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乡村生活》漫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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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中国的乡村生活》，美国 明恩溥著。
作者1872年来到中国，先后建立了教会、学校和医院等，也曾经兼任上海一家报社的通讯员。在他和其他人的大力推动下，美国退还了半数以上的“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这本书以一个老外的视角看清朝时候的乡村社会，直接拂去表面上儒家礼教的“面子” 展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清朝乡村社会。其中很多观点都很有洞察力，让我觉得很受启发。
果然，绝大多数的乡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接受教育的也仅限于死记硬背一些亘古不变的经书，对于社会实务的解决并没有多大益处。
他的视角很独特：从乡村的结构、名称、道路、渡口、水井、商店、戏剧、学堂和游方书生、科举制度及教育改革、庙宇及宗教团体、宗教仪式与协作、市场及集会、协作的民间贷款团体……婚礼、新年、地痞、男子、妇女、家庭的不平衡不稳定等等方面来描述。文笔轻松而又幽默，翻译得也不错。
强烈推荐阅读此书，对于我们了解今天的社会也大有益处，因为许多问题还遗留存在。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妇女】的章节。
因为当时多数父母的观念是女儿嫁出门就不是自家人，因此对于女子的教育非常忽视。娘家只负责物质身体的养育，婆家只负责使用，很多女子因此过得非常悲惨，经常有自杀或者溺婴的情况发生。而自杀往往会引发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或者诉讼，范围影响非常之大。
现在还有这样的现象。据我所知，有朋友的姐姐观念依然是与娘家不亲，认为既然嫁人，娘家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
同事告诉我，有些湖南乡村也非常大男子主义，女人不得上桌吃饭，娶回来就是做家务带孩子的。
尤其是传统乡村习惯，女孩子不嫁本村人。但是一般远嫁的结果是，因为没有亲戚和朋友帮助，夫家任意欺侮都无处可申诉。总之对于女性地位的观念还有待提高。
有一种观点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于女性尊重就相应增加。
还有一个问题是【子女的教育】。
在明恩溥看来，大多中国父母太纵容孩子，不懂得让他们学会节制。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只要哭闹，要求就一定会得到满足；如果孩子的哭闹没有及时得到满足，孩子的母亲就会被斥责。
我调查的寨子，根据之前的调查报告：有的孩子爱吃糖，要零花钱买糖，父母就给，结果导致营养不良，个子与年龄发育不符，而且许多蛀牙，家长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一样存在，就是【家庭的规划】。
西方习俗是，年轻夫妇有了责任感和照顾家庭的能力以后才会结婚。而且结婚就会搬出去住、
中国传统是很早就为孩子定下亲事，以分配财产或者其他目的。结婚后并不分出去住，而是仍然依赖家中长辈。长辈也依然对年轻夫妇有控制权。
这样关于责任的归属分配十分混乱：有的丈夫婚后几年有事还哭着找妈妈，至于他自家今后的安排，想都别想。
对于家庭的规划 （本人的总结）至少包括对生儿育女的规划、对经济收入的规划、对责任和义务的规划（养老 生活分工等）
这本书中还有一个反思的就是对于【情绪的安抚】。
农民除了耕地、做农活，农闲期间就是赌钱。比较隆重的消遣是看戏，这貌似是为数不多的娱乐。
他们不善于情绪的表达 也不懂得如何宣泄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书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旦遇到自家女儿在夫家受委屈，一帮人冲过去，没有解释的机会就动刀子，然后诉至官府，然后漫无休止的判决，两方都不得善终，耗费甚大。
我自己过年期间调研亲眼看到的情况：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只要天气不下雨，大家就出来围着桌子赌钱，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抛铜钱猜大小。现在农村对于戏剧的嗜好减弱了，对于赌钱的热度更更增加了。
当然我所表达的是我个人看到的情况，和书上刚好能够对应。至于大部分国情是不是如此，也许说出来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反思。
今天看到这本书，确实信息量蛮大的，也是为数不多敲这么多字跟大家分享的动力。
我不是那种无限夸大西方合理的人，我们确实要正视现状、有所反思，然后才可以提高。指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进步，而不是遮掩和争论。
之前我写论文，包括上课讨论，一直在阐述中国传统中积极的一面、智慧的一面。但是确实，我们得承认，是有不足，然后想办法去改正。
作者写这本书，也不是为了讽刺中国人，从他的作为可以看出来他的动机：
他劝请美国政府归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不论是哪里的人民。
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社会更好，干什么要跟别人的差下部分去比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比别人的差下部分，我们可能安于自满，对比别人值得参考的部分，我们也许会反思行动，不是吗？
之前看到涂尔干的《原始分类》 里面提到对中国文化不敬的部分，就弃书不看。后来想想，这种闭目塞听是要不得的，如果真的想国家强大民族兴盛，应该有这种包容力。
女生就算自身受教育水平再高，如果嫁到了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依然会受到传统待遇。
（注：特指封建家庭式的围着丈夫孩子转，自身价值和权益被忽略。）
关于女性的观念问题，不是提高女性的修养就可以解决，必须是社会共同关注和培养观念的转变。
这种观念的转变是需要时间过程的，但是首先需要有人看到并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不是大事的，其实关乎社会的治安和平。也许看到这本书关于女性的描述，会比较明白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种实然倾向本来就是很不正常的！其背后所反映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设计、家庭伦理秩序等问题。”
就像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只是九分之一。
*******************第二天**********************
昨天小伙伴提出“这些弊病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我之前也一直在疑惑，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而明恩溥看到的却是那么粗陋的方面，这句话提醒我了。
中国的多数遗留问题不能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因为教育权力被上层垄断，教育制度僵化，知识得不到普及。少数精英纵然有想要改革弊端的心，但是只要统治阶级不认可，大众观念跟不上，整个社会都必然是滞后的。
“传统文化包含着垄断、僵化和不普及。”
怎么说呢，这句话太笼统了。传统文化当然不是像纯粹的水晶那样一尘不染，但是主要的积弊还是在于老百姓得不到受教育权利。
归罪于古人有点无聊，还是看到现在吧。我们现在处于历史进程中一个新的阶段，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教育的普及。
这种教育的普及，也就从我们的父辈开始，到我们这里也就是第二代第三代。但是目前的教育制度把传统文化的精髓给忽略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还有一部分沿袭农耕传统，而所受的教育连根拔起全部换掉，必然导致精神迷茫。
“你认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我见识浅陋，读书不多，没法把握传统文化的全部，不过愿意分享一段自己的读书心得，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一个例子：
在此书中，我只选取上篇《乃粒·稻灾》中的一段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凡早稻种，秋初收藏，当午晒时烈日火气在内，入仓廪中关闭太急，则其谷粘带暑气（勤衣之家偏受此患）。
明年，田有粪肥，土脉发烧，东南风助暖，则尽发炎火，大坏苗穗，此一灾也。
若种谷晚粮入廪，或冬至数九天收贮雪水、冰水一瓮（交春即不验）。
清明湿种时，每石以数碗激洒，立解暑气，则任从东南风暖，而此苗清秀异常矣（祟在种内，反怨鬼神）。”
这一段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意思如下：
早稻种子一般在初秋时收藏。如果烈日当午时曝晒，种子里的火气还没有散发就急忙装入谷仓封闭起来，稻种就会带暑气（太勤快的农家反倒会受这种灾害）。
第二年播种之后，田里粪肥发酵使土壤温度升高，再加上东南风带来的暖热气息，整片稻禾就会如同受到火烧一样发灾，这会给禾苗和稻穗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种子的第一种灾害。
如果稻种等到晚上凉了以后再入谷仓，或者是在冬至的数九寒天时节收藏一缸雪水或冰水，（立春之后收藏的就没有效果）。
到来年清明浸种的时候，每石稻种泼上几碗，暑气就能够立刻得到解除。这样任凭东南风吹拂带来多高的温度，禾苗稻穗都会长的很旺盛（病根是在稻种里面，有人却无知地去埋怨鬼神）。
从以上这一段，我们首先可以提炼出这么几个观点：
1.收种时曝晒的暑气会贮藏在种内待来年下种后发灾；
2.土温增高、东南热风会引动和加剧禾苗热灾；
3.谷种晚凉入仓则暑气褪去；
4.冬至冰雪水可克制稻种内暑气。
这其中包含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民间智慧。
比如，其中观察到“当午晒时烈日火气在内”谷种会带暑气，而且如果当时不做处理散去暑气就直接入仓关闭，暑气一直会留存到第二年下种后仍能发挥作用造成灾厄。
这种种子受暑气的情况用西方的温度、湿度等等度量单位无法精确测得，但是受了暑气的种子其性已异，只有到来年发苗之后才能得以体现。
其中还有提到用“冬至数九天收贮雪水、冰水一瓮”来解暑气，这一句中除了提及政历二十四节气之中的“冬至数九天”，并且还特意在其后及时说明“交春则不验”，其中的道理也很深刻。
“冬至数九天”大约是指冬至、小寒、大寒这几个节气，是一年之中最为寒冷的时候，此时取用的雪水、冰水，必然带有极寒的属性，而立春之后的雪水、冰水就没有这种极强的寒性了，所以说“交春则不验”。
以这种极冷的寒水贮藏到“清明”时节湿种的时候（俗语道“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由书中记载可见农户习惯于按照二十四节气进行耕作生产），其寒性依然不失，正好用来解去种子里的暑气——以寒气解暑气，这也是应用到五行生克之中水火相克的道理。
所以，民众在生产之中已经注意到，在特定时刻，谷种容易受到特定的影响，其外观无异，但性状已经改变。这种性状的改变会潜伏一段时间后才显化出来造成灾害；他们也注意到二十四节气的规律和五行生克的规律相配合可以用来指导生产。
而且其中的先后顺序必定是，民众先掌握了寒暑节气的普遍规律和五行生克的抽象道理，才会想到尝试在“清明”湿种时用“冬至数九天”收集的冰雪水对治种子里受到去年“秋初”的烈日火气。
这其中的时间运作很有讲究，方法也别出心裁，得到的实践结果是：“则任从东南风暖，而此苗清秀异常矣。”解决了种子的内部问题，外因再如何泛滥也无碍禾苗的生长。
最后一句括号里，作者加的评论意味深长——“祟在种内，反怨鬼神。”既然辨明了稻灾的原因是在种子内部，因受暑气影响而来年发灾，便能想到相应的对治办法——“晚凉入廪”以宣发暑气，或以“冬至数九天”冰雪水在清明时候“立解暑气”，从而在禾苗发出之前解决了灾因。
这是劳动人民通过长期观察与实践总结出来的、能够“防患于未然”的方法，于灾厄不可见之时，通过把握各种节气的性质加以判断和解决。
由此看来，民间技术的道理是极其精微、灵活的：
精微到需要细心体会一时一物的变化（午晒时、晚凉）和辨析微妙不可见的属性（暑气、冰雪水的寒气）；
灵活到广泛运用四时节气中物性相反相成之物，于种因未发之时，对问题加以禳解和排除。
其心思之巧妙，今人未必及也。而没有掌握这些道理和技术的人，恐怕只会一味地推怨于鬼神了。
总而言之，民间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且能够追本溯源，辨明生活生产中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并且给以合理的解释和解决，而不是盲目地归罪或归功于鬼神。
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技术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仅是技术范畴的，而是与生活观念、民间信仰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可以认为，民间技术的进步史与鬼神迷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此进彼退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中医里面也有发生，就是黑死病。在西方被黑死病轰轰烈烈席卷而过时，中国人古井不波地掸掸袖子，照常喝茶聊天干农活，因为往往在问题猖獗以前，已经被扼杀于源头了（中医早就创立了隔离疗法），根本没机会像西方那样体验“激情”的生活。
我倒是觉得，这种中国传统生活方式非常“贵族”。事物运转的动态规律尽在指掌心算，问题总能够在源头得以解决。精深地掌握了中国传统智慧之后，不大有机会被各种“意外”的灾害搞得手忙脚乱。
反倒是近年来，国人各种轰轰烈烈的西学运动，顺便斩尽了传统文化的根源，我们尽忘祖辈的生活智慧，所以才造成眼下这个身心处于夹缝中的境况。如果能够追溯到以往的真正中国民间智慧的精髓，并加以传承和应用，对于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有益的。
传统文化的精髓，表现之一就是把握规律，力求防患于未然。
类似的还有黄帝内经，里面注重的不是治病，而是养生，就是把病患扼杀在源头的表现。
“大概是唯物主义看多了， 我一直对这种要某时某地才有用的东西觉得很奇怪，像红楼里的冷香丸这类的。”
不奇怪啊，在我看来，就跟应季的蔬菜最新鲜这个道理差不多。
“但几千年的大民族，就作出了这点贡献？”
当然不止，如果我们都去苛责抱怨，而不去耐心发掘，大概就会这样认为。
至于昨天提到的几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想解决的方法。
比如说到农民不善于释放情绪，总是以很激烈的形式出现。
“什么叫农民不善于释放情绪？”
就是说农民交往模式，平时都是很淡然，但是会忽然暴怒，产生冲突，然后刀兵相见。
“普及教育是很好的法子，但是很难一蹴而就。”
“教育从来都是潜移默化。”
过年调研见识过，大年初五晚上，哥弟俩拿菜刀追着砍，血流满地。后来其中一个被砍得住院急救，眼睛上面、下面、手上，都被砍伤。
或许这种表达方式也有问题 我观察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平时关于小事的沟通不畅，然后积压情绪，总有一天会爆发。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单调，交流方式和机会比较少，如果有一些活动安排会好些。
但是又观察到，政府组织的商业化的节庆之类的，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并不是很高，而且这类活动并不是很频繁。所以，如果有活动场地培养如打球之类的业余爱好，应该会缓解一些情绪，也转移注意力，不去纠结那些鸡毛小事。
“生活单调，不会交流，根源在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我现在疑惑就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形式，我不能认可。
“道家曰：行不言之教！这应该说就是好的教育。”
是的，言传身教，以身示范是最好的熏染。
“教育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是成绩、升学、父母的压力、老师的业绩压倒了很多东西。”
“好的教育包括人格培育，真知传授，兴趣养成”
我觉得 好的教育不仅仅是教授背书和数据或者实验 还应该让人了解自己 懂得自信 尊重他人
我觉得 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 都有点重德不重智的倾向。
就是学会自己判断，前提是心中有一套是非标准。
再给出一些事例吧，然后还要归结到教育的事例：
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大厦里，看到几十号农民工光背挤在大厦的一间玻璃隔间里睡觉，没有床，睡在木板上，垫着破棉絮，没有被子可盖，男女混杂。
他们是建设城市的主力，但就生存状态来看，如果情绪调节不当，也会成为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
在北京中关村南大街附近 一条街道诞生了两种特别的职业——一类是小孩和游荡者，很早起来，像发扑克牌一样往地上丢小广告，一落地就贴紧的那种小广告。
还有一类是清洁工人，一面咒骂一面用各种方式清洁小广告 一开始用小刀刮；后来用水冲洗；再后来逐渐换上刺鼻的化学药剂来清除。
那些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办证小广告贴那么多，会有多大受益？ 清洁工人的药水成本谁负责？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教育机会不均和工作岗位不够，也许见识短浅了，欢迎讨论。
还有，在苏州工厂里工作的，有大专毕业16、17岁就去工作的；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还有不识字的少数民族。都还是孩子，工作负担繁重，几十块摞在一起的导光板，应该有几十斤重，一天不停地搬运。全天密封的工厂、全身防尘服、口罩、鞋套、刺鼻的油墨味道……
如果工作内容相同，那他们接受的教育有什么意义？
所以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应该给人带来什么？
就我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出于生物本能在应对生活。
如果受过教育的人不去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问题。
出门买个饭、修个车，都会遇见他们。不去想办法解决，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
说到奴工问题又想起来一个案例。
深圳某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控制女工上厕所的时间，给她们吃避孕药，以避开月经期。
这些问题，也可以不归结到一个抽象的无法触及的概念去，而从我们自己能够到的地方做起。
“邵丽的一个小说<</span>我的生存质量>值得看看。”
我们够得到的地方，就是以实际行动分享我们的理念，以尊重人的方式对待身边一切人。这也是一种教育。所谓言传身教，随时随地。
移民没用的，乌鸦飞到哪都是黑的。
富士康十三跳，也是因为员工的情绪没有得到合理安置有很大关系。
我当时就在富士康（鸿海集团）的对手公司工作，那家公司时常组织看电影、才艺班、有图书馆、自习室等等地方，起码让人感觉有上进的希望，有被尊重的感觉，也许富士康缺的就是这些。
至于做好事，对人微笑一下都是做好事了，因为传递正能量，让人感觉受到尊重。
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看一个中医。连着5个星期，每周去一次，她每次看见来访的患者走到门口，都会抬头笑眯眯地点头打招呼。
特佩服这个中医，如果每个医生都像她这样耐心，医患关系也不会这么紧张了。
不要怪体制。从自己能做的地方做起，每个人都这样的话，世界就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问题不解决，不议透彻，现在你谈的这些，都是搔痒。”
你议有用吗？让能发挥作用的人去议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惠及身边人 这是我的想法。抱怨、发牢骚，都是浪费时间。
各安其位，秩序自定下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经常翻来翻去的，会翻烂。国民观念没有提升，改体制能解决问题？还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吧。
******************附《乌合之众》相关书摘**************************
第93页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地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与非洲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能够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国人一样，束手让这两个因素来发挥作用。
其实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这种君主制是有名无实的，作者也应该清楚，可这样的论述还是容易让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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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宪法文本，而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地照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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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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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地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 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毎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2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从后面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关键还是怎样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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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克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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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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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所实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人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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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筋疲力尽的人。 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分，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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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 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 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 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滨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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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以忍受。 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的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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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 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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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遇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加“”为引用群友点评。）
推荐一本好书：《中国的乡村生活》，美国 明恩溥著。
作者1872年来到中国，先后建立了教会、学校和医院等，也曾经兼任上海一家报社的通讯员。在他和其他人的大力推动下，美国退还了半数以上的“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这本书以一个老外的视角看清朝时候的乡村社会，直接拂去表面上儒家礼教的“面子” 展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清朝乡村社会。其中很多观点都很有洞察力，让我觉得很受启发。
果然，绝大多数的乡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接受教育的也仅限于死记硬背一些亘古不变的经书，对于社会实务的解决并没有多大益处。
他的视角很独特：从乡村的结构、名称、道路、渡口、水井、商店、戏剧、学堂和游方书生、科举制度及教育改革、庙宇及宗教团体、宗教仪式与协作、市场及集会、协作的民间贷款团体……婚礼、新年、地痞、男子、妇女、家庭的不平衡不稳定等等方面来描述。文笔轻松而又幽默，翻译得也不错。
强烈推荐阅读此书，对于我们了解今天的社会也大有益处，因为许多问题还遗留存在。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妇女】的章节。
因为当时多数父母的观念是女儿嫁出门就不是自家人，因此对于女子的教育非常忽视。娘家只负责物质身体的养育，婆家只负责使用，很多女子因此过得非常悲惨，经常有自杀或者溺婴的情况发生。而自杀往往会引发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或者诉讼，范围影响非常之大。
现在还有这样的现象。据我所知，有朋友的姐姐观念依然是与娘家不亲，认为既然嫁人，娘家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
同事告诉我，有些湖南乡村也非常大男子主义，女人不得上桌吃饭，娶回来就是做家务带孩子的。
尤其是传统乡村习惯，女孩子不嫁本村人。但是一般远嫁的结果是，因为没有亲戚和朋友帮助，夫家任意欺侮都无处可申诉。总之对于女性地位的观念还有待提高。
有一种观点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于女性尊重就相应增加。
还有一个问题是【子女的教育】。
在明恩溥看来，大多中国父母太纵容孩子，不懂得让他们学会节制。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只要哭闹，要求就一定会得到满足；如果孩子的哭闹没有及时得到满足，孩子的母亲就会被斥责。
我调查的寨子，根据之前的调查报告：有的孩子爱吃糖，要零花钱买糖，父母就给，结果导致营养不良，个子与年龄发育不符，而且许多蛀牙，家长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一样存在，就是【家庭的规划】。
西方习俗是，年轻夫妇有了责任感和照顾家庭的能力以后才会结婚。而且结婚就会搬出去住、
中国传统是很早就为孩子定下亲事，以分配财产或者其他目的。结婚后并不分出去住，而是仍然依赖家中长辈。长辈也依然对年轻夫妇有控制权。
这样关于责任的归属分配十分混乱：有的丈夫婚后几年有事还哭着找妈妈，至于他自家今后的安排，想都别想。
对于家庭的规划 （本人的总结）至少包括对生儿育女的规划、对经济收入的规划、对责任和义务的规划（养老 生活分工等）
这本书中还有一个反思的就是对于【情绪的安抚】。
农民除了耕地、做农活，农闲期间就是赌钱。比较隆重的消遣是看戏，这貌似是为数不多的娱乐。
他们不善于情绪的表达 也不懂得如何宣泄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书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旦遇到自家女儿在夫家受委屈，一帮人冲过去，没有解释的机会就动刀子，然后诉至官府，然后漫无休止的判决，两方都不得善终，耗费甚大。
我自己过年期间调研亲眼看到的情况：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只要天气不下雨，大家就出来围着桌子赌钱，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抛铜钱猜大小。现在农村对于戏剧的嗜好减弱了，对于赌钱的热度更更增加了。
当然我所表达的是我个人看到的情况，和书上刚好能够对应。至于大部分国情是不是如此，也许说出来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反思。
今天看到这本书，确实信息量蛮大的，也是为数不多敲这么多字跟大家分享的动力。
我不是那种无限夸大西方合理的人，我们确实要正视现状、有所反思，然后才可以提高。指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进步，而不是遮掩和争论。
之前我写论文，包括上课讨论，一直在阐述中国传统中积极的一面、智慧的一面。但是确实，我们得承认，是有不足，然后想办法去改正。
作者写这本书，也不是为了讽刺中国人，从他的作为可以看出来他的动机：
他劝请美国政府归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不论是哪里的人民。
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社会更好，干什么要跟别人的差下部分去比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比别人的差下部分，我们可能安于自满，对比别人值得参考的部分，我们也许会反思行动，不是吗？
之前看到涂尔干的《原始分类》 里面提到对中国文化不敬的部分，就弃书不看。后来想想，这种闭目塞听是要不得的，如果真的想国家强大民族兴盛，应该有这种包容力。
女生就算自身受教育水平再高，如果嫁到了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依然会受到传统待遇。
（注：特指封建家庭式的围着丈夫孩子转，自身价值和权益被忽略。）
关于女性的观念问题，不是提高女性的修养就可以解决，必须是社会共同关注和培养观念的转变。
这种观念的转变是需要时间过程的，但是首先需要有人看到并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不是大事的，其实关乎社会的治安和平。也许看到这本书关于女性的描述，会比较明白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种实然倾向本来就是很不正常的！其背后所反映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设计、家庭伦理秩序等问题。”
就像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只是九分之一。
*******************第二天**********************
昨天小伙伴提出“这些弊病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我之前也一直在疑惑，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而明恩溥看到的却是那么粗陋的方面，这句话提醒我了。
中国的多数遗留问题不能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因为教育权力被上层垄断，教育制度僵化，知识得不到普及。少数精英纵然有想要改革弊端的心，但是只要统治阶级不认可，大众观念跟不上，整个社会都必然是滞后的。
“传统文化包含着垄断、僵化和不普及。”
怎么说呢，这句话太笼统了。传统文化当然不是像纯粹的水晶那样一尘不染，但是主要的积弊还是在于老百姓得不到受教育权利。
归罪于古人有点无聊，还是看到现在吧。我们现在处于历史进程中一个新的阶段，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教育的普及。
这种教育的普及，也就从我们的父辈开始，到我们这里也就是第二代第三代。但是目前的教育制度把传统文化的精髓给忽略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还有一部分沿袭农耕传统，而所受的教育连根拔起全部换掉，必然导致精神迷茫。
“你认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我见识浅陋，读书不多，没法把握传统文化的全部，不过愿意分享一段自己的读书心得，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一个例子：
在此书中，我只选取上篇《乃粒·稻灾》中的一段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凡早稻种，秋初收藏，当午晒时烈日火气在内，入仓廪中关闭太急，则其谷粘带暑气（勤衣之家偏受此患）。
明年，田有粪肥，土脉发烧，东南风助暖，则尽发炎火，大坏苗穗，此一灾也。
若种谷晚粮入廪，或冬至数九天收贮雪水、冰水一瓮（交春即不验）。
清明湿种时，每石以数碗激洒，立解暑气，则任从东南风暖，而此苗清秀异常矣（祟在种内，反怨鬼神）。”
这一段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意思如下：
早稻种子一般在初秋时收藏。如果烈日当午时曝晒，种子里的火气还没有散发就急忙装入谷仓封闭起来，稻种就会带暑气（太勤快的农家反倒会受这种灾害）。
第二年播种之后，田里粪肥发酵使土壤温度升高，再加上东南风带来的暖热气息，整片稻禾就会如同受到火烧一样发灾，这会给禾苗和稻穗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种子的第一种灾害。
如果稻种等到晚上凉了以后再入谷仓，或者是在冬至的数九寒天时节收藏一缸雪水或冰水，（立春之后收藏的就没有效果）。
到来年清明浸种的时候，每石稻种泼上几碗，暑气就能够立刻得到解除。这样任凭东南风吹拂带来多高的温度，禾苗稻穗都会长的很旺盛（病根是在稻种里面，有人却无知地去埋怨鬼神）。
从以上这一段，我们首先可以提炼出这么几个观点：
1.收种时曝晒的暑气会贮藏在种内待来年下种后发灾；
2.土温增高、东南热风会引动和加剧禾苗热灾；
3.谷种晚凉入仓则暑气褪去；
4.冬至冰雪水可克制稻种内暑气。
这其中包含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民间智慧。
比如，其中观察到“当午晒时烈日火气在内”谷种会带暑气，而且如果当时不做处理散去暑气就直接入仓关闭，暑气一直会留存到第二年下种后仍能发挥作用造成灾厄。
这种种子受暑气的情况用西方的温度、湿度等等度量单位无法精确测得，但是受了暑气的种子其性已异，只有到来年发苗之后才能得以体现。
其中还有提到用“冬至数九天收贮雪水、冰水一瓮”来解暑气，这一句中除了提及政历二十四节气之中的“冬至数九天”，并且还特意在其后及时说明“交春则不验”，其中的道理也很深刻。
“冬至数九天”大约是指冬至、小寒、大寒这几个节气，是一年之中最为寒冷的时候，此时取用的雪水、冰水，必然带有极寒的属性，而立春之后的雪水、冰水就没有这种极强的寒性了，所以说“交春则不验”。
以这种极冷的寒水贮藏到“清明”时节湿种的时候（俗语道“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由书中记载可见农户习惯于按照二十四节气进行耕作生产），其寒性依然不失，正好用来解去种子里的暑气——以寒气解暑气，这也是应用到五行生克之中水火相克的道理。
所以，民众在生产之中已经注意到，在特定时刻，谷种容易受到特定的影响，其外观无异，但性状已经改变。这种性状的改变会潜伏一段时间后才显化出来造成灾害；他们也注意到二十四节气的规律和五行生克的规律相配合可以用来指导生产。
而且其中的先后顺序必定是，民众先掌握了寒暑节气的普遍规律和五行生克的抽象道理，才会想到尝试在“清明”湿种时用“冬至数九天”收集的冰雪水对治种子里受到去年“秋初”的烈日火气。
这其中的时间运作很有讲究，方法也别出心裁，得到的实践结果是：“则任从东南风暖，而此苗清秀异常矣。”解决了种子的内部问题，外因再如何泛滥也无碍禾苗的生长。
最后一句括号里，作者加的评论意味深长——“祟在种内，反怨鬼神。”既然辨明了稻灾的原因是在种子内部，因受暑气影响而来年发灾，便能想到相应的对治办法——“晚凉入廪”以宣发暑气，或以“冬至数九天”冰雪水在清明时候“立解暑气”，从而在禾苗发出之前解决了灾因。
这是劳动人民通过长期观察与实践总结出来的、能够“防患于未然”的方法，于灾厄不可见之时，通过把握各种节气的性质加以判断和解决。
由此看来，民间技术的道理是极其精微、灵活的：
精微到需要细心体会一时一物的变化（午晒时、晚凉）和辨析微妙不可见的属性（暑气、冰雪水的寒气）；
灵活到广泛运用四时节气中物性相反相成之物，于种因未发之时，对问题加以禳解和排除。
其心思之巧妙，今人未必及也。而没有掌握这些道理和技术的人，恐怕只会一味地推怨于鬼神了。
总而言之，民间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且能够追本溯源，辨明生活生产中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并且给以合理的解释和解决，而不是盲目地归罪或归功于鬼神。
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技术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仅是技术范畴的，而是与生活观念、民间信仰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可以认为，民间技术的进步史与鬼神迷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此进彼退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中医里面也有发生，就是黑死病。在西方被黑死病轰轰烈烈席卷而过时，中国人古井不波地掸掸袖子，照常喝茶聊天干农活，因为往往在问题猖獗以前，已经被扼杀于源头了（中医早就创立了隔离疗法），根本没机会像西方那样体验“激情”的生活。
我倒是觉得，这种中国传统生活方式非常“贵族”。事物运转的动态规律尽在指掌心算，问题总能够在源头得以解决。精深地掌握了中国传统智慧之后，不大有机会被各种“意外”的灾害搞得手忙脚乱。
反倒是近年来，国人各种轰轰烈烈的西学运动，顺便斩尽了传统文化的根源，我们尽忘祖辈的生活智慧，所以才造成眼下这个身心处于夹缝中的境况。如果能够追溯到以往的真正中国民间智慧的精髓，并加以传承和应用，对于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有益的。
传统文化的精髓，表现之一就是把握规律，力求防患于未然。
类似的还有黄帝内经，里面注重的不是治病，而是养生，就是把病患扼杀在源头的表现。
“大概是唯物主义看多了， 我一直对这种要某时某地才有用的东西觉得很奇怪，像红楼里的冷香丸这类的。”
不奇怪啊，在我看来，就跟应季的蔬菜最新鲜这个道理差不多。
“但几千年的大民族，就作出了这点贡献？”
当然不止，如果我们都去苛责抱怨，而不去耐心发掘，大概就会这样认为。
至于昨天提到的几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想解决的方法。
比如说到农民不善于释放情绪，总是以很激烈的形式出现。
“什么叫农民不善于释放情绪？”
就是说农民交往模式，平时都是很淡然，但是会忽然暴怒，产生冲突，然后刀兵相见。
“普及教育是很好的法子，但是很难一蹴而就。”
“教育从来都是潜移默化。”
过年调研见识过，大年初五晚上，哥弟俩拿菜刀追着砍，血流满地。后来其中一个被砍得住院急救，眼睛上面、下面、手上，都被砍伤。
或许这种表达方式也有问题 我观察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平时关于小事的沟通不畅，然后积压情绪，总有一天会爆发。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单调，交流方式和机会比较少，如果有一些活动安排会好些。
但是又观察到，政府组织的商业化的节庆之类的，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并不是很高，而且这类活动并不是很频繁。所以，如果有活动场地培养如打球之类的业余爱好，应该会缓解一些情绪，也转移注意力，不去纠结那些鸡毛小事。
“生活单调，不会交流，根源在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我现在疑惑就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形式，我不能认可。
“道家曰：行不言之教！这应该说就是好的教育。”
是的，言传身教，以身示范是最好的熏染。
“教育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是成绩、升学、父母的压力、老师的业绩压倒了很多东西。”
“好的教育包括人格培育，真知传授，兴趣养成”
我觉得 好的教育不仅仅是教授背书和数据或者实验 还应该让人了解自己 懂得自信 尊重他人
我觉得 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 都有点重德不重智的倾向。
就是学会自己判断，前提是心中有一套是非标准。
再给出一些事例吧，然后还要归结到教育的事例：
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大厦里，看到几十号农民工光背挤在大厦的一间玻璃隔间里睡觉，没有床，睡在木板上，垫着破棉絮，没有被子可盖，男女混杂。
他们是建设城市的主力，但就生存状态来看，如果情绪调节不当，也会成为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
在北京中关村南大街附近 一条街道诞生了两种特别的职业——一类是小孩和游荡者，很早起来，像发扑克牌一样往地上丢小广告，一落地就贴紧的那种小广告。
还有一类是清洁工人，一面咒骂一面用各种方式清洁小广告 一开始用小刀刮；后来用水冲洗；再后来逐渐换上刺鼻的化学药剂来清除。
那些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办证小广告贴那么多，会有多大受益？ 清洁工人的药水成本谁负责？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教育机会不均和工作岗位不够，也许见识短浅了，欢迎讨论。
还有，在苏州工厂里工作的，有大专毕业16、17岁就去工作的；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还有不识字的少数民族。都还是孩子，工作负担繁重，几十块摞在一起的导光板，应该有几十斤重，一天不停地搬运。全天密封的工厂、全身防尘服、口罩、鞋套、刺鼻的油墨味道……
如果工作内容相同，那他们接受的教育有什么意义？
所以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应该给人带来什么？
就我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出于生物本能在应对生活。
如果受过教育的人不去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问题。
出门买个饭、修个车，都会遇见他们。不去想办法解决，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
说到奴工问题又想起来一个案例。
深圳某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控制女工上厕所的时间，给她们吃避孕药，以避开月经期。
这些问题，也可以不归结到一个抽象的无法触及的概念去，而从我们自己能够到的地方做起。
“邵丽的一个小说<</span>我的生存质量>值得看看。”
我们够得到的地方，就是以实际行动分享我们的理念，以尊重人的方式对待身边一切人。这也是一种教育。所谓言传身教，随时随地。
移民没用的，乌鸦飞到哪都是黑的。
富士康十三跳，也是因为员工的情绪没有得到合理安置有很大关系。
我当时就在富士康（鸿海集团）的对手公司工作，那家公司时常组织看电影、才艺班、有图书馆、自习室等等地方，起码让人感觉有上进的希望，有被尊重的感觉，也许富士康缺的就是这些。
至于做好事，对人微笑一下都是做好事了，因为传递正能量，让人感觉受到尊重。
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看一个中医。连着5个星期，每周去一次，她每次看见来访的患者走到门口，都会抬头笑眯眯地点头打招呼。
特佩服这个中医，如果每个医生都像她这样耐心，医患关系也不会这么紧张了。
不要怪体制。从自己能做的地方做起，每个人都这样的话，世界就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问题不解决，不议透彻，现在你谈的这些，都是搔痒。”
你议有用吗？让能发挥作用的人去议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惠及身边人 这是我的想法。抱怨、发牢骚，都是浪费时间。
各安其位，秩序自定下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经常翻来翻去的，会翻烂。国民观念没有提升，改体制能解决问题？还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吧。
******************附《乌合之众》相关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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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地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与非洲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能够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国人一样，束手让这两个因素来发挥作用。
其实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这种君主制是有名无实的，作者也应该清楚，可这样的论述还是容易让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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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宪法文本，而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地照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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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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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地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 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毎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2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从后面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关键还是怎样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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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克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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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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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所实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人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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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筋疲力尽的人。 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分，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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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 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 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 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滨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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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以忍受。 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的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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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 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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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遇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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