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与明斯基的复兴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与明斯基的复兴 ——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2008版导言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明斯基金融不稳的假说的基本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本质上是内在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追逐利润的投资、融资等市场行为的不稳定；政府的干预和救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赤字财政刺激经济政策以及美联储的最终贷款人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的阶段、一定的程度上帮助维护经济稳定，但这些措施都只能带来暂时和表面的稳定，实际上是为更大的危机创造条件。本文还用美国战后经济危机的实例及政府救助的效果验证了明斯基思想的正确性，介绍了明斯基各不同时期作品的主要贡献，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最后将明斯基的分析扩展至当前美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 关键词 金融不稳定假说；投资周期理论；金融创新；大政府；大银行 作 者 迪米特里· 帕帕迪米特里欧, 美国巴德学院列维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蓝道尔·瓦莱，列维经济研究所资深学者、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校区）经济系教授，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中心主任。 译 者 赵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所副教授。 一、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20年之后 海曼?明斯基此书1986年首次出版，可谓他研究最为深广的一本著作。当我们拿到他这本书之新版本的时候，美国的金融制度正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危机。此书非凡的解释力证明明斯基的分析不但对他那个时代的金融危机是中肯和适当的，而且对美国股票市场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以及我们正在见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崩溃也是中肯和适当的。明斯基总是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面。请记住，明斯基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撰文论述金融不稳定的。他准确地预见了几乎整整一代人都不甚明了的经济转型。尽管我们已经多次阅读此书，但当我们为了撰写这个导言而再次认真研读它的时候，明斯基的分析深度及其在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复杂性上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言之，此书无以伦比。 本书自脱销之后，市场一直对它存在着稳定的需求，网上二手书的价格高达1 000美元一本。2007年，人们对明斯基著作的兴趣骤然升温，因为财经媒体意识到，明斯基的分析与正在迅速蔓延的抵押贷款证券市场崩溃密切相关。的确，明斯基在本书详细考察了许多金融危机，其中的一些涉及到相似的金融工具，如商业票据(commercial paper)、市政债券(municipal bond)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经济为什么会向着更有可能爆发危机的方向演化。而且，如果危机在爆发之前被成功抑制了--就像迄今为止人们所见到的，那么之前的冒险行为就被证明是“做对了”，这就为以后可能发生更频繁、更剧烈的危机创造条件。追随凯恩斯的观点，“在不稳定的经济中投机会压倒投资”，明斯基坚持认为，我们这种倾向于投机性繁荣的经济有着内在的和本质的不稳定。不同于其他的对资本主义过程的批判分析--这些分析强调制度的崩溃，明斯基更关心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不同于那些谴责“外部冲击”、“非理性繁荣”或“愚蠢”政策的分析，明斯基认为，产生金融脆弱性的过程是这种制度“固有的”或内生的。 按明斯基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最多也就是“有条件地协调”。他拒绝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用它分析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适用的，因为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存在着复杂的、往往被过高估值的资本资产。取代“均衡”，他提出 “平稳期”概念。“平稳期”以金融制度稳健、较少金融创新为特点，在这些时期，为投资而融资的问题不那么重要。但无论如何，“稳定正在变得不稳定”，因为相对平稳会鼓励能够增加收入的更冒险的创新行为，同时破坏产生“协调”和“平稳”的条件。也就是说，在系统稳定的时候，正是其中内在的市场力量推动它走向不稳定，所以，即使能够达到某种类似均衡的状态，也会引发行为刺激，导致经济迅速偏离均衡。 明斯基的“投资周期理论”借鉴于凯恩斯，是以下两部分内容的结合体：凯恩斯《通论》著名的第12章对投资决策所具有的内在不稳定性的集中论述--这些投资决策是在本质上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通论》第17章所采用的为金融资产和资本资产估价的方法。投资者的情绪于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忙乱冲动会影响总投资的量，进而通过支出乘数影响总产出和就业。虽然明斯基称赞凯恩斯指出了通往投资融资过程分析的方向，但他发现有必要走得更远。因此，明斯基的贡献是在凯恩斯“投资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加上了“投资融资理论”，这也是明斯基较早时期著作《凯恩斯》(1975)的主题。既然我们经济中发现不稳定的最重要的根源是为投资而进行的融资活动，那么人们若想稳定不稳定的经济，就必须把它作为分析的主题。所以，明斯基对投资以及如何为投资而融资所做的分析将在本书中扮演核心角色。再次研读第8章，明斯基之分析的卓越超群之处益发明显。 明斯基认为，没有人在这之前彻底想清楚凯恩斯《通论》的政策内涵。正如本书书名所表达的，明斯基的使命是通过为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制定政策来纠正这个缺陷，第12章、尤其是第13章表述了他的替代性政策改革议程。了解明斯基的人可以发现，他的政策建议与那些著名的主流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药方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后者强调对总需求进行“微调”，刺激投资，以及通过构建福利国家来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明斯基反对福利制度和政府“财政刺激投资”由来已久，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虽然这时常看上去让那些不同意用自由市场办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批评家感到不可思议，但明斯基还是采用另外一种替代性思路，这种思路强调：(a)微调是不可能的；(b)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来提高生活水平会产生破坏性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c)福利制度具有通货膨胀倾向，只能使失业制度化。在第13章中，他提出了一项替代性战略，即依靠消费和就业，兼以制度和监管来制约不稳定，对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在导言的余下部分，我们将简要概述明斯基在理论和政策分析上的贡献。我们也会涉及到明斯基的一些早期著作，有了这些早期著作才成就了本书。最后，我们将他的分析扩展到当前现实世界的问题上。 二、明斯基的早期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明斯基在他发表的作品中逐步发展出他的周期分析理论。第一，他认为由政府、监管机构、法律制度和企业统合而成的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至关重要，这是对一种特殊版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日益占支配地位的以IS－LM模型为最佳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叛。尽管明斯基在哈佛大学师从于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但他却更偏爱芝加哥大学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的制度分析。过于简单化的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方法掩盖了LM曲线背后的金融，而且由于IS－LM分析只关心唯一的均衡点，因此，它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动态发展过程说不出什么东西。基于这些原因，明斯基对乘数-加速数模型更感兴趣，这个模型为经济爆炸式增长留下了可能性空间。［6］(P860-883)在明斯基最早期的著作中，他把制度上限和下限（institutional ceilings and floors)加到这些分析中，得出了多种可能的结果，包括稳定增长、周期性发展、繁荣和长期萧条等。他在利维经济研究所最后写的一些文章中最终又回到了这些模型。［7］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的这些分析结果促成了他的这样一个论点：“新政”及战后的制度安排抑制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产生了稳定的表象。 这个时期明斯基还研究了金融创新，认为金融机构正常的逐利行为总是会持续不断地破坏当局限制货币供给增长的努力。这是他拒绝LM曲线关于货币供给固定假设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的情况是，中央银行限制货币供给会诱发金融创新，从而使政策绝不会遵循某一增长率规则，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宣传了几十年的增长率规则。这些创新也会扩张流动性，其方式会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容易遭受破坏。如果中央银行以最终贷款人的方式干预，就是在确认这些创新有效，继而使这些新业务能够坚持下去。明斯基考察了联邦基金市场的创立，揭示了它如何使银行体系节约储备金，从而以内生的形式决定货币的供给。对金融创新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来自1966年的市政债券市场，第二次是1970年的商业票据挤兑，但每一次都被中央银行的果断行动化解了。因此，虽然战后早期是一个“有条件地协调”的金融制度的良好案例--几乎没有私人债务，只有大量延续下来的联邦政府债券(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赤字)，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将逐渐使制度性约束松绑。金融危机将变得更为频繁、更为严重，考验着金融当局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能力。表面的稳定将促生不稳定。 三、早期著作的扩展 明斯基在《凯恩斯》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凯恩斯理论的替代性分析。该书对“投资的融资理论和投资周期理论”做出了最详尽的阐释。该理论有两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二价制(two price system)”和“贷款人及借款人风险(lender's and borrower's risk)”。前者借鉴凯恩斯，后者经常被归功于米歇尔?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但实际上也来自凯恩斯。明斯基区分了当前产出的价格体系与资产的价格体系。当前产出的价格可以被认为是由“成本加成(cost plus a mark-up)”决定的，在该价格水平下可以获得利润。这个价格体系涵盖了消费品、服务、投资品以及政府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就投资品而言，当前产出价格是资本品的有效供给价格，此价格只够诱使供应商提供新的资本资产。但这种简化的分析仅适用于能够依靠自有资金购置资产的情况。如果涉及到外部资金(贷款)，那么资产的供给价格还包括可见的融资成本--最重要的当属利息，但也包括其他各种费用和支出，也就是说，由于存在“贷款人风险”，供给价格上升了。 对于需要持有一段时间的资产而言，还有第二套价格体系。除了流动性最强的货币之外，人们指望这些资产产生收入流及可能的资本增值。在这里，明斯基继承了凯恩斯《通论》第17章的处理办法--在明斯基看来这是《通论》最重要的一章。这里的要点是，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未来的收入流是多少，因而只能依赖于主观的预期。我们从这套资产价格体系中获取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当资产未来净收入的预期给定时，人们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些资产？但这种计算方法也过于简单化，因为它也忽略了融资安排。明斯基认为，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取决于需要从外部融资资金的数量，更大的借款会使买方面临更高的破产风险。这就是“借款人风险”必须被纳入需求价格的原因。 只有在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超过供给价格时，投资才可能发生。因为这些价格包含了安全边界(margins of safety)--它被定义为足够的担保品--所以，对尚不可知的产出的预期会影响到这些价格。从极度萧条到复苏开始，安全边界是很大的，因为预期微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扩张超过悲观的估计，这些边界就被证明比必需的大了。于是，边界会被降低到项目能够普遍成功的水平。这使我们想起明斯基著名的融资形式分类法：对冲性融资，未来的收入流能够偿负利息和本金；投机性融资，近期的收入流仅能偿负利息；庞氏融资，近期进款不足以偿负利息，因此债务会增加。随着扩张的进行，融资方式发生演化，开始大部分是对冲性融资，后来投机性融资甚至庞氏融资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自明斯基早期著作开始，他就意识到融资者希望提高杠杆比率进行更多投机性融资的愿望会遭受挫败。如结果远好于预期，采用投机性融资的投资者会保持住对冲的状态，因为他的收入比他预计的要大。这样，明斯基还没把现在很著名的卡莱茨基关系纳入《凯恩斯》的分析时就意识到了投资高涨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扩大总需求和支出，产生比预计更高的销售。后来，他明确纳入了卡莱茨基结果，即缩略模型中的总利润等于投资加政府赤字，于是在投资高涨期，利润会随着投资而增长。这会证明预期是正确的，并鼓励更多的投资。这就印证了明斯基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的不稳定会不断增强，直至出现投机狂热。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明斯基还提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会影响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由政府支出引导的经济扩张可以使私人部门在资产负债表稳健的情况下实现扩张，因为政府赤字会在私人资产组合中加入安全性高的政府债券（这是后文第2章将会讨论的政府赤字支出的其中一个影响)。但一次有力的扩张会倾向于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私人部门收入的增长，因此政府预算会得到“改善”(走向盈余)，而私人部门的平衡表则会恶化(走向赤字)。一旦明斯基把卡莱茨基方程加入自己的分析，［1］(P7、162)他就能解释反周期的预算活动怎样自动稳定利润--既在繁荣中限制利润上升，又在衰退中限制利润下降。 把卡莱茨基利润的思考纳入他的投资周期理论，明斯基指出，只有预测到未来会有投资，今天的投资才可能发生，因为未来的投资将决定未来的利润(见缩略模型)。而且，由于当前的投资会证明“过去”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履行偿款承诺的能力，而这些承诺是在过去为现存资本资产融资时做出的。因此，明斯基处理容易被扰乱的投资问题时，其使用的方法涉及了复杂的时间关系。一旦把它与“二价制”方法连在一起，以下这一点就更一目了然，即任何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降低都会把资本的需求价格压低到供给价格之下，继而把投资和当前利润降低到必需的水平之下。所谓必需水平,是指为了证明此前启动资本项目时所预期的需求价格是正确的所必需的当前的投资和利润水平。这个时候，原来的借款人和贷款人风险中包含的安全边界就被证明是不够的，从而引发意愿安全边界的传递式修正。 在整个20世纪60、70和80年代，结合他在投资理论方面的拓展，明斯基一直在发展他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他增加了卡莱茨基方程，吸收了“二价制”，纳入了一个更复杂的部门平衡的讨论。在那些年里，他改进了对银行的分析，意识到联邦储备银行试图控制货币供给是没有用的。他还扩展了分析，把所有的经济体都当做银行来处理。他提出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货币，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发债获取资产，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接受它。他提出，当美联储被建立起来充当最终贷款人以使公司负债具有流动性时，它就不再贴现票据了。的确，美联储供给的大部分准备金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的，这极大地限制了美联储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健康的能力，因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决定接受哪些担保物以及仔细审查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来达到。反过来，美联储不得不转而依赖弗里德曼过度简单化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其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货币供给，并进而控制经济总体的运行，而实际上它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限制准备金的做法只会诱发银行业务创新，鼓励“非银行”融资行为扩张，最后则需要最终贷款人的干预甚或是“紧急救援”，从而实际上认可了那些风险更大的创新业务。这样的政策与维持需求的反周期赤字政策结合在一起，就不仅是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而且还会造成慢性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 四、“大萧条”会再次发生吗？ 明斯基经常认为“大萧条”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建立“大政府”和“大银行”--他经常用这些词表示政府规模、公共支出水平、中央银行以及各种新政改革措施。［9］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体与以往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显得富有活力，但明斯基总在提出“它”(大萧条)是否会再次发生。他的答案是“暂时不会”，因为在战后的头几十年，业已实施的政策约束的上限和下限使债务通缩不会发生。但在明显富有活力的金融结构中演化的经济会为那种一旦冲破限制便会如滚雪球般增大的违约打开大门，而这种连环式违约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第一是制度约束没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或者第二，更糟糕的是大萧条的教训被完全抛到脑后，从而使危险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左右了政策。当然，这两件事都已经发生。 明斯基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自由放任主题”：“在一个内在动力机制包含着不稳定性的世界中，通过向这个环境引入习俗、约束和干预，能够达到或维持表面的稳定”。他坚持认为，问题在于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正统经济学不能对我们的经济提供任何深刻的见解，因为这些标准理论除了把原因归于内部冲击和顽固的工人拒绝调整工资之外，不能解释不稳定和萧条的存在。的确，失业在正统理论看来就是对工人固执的惩罚。主流经济学的“教规(canon)”把更加自由放任视为“不均衡”的解决方案。相反，在明斯基看来，市场产生不协调的结果是“固有的”，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来阻止“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为了抑制市场制度可能带来的不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了成套的制度和机构，其特点等同于断路器。这些制度起到的效果是停止那些引发不协调的经济进程，在新的初始条件下重新启动经济……。”［不仅如此，“制度和干预的倾向性，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路径平静或动荡的程度：进步、停滞还是恶化。” 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偏向于依赖投资支出。冷战加剧时期，联邦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比GDP快，20世纪70年代早期，州和地方政府的份额增大了，在那之后政府支出保持相对不变。战后大部分“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增加对老年人和“落后者”的转移支付的同时，寻求各种方法鼓励投资以扩大总需求，但这种“涨潮”却没能抬高所有的船只。明斯基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开始批评这种政策定位，认为这种政策会在恶化不平等状况的同时引起金融不稳定和通货膨胀。这是因为投资拉动的增长会将金融制度从富有活力的结构转化为脆弱性不断增强的结构。更进一步，投资和转移支付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偏差--当制度的底线是阻止严重衰退并确认冒险行为有效时，这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本书第11章用价格总水平加成的方法展示了明斯基应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最佳措施。我们在此处不再赘述，但基本的思想是，当前产出价格体系中消费品部分的价格是由成本加成设定的--在该部门主要是工资成本。反过来，成本加成的量由社会在消费品上的总支出与生产消费品的工人自身的消费支出之间的差额决定，也就是说，由投资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雇员、外国人以及转移支付的接受者（退休人员、以及靠“儿童家庭补助”和“失业补偿金”为生的人)决定。这曾是明斯基最早期著作的主题，也是他强烈反对“肯尼迪/约翰逊向贫困宣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坚持认为，靠投资支出推动的“涨潮”永远不会“向下滴流”惠及穷人，而且的确倾向于扩大不平等，因为它有利于价格最强势行业中的最熟练工人。更进一步，给不工作的人发钱会在不增加供给的情况下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 因此，明斯基不赞成福利制度不仅是因为它只是使失业和强迫性依赖“制度化”，而且因为它具有通货膨胀倾向。正如我们在后文将会看到的，明斯基支持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和高消费的策略。现实中所采纳的政策组合--刺激投资、福利和紧急援助--在增加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和不平等。 五、证据 如前所述，明斯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实现的明显的经济平稳不能归因于正常的市场过程，而应该归功于“大政府”和“大银行”的存在。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明斯基作了经验验证工作。他认为每当经济看上去就要崩溃时，预算赤字和最终贷款人的共同干预便维持了总需求、收入流，特别是资产价格和利润流。我们在此简单概括一下他考察的案例，另外增加一些本书首次出版后发生的案例。 第一，我们认为更新一下第13章的表13.3和13.5是有益的。这两个图表给出了两个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即观察联邦预算支出和收入占GDP的比重。实际总支出占GNP的比重从1983年的24.7%下降到2006年的刚过20% (若以充分就业水平下的产出而论，则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的22.5%下降到2006年的19.98%)。总的说来，今天的支出小于1983年的，但从相对规模（占充分就业下产出的20.35%）和构成来看，接近明斯基偏爱的值。 再看收入，它占充分就业GNP的比重从1983年的16.7%上升到2006年的18.11%。这段时期个人所得税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公司所得税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上升了8.5%。相对于充分就业产出而言，公司税收上升了1.66%，社会保险税上升了0.5个百分点。2006年出现了小规模赤字，这可能接近明斯基的建议，因为经济正处在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但税收收入的构成却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明斯基的理想，他赞成取消公司所得税和工资税(社会保险税)，但这两项都显著增加了。请注意，社会保障支出实际上略低于1983年的水平(相对于充分就业GNP或GDP)，但税收却提高了--这使得该项目有了大量盈余。充分就业下的总预算状况比1983年（明斯基拥护这一年的状况）要紧(支出下降但税收收入增加)，但额外的负担却落到了公司税和工资税上，这些负担包括：通货膨胀(成本价格上升)、鼓励借贷(可用债务利息抵消公司税)和抑制就业(企业工资税更高，而工人拿到手的钱更少)。这些都不是明斯基喜欢的，因为它们增加了重回滞胀的可能性。 在第2和第3章，明斯基考察了1974-75年以及1981-82年两次严重的衰退。他的研究显示，“大政府”在这两次衰退中，对于保持收入和利润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每次衰退中所产生的财政赤字增大了企业的总利润（如卡莱斯基等式所显示的），使之能够继续履行债务。而且，这两个时期中的转移支付都增加了，因此，按明斯基的说法，个人收入第一次在衰退时期没有下降。这使得即使在失业上升的时候消费也没有崩溃。明斯基还分析了美联储的运作，认为这两个时期最终贷款人的操作尤其重要。瓦莱将明斯基的分析方法扩展到里根时期的经济复苏，表明不是供给经济学将经济带出了衰退，相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巨额赤字增加了利润，使投资得以恢复。而且，政府对存贷款行业安排了紧急援助，最后导致大约1250亿美元额外的财政支出。尽管这次紧急援助没有采取明斯基所主张的形式(他倾向于用类似“复兴金融公司”的机构接管出问题的储蓄机构，让剩下的大部分机构恢复运营，而不是乔治?布什的方案，将损失社会化，并补贴该产业的合并和重组)［，但它确实阻止了存贷款危机将经济拖入更糟糕的衰退以及可能发生的债务紧缩。 自那之后，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但每次都被大银行和大政府的拯救行动所抑制。1987年和1989年的股市崩盘，以及垃圾债券市场的破裂，对经济的影响出人意料的轻微，因为巨额赤字和美联储及时提供的准备金最终平息了市场波动。［19］20世纪90年代初的“老布什衰退”被巨额预算赤字所遏制，但复苏却很微弱--它被冠以“无就业”复苏和“哀伤的”复苏等多个称谓，为比尔?克林顿的选举作出了贡献--这可能反映了几十年来债务增加与个人收入增长缓慢之间的紧张关系。突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似乎摆脱了卡特总统所说的“浑身不适”――新经济诞生了。政策制定者们(包括最有影响力的艾伦?格林斯潘)开始相信是生产力的增长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所以经济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确，经济和税收增长是如此之快，以致于带来了1929年以来首次持续的财政盈余。克林顿总统宣称，财政盈余至少会持续15年，使政府能够自1837年以来首次摆脱债务。(应注意这两个时间很重要，深度萧条始于1837年，而“大萧条”始于1929年。确切地说，在克林顿政府出现盈余之前，实际上一共有过六次财政盈余较大的时期，每次盈余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大萧条，一共六次大萧条。)新经济的欢愉很快扩展到金融市场，帮助激发了历史上最为壮观之一的股票市场暴涨。 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几乎是唯一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不停地告诫克林顿繁荣是建立在美国私人部门前所未有的赤字支出之上的，因为家庭和企业债务增长的速度远大于收入增长的速度。当然，考虑到预算盈余和经常账户赤字，私人部门出现赤字是一种必要的会计安排--这是明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意识到的，也是韦恩 戈德利的部门平衡方法(Wynne Godley's sectoral approach)所证实的。如果私人部门减少开支，或者只是回到更正常的稍有盈余的状态，总需求就会下降6个百分点。 回头来看，我们现在知道克林顿盈余是很短暂的，随着私人部门开支的减少，它将经济推入了萧条。股票市场暴跌，但最终得以恢复(除了纳斯达克，它再也没能达到前期高点)。这部分是由于增大的预算赤字恢复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于是再次帮助开启了另一轮贫血症的“无就业”复苏。引人注目的是，当美国家庭很快回到赤字开支的状态时，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也很快重获自信，开始寻找其他的投机机会，金融市场进入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无可匹敌的创新大潮中。当抵押贷款扩及到之前被排斥在外的家庭时，房地产市场迅速繁荣起来，房地产价格的增速快于之前任何时候。房主从房产中“提现”，因为他们可以凭借这一资本收益取得贷款用于消费。所有这一切均得益于美联储保持的低利率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更好的货币政策(以“新宏观经济学共识”作为理论指导)会遏制通货膨胀，而且还得益于格林斯潘的隐性承诺，即美联储永远不会让任何糟糕的事情再次发生。 六、政策问题 凯恩斯的《通论》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有两个本质的缺陷：持续性失业和过度的不平等。明斯基又增加了第三个：不稳定也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正常产物。进而言之，持久的稳定是不可能达到的--即使采取了适当的政策也不可能，因为它会改变人们的行为，而新的行为方式就有可能造成“大萧条”。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明斯基拒绝任何“微调”的想法，即使政策确实努力实现了暂时的稳定，它也会开启再次引发不稳定的过程。因此，“政策问题的关键是设计出一些制度性的结构和措施，在不增加使经济陷入深度萧条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削弱那些会引发通货膨胀、失业和延缓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力。”然而，成功永远不会是永久的，政策必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本书出版之后，明斯基认为，战后时期的相对稳定导致了“经营货币资本主义(Money Manager Capitalism)”的发展--这是“57种资本主义”中比较而言不稳定得多的一个版本。在一篇很有先见之明的短文中，明斯基预言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大规模扩张，而正是它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事实上，他是为数不多的理解证券化真正潜能的评论家之一。原则上，所有的抵押贷款都可以被打包转化成各种风险等级的证券，每一级用不同的价格负担不同的风险。投资者则权衡并选择自己期望的风险－收益搭配。储蓄机构和其他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将依靠发放贷款、评估风险和为抵押贷款提供服务而获取收入。金融工程将为抵押债券凭证(CDOs)估值定价，并依照投资者的需求将金融产品切分为不同的等级。二十年之后，明斯基的预言完全应验。 明斯基认为，证券化反映了经济生活的两种新变化。第一，它是金融全球化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证券化创造出可以在国界间自由流动的金融票据，如美国房主没有直接接触的德国投资者能购买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售的抵押贷款证券。正如明斯基乐于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所未有的无萧条扩张在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创造出巨额的寻求增值并在全球泛滥的经营货币(managed money)。由受人尊崇的评级公司赋予风险权重的打包债券正好对全世界渴望持有特定比例以美元计价资产的投资者产生了吸引力。因此，对明斯基而言，看到美国抵押证券的市值逐渐超过联邦政府债券的市值或者次贷问题在全球迅速蔓延并不奇怪。 明斯基对经济生活第二种新变化的判断是：银行(狭义的定义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市场”取而代之(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到90年代的25%)。这种发展本身受到了货币主义实践的支持(1979～1982年，它降低了受监管金融部门的份额，改而支持相对无监管的“市场”)，曾经受规则、监管和惯例约束的银行业务在金融领域的份额不断受到侵蚀也刺激了这种发展。银行业存贷款两方面竞争的加剧--非银行金融机构可按市场利率付息的支票存款和可使公司绕过商业银行从事融资活动的商业票据市场的兴起--挤压了银行的盈利能力。明斯基［20］观察到，银行似乎需要在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这两个利息率之间保持450个点的基差才能弥补正常的资本收益、对银行征收的法定准备金税(准备金是非盈利资产)，以及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成本。 相比之下，金融市场却能以低得多的息差运营，因为它们被免除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法定资本要求，以及大部分与客户关系相关联的银行成本，同时，金融市场也从那些曾经使金融市场更安全的“新政”规章中解放出来。这不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金融部门免除了大部分管制，而且意味着来自市场的“竞争”迫使政策制定者放松对银行的监管。在房地产暴涨最终导致当前次贷危机之前，“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已不存在本质差别。通过“新政”改革已经很安全的住房部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赌场。明斯基认为，与住房金融相关的“新政”改革是受到这样一种共识激发而产生的，即正是短期抵押贷款--典型的是那种期末一次还清或末期还款额特别巨大的“期末整付”型贷款(balloon payments)--促成了大萧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投机性繁荣的住房抵押金融“创新”再次创造了那些产生萧条的条件。 在我们撰写本文的时候，美国的金融部门处在一场正向世界扩展的危机之中。找出其中的原因并认清全部后果将需要一段时间。许多评论家已经把此次危机称为“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并开始质疑我们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庞氏国家(Ponzi nation)”。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推测，过去10年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扩张了信用的可获得性，进而推高了资产价格。反过来，这不仅鼓励了更多的金融创新不失时机地赢取利润，而且刺激了债务狂热和更高的杠杆水平。有四件事情对人们的情绪由恐惧转向贪婪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格林斯潘“对策”(the Greenspan “put”)，即相信美联储不会让糟糕的事情发生--这已从美联储安排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及网络股泡沫破灭后迅速降低利息率中得到证明；美联储采用了被称为“新货币共识(New Monetary Consensus)”的新运作流程，包括渐进、透明和预期管理--这意味着经济生活中将没有惊喜和意外；克林顿繁荣以及2001年的浅度衰退--它们改变了人们对增长的看法，认为扩张可以更迅猛而无须发生通货膨胀，而衰退可以很短暂且相对地无痛苦。所有这一切增大了人们的风险偏好，降低了风险溢价，并鼓励更高的杠杆比例。此外，证券化、套期保值及各种各样的保险产品如信用违约互换(CSD)等，看起来好像是把风险转移到了最有能力承受的人。如果明斯基能够看到过去5年所发生的事情，他应该把它称之为彻底丧失怀疑的时期。 我们不知道这一次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萧条，但日益高涨的再监管运动已经出现。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集中讨论可能采取的政策方向。 七、改革议程 在本书中，明斯基提供了一份改革议程，它主要关注了以下四个领域： （1）大政府(规模、支出和税收)； （2）就业战略(最终雇佣人)； （3）金融改革； （4）市场力量。 明斯基认为，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有缺陷，但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缺陷不那么明显的资本主义。如上所述，他赞成一种较低投资、较高消费、保持充分就业且促进较小规模经济组织发展的资本主义。他希望政策重点从转移支付上移开，朝向支持就业上来。他怀疑如果没有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就不会出现充分就业这样的事情。这是明斯基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坚持的立场。因而，他把“新政”的各种就业计划，如民间资源保护队(CCC)和国家青年管理局(NYA)都看做是指导创建全面的“最终雇佣人”方案的先例和典范。他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对劳动力提供无弹性的需求，而这一点对实现充分就业是必需的。他估算了一个全面就业方案的成本，大概占国民产出的1.25%，这与其他倡导该方案的学者新近的估算相吻合，［2］［22］也与阿根廷和印度当前的实践相吻合。此外，明斯基还提出一项普遍的儿童补贴方案，约占GDP的1.33％。［1］(P334)这两个方案结合起来将取代大部分福利和失业救济支出。与当前的方案相比，明斯基的方案将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尊严，而且，他的方案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不像福利制度，是给不工作的人发放补贴，因而是在不增加供给情况下增加对产品的需求，而创造就业则是去生产有用的产品。明斯基也料到会有反对意见，认为充分就业必然会伴随通货膨胀，因此，明斯基建议实行一种相对固定和统一的工资方案，使之实际上像船锚一样起到稳定工资水平的作用(在最近几年里，这些观点受到很多“最终雇佣人”政策支持者的详加挖掘，都得出了与明斯基相似的结论)。最后，明斯基希望降低劳动力市场门槛，取消工资税，在不损失社会保障福利的情况下允许退休人员参加工作等。 明斯基还偏爱那些鼓励股权融资而非债权融资的政策，例如取消企业所得税，将收益转给股东。因为他相信银行的规模与和其开展业务的企业的规模有关系，因此，他主张一种支持中小银行发展的政策。他希望“新政”放松对这些银行的限制，使它们能够提供更多小客户需要的服务。但美国政策的取向却恰恰相反，在最终摧毁“新政”改革之前，最大的银行都免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监管。因此，银行业变得比明斯基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更加集中。同时，如前所述，政策和创新都偏爱“市场”而非“银行”，这也推动了银行的进一步合并。明斯基强力倡导，在准备金供给方面，美联储应该从公开市场操作转向贴现窗口，以加强对银行的监管。的确，人们可以从后来加拿大采用的那种准备金制度中看到明斯基的建议和主张，加拿大通过降低“准备金税”，降低正的准备金余额利率或降低对透支的收费，实现了零准备金要求等。伯南克主席曾经暗示，美联储可能会在几年后开始对准备金付息，在应对次贷混乱时，他也曾提出政策以鼓励更多地使用贴现窗口。这也许是现实政策可能走向靠近明斯基主张的一个方面，即便是重大金融危机前的一种应对之举。然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现行政策却是越来越远离明斯基的主张，因为“新政”约束已被取消，随之是“松绑”金融系统--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后来，在利维经济研究所，明斯基继续从事政策研究，倡导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化建设。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动态演进的，并衍生出多种形式，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已不再适应“经营货币式的资本主义(money-manager form of capitalism)”。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阶段，看到意欲拆除“新政”及“凯恩斯时代”遗留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兴起，这并非偶然。在美国之外，这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从金融机构监管到退休金公共支付等所有方面均受到私有化主张者的攻击。［25］尽管如此，明斯基坚持认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这个经营货币资本主义阶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后早期，由于私人债务水平较低，私人资产组合全是政府债券，以及大崩盘的记忆带来的保守行为，“看不见的手”没能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现在，私人债务比例高了很多，而且在一个将恐惧激发为贪婪的环境中，有长达10年的杠杆融资，“看不见的手”已催生出越来越危险的行为。 于是，20世纪90年代，明斯基设计了替代性政策方案，用以降低不安全感，提升稳定性和增进民主。他继续支持创造就业、更多工资平等和儿童补贴。与利维经济研究所其他学者一道，明斯基推动克林顿总统建立了社区发展银行制度。与实际被采纳的方案相比，他的建议走得要远很多，他主张把金融服务的范围扩大到那些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他支持利维经济研究所学者罗尼?菲利普斯(Ronnie Phillips)提出的建议，主张建立一种“有限的”银行制度，即可以提供存款服务，但只持有最安全的资产(国债)。［18］换句话说，他为金融部门提供了一整套的政策方案，可是现实中的实际运作却几乎与之背道而驰。 八、当前的挑战 在导言的这最后一部分，我们简要讨论一下在当前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经济面临的四个挑战： （1）持续的贸易赤字； （2）不断增大的不平等； （3）继续将预算用作转移支付； （4）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 明斯基的著作阐释了以上所有领域的政策含义。考虑到美国的进口倾向，在任何时候，只要经济有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就会存在贸易赤字。虽然大部分评论家对美国为贸易赤字“融资”的能力表示担忧，但这并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在世界其他国家渴望得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时，才会存在贸易赤字。尽管如此，持续性的赤字还是会引发两方面的忧虑。第一，对美国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应对贸易赤字的正确方式是为那些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人创造就业岗位。明斯基的最终雇佣人项目是第一步，但许多失掉的工作岗位有更高的薪酬，所以，还必须要有再培训和其他项目帮助每一位失业者。虽然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应该倾向于开放市场，但它没必要允许来自使用劳动力不公正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如使用童工、监狱劳工和工资水平低于基本生活的国家。因此，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 第二，考虑到国内部门(私人和政府)与对外部门平衡的必要性，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要么是美国政府要么是私人部门或者二者一起，必须保持与外汇结余相等的赤字。1996年以来，美国私人部门几乎是持续性地出现赤字，就中期而言，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但在当前情况下，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应该有可能产生至少相当于GDP 4%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私人部门保持一个占GDP 3％的盈余--这大约等于战后的长期平均值，政府部门的赤字就需要达到占GDP的7%。这在政治上似乎是不可行的，而且在经济上也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回想一下，明斯基认为赤字会导致更高的价格加成，因为它对消费品部门的产出产生了超出工资额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用净进口来弥补，因为净进口可以让消费者购买非美国工人制造的产品。但在某种程度上，美元贬值确实会改善贸易差额，因为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够高，这与以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勒纳命名的马歇尔-勒纳原理中的条件正好相反，进口商品的通货膨胀可以传递给美国的消费者。2007年的一个大问题是发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能源危机”。在美元走软的情况下，它导致石油价格迅速上涨，推高了美国的消费者价格。在我们撰写本文时，美联储已经选择了维护金融稳定而不是积极地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正确的应对措施，但还不清楚政策制定者能在多长时间里选择忽视通货膨胀。“沃尔克年代”--失业激增下的紧缩政策--的重现是有可能的。明斯基应该会支持某些降低贸易和预算赤字的政策。 今天的不平等程度用各项指标衡量都达到了大萧条前夕一样高的水平。的确，2003～2005年，位于收入前1％的人的总收入为5 250亿美元，比总人口中收入位于底部20%的人的总收入--2005年为3 800亿美元--都要大。只需将其收入的一半重新分配给收入最低的1/5人口，就能使后者的收入提高70%。而且，大部分男性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就一直就没有增加过。如上所述，明斯基一直对用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持怀疑态度，他更倾向于创造就业岗位，并让工资增长向低收入工人倾斜。的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就通过计算证明了提供工作岗位会对消除贫困大有帮助。柯尔顿和瓦莱修正了明斯基的分析，［27］提出，如果一个家庭至少一个人全年拥有一份全职工作，则这个家庭降到贫困线之下的可能性就很小。因此，明斯基的“最终雇佣人”方案--以儿童补贴为补充的基本工资方案，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基本生存保障工资方案--将会消除大部分的贫困。把失业率降低大约2个百分点而多创造出来的GDP，会比把所有的家庭提升到贫困线以上所必须额外享用的消费品大好几倍。因此，为了消除贫困，确实不需要实施“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方案。但明斯基正确地认识到，收入和财富的极端差距与民主不相容，因此之所以限制最富有者的收入和财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创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用收入再分配来消除贫困。 明斯基还主张限制熟练工人工资的增长，以降低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一部分通货膨胀是由工资成本推动造成的。这大部分要归因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而在过去则归因于工会工人的工资。因此，他们的工资增长应该控制在稍低于生产力增长的水平，而低工资工人的收入增长则应该高于生产力的增长。这种方法能在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缩小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美国面临严重的工资和物价上涨压力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就2007年而言，通货紧缩的压力似乎极大地遏制了通货膨胀，来自中国和印度低工资的竞争也可能起了作用。如上所述，当前的政策组合引发滞胀回归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克林顿总统结束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福利”，取消了“儿童家庭补助”，代之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然而，由于他没有为失去社会福利的成年人提供工作，也没有提供儿童补贴，因此他的“改革”只是增加了不安全感，却没有提出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任何情况下“社会福利”始终都是一个小项目，大部分转移支付给了有年纪的人，大部分社会支出用在“老年人、幸存者、残疾人健康保险(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和“医疗补助(Medicaid)”上。近年来，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编造谎言恐吓民众，声称未来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存在着数十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种分析几乎是完全错误的，一如利维经济研究所这些年发表的许多作品所证明了的。［28］他们大都把研究集中于推测项目收支缺口，然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提高税收，或者削减当期支出，以建立一只有盈余的信托基金来弥补以后的赤字。 我们这里不打算重复在别处已经做过的论述，但可以谈两点与明斯基的分析相吻合的意见。第一，相对于正常工作年龄的人口而言，老龄人口数量在增长，这往往会抬高消费品价格的加成，个中原因前面已做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在于资金：只要未来的退休者不参与消费品的生产，无论用什么方法把收入交给他们花，其在总消费中份额的上升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倾向。这就是明斯基为什么不断地主张解决婴儿潮人口(baby-boomers)退休人数剧增的办法是消除对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限制。而且，提高失业者以及劳动力市场以外人口的就业比例会增加产出的供给量，因为增加妇女、高中辍学生、少数民族和移民的就业会帮助满足不断增加的退休人群的需求。 第二，联邦政府大部分“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发生在政府健康保险计划方面。问题不在于资金而在于一般说来医疗保健的两个特点：一是它的价格比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得快，所以名义GDP中应该有一个更大的份额用于医疗保健；二是随着医学的进步和人们日益提高的对丰裕社会的期望，实际资源中应该有一个不断增加的份额用于医疗保健。因此，问题绝不局限于政府健康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私人医疗保险也同样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而病人对此的反应就是远离私人付费并转而依赖政府的钱包。在某种程度上，GDP中更大的份额流向医疗保健既不是人们未曾预料的，也不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这是一个生产力几乎没怎么增长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的部门，满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的条件，因此，可以预见，在一个富有且老龄化的能够很容易满足人类其他大部分物质需求的社会中，健康将越来越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焦点。 另一方面讲，医疗保健改革是一个公认的政策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在“私有化”或“单一支付”这样简单化的口号中找到解决方案。一个社会必须决定它希望投入多大比例的资源用作医疗保健，多少应该被用于临终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周，以及派送及支付服务的最好的组织方式是什么。抱怨“无资金保障的强制责任”只会混淆视听。当全球化的经济竞争无力承付这些成本时，把医疗保健支出计入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几乎可以肯定是最糟糕的为医疗保健“付费”的方式。而且，即使美国的生产者无须面对外来竞争，被明斯基称为“父爱资本主义”的时代也已经结束。无论是公司还是工会，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在最终产出品的价格中从而在雇员的收入中能够包含足够的医疗保健费用。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次贷危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它展示出货币的经营者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所创建的“新金融构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随着相对不受监管的市场从银行那里拿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为了允许竞争，监管者放松了对商业银行的管理和监督。此外，商业银行还被允许从事资产负债表投机，将一些业务移出资产负债表以节约准备金和资本并规避审查。银行业务关系被“发售－分配”型的经纪人业务所取代，即各种各样的贷款被打包成各种证券，而这些证券又被切分、组装成风险更大的各种证券。根据专有模型对历史经验及统计数据的运算，信用风险被分配到各种“借款人池”。证券购买被商业票据这样的短期信用严重地杠杆放大，并经常伴随着由银行提供的需要复杂的不确定收益作支撑的金融工具。因此，风险并没有真正地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被移走，而是会在最糟糕的时刻--市场遭遇困境资产价格大跌的时候--回到银行。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模型不能解释系统性风险，而单个借款者的风险从来都没有被评估，因为人们相信在“知道”借款者风险等级的情况下将资产组合多样化就足够了。几乎所有的激励都放到了发起贷款的能力和数量上，几乎无人考虑还款能力。明斯基始终主张，需要一位具有怀疑精神的贷款员评估每一位单独的借款人的资质。要建立起一种联系，使人们意识到，借款者今天的业绩会对他未来能否获取信用产生影响。不幸的是，金融市场已变成了只凭价格运行的现货市场(spot markets)，有着大量根本不受限制的信用。正如明斯基的好友艾伯特·乌泽卢尔(Albert Wojnilower)所强调的，在经济周期的某些时候，对信用的需求在任一价格水平都可以是无限的，因此，有必要实行数量限制以防止出现脱缰的投机性繁荣。或者如明斯基经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最本质的不稳定是向上发展，所以政策必须抑制这种趋势。 恢复银行关系应该是首选的政策。明斯基关于支持中小银行的建议即使难以实现，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今天的银行太过集中了，美国已经失去了大约一半的银行机构。因为银行负债有明确的公共担保，所以只有在形成不良贷款时银行才面临亏损风险。通过提高杠杆比率和购买风险更大的资产可以增加股权收益--但这两者都增加了需要公共资金保护存款者的可能性。基于这个原因，限制银行可持有资产的类型以及对银行提出资本比率要求，就必须成为银行监管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巴塞尔要求(Basle requirements)”提供了一些指导原则，但问题是风险分类过于宽泛，并且允许大银行用内部模型评估风险--这恰恰促成了次贷市场的混乱；而且，诸如追索权等表外业务的运作不但被允许，而且大部分不受监管。《巴塞尔协议》允许单个国家根据需要加强监管，但始终存在着竞相放宽限制的压力。基于这个原因，就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以恢复必要程度的监管。而且，正如许多评论家在次贷危机中所指出的，在“恐惧”和“贪婪”间适度的平衡也必须得到恢复。这意味着必须要设计出干预措施，使储户得到救助，让股东承担损失。转而言之，保持“银行”和“市场”间的区分并恢复对银行的监管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九、结论 明斯基对“金融资本主义”做出了20世纪最为敏锐的分析，他的洞见在今天仍然中肯而且适当。我们希望上面的介绍能为这部代表了明斯基最全面见解的著作提供一些背景性的知识和阅读指导。正如世纪基金主席的初版前言和明斯基本人的序言所指出的，这本书是经过长期酝酿而写成的。我们修正了许多图表和数学表述上的印刷错误以及少量明显的文本错误，但没有改动文字叙述--即便有时看上去有点含混不清--因为我们认为那可能恰恰就是明斯基想要的方式。明斯基的文风是有难度的，但他用后续文本做了补偿。这个新版本的出版使新一代读者拥有一部经济学及金融学杰作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