“教育救国”的宏伟理想。但社会的战乱和经济的贫困，终使两人的理想破灭，彼此间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差异开始逐渐显现并进一步扩大。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刻薄古怪的上司、冷漠无情的同事、繁重琐碎的工作，换来的仅是一点微薄的薪水，汪文宣在艰难的生活中很快消退了锐气，变得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猥琐懦弱，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好人”。偏偏在这样的环境中汪文宣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卧床不起，不得不靠妻子养家，这更使他在妻子面前有强烈的愧疚感和自卑感，就连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走在一起又说又笑，他也不敢迎着他们走去。当母亲和妻子发生激烈争吵时，他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男人应有的理性和气魄来分清是非、谏母劝妻、化解矛盾，而总是以叹息和哭泣的方式来乞求冲突的终止，有时甚至到了自残自虐的地步，用曾树生的话说就是“永远是敷衍和拖”。这一切都是健康、美丽、乐观的曾树生深感失望的，她不能忍受“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的生活，正如她给汪文宣的那封长信所说：“你只用哀求的目光看我。我就怕你这种目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曾树生的无奈和委屈，她确实需要一个真正疼她爱她、能给她温暖的丈夫啊！儿子小宣的一切同样让她感到无望，特别是儿子的冷漠与疏远更是让她感觉到自己在家中孤立无援的地位，她的心灵充满了悲切与凄凉。这个家对于曾树生来说像寒夜一样的阴冷，她不能从中得到丝毫的温暖和幸福。
第三，曾树生的所有努力和抗争在那样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中，注定都将变成虚妄。巴金在《关于<寒夜>》说：“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5]这就是说，曾树生的理想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那个动乱时代和黑暗社会造成的。
《寒夜》的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后的重庆，当时正处于国名党的专制统治下，社会动荡、政治腐朽、物价飞涨、人心惶惶，高官巨贾凭借特权大发国难财，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倒着国难霉。汪文宣一家的境遇就是千千万万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黑暗社会的无辜者的一个缩影。夫妻二人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战乱，本可以在上海实现他们的教育梦，跟婆母、儿子一起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可是战乱迫使他们全家辗转逃难到重庆，腐败不公的社会制度摧毁了他们的梦想，贫穷苦难的生活磨灭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温馨和谐，连曾树生的最终出走也未能追寻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和幸福。当时的时代赋予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的勇气，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却没能给她们的理想提供实现的基础，哪怕是一点点的生存空间都不曾有过。像曾树生一样的现代女性仍然背负着封建传统文化的历史重压，女性的经济独立也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支撑她们人格独立的程度。曾树生起初由于生活的重压，被迫当了“花瓶”，“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常常苦闷、发牢骚。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在与陈主任的交往中，她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享受，但她的内心却常常空虚，她并不爱陈主任，可是她不想也无法摆脱陈主任的物质依靠和情感纠缠，她是一个“无所爱的、在精神上流浪着的女人”[6]。从曾树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她们好不容易挣脱了家庭的束缚走向了社会，可是社会中腐朽黑暗的政治制度、残存的封建文化因素和崩溃的经济状况等等，都让她们在独立面对社会时不堪重负，困境重重，她们始终摆脱不了男权文化的压制，永远都处于精神和物质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
小说结尾处，曾树生依旧独自徘徊在寒夜中阴暗的街道上，黑暗沉闷的社会环境和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永远像“寒夜”一样笼罩着她，她既没有追求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和解脱，也无法再寻回自己的家庭，她的前途更渺茫了。巴金在《谈<寒夜>》中曾说：“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7]曾树生不可能寻找到正确的出路，因为她所要抗争的不仅仅是某个封建家长和作恶者，而且是包括了封建传统意识在内的旧势力、旧观念，还有整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总之，只有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才能给她以温暖，而新时代、新社会到来之后，巴金即“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向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并说“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8]
[1] 陈泽光：《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文学论》1981第1期。
[2] 戴翊：《应该怎样评价<寒夜>的女主人公》，《文学评论》1982第2期。
[3][7][8]巴金：《谈<寒夜>》，《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1983年2月第1版，第292页，第295页，第301页。
[4]巴金：《寒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以下所有《寒夜》原作引文均出于此版本。
[5]巴金：《关于<寒夜>——<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1983年2月第1版，第439页。
[6] 刘慧英：《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 <寒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第3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