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感觉好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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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
本书主要对门阀政治进行了再探讨，认为许多学者所称的门阀政治实际仅存在于东晋一朝，只是皇权政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和皇权的共治。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过研究，比如郭沫若等人曾经用“五种生产方式”来解释魏晋的历史，他们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把魏晋看成是“士族地主阶级”支配的时代，这种认识比较偏向“经济史观”。还有的学者如内藤湖南、宫崎定市则按照西欧史把中国史也分成三段，而六朝是“中世”，属于“贵族政治”阶段。另外还有美国学者姜士斌则认为这一阶段属于寡头政治。这些理论都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做出了解释，但是很多时候却忽略了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在读完田余庆先生的书之后再返过头看这些理论，感觉有些像是把中国历史套用到理论框架之中，有时候未免有些牵强。同时感觉之前很多研究没有对材料理解、分析透彻，所以也难有对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把握。
另外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问题也进行概括和研究，不过是为了研究隋唐制度的渊源。唐长孺先生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可以参考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当时的学术界在研究门阀士族的时候往往选择从婚宦的角度出发，但是这本书却不落窠臼，从动态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揭示了门阀士族是如何通过政治军事实力得以平行或超越皇权的。从整体来看，这本书是另辟蹊径，从细节来看，这本书论证丰富、逻辑严密、以小见大。
本书结构：
本书主要分为序、目录、正文几部分。在自序中作者主要写了这本书与其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书籍的区别，认为他们大多都受西方古史概念影响，不太注重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较少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本书的核心思想在于说明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之后的南朝也不是。门阀氏族存在并起着不同作用的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正文主要以一些政治集团、人物、事件为框架，以这些门阀士族和皇权的关系为主线，串联全文。本书主要讲到了曾经在东晋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郗鉴、庾氏家族、桓温、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刘裕和孙恩等人，将东晋历史中几股重要力量的相互作用清晰的展现出来，并且关注到了流民以及流民帅在东晋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简单的说就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
主要内容：
第一章 释“王与马共天下”
开篇“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讲明扼要地点明当时的政治格局，然后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格局的特殊性，就要分析王与马不同一般的君臣关系。作者旁征博引，先说明王与马之间关系并不是由于民间流传而被夸张的，又接着说明了“共天下”指的不是土地的分裂，而是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的君臣关系不同，历史罕见，从而有力的说明了此时的政治结构不同于一般的末世权宠和僭越。接着说明为什么司马会选择和王结合，而不是其他大族，第一中间有个人情谊的因素，但是这点对长久的稳固的利益合作并不是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大家族集团额利益。但是田先生也在这样稳固的结合之中看出了其中冲突，那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并不是一种平稳的政治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又依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这一章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东晋门阀政治的前提。
作者认为“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司马越和王衍的时期，后来司马睿和王导受命过江，填补了江左战乱后的真空，也形成了后来门阀政治的格局。同时也解释了东晋的时候皇权也只是士族门的利用的工具，也是《晋书》说其人物事迹多有不忠不义者的原因。后面一节说了不与刘、石通使的问题，反映了东晋政权的性质。
人们往往会用历史原因解释这类问题，但是作者看到了很重要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东晋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只有保持对北方民族的敌对姿态才有可能继续吸引南来的流民和士族，这也是其政权的立足点。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考虑宏观政治力量的牵制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从权臣的个人忠奸解释胡汉矛盾或其他问题。也不要动不动就把原因归咎于阶级矛盾，很多矛盾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的单纯关系，很多冲突中往往夹杂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因素。
第二章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开篇先从国家体制上地方与中枢之争、地理位置上上游与下游之争、阶级门户上士族门户之争，点明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冲突的点，然后从中归纳出东晋门阀政治之所以在摇摆中大局得以稳定的关键：皇权不振、士族专兵。作者认为只有保证这两点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才能一直进行下去，而这种进程需要靠“处其利而无心者”的强臣来维系。而郗鉴就是这样一个原来不被研究者注意的强臣。本篇的主旨就是说明郗鉴重要的平衡作用，而通过郗鉴一人也能窥见整个时代中各种力量相交错的局面。
作者的大体思路就是通过郗鉴曾经做过的几件起到平衡作用的大事来证明郗鉴重要的平衡作用，其中一件就是郗鉴帮助司马氏平王敦之乱。作者认为郗鉴起到了很大的折冲的作用，正是郗鉴向司马氏密谋提出利用流民之力这一计策的。
作者对郗鉴的密谋分析的非常精彩，首先这段时期的史料本来就少，其次密谋这种事本身文献就基本不会记载。那么作者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呢？首先作者先分析了郗鉴本人，他并不是门第很高的人物，然后通过郗鉴频繁往来于合肥和建康的之间的行为分析出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比较完整的交代了郗鉴的身份和兵力状况。接着作者分析了东晋的兵力状况：拥有兵权的门阀士族立场不明（关于这点作者没有多讲，是否这里在多分析一下更好？说明确实东晋没有可以依靠的拥兵强藩）。所以只能依靠流民，郗鉴本身是流民帅之一，所以郗鉴在这种背景之下受到任用可靠性较大。
同时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完全的信任，时刻提防着，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是抗拒的，同时流民政权也对东晋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窥测形势，谋求发展的同时也担心被朝廷反噬。作者借用祖逖蔡豹、苏峻等人的相关记载把流民帅的心理分析的相当透彻，也把流民和东晋政权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展现的非常清楚。
那么作者如何得出利用流民平王敦之乱的密谋是来自于郗鉴呢？作者发现了这样一个疑点，本来对东晋政权颇有戒备的苏峻和刘遐竟然火速支援了建康。态度转变非常大。（这里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加上一些刘遐之前对东晋的态度的材料会更好，因为毕竟他有可能是个人觉得能从中获利才选择支援）同时作者还发现《王敦传》中有刻意淡化郗鉴的地方，强调“不谋同辞”的之处。于是把这些证据综合起来以后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之所以被朝廷忌讳的流民此时能够被任用，就是因为有像郗鉴这样有一定背景门户又和王敦没有瓜葛的人。郗鉴也借此也得以跻身上流。
并且从郗鉴之后的行事作风来看，他首先是支持东晋的，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其次他也没有与琅琊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与士族门户之见，以求政局稳定。这从后来郗鉴在王导势
衰的时候还愿意支持王导，使其能够和庾氏相持这种态度也能看出来。祝总斌评价这一章“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倍增”。
另外作者在本章后部分析了京口重镇的形成和建康-会稽交通线的问题。起初可能会疑惑是否值得用这么多的笔墨去分析交通线的问题，但是当作者一旦把这个地区重要的经济军事意义分析清楚的时候，也让人顿时明白了之后很多力量之间冲突的原因。这也提醒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除了分析政治上的关系，分析地理交通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研究军事经济离不开地理位置。
在论述会稽和建康之间的交通线一节的时候，作者把运河分为了五段，详细的论述这几段运河的修建时间，和历代的改进情况，以及航运情况，展现了京口重镇形成的过程，论证京口重要枢纽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
从这一节，也能看出对一个地区的认识要充分考虑其随着时间变化的不同。比如关于京口地位的认识，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其地位就完全不同。之前京口是对外抵御外敌，苏峻控制了三吴之后，京口是对内拱卫建康的作用。同时利用东晋和孙吴时期京口地位的不同也侧面反映了，东晋门阀士族较强的地域性，展现了东晋士族和皇权并立的态势。
从京口不同于孙吴时期的地位，外加上京口本身的地理位置，现在它在平衡内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也说明了为何郗鉴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但是却能在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除了从京口的地理位置之外分析郗鉴的平衡作用之外，还有有重要的两次历史事件，首先是陶侃的起兵之谋，然后是庾亮的起兵之谋。在门阀士族竞相角逐的时候，如果有某一方有压倒性优势的话，门阀政治的格局就会被破坏，而维持这种平衡的人首推郗鉴。
总体来说，作者对郗鉴其人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认识到了其在政局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以郗鉴为出发点将东晋的皇权、士族和流民的力量关系进行了分析，既有深入细致的考证，又有宏观动态的分析。这可能和作者早年研究政治有关，感觉作者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其中利害冲突的分析非常透彻。每个人物都从本身出发，把每个人物的经历、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分析的很透彻，而不是仅仅用阶级、身份等笼统的矛盾概括。
第三章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首先点明庾氏家族能在江左兴起的原因：联姻帝氏家族和庾亮出入玄儒的个人素质。在这一节中，作者主要详细论述的第二点，对于联姻的始末基本没有进行过多论述。而作者同样是用庾亮政治生涯中的几件大事来分析庾亮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力求门阀士族在东晋政治中的稳定地位，维护门阀政治。只有当有人正真威胁门阀政治稳定的时候庾氏才会真正与之为敌，而和王导等人的冲突则位于次要地位。
以上具体的表现作者用庾亮政治生涯中的五件主要大事说明。第一，反对崇尚申、韩（张皇权）。第二，不支持朝廷任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琊王氏。第三，力抗东晋宗室以及其他外戚、以维持庾氏王氏的政治地位。这些都说明了庾亮企图维门阀政治。
第四，与王导采取一致的立场，对抗以卞壸为代表的立法的旧族的挑战，以维护门阀政治，维护庾氏和王氏的的共同利益。实质上是新旧门第的政治争斗，反映了他作为新门户的立场。
第五，企图进一步解决宗室诸王的问题和解决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的后遗问题。这五件事情充分说明了庾亮的政治立场，也充分体现了以庾亮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的普遍观念。
庾亮出都以后居于芜湖，这一举动又加强了上下游对峙的局面，同时还有王敦苏峻的历史经验在前（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必须要想到以前的历史事件可能会给后人带来什么经验），以上制下，庾亮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一历史经验，才故意制造这种形式以图庾氏门户的利益。这样所谓的上下游之争就不是简单的荆、扬之争，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会抢据上游，演化为复杂的多头之争，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军事上的进一步表现形式。
为了给之后解释庾氏和王氏的江州之争做铺垫，作者先说明了江州地位的重要性。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位于荆、扬之间，无疑是军事要冲。控制江州有助于控制下游。所以作者认为江州的争夺必定是激烈又不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是作者在后面一节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证，使得当时这场争斗的面貌逐渐显露出来。这一节里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从有限的材料中看到他人所难以见到的问题。比如“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这短短的一句话，作者从“以”、“为”二字中就分析出王允之并非以江州刺史加卫将军，而是离职江州就任卫将军，持有这一尊显的虚号，从而作者推断出这应该是庾氏对王氏的强力胁制，也足可以见得当时江州之争是相当激烈。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不能仅把文献大致了解之后就做出结论，而是要字字分析，寻找蛛丝马迹，揣摩文字背后的意味，同时现在所能见到的史籍也只是当时事件的一角而已，更不能随便就根据仅存的记载便得出结论。这段历史由于史料记载不多，许多研究者都以王导“元规尘污人”的清言理解王、庾处理嫌隙应如同清言一样含蓄隽永。但是经过作者一分析，两个家族在江州的争夺反映了两大势力在面对利害冲突的时候依旧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当事件的全貌展现于读者眼前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作者对文献分析时候深厚的功力。
从整本书的结构来看，这一章写庾氏家族也是为了明确门阀政治格局依旧在延续，变为了庾与马共天下。庾氏居于琅琊王氏和桓氏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四章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的问题
首先作者在开篇依旧是先考证桓温其人的身世。作者由桓温篡位之后执意只置一庙，庙祭及于父而不及于祖这一点和孙吴的庙制相类比，说明桓温的家族很可能是“孤微发迹”。并且根据比较可靠的《世说人名谱》中桓氏第六世中名讳缺失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推测出第六世可能就是受刑被诛的桓范。并且从桓范的身份，才学，嘉平之狱事件以及桓范的名讳序次多方面考证，更加确定了其推断的合理性。同时又单写一节关于桓范郡望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桓范既出谯沛，又被曹爽所敬，所以被嘉平之变牵连也是必然的。
然后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桓温的问题，而是从其宗族开始写起，一是考证了桓温的身世，二是也有助理解后来桓氏在门阀政治中的表现。先写桓彝身世，通过其在《名士录》、《群辅录》中没有记载说明了桓彝在西晋并没有令誉。同时作者又通过桓彝的身世和年龄等证据指出了文献中有可能误记的地方（当然作者在整本书中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纠正了很多文献中的问题）。桓彝跻身“八达”志在立功，但由于不受王、马信任而受阻于江北，只能做荒县一令，更说明了其原来位望之低。虽然历史也记载桓彝同“八达”一样使酒放纵，作者并没有根据这一表面现象就认为桓彝已经真的不问世事了，而是结合和桓彝前后的经历，说明了桓彝只是刻意附庸风雅以图以后能跻身于上流，将桓彝这个人物分析的非常透彻。
作者从文献中两处关于桓温的记载中找到关于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都称桓温为“兵”的内容，经过一番考证作者认为“兵”一词在当时是对桓温的的一种蔑视，也说明桓温家族在当时也不受重视。
最后作者指出《条举氏族事件》中所列谯国郡姓中桓氏居其一，就认为桓氏从东晋到唐代一直兴盛是缺乏理由的，因为桓氏家族能够进入东晋门阀政治中也很大程度是机遇使然，再加之上述原因，在魏晋之后就基本已经沉沦。
在后面一节讨论永和政局和人物的问题的时候，作者再次展现了对缺乏文献记载的事件进行考证的功力。在永和时期国家相对比较平静，但是复杂的政治斗争还在继续。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造成了压力。而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主要在江州和豫州这一中间地带，但是《晋书》中对于王羲之、徐宁、桓云等人出刺江州的记载都缺乏具体年份，作者利用了几件大事进行了推断，庾亮之死、王允之之死、桓云母死。这些大事都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记载，并且和作者想要分析的人物有一定关联，而后作者从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人物关系以及这些大事时间关系推断出前后继任江州的人物分别为王羲之、徐宁，从而出永和时期桓氏并没有能够把控江州的结论。同时就豫州来说桓温并没有在谢万被废后立即取得豫州，只到太和四年才入手，综合以上两点能够看出自永和元年到太和四年的二十五年中，桓温向下游发展也是受到很大阻力的。最后，作者也把这种势均力敌的政治格局作为永和时期安定局面的一条原因。（感觉作者每段的分析含金量都很大，每条材料都用尽用，逻辑严密让人佩服）
然后作者讲到了桓温的三次北伐，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作者认为桓温只是做出姿态，从而消耗东晋内部其他士族的力量，而第三次北伐桓温在外虽败，但是对内却取得了内部斗争的胜利，控制了中枢。
作者对桓温本人的评价不同于大部分学者从民族斗争的角度出发，褒奖桓温北伐业绩的态度，而是认为桓温实质上是以北伐为手段，增进威望和实力用于篡位。我觉得这种观点是更加中肯的。联系当时北方民族势力不断兴起的背景来看，这种北伐的成果是难以被巩固的，对于东晋的稳固也是没有长远意义的。
第五章 陈郡谢氏和淝水之战
首先介绍谢鲲、谢尚和谢安，依旧先说明其过江前后的家世，以身居显位的诸葛氏不愿与谢氏联姻、谢鲲葬于石子岗说明谢氏还家族当时还不具备实力。
然后解释之所以谢氏家族之后地位能够上升的原因。第一是谢鲲由儒入玄，为他的子侄取得了进入名士的必要条件。第二是谢尚兄弟在豫州逐培植了自己的力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就是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抗拒桓温的机会，得以成为将相，又凭借淝水之战的功勋使得谢氏家族进入士族的高层。从谢安东归到简文帝死前，正是桓温势力大发展的时候，桓温打击了很多士族的势力，但是却不见桓温、谢纠纷，作者认为这也正说明了谢安韬光养晦，以保全门户为第一要务。直到在简文帝死后这一关键时刻，才与其他士族共同阻止桓温的九锡之请，扭转了局面。之后谢氏地位日益升高，在淝水之战后达到顶点，
谢氏家族在已经获得了一定社会声誉和政治地位之后，就会同所有门阀一样，通过军事手段稳固自己的家族的地位。桓温死后，谢安的敌人就变为了桓冲，为了使桓冲就范，谢安利用了朝中太后的权柄。桓冲回镇荆州之后，上下游又回到了对峙中求稳定的局面。而面对苻坚已经统一北方随时南侵的态势，东晋门阀又把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北方。这也能看出东晋的几个矛盾，此消彼长的态势。
在桓氏在上游进行调整的时候，谢玄又兼领了徐州和兖州，谢玄在这里组建了北府兵，也为建康的谢安提供了凭借。同时基于以上的背景，北府兵一方面用来解决南北问题，另一方面又解决谢氏和桓氏的问题，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
然后在后边一节中，作者开始分析对谢氏家族很重要的淝水之战。由于此时的局面比较复杂，南北的民族矛盾制约着内部的东西矛盾，所以作者采用了把这一时期的大事罗列排比的方式加以诠释，主要参照的是《晋书》和《通鉴》。
同时作者也注意到虽然北方的压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部压力，但是门阀士族之间并没有停止斗争。桓氏和谢氏都用自己的亲信在争夺江州刺史，并且作者认为《通鉴》是为了赞扬桓氏、谢氏共御外敌而故意不录桓氏谢氏相争之事。
同时谢安如此拥重兵也难逃嫌疑的地位，自身受到的压力也就更大了。这一方面表现为上下游桓氏和谢氏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司马氏和谢氏的矛盾。谢氏家族在多方面均受到了压制，这也能从后来谢氏家族的人物均无所作为看出来。谢氏家族从谢琰战败被杀之后，门户力量日渐衰落，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能再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趋于破坏。
后面一节中，作者为了解释淝水之战究竟是统一战争还是民族入侵战争，把其和灭吴战争做了比较。在这里作者简单解释了一下为何要把灭吴之战用来比较其性质，因为作者认为西晋灭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给苻坚南侵很大的说服力，成为其谋略的蓝图。（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困惑，感觉这里解释的理由不够充分）作者认为两次战争的差别在于西晋灭吴经过几年的周密计划，而前秦的淝水之战虽因袭灭吴战争的方略，但是极不周密也不落实。同时司马氏和苻坚政治力量也不同，前秦的内部的民族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另外东晋当时的国势比灭吴之战的吴国要更加强大，吴国当时基本自身已有瓦解之相了。
最终作者认为苻坚发动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但主要的一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是具有二重性的。同时作者也提醒我们不应该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太纯粹。
第六章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作者认为此时的太原王氏已经只能依附于皇帝，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足为时局中心的人物了。所以作者把太原王氏居位门阀政治的时间作为严格意义上东晋门阀政治的终场。
然后介绍了太原王氏家世，作者认为太原王氏之所以发达是由于依附于司马氏皇权，后来也并非以门阀之重和司马氏共治天下，不足以维持皇权或平衡政局，只是为了贪图门户利益。其实不只是太原王氏没有出众的人才，整个南渡士族内部经过三代、四代之后人才普遍匮乏，这显示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接着作者从权力的来源上分析这时期的政治格局。司马氏用相权辅佐皇权，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帝的一些姻亲也成为了东晋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来自于皇权。这与之前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完全不同了，皇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加强了，开始向刘宋皇权政治过渡。
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也能从很多方面看出来。首先就是他用儒生、兴儒学，很多儒生的门第并不高。其次就是孝武帝企图恢复国学，但由于荒废太久，实在难以短时间内就有所成效，不过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而在后来东晋的政治斗争中，再也没有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门阀政治被破坏了，皇权却没有能竖立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杨佺期和刘牢之的军队逐渐承担起重要的任务。
第七章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谢氏主动离开中枢、让出兵权，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消亡起了很大作用。孝武帝死后，司马道子独揽朝政，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王恭死后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由于北府兵在政治上朝秦暮楚、东倒西歪，最后还是在几次挫折之后归于失败，可是这些失败也为后来刘裕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孙恩和刘裕一样都是同身份比较低的次等士族一类的晚渡侨人，作者以孙恩和刘裕这两支平行力量的活动为例，说明在统治阶级发生变化的时候，一直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刘裕的军队比较有独立性，所以败了之后还可重组再起。但是孙恩的军队则需要人主的宠幸和士族的暂时优容。不过孙恩和刘裕就其客观作用来说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这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
这里还可以参考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田余庆先生的部分观点也和陈寅恪相同。另外还有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对孙恩起义做出了评价，认为只是由于个人野心，并非正义的农民起义。
最后作者对晋末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各种矛盾的发展都受这个时代主要矛盾的制约，都在促进次等士族多去门阀士族的统治权力，从而完成振兴皇权的作用。并且明确了本书的核心观点：真正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
《东晋门阀政治》才读一章，就不由得对田余庆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田先生提出的变态—回归理论在对这段历史时期的理解上有很大的突破。以往的很多研究者有的没能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有的没能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他们大多选择把中国历史分成阶段性的，然后把东晋归于其中某一期来研究。但是田先生却抓住了中国历史中的一条主线，那就是皇权，而所谓门阀政治不过是皇权一种变态的形式而已，它并未否定皇权。正本书以江左的几家大族的变迁为主线，分析了在东晋时期皇权、士族、流民的矛盾关系，简言之就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每一章的主题虽然都是一个家族兴亡，但是田余庆先生的论证和研究却不仅仅止于此，在旁征博引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了那样一个时代宏观的政治格局。
同时田先生在论证每一个观点的时候都不得不让读者佩服，丰富的材料，详细的解释，严密的推理，每一个观点背后都有丰富的论据支持。同时田先生也非常善于处理缺乏文献记载的事件，比如之前写到的郗鉴的密谋，以及庾、王江州之争等许多处，对于这些史料匮乏的事件一开始不禁会疑惑究竟能否窥探历史的原貌，但是经过田余庆先生抽丝剥茧、逻辑严密的论证之后，又不禁让人感到豁然开朗。这除了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思维之外，还需要大量熟练的掌握史料，并且从有限的史料中尽可能的获取信息。而田先生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从几个字中看出问题，或者是从一句话的态度或意味上察觉到疑点，所以本来文献记载匮乏的东晋历史，竟然在田先生的笔下变得丰富了起来。
对于我自己来说，比较喜欢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门阀政治还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的阶段。因为当时的政治格局属于多种力量相牵制的阶段，田余庆先把当时那种格局中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的形势，以及各种势力之间微妙的关系揭露了出来，虽然局面复杂，但是读起来丝毫不会觉得混乱。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式就是抓住一条主线，将其中的事件，事件中的人物及其关系，包括政治、地理情况等全部纳入分析范围，有时甚至会在一点非常小的点上详细论证，让人有时会觉得是否有必要，但是当田先生综合证据反扣回主线的时候又让人恍然大悟之中的必然联系。我虽然感觉有时读起来信息量太大，比较费力，但是却感觉到了田先生学术已经不仅限于论证对错，行文布局中又有美感和趣味。相比之下感觉现在很多人的文章在论证的时候总是按照自己主观或者拼凑的理论来写，中间需要论证的部分就点缀或引一条自己的想用的材料，中间引用的一两个材料看似有历史依据，但是而并没有对每个材料进行详细的分析理解。
同时感觉经过田先生一番考证，每个人物的形象都很丰满，不但只是零散的线索和观点，而是把每个的所思所想甚至个人性格特征都全面的展现出来。比如谢鲲放达之中又有稳重，谢安的老谋深算，也使得读者对每一个历史人物在当时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能有更好的理解。同时田先生在研究每个人物的时候总是要先用很长的篇幅考证很多相关人物的身世背景，有的时候尽管材料非常缺乏，但田先生却丝毫没有再这方面省略，比如考证桓氏家族的先世一节。因为一个人物的身世背景也一定会影响他之后的所作所为，如果不理解人物的身世，也就难以深刻的理解事件本身，这一点在田先生之后的论证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祝总斌教授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评价：“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繁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而田先生的研究，可称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如果我对史料了解充分的话就更能体会田先生论证的精彩，但是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导致很多田先生论证的精彩之处体会不到，只能比较粗略的读完这本书，但是田余庆先生的这本书绝对值得反复研读，不论是从事历史还是考古研究都能从中获益良多。
本书主要对门阀政治进行了再探讨，认为许多学者所称的门阀政治实际仅存在于东晋一朝，只是皇权政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和皇权的共治。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过研究，比如郭沫若等人曾经用“五种生产方式”来解释魏晋的历史，他们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把魏晋看成是“士族地主阶级”支配的时代，这种认识比较偏向“经济史观”。还有的学者如内藤湖南、宫崎定市则按照西欧史把中国史也分成三段，而六朝是“中世”，属于“贵族政治”阶段。另外还有美国学者姜士斌则认为这一阶段属于寡头政治。这些理论都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做出了解释，但是很多时候却忽略了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在读完田余庆先生的书之后再返过头看这些理论，感觉有些像是把中国历史套用到理论框架之中，有时候未免有些牵强。同时感觉之前很多研究没有对材料理解、分析透彻，所以也难有对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把握。
另外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问题也进行概括和研究，不过是为了研究隋唐制度的渊源。唐长孺先生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可以参考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当时的学术界在研究门阀士族的时候往往选择从婚宦的角度出发，但是这本书却不落窠臼，从动态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揭示了门阀士族是如何通过政治军事实力得以平行或超越皇权的。从整体来看，这本书是另辟蹊径，从细节来看，这本书论证丰富、逻辑严密、以小见大。
本书结构：
本书主要分为序、目录、正文几部分。在自序中作者主要写了这本书与其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书籍的区别，认为他们大多都受西方古史概念影响，不太注重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较少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本书的核心思想在于说明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之后的南朝也不是。门阀氏族存在并起着不同作用的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正文主要以一些政治集团、人物、事件为框架，以这些门阀士族和皇权的关系为主线，串联全文。本书主要讲到了曾经在东晋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郗鉴、庾氏家族、桓温、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刘裕和孙恩等人，将东晋历史中几股重要力量的相互作用清晰的展现出来，并且关注到了流民以及流民帅在东晋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简单的说就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
主要内容：
第一章 释“王与马共天下”
开篇“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讲明扼要地点明当时的政治格局，然后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格局的特殊性，就要分析王与马不同一般的君臣关系。作者旁征博引，先说明王与马之间关系并不是由于民间流传而被夸张的，又接着说明了“共天下”指的不是土地的分裂，而是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的君臣关系不同，历史罕见，从而有力的说明了此时的政治结构不同于一般的末世权宠和僭越。接着说明为什么司马会选择和王结合，而不是其他大族，第一中间有个人情谊的因素，但是这点对长久的稳固的利益合作并不是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大家族集团额利益。但是田先生也在这样稳固的结合之中看出了其中冲突，那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并不是一种平稳的政治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又依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这一章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东晋门阀政治的前提。
作者认为“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司马越和王衍的时期，后来司马睿和王导受命过江，填补了江左战乱后的真空，也形成了后来门阀政治的格局。同时也解释了东晋的时候皇权也只是士族门的利用的工具，也是《晋书》说其人物事迹多有不忠不义者的原因。后面一节说了不与刘、石通使的问题，反映了东晋政权的性质。
人们往往会用历史原因解释这类问题，但是作者看到了很重要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东晋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只有保持对北方民族的敌对姿态才有可能继续吸引南来的流民和士族，这也是其政权的立足点。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考虑宏观政治力量的牵制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从权臣的个人忠奸解释胡汉矛盾或其他问题。也不要动不动就把原因归咎于阶级矛盾，很多矛盾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的单纯关系，很多冲突中往往夹杂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因素。
第二章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开篇先从国家体制上地方与中枢之争、地理位置上上游与下游之争、阶级门户上士族门户之争，点明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冲突的点，然后从中归纳出东晋门阀政治之所以在摇摆中大局得以稳定的关键：皇权不振、士族专兵。作者认为只有保证这两点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才能一直进行下去，而这种进程需要靠“处其利而无心者”的强臣来维系。而郗鉴就是这样一个原来不被研究者注意的强臣。本篇的主旨就是说明郗鉴重要的平衡作用，而通过郗鉴一人也能窥见整个时代中各种力量相交错的局面。
作者的大体思路就是通过郗鉴曾经做过的几件起到平衡作用的大事来证明郗鉴重要的平衡作用，其中一件就是郗鉴帮助司马氏平王敦之乱。作者认为郗鉴起到了很大的折冲的作用，正是郗鉴向司马氏密谋提出利用流民之力这一计策的。
作者对郗鉴的密谋分析的非常精彩，首先这段时期的史料本来就少，其次密谋这种事本身文献就基本不会记载。那么作者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呢？首先作者先分析了郗鉴本人，他并不是门第很高的人物，然后通过郗鉴频繁往来于合肥和建康的之间的行为分析出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比较完整的交代了郗鉴的身份和兵力状况。接着作者分析了东晋的兵力状况：拥有兵权的门阀士族立场不明（关于这点作者没有多讲，是否这里在多分析一下更好？说明确实东晋没有可以依靠的拥兵强藩）。所以只能依靠流民，郗鉴本身是流民帅之一，所以郗鉴在这种背景之下受到任用可靠性较大。
同时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完全的信任，时刻提防着，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是抗拒的，同时流民政权也对东晋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窥测形势，谋求发展的同时也担心被朝廷反噬。作者借用祖逖蔡豹、苏峻等人的相关记载把流民帅的心理分析的相当透彻，也把流民和东晋政权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展现的非常清楚。
那么作者如何得出利用流民平王敦之乱的密谋是来自于郗鉴呢？作者发现了这样一个疑点，本来对东晋政权颇有戒备的苏峻和刘遐竟然火速支援了建康。态度转变非常大。（这里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加上一些刘遐之前对东晋的态度的材料会更好，因为毕竟他有可能是个人觉得能从中获利才选择支援）同时作者还发现《王敦传》中有刻意淡化郗鉴的地方，强调“不谋同辞”的之处。于是把这些证据综合起来以后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之所以被朝廷忌讳的流民此时能够被任用，就是因为有像郗鉴这样有一定背景门户又和王敦没有瓜葛的人。郗鉴也借此也得以跻身上流。
并且从郗鉴之后的行事作风来看，他首先是支持东晋的，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其次他也没有与琅琊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与士族门户之见，以求政局稳定。这从后来郗鉴在王导势
衰的时候还愿意支持王导，使其能够和庾氏相持这种态度也能看出来。祝总斌评价这一章“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倍增”。
另外作者在本章后部分析了京口重镇的形成和建康-会稽交通线的问题。起初可能会疑惑是否值得用这么多的笔墨去分析交通线的问题，但是当作者一旦把这个地区重要的经济军事意义分析清楚的时候，也让人顿时明白了之后很多力量之间冲突的原因。这也提醒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除了分析政治上的关系，分析地理交通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研究军事经济离不开地理位置。
在论述会稽和建康之间的交通线一节的时候，作者把运河分为了五段，详细的论述这几段运河的修建时间，和历代的改进情况，以及航运情况，展现了京口重镇形成的过程，论证京口重要枢纽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
从这一节，也能看出对一个地区的认识要充分考虑其随着时间变化的不同。比如关于京口地位的认识，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其地位就完全不同。之前京口是对外抵御外敌，苏峻控制了三吴之后，京口是对内拱卫建康的作用。同时利用东晋和孙吴时期京口地位的不同也侧面反映了，东晋门阀士族较强的地域性，展现了东晋士族和皇权并立的态势。
从京口不同于孙吴时期的地位，外加上京口本身的地理位置，现在它在平衡内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也说明了为何郗鉴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但是却能在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除了从京口的地理位置之外分析郗鉴的平衡作用之外，还有有重要的两次历史事件，首先是陶侃的起兵之谋，然后是庾亮的起兵之谋。在门阀士族竞相角逐的时候，如果有某一方有压倒性优势的话，门阀政治的格局就会被破坏，而维持这种平衡的人首推郗鉴。
总体来说，作者对郗鉴其人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认识到了其在政局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以郗鉴为出发点将东晋的皇权、士族和流民的力量关系进行了分析，既有深入细致的考证，又有宏观动态的分析。这可能和作者早年研究政治有关，感觉作者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其中利害冲突的分析非常透彻。每个人物都从本身出发，把每个人物的经历、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分析的很透彻，而不是仅仅用阶级、身份等笼统的矛盾概括。
第三章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首先点明庾氏家族能在江左兴起的原因：联姻帝氏家族和庾亮出入玄儒的个人素质。在这一节中，作者主要详细论述的第二点，对于联姻的始末基本没有进行过多论述。而作者同样是用庾亮政治生涯中的几件大事来分析庾亮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力求门阀士族在东晋政治中的稳定地位，维护门阀政治。只有当有人正真威胁门阀政治稳定的时候庾氏才会真正与之为敌，而和王导等人的冲突则位于次要地位。
以上具体的表现作者用庾亮政治生涯中的五件主要大事说明。第一，反对崇尚申、韩（张皇权）。第二，不支持朝廷任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琊王氏。第三，力抗东晋宗室以及其他外戚、以维持庾氏王氏的政治地位。这些都说明了庾亮企图维门阀政治。
第四，与王导采取一致的立场，对抗以卞壸为代表的立法的旧族的挑战，以维护门阀政治，维护庾氏和王氏的的共同利益。实质上是新旧门第的政治争斗，反映了他作为新门户的立场。
第五，企图进一步解决宗室诸王的问题和解决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的后遗问题。这五件事情充分说明了庾亮的政治立场，也充分体现了以庾亮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的普遍观念。
庾亮出都以后居于芜湖，这一举动又加强了上下游对峙的局面，同时还有王敦苏峻的历史经验在前（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必须要想到以前的历史事件可能会给后人带来什么经验），以上制下，庾亮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一历史经验，才故意制造这种形式以图庾氏门户的利益。这样所谓的上下游之争就不是简单的荆、扬之争，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会抢据上游，演化为复杂的多头之争，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军事上的进一步表现形式。
为了给之后解释庾氏和王氏的江州之争做铺垫，作者先说明了江州地位的重要性。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位于荆、扬之间，无疑是军事要冲。控制江州有助于控制下游。所以作者认为江州的争夺必定是激烈又不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是作者在后面一节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证，使得当时这场争斗的面貌逐渐显露出来。这一节里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从有限的材料中看到他人所难以见到的问题。比如“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这短短的一句话，作者从“以”、“为”二字中就分析出王允之并非以江州刺史加卫将军，而是离职江州就任卫将军，持有这一尊显的虚号，从而作者推断出这应该是庾氏对王氏的强力胁制，也足可以见得当时江州之争是相当激烈。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不能仅把文献大致了解之后就做出结论，而是要字字分析，寻找蛛丝马迹，揣摩文字背后的意味，同时现在所能见到的史籍也只是当时事件的一角而已，更不能随便就根据仅存的记载便得出结论。这段历史由于史料记载不多，许多研究者都以王导“元规尘污人”的清言理解王、庾处理嫌隙应如同清言一样含蓄隽永。但是经过作者一分析，两个家族在江州的争夺反映了两大势力在面对利害冲突的时候依旧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当事件的全貌展现于读者眼前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作者对文献分析时候深厚的功力。
从整本书的结构来看，这一章写庾氏家族也是为了明确门阀政治格局依旧在延续，变为了庾与马共天下。庾氏居于琅琊王氏和桓氏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四章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的问题
首先作者在开篇依旧是先考证桓温其人的身世。作者由桓温篡位之后执意只置一庙，庙祭及于父而不及于祖这一点和孙吴的庙制相类比，说明桓温的家族很可能是“孤微发迹”。并且根据比较可靠的《世说人名谱》中桓氏第六世中名讳缺失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推测出第六世可能就是受刑被诛的桓范。并且从桓范的身份，才学，嘉平之狱事件以及桓范的名讳序次多方面考证，更加确定了其推断的合理性。同时又单写一节关于桓范郡望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桓范既出谯沛，又被曹爽所敬，所以被嘉平之变牵连也是必然的。
然后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桓温的问题，而是从其宗族开始写起，一是考证了桓温的身世，二是也有助理解后来桓氏在门阀政治中的表现。先写桓彝身世，通过其在《名士录》、《群辅录》中没有记载说明了桓彝在西晋并没有令誉。同时作者又通过桓彝的身世和年龄等证据指出了文献中有可能误记的地方（当然作者在整本书中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纠正了很多文献中的问题）。桓彝跻身“八达”志在立功，但由于不受王、马信任而受阻于江北，只能做荒县一令，更说明了其原来位望之低。虽然历史也记载桓彝同“八达”一样使酒放纵，作者并没有根据这一表面现象就认为桓彝已经真的不问世事了，而是结合和桓彝前后的经历，说明了桓彝只是刻意附庸风雅以图以后能跻身于上流，将桓彝这个人物分析的非常透彻。
作者从文献中两处关于桓温的记载中找到关于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都称桓温为“兵”的内容，经过一番考证作者认为“兵”一词在当时是对桓温的的一种蔑视，也说明桓温家族在当时也不受重视。
最后作者指出《条举氏族事件》中所列谯国郡姓中桓氏居其一，就认为桓氏从东晋到唐代一直兴盛是缺乏理由的，因为桓氏家族能够进入东晋门阀政治中也很大程度是机遇使然，再加之上述原因，在魏晋之后就基本已经沉沦。
在后面一节讨论永和政局和人物的问题的时候，作者再次展现了对缺乏文献记载的事件进行考证的功力。在永和时期国家相对比较平静，但是复杂的政治斗争还在继续。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造成了压力。而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主要在江州和豫州这一中间地带，但是《晋书》中对于王羲之、徐宁、桓云等人出刺江州的记载都缺乏具体年份，作者利用了几件大事进行了推断，庾亮之死、王允之之死、桓云母死。这些大事都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记载，并且和作者想要分析的人物有一定关联，而后作者从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人物关系以及这些大事时间关系推断出前后继任江州的人物分别为王羲之、徐宁，从而出永和时期桓氏并没有能够把控江州的结论。同时就豫州来说桓温并没有在谢万被废后立即取得豫州，只到太和四年才入手，综合以上两点能够看出自永和元年到太和四年的二十五年中，桓温向下游发展也是受到很大阻力的。最后，作者也把这种势均力敌的政治格局作为永和时期安定局面的一条原因。（感觉作者每段的分析含金量都很大，每条材料都用尽用，逻辑严密让人佩服）
然后作者讲到了桓温的三次北伐，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作者认为桓温只是做出姿态，从而消耗东晋内部其他士族的力量，而第三次北伐桓温在外虽败，但是对内却取得了内部斗争的胜利，控制了中枢。
作者对桓温本人的评价不同于大部分学者从民族斗争的角度出发，褒奖桓温北伐业绩的态度，而是认为桓温实质上是以北伐为手段，增进威望和实力用于篡位。我觉得这种观点是更加中肯的。联系当时北方民族势力不断兴起的背景来看，这种北伐的成果是难以被巩固的，对于东晋的稳固也是没有长远意义的。
第五章 陈郡谢氏和淝水之战
首先介绍谢鲲、谢尚和谢安，依旧先说明其过江前后的家世，以身居显位的诸葛氏不愿与谢氏联姻、谢鲲葬于石子岗说明谢氏还家族当时还不具备实力。
然后解释之所以谢氏家族之后地位能够上升的原因。第一是谢鲲由儒入玄，为他的子侄取得了进入名士的必要条件。第二是谢尚兄弟在豫州逐培植了自己的力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就是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抗拒桓温的机会，得以成为将相，又凭借淝水之战的功勋使得谢氏家族进入士族的高层。从谢安东归到简文帝死前，正是桓温势力大发展的时候，桓温打击了很多士族的势力，但是却不见桓温、谢纠纷，作者认为这也正说明了谢安韬光养晦，以保全门户为第一要务。直到在简文帝死后这一关键时刻，才与其他士族共同阻止桓温的九锡之请，扭转了局面。之后谢氏地位日益升高，在淝水之战后达到顶点，
谢氏家族在已经获得了一定社会声誉和政治地位之后，就会同所有门阀一样，通过军事手段稳固自己的家族的地位。桓温死后，谢安的敌人就变为了桓冲，为了使桓冲就范，谢安利用了朝中太后的权柄。桓冲回镇荆州之后，上下游又回到了对峙中求稳定的局面。而面对苻坚已经统一北方随时南侵的态势，东晋门阀又把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北方。这也能看出东晋的几个矛盾，此消彼长的态势。
在桓氏在上游进行调整的时候，谢玄又兼领了徐州和兖州，谢玄在这里组建了北府兵，也为建康的谢安提供了凭借。同时基于以上的背景，北府兵一方面用来解决南北问题，另一方面又解决谢氏和桓氏的问题，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
然后在后边一节中，作者开始分析对谢氏家族很重要的淝水之战。由于此时的局面比较复杂，南北的民族矛盾制约着内部的东西矛盾，所以作者采用了把这一时期的大事罗列排比的方式加以诠释，主要参照的是《晋书》和《通鉴》。
同时作者也注意到虽然北方的压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部压力，但是门阀士族之间并没有停止斗争。桓氏和谢氏都用自己的亲信在争夺江州刺史，并且作者认为《通鉴》是为了赞扬桓氏、谢氏共御外敌而故意不录桓氏谢氏相争之事。
同时谢安如此拥重兵也难逃嫌疑的地位，自身受到的压力也就更大了。这一方面表现为上下游桓氏和谢氏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司马氏和谢氏的矛盾。谢氏家族在多方面均受到了压制，这也能从后来谢氏家族的人物均无所作为看出来。谢氏家族从谢琰战败被杀之后，门户力量日渐衰落，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能再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趋于破坏。
后面一节中，作者为了解释淝水之战究竟是统一战争还是民族入侵战争，把其和灭吴战争做了比较。在这里作者简单解释了一下为何要把灭吴之战用来比较其性质，因为作者认为西晋灭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给苻坚南侵很大的说服力，成为其谋略的蓝图。（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困惑，感觉这里解释的理由不够充分）作者认为两次战争的差别在于西晋灭吴经过几年的周密计划，而前秦的淝水之战虽因袭灭吴战争的方略，但是极不周密也不落实。同时司马氏和苻坚政治力量也不同，前秦的内部的民族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另外东晋当时的国势比灭吴之战的吴国要更加强大，吴国当时基本自身已有瓦解之相了。
最终作者认为苻坚发动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但主要的一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是具有二重性的。同时作者也提醒我们不应该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太纯粹。
第六章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作者认为此时的太原王氏已经只能依附于皇帝，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足为时局中心的人物了。所以作者把太原王氏居位门阀政治的时间作为严格意义上东晋门阀政治的终场。
然后介绍了太原王氏家世，作者认为太原王氏之所以发达是由于依附于司马氏皇权，后来也并非以门阀之重和司马氏共治天下，不足以维持皇权或平衡政局，只是为了贪图门户利益。其实不只是太原王氏没有出众的人才，整个南渡士族内部经过三代、四代之后人才普遍匮乏，这显示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接着作者从权力的来源上分析这时期的政治格局。司马氏用相权辅佐皇权，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帝的一些姻亲也成为了东晋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来自于皇权。这与之前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完全不同了，皇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加强了，开始向刘宋皇权政治过渡。
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也能从很多方面看出来。首先就是他用儒生、兴儒学，很多儒生的门第并不高。其次就是孝武帝企图恢复国学，但由于荒废太久，实在难以短时间内就有所成效，不过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而在后来东晋的政治斗争中，再也没有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门阀政治被破坏了，皇权却没有能竖立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杨佺期和刘牢之的军队逐渐承担起重要的任务。
第七章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谢氏主动离开中枢、让出兵权，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消亡起了很大作用。孝武帝死后，司马道子独揽朝政，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王恭死后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由于北府兵在政治上朝秦暮楚、东倒西歪，最后还是在几次挫折之后归于失败，可是这些失败也为后来刘裕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孙恩和刘裕一样都是同身份比较低的次等士族一类的晚渡侨人，作者以孙恩和刘裕这两支平行力量的活动为例，说明在统治阶级发生变化的时候，一直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刘裕的军队比较有独立性，所以败了之后还可重组再起。但是孙恩的军队则需要人主的宠幸和士族的暂时优容。不过孙恩和刘裕就其客观作用来说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这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
这里还可以参考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田余庆先生的部分观点也和陈寅恪相同。另外还有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对孙恩起义做出了评价，认为只是由于个人野心，并非正义的农民起义。
最后作者对晋末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各种矛盾的发展都受这个时代主要矛盾的制约，都在促进次等士族多去门阀士族的统治权力，从而完成振兴皇权的作用。并且明确了本书的核心观点：真正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
《东晋门阀政治》才读一章，就不由得对田余庆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田先生提出的变态—回归理论在对这段历史时期的理解上有很大的突破。以往的很多研究者有的没能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有的没能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他们大多选择把中国历史分成阶段性的，然后把东晋归于其中某一期来研究。但是田先生却抓住了中国历史中的一条主线，那就是皇权，而所谓门阀政治不过是皇权一种变态的形式而已，它并未否定皇权。正本书以江左的几家大族的变迁为主线，分析了在东晋时期皇权、士族、流民的矛盾关系，简言之就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每一章的主题虽然都是一个家族兴亡，但是田余庆先生的论证和研究却不仅仅止于此，在旁征博引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了那样一个时代宏观的政治格局。
同时田先生在论证每一个观点的时候都不得不让读者佩服，丰富的材料，详细的解释，严密的推理，每一个观点背后都有丰富的论据支持。同时田先生也非常善于处理缺乏文献记载的事件，比如之前写到的郗鉴的密谋，以及庾、王江州之争等许多处，对于这些史料匮乏的事件一开始不禁会疑惑究竟能否窥探历史的原貌，但是经过田余庆先生抽丝剥茧、逻辑严密的论证之后，又不禁让人感到豁然开朗。这除了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思维之外，还需要大量熟练的掌握史料，并且从有限的史料中尽可能的获取信息。而田先生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从几个字中看出问题，或者是从一句话的态度或意味上察觉到疑点，所以本来文献记载匮乏的东晋历史，竟然在田先生的笔下变得丰富了起来。
对于我自己来说，比较喜欢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门阀政治还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的阶段。因为当时的政治格局属于多种力量相牵制的阶段，田余庆先把当时那种格局中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的形势，以及各种势力之间微妙的关系揭露了出来，虽然局面复杂，但是读起来丝毫不会觉得混乱。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式就是抓住一条主线，将其中的事件，事件中的人物及其关系，包括政治、地理情况等全部纳入分析范围，有时甚至会在一点非常小的点上详细论证，让人有时会觉得是否有必要，但是当田先生综合证据反扣回主线的时候又让人恍然大悟之中的必然联系。我虽然感觉有时读起来信息量太大，比较费力，但是却感觉到了田先生学术已经不仅限于论证对错，行文布局中又有美感和趣味。相比之下感觉现在很多人的文章在论证的时候总是按照自己主观或者拼凑的理论来写，中间需要论证的部分就点缀或引一条自己的想用的材料，中间引用的一两个材料看似有历史依据，但是而并没有对每个材料进行详细的分析理解。
同时感觉经过田先生一番考证，每个人物的形象都很丰满，不但只是零散的线索和观点，而是把每个的所思所想甚至个人性格特征都全面的展现出来。比如谢鲲放达之中又有稳重，谢安的老谋深算，也使得读者对每一个历史人物在当时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能有更好的理解。同时田先生在研究每个人物的时候总是要先用很长的篇幅考证很多相关人物的身世背景，有的时候尽管材料非常缺乏，但田先生却丝毫没有再这方面省略，比如考证桓氏家族的先世一节。因为一个人物的身世背景也一定会影响他之后的所作所为，如果不理解人物的身世，也就难以深刻的理解事件本身，这一点在田先生之后的论证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祝总斌教授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评价：“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繁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而田先生的研究，可称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如果我对史料了解充分的话就更能体会田先生论证的精彩，但是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导致很多田先生论证的精彩之处体会不到，只能比较粗略的读完这本书，但是田余庆先生的这本书绝对值得反复研读，不论是从事历史还是考古研究都能从中获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