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微尘
我们都对这么一类特殊的审判，或者说表演不陌生：有关庭审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早就有了安排好的剧本。法庭的场景布起，演员各司其职。公诉人慷慨陈词，审判员英明神武，被告人与其说是做自我辩护，还不如说是做自我控诉，因为他能否保全性命，能否免于酷刑，或确保作为交易砝码的至亲免遭不测，要取决于他在这幕戏里做怎样的演出。另一些宁死不愿玷污人格尊严者，会选择拒绝剧本，担下慨然赴死的命运。然而，匈牙利裔作家阿瑟·库斯勒所著小说《正午的黑暗》，却把视线投向了一个自愿将自己嵌入审判的表演，从而签下自身死刑判决书的人。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位曾立下赫赫功勋的老革命，无端招致了该国领袖的怀疑，躲过了三轮镇压反对派运动，终未幸免于难，在狱中遭受连环轰炸式的疲劳审讯后，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在公开审判中认罪，并最终于监狱的地下室接受枪决。
小说通过多处叙述表明，故事的发生地也即“革命国家”，指代的是苏联（“占据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第三章第六节）），“老领袖”指列宁（“有鞑靼人的吊眼睛”（第一章第十二节），“在合约中放弃了某些领土”（第三章第四节）），但与此同时，对相应于斯大林的“一号”的外貌却描述得语焉不详，烘托了他作为幕后操纵的“老大哥”的神秘与诡奸。故事的主人公鲁巴肖夫，在序言中被介绍为肃清运动下的牺牲者的综合，但不离身的夹鼻眼镜和倾向于“世界革命”的立场，与这批人之中的托洛茨基最为相像。不过，无论主人公具体是托洛茨基、布哈林，还是震动苏联上下的1938年“二十一人审判”的哪一名被告人，他都毫无疑问是一位“老卫兵”。这批人曾经是引领民众走到乌托邦大门前的“新型的人”；他们无畏地将毫无先例的思想逐一转化成了行动，但在三轮清洗过后，曾经的辉煌被抹杀，“一大”的照片被取下，曾经写就历史的老卫兵，沦为“一号”办公室和监狱政委伊万诺夫办公室墙壁上那方移除照片后发白的印痕。
与老卫兵相对的，是随着故事情节推进，作者以“尼安德特人”相贬称的新一代。老卫兵炽热，他们却是盲信。老卫兵好斗，他们却是残酷。最重要的一点是，老卫兵只是否定了与之斗争的旧世界，新一代却是真真正正地与那个世界毫无关联。作者别出心裁地采用嗅觉和味觉作为反复出现的主题，描绘两代革命人的差别：以监狱代政委格列金为代表的“尼安德特”一代，“可以嗅到他手枪套的皮革气味”（第一章第七节），而主人公老卫兵鲁巴肖夫的思绪在监狱里神游时，闻到的却总是略带陈腐之嫌的“小港码头的气味”、“姊妹的气味”；鲁巴肖夫总能听到格列金“洗烫得僵硬的制服和皮靴发出咔吱的声音”（第一章第七节），他自己所深陷的囹圄却只有昏暗的寂静，“让人很难相信，还有人住在这些铁门的里面”（第一章第九节）。
夹在老卫兵和新一代之间的，还有历史中真正伟大却寡言的大多数，他们如探照灯所无法射及的幽冥深海，漆黑而沉默。革命之船在这海面上破浪航行，从船上相继扔下的是传统、习俗、旧秩序和旧道德。这让船身失去了负载，无时无刻不在维持着危险的平衡，最终为了不至倾覆，被迫将船上的人也扔入海中。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正如沧海淹没落入其中的微尘。
在主人公鲁巴肖夫的梦魇中，也游荡着他亲手推下的溺毙者的幽灵。只不过他常常暗示自己，他并不亏欠任何人的“车钱”。这一比喻的说法，对应着长久困扰着他的、被一个误认为他与该国的党组织仍保持同一阵线的出租车司机索债的幻觉。他自认不亏欠任何人车钱，尽管他把拒绝宣传“战略撤退”的曲笔的理查德列为叛徒，“推入了狼窝”；将坚持港口罢工、不允许施与“革命国家”偷卸石油的轮船以便利的小洛埃逼至绝路，“摔断脊骨以取猫皮”；对视他为偶像并与他保持私情的、温婉质朴的阿洛娃之死毫无悔恨。“你愿意怎么待我都行。”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时，阿洛娃的一句说辞因其费解而令他难以忘怀。她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承担任何命运，他又有什么权力，无情摆布她的人生？当鲁巴肖夫为保证革命之船的航向，自愿跳入海的刹那，他实在不该再对这句话感到迷惘了。
“——你愿意怎么待我都行！”
在这艘满载牺牲品的船上，掌舵者以原则的名义，破坏它赖以维系的原则，以真理的许诺，推行不择手段的主义。对应许之地的信念，成了一切都抛入水后的最后压舱物。“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第三章第六节，民数记14:4）
人民立出的首领，是一个严厉的摩西。“暴政的外行只能强迫人听令去行动”，但这位首领敢“让人听令去思想”（第三章第三节）。他将有碍航船平衡的一切事物抛下水，只为不稳的航船能继续前行。可那方许诺之地又在哪里？摩西“也没能进入这方许诺的乐土，但毕竟从山顶上看到了它”（第四章第三节），老卫兵则远不及他有幸：他们只是遗憾地目睹着杀戮变成了常态，这让他们的精神变得麻木颓丧，给他们的言辞赋予了区别于新一代的、难掩的哀愁。然而这批老卫兵，已经跟随革命的航船出海了太远，被革命的逻辑浸染了太久，这让他们既不会像旧世界的丹东，为保卫自己的尊严，将侮辱名誉的指控通通掷还给施与他侮辱的人，也不会像另一个旧世界的斯巴达克斯，秉承着道义，在沉默中死去，让十字架竖满通向罗马的大路（作者库斯勒对这一话题有更多的探讨：《正午的黑暗》出自三部曲之三，三部曲之一即为讲述斯巴达克斯起义悲剧的《角斗士》。）
假如将自己抛入海中，他们历经的一切就是不亏的；被推下海的每一个牺牲品也随之变成了值得的。这是老卫兵贯彻他们逻辑的悲哀。可他们之所以蒙受这种悲哀，仅仅是因为推人下海的经历谴责着他们的良心吗？作者通过故事中间章节穿插着的、过场一般的“烂柯人”的命运，否定了这一点。此人不幸于在革命事成前被捕，监禁二十年才获得释放。囚徒的生涯让他避免了见证“革命国家”数番肃反的恶行，也同时让他错误地保持了对“革命灯塔”的崇敬。他搭乘火车来到这个灯塔国，第十四天即被再度收监。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让主人公鲁巴肖夫不禁发问，一个人究竟更愿意在黑牢的草席上做二十年的美梦，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度过两星期的现实人生？毫无疑问，一个人当然最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做他做了二十年的美梦，但烂柯人注定要担下的命运，却是在黑牢的草席上度过他最后两星期的现实人生：他被迅速而无声地处死了，随之沉寂的是他曾无时无刻不在敲击的国际歌（“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书中近乎讽刺般地译作“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死亡是留给烂柯人的现实，对故事中的大多数角色也同样。老卫兵与沉默的群众逐一落幕，剩下“尼安德特”的一代，以及他们所宣誓效忠的符号。作为存活的人，他们将负责给历史一个答复。可一艘摇晃的船，怎能掀翻整座大海？有朝一日，他们终将发现，他们的敌人是辽远的无限，是滔滔不尽的浪头，是甚至能将沧海遮蔽的穹宇；对它的偏见是戕害和杀戮的源头，可无论是戕害还是友爱，它却都乐于接纳，世间万物由此在这找到它们永恒的归宿。溶微尘于沧海，寓沧海于微尘——尼安德特历经万载也将进化为人，而进化的人，会找回他们一度弃入大海的每一个“我”。到那时，卑劣的手段终将与高尚的目标相分离：这是带走鲁巴肖夫的浪涛里，所传递的回声。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位曾立下赫赫功勋的老革命，无端招致了该国领袖的怀疑，躲过了三轮镇压反对派运动，终未幸免于难，在狱中遭受连环轰炸式的疲劳审讯后，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在公开审判中认罪，并最终于监狱的地下室接受枪决。
小说通过多处叙述表明，故事的发生地也即“革命国家”，指代的是苏联（“占据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第三章第六节）），“老领袖”指列宁（“有鞑靼人的吊眼睛”（第一章第十二节），“在合约中放弃了某些领土”（第三章第四节）），但与此同时，对相应于斯大林的“一号”的外貌却描述得语焉不详，烘托了他作为幕后操纵的“老大哥”的神秘与诡奸。故事的主人公鲁巴肖夫，在序言中被介绍为肃清运动下的牺牲者的综合，但不离身的夹鼻眼镜和倾向于“世界革命”的立场，与这批人之中的托洛茨基最为相像。不过，无论主人公具体是托洛茨基、布哈林，还是震动苏联上下的1938年“二十一人审判”的哪一名被告人，他都毫无疑问是一位“老卫兵”。这批人曾经是引领民众走到乌托邦大门前的“新型的人”；他们无畏地将毫无先例的思想逐一转化成了行动，但在三轮清洗过后，曾经的辉煌被抹杀，“一大”的照片被取下，曾经写就历史的老卫兵，沦为“一号”办公室和监狱政委伊万诺夫办公室墙壁上那方移除照片后发白的印痕。
与老卫兵相对的，是随着故事情节推进，作者以“尼安德特人”相贬称的新一代。老卫兵炽热，他们却是盲信。老卫兵好斗，他们却是残酷。最重要的一点是，老卫兵只是否定了与之斗争的旧世界，新一代却是真真正正地与那个世界毫无关联。作者别出心裁地采用嗅觉和味觉作为反复出现的主题，描绘两代革命人的差别：以监狱代政委格列金为代表的“尼安德特”一代，“可以嗅到他手枪套的皮革气味”（第一章第七节），而主人公老卫兵鲁巴肖夫的思绪在监狱里神游时，闻到的却总是略带陈腐之嫌的“小港码头的气味”、“姊妹的气味”；鲁巴肖夫总能听到格列金“洗烫得僵硬的制服和皮靴发出咔吱的声音”（第一章第七节），他自己所深陷的囹圄却只有昏暗的寂静，“让人很难相信，还有人住在这些铁门的里面”（第一章第九节）。
夹在老卫兵和新一代之间的，还有历史中真正伟大却寡言的大多数，他们如探照灯所无法射及的幽冥深海，漆黑而沉默。革命之船在这海面上破浪航行，从船上相继扔下的是传统、习俗、旧秩序和旧道德。这让船身失去了负载，无时无刻不在维持着危险的平衡，最终为了不至倾覆，被迫将船上的人也扔入海中。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正如沧海淹没落入其中的微尘。
在主人公鲁巴肖夫的梦魇中，也游荡着他亲手推下的溺毙者的幽灵。只不过他常常暗示自己，他并不亏欠任何人的“车钱”。这一比喻的说法，对应着长久困扰着他的、被一个误认为他与该国的党组织仍保持同一阵线的出租车司机索债的幻觉。他自认不亏欠任何人车钱，尽管他把拒绝宣传“战略撤退”的曲笔的理查德列为叛徒，“推入了狼窝”；将坚持港口罢工、不允许施与“革命国家”偷卸石油的轮船以便利的小洛埃逼至绝路，“摔断脊骨以取猫皮”；对视他为偶像并与他保持私情的、温婉质朴的阿洛娃之死毫无悔恨。“你愿意怎么待我都行。”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时，阿洛娃的一句说辞因其费解而令他难以忘怀。她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承担任何命运，他又有什么权力，无情摆布她的人生？当鲁巴肖夫为保证革命之船的航向，自愿跳入海的刹那，他实在不该再对这句话感到迷惘了。
“——你愿意怎么待我都行！”
在这艘满载牺牲品的船上，掌舵者以原则的名义，破坏它赖以维系的原则，以真理的许诺，推行不择手段的主义。对应许之地的信念，成了一切都抛入水后的最后压舱物。“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第三章第六节，民数记14:4）
人民立出的首领，是一个严厉的摩西。“暴政的外行只能强迫人听令去行动”，但这位首领敢“让人听令去思想”（第三章第三节）。他将有碍航船平衡的一切事物抛下水，只为不稳的航船能继续前行。可那方许诺之地又在哪里？摩西“也没能进入这方许诺的乐土，但毕竟从山顶上看到了它”（第四章第三节），老卫兵则远不及他有幸：他们只是遗憾地目睹着杀戮变成了常态，这让他们的精神变得麻木颓丧，给他们的言辞赋予了区别于新一代的、难掩的哀愁。然而这批老卫兵，已经跟随革命的航船出海了太远，被革命的逻辑浸染了太久，这让他们既不会像旧世界的丹东，为保卫自己的尊严，将侮辱名誉的指控通通掷还给施与他侮辱的人，也不会像另一个旧世界的斯巴达克斯，秉承着道义，在沉默中死去，让十字架竖满通向罗马的大路（作者库斯勒对这一话题有更多的探讨：《正午的黑暗》出自三部曲之三，三部曲之一即为讲述斯巴达克斯起义悲剧的《角斗士》。）
假如将自己抛入海中，他们历经的一切就是不亏的；被推下海的每一个牺牲品也随之变成了值得的。这是老卫兵贯彻他们逻辑的悲哀。可他们之所以蒙受这种悲哀，仅仅是因为推人下海的经历谴责着他们的良心吗？作者通过故事中间章节穿插着的、过场一般的“烂柯人”的命运，否定了这一点。此人不幸于在革命事成前被捕，监禁二十年才获得释放。囚徒的生涯让他避免了见证“革命国家”数番肃反的恶行，也同时让他错误地保持了对“革命灯塔”的崇敬。他搭乘火车来到这个灯塔国，第十四天即被再度收监。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让主人公鲁巴肖夫不禁发问，一个人究竟更愿意在黑牢的草席上做二十年的美梦，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度过两星期的现实人生？毫无疑问，一个人当然最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做他做了二十年的美梦，但烂柯人注定要担下的命运，却是在黑牢的草席上度过他最后两星期的现实人生：他被迅速而无声地处死了，随之沉寂的是他曾无时无刻不在敲击的国际歌（“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书中近乎讽刺般地译作“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死亡是留给烂柯人的现实，对故事中的大多数角色也同样。老卫兵与沉默的群众逐一落幕，剩下“尼安德特”的一代，以及他们所宣誓效忠的符号。作为存活的人，他们将负责给历史一个答复。可一艘摇晃的船，怎能掀翻整座大海？有朝一日，他们终将发现，他们的敌人是辽远的无限，是滔滔不尽的浪头，是甚至能将沧海遮蔽的穹宇；对它的偏见是戕害和杀戮的源头，可无论是戕害还是友爱，它却都乐于接纳，世间万物由此在这找到它们永恒的归宿。溶微尘于沧海，寓沧海于微尘——尼安德特历经万载也将进化为人，而进化的人，会找回他们一度弃入大海的每一个“我”。到那时，卑劣的手段终将与高尚的目标相分离：这是带走鲁巴肖夫的浪涛里，所传递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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