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暴力生态——2016.4.9李里峰老师《红雨》一书讲座实录
最早知道李里峰老师和他翻译的这本《红雨》，是在去年《东方历史评论》于南京先锋书店举办的历史沙龙上。当时李老师的谦逊与儒雅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后，找来这本《红雨》阅读，非常喜欢，这可谓是我去年读过的最好的历史类书籍之一。本书作者罗威廉先生的文笔固然精彩，但这本书在中国能取得如此广泛的好评和影响力，显然也跟李老师认真细致而又忠实原文的翻译有很大关系。一个多月前，在社会学吧公号上读到李老师关于这本书的书评，更是为其广阔的跨学科视野和知识积淀感佩不已，于是当时就把这篇书评在朋友圈里分享。周晓虹老师在我这条朋友圈的评论中，提出了邀请李老师上山的建议；后来看到群学书院公布4月份的沙龙安排，第一场活动就是李老师关于本书的讲座，想到自己对于本次活动的成行或许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也是暗自欣喜。为了聆听这场讲座，我十点半就吃完午饭，不到中午一点一刻的时候，就已经到达永慕庐。两个小时听下来，真可谓是收获多多，不虚此行。现根据我在讲座中的笔记，把这场讲座的实录整理如下，跟大家分享。因未经李老师审核，所有文责如有疏漏和错误，全部由我承担。
为什么中国当代社会，处处充满戾气？李老师从这样一个话题切入，开始了本场讲座。对于中国当下暴力丛生的描述，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可谓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而要寻找这种暴力丛生状态的根源，显然需要回顾历史。这也是《红雨》这本书重要的写作出发点之一。书名“红雨”里的“红”的英文原文，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red”，而是另一个含义为“血红色”的单词，这种血红本身就暗含有暴力与血腥的指向。
《红雨》是罗威廉先生的第四本书，他的前两本书都是关于汉口的研究，这两本书奠定了他作为美国一流汉学家的学术地位，巧合的是，这本《红雨》的描述地麻城同样位于湖北。《红雨》的描述时段长达七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麻城的暴力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暴力既有民间的暴力，也有国家机器为了消灭民间暴力而采取的暴力；既有打斗、群架、私刑等常规暴力，也有战争、叛乱这样的非常规暴力。《红雨》一书引出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暴力会一直延续？为什么麻城这个地方会如此暴力？
关于暴力的发生机制，西方学者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阿伦特的《论革命》和索雷尔的《论暴力》。而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恭顺、谦让跟社会层面频发不穷的暴力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与悖论。但如果细细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儒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暴力。更何况，正统的儒家思想主要在士人等精英阶层中传播，而民间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主要是借助于看戏、听书，以及民间宗教与信仰。在中国传统的戏文当中，英雄好汉一直以正义化身的光辉形象示人，这对于民间文化的传导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而具体到为什么是麻城如此暴力这样的问题，罗威廉在书中的表述，其实也在特殊性跟普遍性的态度之间徘徊。就湖北一省而言，现代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革命县是麻城和黄安，而黄安在1563年之前也是麻城的一部分。关于麻城暴力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跟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暴力的研究做一下对比。如果说淮北地区的暴力主要源于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争斗的话，那么麻城的暴力发生机制，则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构成：首先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中国东西向与南北向的交汇之处，地处交通要道，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次，麻城的暴力跟其阶级结构也有关系，大多数暴力行为都发生在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冲突；最后一点跟其长期尚武，崇拜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的文化紧密相关。
如果用九个字来总结《红雨》这本书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小地方、打历史、长时段。所谓“小地方”，是指本书只研究麻城这一个县范围之内的历史变迁，这秉承的是一种地方史研究的思路。当然，麻城这个地方其实也不能算小，早在14世纪的时候就有10万人口，20世纪时人口已达50万，如果跟现在研究一个镇、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人的微观史学相比，麻城的地域已经足够广阔。有意思的是，麻城的民众自身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来自小地方的意识，这或许能跟李老师的总结形成呼应。麻城的暴力丛生，既难以用民族主义，也难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释，更多的，可以归结为一种内外文化的的冲突，因为大量的暴力发生在麻城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
而所谓“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有详细的界定。而在黄仁宇之前，法国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已经提出整体史的概念，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名著《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就是秉承这一史观的代表作。大历史的视角在《红雨》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只写麻城一地，但作者的叙事线索一直是帝制晚期中华帝国的整体变迁，在这本书中，人口、阶级、思想、宗教与民间信仰、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等无所不包，让人叹为观止。在本书的第一章里，罗威廉就用四页纸的篇幅描写了清乾隆年间一个逃跑新娘的故事，通过这个先后惊动麻城知县、黄州知府、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乃至乾隆皇帝的民间事件，折射出性别关系、家庭矛盾、官场阴谋等诸多深层次命题。
所谓“长时段”，源于历史学里关于历史时间三种类型的划分，即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其中中时段是现今计量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在学科分野日益专门化、细微化的今天，已经很少有学者会选择长时段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威廉的勇气和史料驾驭能力值得钦佩。
罗威廉在本书中，把暴力发生的核心因素，总结为“心性”，这种崇尚暴力的群体性心性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流传至今，甚至在2000年麻城某镇发生的一次残酷暴力事件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接下来谈一谈这本书的研究路径，很难从历史学科分类中给这本书定性，因为在本书的记述中，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无所不包，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结论的话，李老师把本书总结为社会史跟新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论著。这样的定性涉及到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传统关于帝王将相的政治史研究转向研究平民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史，第二次则是从社会史转到最近三四十年里的新文化史。如果说社会史关注的是现实的话，那么新文化史关注的则是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用李老师的话来说，《红雨》这本书可谓是政治史的题材、社会史的眼光、新文化史的风格。李老师回忆起自己1992年刚读历史时的场景，当时理所当然地以为历史就意味着要讲好故事。可是我们知道，随着上世纪5、60年代西方计量史学的兴起，数据、图标和回归分析充斥在历史学研究的论著之中，这样虽然可能更接近科学，却让历史学论著不再好看。因此新文化史的兴起，寄托着一种对计量史学的反动和新一代历史学人的学术理想，即“讲故事仍然应该是历史学的本行”。《红雨》这本书采取的就是毫无掩饰的叙事史的方法。
暴力是否真的是不可避免的？罗威廉在本书中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他用上述2000年麻城发生的暴力事件，来映证暴力生态的延续。然而在李老师看来，关于暴力，历来有文化层面的解释和制度层面的解释这两类分析。李老师认为，麻城之所以一直暴力横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一直缺乏对暴力的制度性约束；如果制度逐步得以健全和完善的话，很多暴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李老师用埃利亚斯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和赫希曼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研究来给自己做佐证。在赫希曼看来，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欲望到利益的转化，而一旦欲望转化为可计算化的利益，人类文明就有可能对这些需求进行控制和规训。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类对暴力的需求会越来越低，而暴力的成本则会越来越高。因此，暴力的逐步减少，是可以预期的。
接下来，狄金华老师对于李老师的分享展开点评。狄老师来自湖北，他认为这场沙龙的最佳举办场所，就是当下的麻城。麻城当地有一句旅游口号，叫“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而当地流行的说法又是：杜鹃花就是被革命者的鲜血染红的，因此这样一句看似文艺清新的口号，也能跟《红雨》讲述的内容发生直接联系。
狄老师认为，《红雨》的难能可贵指出，是以中国为中心看中国，注重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这跟罗威廉的前辈费正清的所谓“冲击-回应”说形成明显的反差。对于暴力的发生机制，狄老师提出了信仰体系和民间文化这两个考量维度。以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里的神仙-祖先-鬼怪这三者之于拜祭者的不同位置与意义为例，如果说神仙是有供奉才有回报，祖先是自家人、不会因供奉多少过多责怪的话，那么鬼怪由于游离于体制之外，即使得到供奉，做事情也有可能诉诸极端。中国民众对于不同供奉对象的不同策略，跟费孝通先生的所谓差序格局有暗合之处。
再谈民间文化，中国民间其实对暴力本身没有褒贬，关键在于暴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就拿民间流行的“棍棒之下出孝子”这句话来说，这本身就是民间文化对暴力合法化的一种建构。如果把典籍=制度-文化看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轴的话，那么暴力就是其另外一轴。
至于暴力频发的地方为什么是麻城，这可能源于麻城提供了暴力的再生产机制。暴力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人口的流动性与脆弱性，从而反过来又为暴力的再生产创造条件。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部分地区之所以能保持稳定，跟科举制度所提供的一定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
本场沙龙的主持人陆远老师接着狄老师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阶层固化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各司其职，那整个社会也能保持高度稳定。相反，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的极速变迁，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加强，而这种流动性的加强，某种程度上也是引发社会矛盾和所谓社会戾气的重要因素。
李老师则对陆老师的社会戾气横生的现象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自己开头提到的电影《天注定》，就给这种戾气的发生机制做了很形象的描述，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孙立平老师的三部曲论著——《断裂》《失衡》和《博弈》。
蓑翁也对李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缺乏大众媒体的时代里，崇尚暴力的文化，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化机制，内化成为麻城民众的心性的一部分的？第二个问题是：齐泽克和福柯都曾指出，所谓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将针对身体的显性暴力，转化为对人的内心进行规训和控制的隐性暴力的过程，那么在一个显性暴力纷纷隐性化的时代里，人的生存境遇，究竟是有所改善，还是在变糟？
李老师的回应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对麻城民众暴力心性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的方式进行的。在麻城地方精英编写的地方志等读物里，会出现大量关于以暴抗暴的内容，而其收录的很多人物，也是麻城历史上暴力抗争的领袖。除此之外，在麻城当地的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化活动里，都有大量宣扬暴力抗争合法正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影响麻城民众的价值观。但李老师也认为，类似心性和国民性这类概念的解释力度比较有限，不能作为暴力发生机制的终极解释。对于第二个问题，李老师的观点是“好坏参半”，一方面，暴力的隐性化，至少使得人的生命能够得以保全；但另一方面，韦伯所言的“科层制的铁笼”和福柯所言的规训带来的个体异化，同样是我们需要正视，并且加以改善的问题。
（附）文中人物身份：
罗威廉：《红雨》一书作者，美国著名汉学家；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红雨》一书译者；
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访问学者；
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群学书院策划总监。
2016.4.9晚作于竹林斋
为什么中国当代社会，处处充满戾气？李老师从这样一个话题切入，开始了本场讲座。对于中国当下暴力丛生的描述，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可谓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而要寻找这种暴力丛生状态的根源，显然需要回顾历史。这也是《红雨》这本书重要的写作出发点之一。书名“红雨”里的“红”的英文原文，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red”，而是另一个含义为“血红色”的单词，这种血红本身就暗含有暴力与血腥的指向。
《红雨》是罗威廉先生的第四本书，他的前两本书都是关于汉口的研究，这两本书奠定了他作为美国一流汉学家的学术地位，巧合的是，这本《红雨》的描述地麻城同样位于湖北。《红雨》的描述时段长达七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麻城的暴力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暴力既有民间的暴力，也有国家机器为了消灭民间暴力而采取的暴力；既有打斗、群架、私刑等常规暴力，也有战争、叛乱这样的非常规暴力。《红雨》一书引出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暴力会一直延续？为什么麻城这个地方会如此暴力？
关于暴力的发生机制，西方学者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阿伦特的《论革命》和索雷尔的《论暴力》。而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恭顺、谦让跟社会层面频发不穷的暴力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与悖论。但如果细细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儒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暴力。更何况，正统的儒家思想主要在士人等精英阶层中传播，而民间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主要是借助于看戏、听书，以及民间宗教与信仰。在中国传统的戏文当中，英雄好汉一直以正义化身的光辉形象示人，这对于民间文化的传导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而具体到为什么是麻城如此暴力这样的问题，罗威廉在书中的表述，其实也在特殊性跟普遍性的态度之间徘徊。就湖北一省而言，现代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革命县是麻城和黄安，而黄安在1563年之前也是麻城的一部分。关于麻城暴力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跟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暴力的研究做一下对比。如果说淮北地区的暴力主要源于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争斗的话，那么麻城的暴力发生机制，则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构成：首先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中国东西向与南北向的交汇之处，地处交通要道，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次，麻城的暴力跟其阶级结构也有关系，大多数暴力行为都发生在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冲突；最后一点跟其长期尚武，崇拜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的文化紧密相关。
如果用九个字来总结《红雨》这本书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小地方、打历史、长时段。所谓“小地方”，是指本书只研究麻城这一个县范围之内的历史变迁，这秉承的是一种地方史研究的思路。当然，麻城这个地方其实也不能算小，早在14世纪的时候就有10万人口，20世纪时人口已达50万，如果跟现在研究一个镇、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人的微观史学相比，麻城的地域已经足够广阔。有意思的是，麻城的民众自身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来自小地方的意识，这或许能跟李老师的总结形成呼应。麻城的暴力丛生，既难以用民族主义，也难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释，更多的，可以归结为一种内外文化的的冲突，因为大量的暴力发生在麻城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
而所谓“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有详细的界定。而在黄仁宇之前，法国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已经提出整体史的概念，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名著《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就是秉承这一史观的代表作。大历史的视角在《红雨》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只写麻城一地，但作者的叙事线索一直是帝制晚期中华帝国的整体变迁，在这本书中，人口、阶级、思想、宗教与民间信仰、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等无所不包，让人叹为观止。在本书的第一章里，罗威廉就用四页纸的篇幅描写了清乾隆年间一个逃跑新娘的故事，通过这个先后惊动麻城知县、黄州知府、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乃至乾隆皇帝的民间事件，折射出性别关系、家庭矛盾、官场阴谋等诸多深层次命题。
所谓“长时段”，源于历史学里关于历史时间三种类型的划分，即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其中中时段是现今计量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在学科分野日益专门化、细微化的今天，已经很少有学者会选择长时段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威廉的勇气和史料驾驭能力值得钦佩。
罗威廉在本书中，把暴力发生的核心因素，总结为“心性”，这种崇尚暴力的群体性心性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流传至今，甚至在2000年麻城某镇发生的一次残酷暴力事件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接下来谈一谈这本书的研究路径，很难从历史学科分类中给这本书定性，因为在本书的记述中，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无所不包，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结论的话，李老师把本书总结为社会史跟新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论著。这样的定性涉及到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传统关于帝王将相的政治史研究转向研究平民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史，第二次则是从社会史转到最近三四十年里的新文化史。如果说社会史关注的是现实的话，那么新文化史关注的则是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用李老师的话来说，《红雨》这本书可谓是政治史的题材、社会史的眼光、新文化史的风格。李老师回忆起自己1992年刚读历史时的场景，当时理所当然地以为历史就意味着要讲好故事。可是我们知道，随着上世纪5、60年代西方计量史学的兴起，数据、图标和回归分析充斥在历史学研究的论著之中，这样虽然可能更接近科学，却让历史学论著不再好看。因此新文化史的兴起，寄托着一种对计量史学的反动和新一代历史学人的学术理想，即“讲故事仍然应该是历史学的本行”。《红雨》这本书采取的就是毫无掩饰的叙事史的方法。
暴力是否真的是不可避免的？罗威廉在本书中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他用上述2000年麻城发生的暴力事件，来映证暴力生态的延续。然而在李老师看来，关于暴力，历来有文化层面的解释和制度层面的解释这两类分析。李老师认为，麻城之所以一直暴力横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一直缺乏对暴力的制度性约束；如果制度逐步得以健全和完善的话，很多暴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李老师用埃利亚斯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和赫希曼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研究来给自己做佐证。在赫希曼看来，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欲望到利益的转化，而一旦欲望转化为可计算化的利益，人类文明就有可能对这些需求进行控制和规训。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类对暴力的需求会越来越低，而暴力的成本则会越来越高。因此，暴力的逐步减少，是可以预期的。
接下来，狄金华老师对于李老师的分享展开点评。狄老师来自湖北，他认为这场沙龙的最佳举办场所，就是当下的麻城。麻城当地有一句旅游口号，叫“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而当地流行的说法又是：杜鹃花就是被革命者的鲜血染红的，因此这样一句看似文艺清新的口号，也能跟《红雨》讲述的内容发生直接联系。
狄老师认为，《红雨》的难能可贵指出，是以中国为中心看中国，注重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这跟罗威廉的前辈费正清的所谓“冲击-回应”说形成明显的反差。对于暴力的发生机制，狄老师提出了信仰体系和民间文化这两个考量维度。以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里的神仙-祖先-鬼怪这三者之于拜祭者的不同位置与意义为例，如果说神仙是有供奉才有回报，祖先是自家人、不会因供奉多少过多责怪的话，那么鬼怪由于游离于体制之外，即使得到供奉，做事情也有可能诉诸极端。中国民众对于不同供奉对象的不同策略，跟费孝通先生的所谓差序格局有暗合之处。
再谈民间文化，中国民间其实对暴力本身没有褒贬，关键在于暴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就拿民间流行的“棍棒之下出孝子”这句话来说，这本身就是民间文化对暴力合法化的一种建构。如果把典籍=制度-文化看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轴的话，那么暴力就是其另外一轴。
至于暴力频发的地方为什么是麻城，这可能源于麻城提供了暴力的再生产机制。暴力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人口的流动性与脆弱性，从而反过来又为暴力的再生产创造条件。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部分地区之所以能保持稳定，跟科举制度所提供的一定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
本场沙龙的主持人陆远老师接着狄老师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阶层固化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各司其职，那整个社会也能保持高度稳定。相反，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的极速变迁，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加强，而这种流动性的加强，某种程度上也是引发社会矛盾和所谓社会戾气的重要因素。
李老师则对陆老师的社会戾气横生的现象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自己开头提到的电影《天注定》，就给这种戾气的发生机制做了很形象的描述，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孙立平老师的三部曲论著——《断裂》《失衡》和《博弈》。
蓑翁也对李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缺乏大众媒体的时代里，崇尚暴力的文化，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化机制，内化成为麻城民众的心性的一部分的？第二个问题是：齐泽克和福柯都曾指出，所谓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将针对身体的显性暴力，转化为对人的内心进行规训和控制的隐性暴力的过程，那么在一个显性暴力纷纷隐性化的时代里，人的生存境遇，究竟是有所改善，还是在变糟？
李老师的回应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对麻城民众暴力心性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的方式进行的。在麻城地方精英编写的地方志等读物里，会出现大量关于以暴抗暴的内容，而其收录的很多人物，也是麻城历史上暴力抗争的领袖。除此之外，在麻城当地的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化活动里，都有大量宣扬暴力抗争合法正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影响麻城民众的价值观。但李老师也认为，类似心性和国民性这类概念的解释力度比较有限，不能作为暴力发生机制的终极解释。对于第二个问题，李老师的观点是“好坏参半”，一方面，暴力的隐性化，至少使得人的生命能够得以保全；但另一方面，韦伯所言的“科层制的铁笼”和福柯所言的规训带来的个体异化，同样是我们需要正视，并且加以改善的问题。
（附）文中人物身份：
罗威廉：《红雨》一书作者，美国著名汉学家；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红雨》一书译者；
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访问学者；
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群学书院策划总监。
2016.4.9晚作于竹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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