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橘子红了》

琦君的《橘子红了》取材于她自己的生活，是“为纪念逝世”的亲人所作。琦君散文题材以故乡、亲人、往事为主，因此，在她的很多散文作品中，我们都能寻到《橘子红了》的原型。读过琦君的一些散文后重读《橘子红了》，你会发现，《橘子红了》并不仅是几十页纸的中篇小说那么简单，它是印刻着笑与泪、幸福与不幸，泛黄厚重的人生纪传。如果给殷切期盼大伯回家的大妈散文中梅花簪和金表，看着精致的雕花，听着指针的滴答，等待的时光便不会那般漫长；如果我和散文中一样性情，在“橘子红了”后擅加“欲寄两行相忆泪，长江不肯向东流”，大伯应该会在橘园里多呆一些时日吧；我知道秀芬终会成为落在泥土中碾作尘的橘子，知道大妈的希望终会落空，却不自觉地希望散文中的文字可以冲淡小说中的伤痛，这也许就是琦君小说与散文贯通风格的魅力所在吧。 单看《橘子红了》时，多数人关注的会是秀芬的悲惨命运，去追究导致其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去思考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琦君散文补充了小说细节，使读者发散了思维，开拓了思路。大妈不是养尊处优的大太太，她是那个视丈夫送的梅花簪、金表为珍宝、反复读着丈夫回复的只言片语、永远把父亲当做穿宝蓝湖绉长衫的潇洒新郎的温婉多情的女人，亦是在冬夜为女儿轻轻吟唱歌谣、教育女儿勤俭节约、慈悲为怀的善良、博爱的母亲。她为大伯代纳三房也许是出于尽到给家族传香火的责任和希望把心中的牵挂留在身边的简单心愿。琦君受佛学熏陶，不擅于也不愿挖掘秀芬之死、大妈悲剧命运背后的意蕴和内心世界。有人认为这是琦君小说中的一大遗憾，但正如琦君所说：“我记忆中的人物，跟我太亲了，而且个个都那么单纯、朴实，他们无怨无尤的善良，使我实在不忍着墨多加描绘。”在描写自己最熟悉的人是强行加入自己臆想的心理活动与冷冰冰的评论分析，美妙的橘香都会混杂有急功近利、虚伪浮躁的气息。一方面， 由于琦君作文只是为了客观叙述故事来纪念故去的亲人们，我便无法和他人一样去讨论封建礼教与男权社会中女性共性悲剧问题，更不会去考虑如果大妈、秀芬学会反叛会不会摆脱悲剧命运的问题。读琦君的作品，会感受到她深藏心头多年的辛酸与无奈，但更多的是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眷恋、对苦难的坦然与释怀。大妈受的是忠孝节义的教育，也用其一生努力去做贤妻慈母，她不会后悔嫁给了大伯，我们看来的不幸对她来说也许只是几十在亲情中的难磨岁月。同一时代，中国有无数和大妈一样痴情忠孝的妇女，而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却再也不是封建礼教当道的年代。我们没有能力让历史重来，也不需要再为了批判而批判历史，把目光停留在大妈（母亲）的隐忍、善良，以及小说尽管无奈却留存缕缕希望的生活态度也未尝不可。 回到现实，“女怕嫁错郎”，因失败的婚姻而导致自己不幸的妇女仍有人在，我也能体会到自己母亲的种种无奈与辛酸，但她兢兢业业工作、坚韧面对一切苦难的生活态度，无时不刻地鼓励我刻苦学习，锐意进取，为母亲的生命增添几缕希望。我们或许真的不能把今天的因婚姻而尝尽人世辛酸的女性归为一类，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过去，她们过去的选择也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她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应该给予她们个体生命应有的关怀，而不是高高在上地纸上谈兵地去讲新世纪的堕落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