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亡在哪儿？
海瑞被三法司会审后交由嘉靖定罪，嘉靖照常大笔一挥，写下了“好雨”和“明月”两个字让下面的人去猜。张居正、徐阶等人根据海上生明月、好雨知时节等诗句猜出嘉靖一要宣李时珍，二要赦免海瑞。题出的高明，拆解也精彩，他们都是当时最聪明的人，只是这聪明却又用错了地方。
大明传至嘉靖一朝，已逾二百年，积弊丛生，又以财政亏空为最。以后世眼光来看，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视天下为自家后院，视百姓为院里的庄稼，熟一茬割一茬。开国之初，吃庄稼的少，种庄稼的多，尚可支撑。后来，老朱家越来越家大业大，那些个不事生产不交赋税却又不劳而获的皇族越来越多，甚至有了要致富先生娃的风起，文官集团逐渐壮大，都想着一朝功名在手，全家鸡犬升天，谁能安分拿那点规定的俸禄，负责实际事务的小吏没地位没上升渠道，干脆放手去贪吧，皇帝有点业余爱好，除了酒色，嘉靖就好个炼丹修仙，宫殿这些个硬件得置办吧，更别说边患不停，打仗更得要钱。。。。。。吃庄稼的人太多了，而限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最好百姓就是老老实实种地，商业发展不起来，过了两百年，经济总量增加不了，种庄稼的人还是那么多，而且可能更少了，不财政危机才怪。
改革改革，全国最聪明的人聚到一起，总不能坐困愁城，御前会议一开，定下了“改农为桑”的政策。嘉靖想着有了丝绸出口西洋换些外汇回来，自己就可以修建豪华修仙会所了，以严嵩为首的严党想着这政策实施了，既可以填补自己当政落下的亏空，又能趁机兼并百姓土地大捞一笔，以徐阶为首的裕王党知道此项政策阻力重重，但却是个扳倒严党的机会。上头政策出了，真正难得确实下面执行的浙江巡抚胡宗宪，上头可以毫不犹豫牺牲百姓利益，但具体地方长官的他却负担不起因此爆发民乱的责任，只有拖，于此同时，地方上的严党分子勾结宫里的织造局想尽办法兼并土地改农为桑，裕王也安插海瑞等忍受千方百计阻挠此项计划实施，一场波诡云谲的角斗展开。。。。。
国富民强为公，个人利益为私，上到皇帝嘉靖下到地方县令，这些帝国的实际主人，人人都想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但却同时又都在掂量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
嘉靖身为皇帝，当政前二十年忙着跟百官商议大礼仪，费劲巴力要把朱棣弄成明成祖，好让自己这个外来的皇帝当得名正言顺，后来躲进深宫不出，利用权术把百官玩弄于鼓掌，无论是哪个党派在位，自己都是幕后最强有力的控制者，自己的合法合理地位永远是第一位也是最不可动摇的利益，再然后搞点修仙练道的把式，一方面可以故弄玄虚加强自己的权威，一方面又满足下自己的业余爱好，至于国富民强百姓生活那自然是在这些之后才予考虑的事情。
严党也好裕王党也好，深处第二高位却又是最有风险的位置，在这里，权力不仅仅是权力，更是生存，与政敌的斗争中不能心慈手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严党想着保持自己地位的同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裕王党则天天琢磨着如何利用严党的破绽将对方置于死地。严嵩可以为了自己的地位命令胡宗宪贻误战机缓慢抗击倭寇，裕王党为了攻击政敌暗自命令赵吉贞不要对胡宗宪运粮来帮助江浙受灾百姓。在他们眼中，改革不是不重要，但那是要在彻底打倒政敌任用自己私人的时候才考虑的事情，而百姓的利益则是有时候必须牺牲的代价。意味深长的是，严党被打倒之后，徐阶成了地方上最大的兼并土地的地主，所谓严党跟裕王党除了在敛财程度上有些许差距外，本身并无本质不同。
夹缝中的胡宗宪，作为地方实际事务的负责人，最清楚地方事务的运行规律，也明白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他可以反对粗暴兼并百姓土地，也会在闹出人祸的水淹九县之后选择惩罚小众息事宁人，在关乎抗倭大计的时候，也不在顾忌恩师严嵩的建议仍然第一时间消灭了倭寇势力。他不能做到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以百姓利益为第一位，但他仍然坚守住了底线，甚至知道会付出自己惨痛的代价，这无疑值得敬佩。
一心为公的恐怕全书只有一个海瑞，他是大明的良心。他本是严酷党政中，裕王安插的一枚棋子，却能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不惜一次次抗击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他可以无视改农为桑的政策千方百计阻止兼并土地，这时的他还有裕王党作背后的支撑，到最后他上书骂嘉靖的时候，却已经孤立无援了，当年的战友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利益也要跟他划清界限，纷纷谴责他为何不按套路出牌。然而值得感叹的是，这样的人假如不是当初依附到党争的一方是无法站到权力中心的，虽然故事的结局貌似光明，海瑞即将引领一阵改革狂潮，可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海瑞也没有能力担起拯救大明王朝的担子。
公与私是人的一体两面，大明朝上下表面强调人人为公，实则人人为私，当时最聪明人汇聚到一起，也不过是为自己的为私找到最聪明的为公的幌子，并没有人真的为公负责，而独独海瑞一心为公，却忽略私也是人的本性，彻底压制住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而就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忙着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类似打哑谜等方面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在努力抢夺那点所剩不多的农耕文明的小蛋糕的时候，西方的商业文明逐渐崛起了。他们从不强调公与私，公私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国家反而也同时昂扬向上。人人尊重虚无缥缈阳奉阴违的仁义道德，还是人人尊重私人利益，不管人们如何选择，商业文明还是席卷全球，不由得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大明王朝1566》与《万历十五年》结合来看很有意思，后者以现代人的眼光把我们抽离出那段历史来看待那段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而前者则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历史的细节，揭示了每一条政策每一个人事变动等冰山一角的变化下，背后汹涌澎湃的斗争，将我们带入历史当时，体会到历史人物的时代局限性，也对他们多了份理解和同情。
当代中国历经“下海热”、“公务员热”、“创业热”和“娱乐至死”等等，也许有人会觉得拜金主义横行，世风日下，以史为鉴，我倒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与其权力得到尊重，不如创造财富的商人得到尊重，与其聪明才智之士都去权力场角逐，不如在商业上做一番比拼。当越来越少的人再去关心权力斗争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大学里某些关于意识形态课程当做满清遗老看待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关注自身潜力挖掘的时候，我们这个从当明王朝传下来的中华名族也就真得会崛起了。
大明传至嘉靖一朝，已逾二百年，积弊丛生，又以财政亏空为最。以后世眼光来看，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视天下为自家后院，视百姓为院里的庄稼，熟一茬割一茬。开国之初，吃庄稼的少，种庄稼的多，尚可支撑。后来，老朱家越来越家大业大，那些个不事生产不交赋税却又不劳而获的皇族越来越多，甚至有了要致富先生娃的风起，文官集团逐渐壮大，都想着一朝功名在手，全家鸡犬升天，谁能安分拿那点规定的俸禄，负责实际事务的小吏没地位没上升渠道，干脆放手去贪吧，皇帝有点业余爱好，除了酒色，嘉靖就好个炼丹修仙，宫殿这些个硬件得置办吧，更别说边患不停，打仗更得要钱。。。。。。吃庄稼的人太多了，而限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最好百姓就是老老实实种地，商业发展不起来，过了两百年，经济总量增加不了，种庄稼的人还是那么多，而且可能更少了，不财政危机才怪。
改革改革，全国最聪明的人聚到一起，总不能坐困愁城，御前会议一开，定下了“改农为桑”的政策。嘉靖想着有了丝绸出口西洋换些外汇回来，自己就可以修建豪华修仙会所了，以严嵩为首的严党想着这政策实施了，既可以填补自己当政落下的亏空，又能趁机兼并百姓土地大捞一笔，以徐阶为首的裕王党知道此项政策阻力重重，但却是个扳倒严党的机会。上头政策出了，真正难得确实下面执行的浙江巡抚胡宗宪，上头可以毫不犹豫牺牲百姓利益，但具体地方长官的他却负担不起因此爆发民乱的责任，只有拖，于此同时，地方上的严党分子勾结宫里的织造局想尽办法兼并土地改农为桑，裕王也安插海瑞等忍受千方百计阻挠此项计划实施，一场波诡云谲的角斗展开。。。。。
国富民强为公，个人利益为私，上到皇帝嘉靖下到地方县令，这些帝国的实际主人，人人都想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但却同时又都在掂量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
嘉靖身为皇帝，当政前二十年忙着跟百官商议大礼仪，费劲巴力要把朱棣弄成明成祖，好让自己这个外来的皇帝当得名正言顺，后来躲进深宫不出，利用权术把百官玩弄于鼓掌，无论是哪个党派在位，自己都是幕后最强有力的控制者，自己的合法合理地位永远是第一位也是最不可动摇的利益，再然后搞点修仙练道的把式，一方面可以故弄玄虚加强自己的权威，一方面又满足下自己的业余爱好，至于国富民强百姓生活那自然是在这些之后才予考虑的事情。
严党也好裕王党也好，深处第二高位却又是最有风险的位置，在这里，权力不仅仅是权力，更是生存，与政敌的斗争中不能心慈手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严党想着保持自己地位的同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裕王党则天天琢磨着如何利用严党的破绽将对方置于死地。严嵩可以为了自己的地位命令胡宗宪贻误战机缓慢抗击倭寇，裕王党为了攻击政敌暗自命令赵吉贞不要对胡宗宪运粮来帮助江浙受灾百姓。在他们眼中，改革不是不重要，但那是要在彻底打倒政敌任用自己私人的时候才考虑的事情，而百姓的利益则是有时候必须牺牲的代价。意味深长的是，严党被打倒之后，徐阶成了地方上最大的兼并土地的地主，所谓严党跟裕王党除了在敛财程度上有些许差距外，本身并无本质不同。
夹缝中的胡宗宪，作为地方实际事务的负责人，最清楚地方事务的运行规律，也明白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他可以反对粗暴兼并百姓土地，也会在闹出人祸的水淹九县之后选择惩罚小众息事宁人，在关乎抗倭大计的时候，也不在顾忌恩师严嵩的建议仍然第一时间消灭了倭寇势力。他不能做到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以百姓利益为第一位，但他仍然坚守住了底线，甚至知道会付出自己惨痛的代价，这无疑值得敬佩。
一心为公的恐怕全书只有一个海瑞，他是大明的良心。他本是严酷党政中，裕王安插的一枚棋子，却能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不惜一次次抗击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他可以无视改农为桑的政策千方百计阻止兼并土地，这时的他还有裕王党作背后的支撑，到最后他上书骂嘉靖的时候，却已经孤立无援了，当年的战友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利益也要跟他划清界限，纷纷谴责他为何不按套路出牌。然而值得感叹的是，这样的人假如不是当初依附到党争的一方是无法站到权力中心的，虽然故事的结局貌似光明，海瑞即将引领一阵改革狂潮，可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海瑞也没有能力担起拯救大明王朝的担子。
公与私是人的一体两面，大明朝上下表面强调人人为公，实则人人为私，当时最聪明人汇聚到一起，也不过是为自己的为私找到最聪明的为公的幌子，并没有人真的为公负责，而独独海瑞一心为公，却忽略私也是人的本性，彻底压制住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而就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忙着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类似打哑谜等方面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在努力抢夺那点所剩不多的农耕文明的小蛋糕的时候，西方的商业文明逐渐崛起了。他们从不强调公与私，公私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国家反而也同时昂扬向上。人人尊重虚无缥缈阳奉阴违的仁义道德，还是人人尊重私人利益，不管人们如何选择，商业文明还是席卷全球，不由得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大明王朝1566》与《万历十五年》结合来看很有意思，后者以现代人的眼光把我们抽离出那段历史来看待那段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而前者则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历史的细节，揭示了每一条政策每一个人事变动等冰山一角的变化下，背后汹涌澎湃的斗争，将我们带入历史当时，体会到历史人物的时代局限性，也对他们多了份理解和同情。
当代中国历经“下海热”、“公务员热”、“创业热”和“娱乐至死”等等，也许有人会觉得拜金主义横行，世风日下，以史为鉴，我倒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与其权力得到尊重，不如创造财富的商人得到尊重，与其聪明才智之士都去权力场角逐，不如在商业上做一番比拼。当越来越少的人再去关心权力斗争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大学里某些关于意识形态课程当做满清遗老看待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关注自身潜力挖掘的时候，我们这个从当明王朝传下来的中华名族也就真得会崛起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