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终于出版，这是我个人第二本译作，原著为《Universal Man》。根据我的统计，此书从2015年6月初开始翻译，最后一次提交修改是今年2月，4月份的时候清样校毕并提交了最后一次的修订（Errata）——主要是不满意出版社对我的译作的修改，基本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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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程中，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景瑶编辑邀请我写一个译者序，现全文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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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描绘的是以“经济学家”最为我们所知（也许还是最为我们所误解？）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经济是国之大事，也是民之“小”事。翻开一位经济学家的学术专著，有基础的读者自然能顺藤摸瓜理解或者试图理解一套理论的起承转合以及实际应用；而对经济没有足够掌握的读者往往在浏览了一两个章节之后就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利率又是如何驱动了国内需求？“货币数量的上升（下降）会刺激（压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因此提升（降低）了生产和就业”？人民币进入SDR，美联储宣布加息又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如何的影响？……

这样的问题和疑问往往需要用阅读这些文字本身多出几十倍的时间，并在借助其它资料以及自我逻辑思考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一种解释。

所幸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经济学”专著，作者也明确的说：“我们这本小书，省略了技术性的东西，而选择性地将重点放在描述凯恩斯本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凯恩斯的七面人生：利他主义者，少年英才，官员，公众人物，爱人，鉴赏家和使者。

这七个方面互相交织，为我们绘制了经济学家凯恩斯更为我们不那么熟知的丰富人生，也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的准则在起最根本的作用，从而能更好地了解凯恩斯经济学体系的根基。

写历史有小的写法，也有大的写法，写人物传记也是如此。小的写法，无非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事（出生、入学、恋爱、结婚、学术……），可能再加上一些作者的评述：这是很典型的编年体传记的做法。海因斯这本书是从大处，也是更根本处来描绘梅纳德。

正如梅纳德对经济学家的定义：

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各项才能的综合。他必须在若干不同的领域达到极高的标准，而且必须综合那些不经常同时具备的才能。他必须是某种程度上的数学家、历史学家、政客、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又能用文字表达。他必须以一般概念来考量特例，在思考中同时接触抽象和实在。他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研究现在并为未来着想。任何人类的本质和制度都不能完全游离在他的考量之外。他必须同时保持目的明确而又不偏不倚的状态。他像一名艺术家一样冷漠而廉洁，但有时也要像政客那样接地气。
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已经不能只从他的学说以及其应用和效应来加以评判，更不能只是泛泛而论其生平。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某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提出一个见解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样做又是基于怎样的规则？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基地》系列中的“谢顿模型”，以及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的文明发展公理，都是结构异常简单却又异常严密的公理体系。从这些体系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作者为我们构建的宏伟宇宙。

而在译者看来，梅纳德所有的判断、行为都是出于“利他”精神这一“公理”，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如果（梅纳德）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并需要就实际事务的推进选择方法时，合理的原则总是选择最慷慨的路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需要理解规则，更要理解“元规则（meta rule）”。除了工作之外，这样的元规则也指导着此人的家庭、生活、爱好、处事、交友以及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还想知道，是怎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使得某人在那个时刻采取这个规则而不是那个规则？这里必然有元规则的存在。只有理解了元规则，我们才有可能摆脱细节的缠绕，而站在一个准上帝的视角。这样做也许还能激发我们凡人的一丝想法：一位伟大人物就是如此练成的，而“我”也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自我修养，而完成自我的提高。

梅纳德的“利他”精神在他的家庭中得以根植，在三个对他有着终身影响的组织（伊顿、国王学院和布鲁姆斯布里小组）中得以培养，在其作为官员、公众人物、使者、鉴赏家（和艺术恩主、自然保护主义者）、情人时得以体现和贯彻。简而言之，家庭、生活、工作使得他必将采取那样的一个利他立场。而从另一个方面出发，他的利他立场也促进了他能获得那样的家庭、生活、工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是凯恩斯的写照。“无私是凯恩斯的死因。在1944-45年，他可以选择延续生命，或者因过劳而牺牲自己。他心中充满了利他主义，选择了耗尽他最后一份力量从事公务。他签署的国家利益，正是他自己的死亡证明。他的一生是英雄般的一生。”

本书英文名是《Universal Man》，拉丁原文是homo universalis。在维基百科的解释中，是和polymath，renaissance man同一词条，专门用来指称一位人物，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出色的成就，一个“只要他愿意，就能做所有事情（而且做得很好）的人”。此类人中，最为我们熟知（而且我相信我们也会对此人拥有该称号毫无异议）的就是达芬奇、伽利略这样的全能人物。作者选用这一词汇来描绘凯恩斯，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这位“英国学者中最出色的‘行动上的巨人’的典范”的敬仰之心。

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性的转型时期。而经济发展本身也日渐和地域、文化、政治、军事、人口、文化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我们又应该采用怎样的准则（公理），获得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当今试图给出各自的分析和方案时，是否有着各自的公理，这些公理在本质上是否协调？基于这些公理（如果有的话）推演而来的系统是否一致而完备？这是我作为一名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期望和质询。